《坏世界研究》 徐玲解读
《坏世界研究》|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赵汀阳，中国当代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哲学界的江湖地位很高，他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原创思想的中国哲学家，有人把他比喻为中国的哈贝马斯。不过，也有人说他在学术上过于“狂妄自大”。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出版于2009年。赵汀阳把他之前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都汇集到了这本书里，这是一本极具分量的学术作品。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为一个“坏世界”，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核心内容
一、政治的初始状态问题：人类是怎样从冲突走向合作的？
二、现代西方政治的关键要素——民主、法治等传统，是从哪里来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坏世界研究》。这是一本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出版于2009年，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赵汀阳。赵汀阳把他之前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都汇集到了这本书里，这是一本极具分量的学术作品。
这里，我想先给你解释一下，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有啥区别。可以这么理解：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博弈的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而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也就是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这本《坏世界研究》，就是通过考察中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来探索和反思人类的政治进程。
那么，这本书对普通读者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把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在政治领域的所有成就，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而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看展，你会怎么做？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选一个懂行的导游，让他带你去几个最重要的展厅，重点讲解几个最重要的文物。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赵汀阳就是最理想的思想导游，而这本《坏世界研究》，就是他为我们制作的导游地图。
根据这份地图，在人类政治成就的博物馆中，有三处展厅你是必须要看的：一是思想起源厅，这儿展出的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政治起源问题的思考；第二个值得去的展厅是西方历史厅，这儿展出的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第三个值得去的展厅是中华历史厅，这儿展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不过，对这部分内容，赵汀阳另有两本专著来讨论，分别是《天下的当代性》和《惠此中国》，我在“每天听本书”都解读过，这里就略过不提。
本期音频，我们就跟随赵汀阳的指引，主要去看看第一、第二个展厅中，有哪些不能错过的展品，它们的重要价值在哪里，它们又留下了什么难解的问题。我相信，听完赵汀阳的导游讲解之后，你一定会对政治的本质，以及像民主、法治等西方政治制度的关键要素，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好，话不多说，下面就进入第一个展厅，看看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政治起源问题是怎么思考的。
我们还得从《坏世界研究》这个书名开始说起。为什么赵汀阳说这是一个“坏世界”？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两个根本性的限制条件：第一，资源有限；第二，人性自私。只要这两个限制条件不变，赵汀阳眼里，人与人之间就一定会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明争暗斗，世界就只能是坏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为一个“坏世界”，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呢？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赵汀阳关心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哲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比如中国儒家，就把希望寄托在道德上。儒家想用道德去改造人性，用道德规范去约束人性，让人变得没那么自私。不过，这招好像不太管用。人性自私的力量过于强大，相比起来，道德规范苍白无力。当道德规范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人们只会对规范阳奉阴违，变得更加伪善。
也就是说，儒家解决不了“见利忘义”的问题。那么，能不能干脆让人们见不到“利”呢？这就是老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让生活回归到极其简朴的水平，社会中根本没啥可争的东西，也就不争了。老子的方案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但它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水平永远不进步，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看来，道德解决不了争斗问题，取消利益又不可能，那就只能由政治出场来解决。政治不试图去改造人性，而是在承认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设计一套制度来分配权力和利益。那么，人类最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这个问题，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一个著名假设。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不合作，而且相互敌视、冲突不断。最后，人们再也受不了这种极度不安全的“自然状态”，于是不得不寻求合作，订立了一系列社会契约，这就是政治的开始。赵汀阳把这个观点叫做“霍布斯假设”。
那么，“霍布斯假设”有没有道理呢？赵汀阳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分析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霍布斯充分考虑了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最坏情况，也就是每个人都极度自私、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一种政治理论，必须把最坏的情况考虑进来，否则就没有普遍的解释力。
但同时，“霍布斯假设”也有缺点，这个假设存在一个极大的推理漏洞，就是，即使人们忍受不了无止境的冲突，也并不一定通过合作来解决。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一方有绝对实力，就直接消灭对手；如果谁也没有绝对实力干掉对手，就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相互回避，各过各的。在自然界，像老虎、豹子、熊等大型食肉动物的同类之间，就普遍采取这种策略。所以说，从冲突并不必然走向合作。
除非，某个社会的运气特别好，出现了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强者，但他竟然不尚武力，反而大力推广合作，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认真地考虑合作问题。为什么必须是一个强者呢？显然，如果是一个弱者跳出来呼吁说，大家要合作不要冲突，没人会理他。但是，出现“强者+圣人”的概率太低了，不可能作为合作的基础。赵汀阳说，这导致“霍布斯假设”的解释力太弱，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
那么，有没有办法修正这个缺陷呢？赵汀阳的答案是有，这个思路是由中国儒家的荀子提出的。我们知道，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与他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在这一点上，荀子与霍布斯不谋而合。荀子认为，是每个人私心私欲的无限膨胀导致了乱世，而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去乱求治”，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从冲突到合作。但是，荀子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与霍布斯有一个关键的不同。
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意思是，人生来就是群居动物。作为个体的人，力量是如此弱小，和老虎豹子没法比，根本没办法在自然界独自存活。人要活下去，必须要组队打怪，所以说，不存在霍布斯想象的完全原子化的个人。这样一来，“霍布斯假设”的缺陷，也就是从冲突推不出合作的问题，就解决了。在荀子看来，人本来就是先有合作，然后才在合作中起了冲突。
为什么合作会导致冲突呢？通俗点说，荀子认为，合作带来了集体收益，但在分配收益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想多吃多占，所以开始有了矛盾冲突。随着冲突越来越大，合作逐渐瓦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全面冲突，天下大乱，每个人作为个体又无法自保，所以，人们又不得不想办法重新开始合作。这就是荀子认为的政治初始状态，赵汀阳把它叫做“荀子假设”。
赵汀阳认为，“荀子假设”适合解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怎么形成，而“霍布斯假设”更适合解释国际政治的形成。在赵汀阳看来，目前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处于霍布斯所说的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国际政治的底层游戏规则，仍然是强者为王。如果把荀子和霍布斯的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所谓“荀子—霍布斯假设”，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政治初始状态。
“荀子—霍布斯假设”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人类之所以从冲突走向合作，根本不是出于想象中的道德目的，而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合作能够比冲突带来更大的利益。而要合作，就必须克服自己的私心私利，也就是说必须讲道德。从这个角度说，讲道德必须有利于人们获得生存优势，否则，如果讲道德的人处处吃亏、永远吃亏，那么讲道德就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那么，如何证明讲道德是一个好的生存策略呢？根据现代博弈论的观点，如果是一次性博弈，讲道德的人必然被算计，道德策略不可行。但如果是多次重复博弈，一开始，人们由于相互算计，必然落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局面；在后续博弈过程中，人们会尝试用其他策略来达成合作，这时候，讲道德就有了优势。
怎么证明这一点呢？美国博弈论专家阿克塞尔罗德，曾经设计了一个计算机仿真游戏，让各种博弈策略彼此混战上百万个回合，看谁能胜出。游戏结果出人意料：所有的“好人策略”，也就是更愿意合作、从不首先背叛的道德策略，在得分上遥遥领先；而所有的“坏人策略”，也就是总想着通过背叛来单方面捞取好处的不道德策略，都输得很惨。换句话说，这个游戏证明了，在多次重复博弈中，讲道德才是最优生存策略。
这样一来，在理论层面问题似乎被完美地解决了：人们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就必定从冲突走向合作，也必定会讲道德。于是，世界大同，人间再无纷争。但 这显然不是事实。如果一个理论与现实不符，那肯定不是现实错了，而是理论出了问题。错在哪儿呢？赵汀阳认为，这个博弈游戏的根本漏洞在于，它的规则过于理想化，和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所有人都是“杀不死”的，永远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再比如，所有人的每次出招都是公开的，没有机会“暗算”别人。这些规则其实是明显偏袒好人策略，而削弱了坏人策略的威力。
其实，关于政治初始状态的思想实验，除了刚才说的“荀子—霍布斯假设”和阿克塞尔罗德的博弈游戏，还有很多，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你只要知道，政治的初始状态问题，也就是人类是怎样从冲突走向合作的，是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问题，它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有多种可能的解法。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文明，都给出了自己的解法。
好，到这儿，相信第一个展厅里的精彩展品，已经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请移步到第二个展厅，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西方文明是怎样来解这道题的，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的。在这部分，我们会跟随赵汀阳的讲解，来看看民主、法治等重要政治制度的优点与不足。赵汀阳认为，对政治问题来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答案，而只有动态正确的解法。
英文中，政治“politics”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的城邦“polis”。这表明，西方文明对政治的理解最早源于希腊的城邦。关于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有句著名论断：“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理解，更接近于荀子而非霍布斯。
赵汀阳认为，古希腊城邦给现代政治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民主制度。但要注意，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西方民主的主要形式是投票选举，而在古希腊城邦，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随机抽签和公共讨论，投票只起辅助作用。
以雅典为例。它的最高行政机构叫做500人议会，这500人由全体雅典公民随机抽签产生；同时，设9名联席执政官，这9人从500人议会成员中随机抽签产生；除此之外，雅典城邦的各级政府官员和法庭陪审团成员，也都由抽签产生。唯一的例外是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它由各部落推举的10位将军组成。毕竟，指挥行军打仗是极为专业的事情，而且事关生死，外行无法胜任。
除了抽签制，还有公民大会，城邦的所有大事都必须由公民大会决定。公民大会每年举行10次重要会议，和几十次普通会议。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会上发表意见、公开辩论，把需要决定的事情充分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
概括起来，雅典城邦民主的具体运作模式是：如果是任命官员，就用抽签决定；如果是决定事务，就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然后再投票决定。所以说，城邦民主是由抽签、公议和投票三种形式结合的复合民主。
搞抽签制的民主看似不靠谱，但是，它能够保证每个人中选的几率相等，也就是让每个人享有实质性的平等。不过，古希腊人显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抽签虽然能够保证平等，却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民众可能因为无知，或者受到误导，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说到底，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民众自己来选择”，而是“民众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古希腊人想出的办法，是公议制度，也就是公共讨论。公民除了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意见，还可以在城邦的广场上，宣传、交流、辩论各自的意见。这样一来，等于建立了一个言论自由的意见广场，人们可以把不同意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它们的优劣，从而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去选择那些真正好的事情，民主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赵汀阳认为，古希腊的公议制度是一个理想制度，但问题是，人性并不理想，达不到这个制度所需要的水平。于是，公议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严重变形走样。
按照公议制度的设计，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所有意见都享有平等地位。从逻辑上说，这就必然导致各种意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这本来不是问题，因为在理想状态下，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对话，找到真知灼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实际情况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有道理，每个人都想争夺话语权，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人们陷入意见的混战，不但不能达成共识，还往往相互仇恨，从意见分歧走向社会分裂。
更麻烦的是，既然没有什么绝对标准来判断意见的高下，那么，某个意见能否胜出，关键就在于有没有高超的表达技巧。于是，“修辞术”在当时大行其道。什么是“修辞术”呢？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就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修辞术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它只关心有效的说服方式，也就是如何用语言的力量来操纵人心。
当时，一些政治煽动家就是借助修辞术的强大威力，故意去炒作各种意见，既迎合公众欲望，又挑起公众情绪。相比起来，朴素的真理根本竞争不过那些精心包装、专攻人性弱点的错误意见。于是，在意见市场上，就出现了今天经济学家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各种低劣浅薄的意见漫天飞，雅典人根本无法从中分辨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对“修辞术”深恶痛绝，决心用“辩证法”来对抗修辞术，用逻辑和知识来检验意见的真伪。但是，苏格拉底没有成功，反而因言获罪。无论如何，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实践，以及古希腊哲学家对民主制度的反思，都给现代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除了民主，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另一大支柱是法治。民主传统来自古希腊城邦，那法治传统又来自哪里呢？答案是，罗马帝国。
提起罗马帝国，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战力超强的军事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控制了大概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是古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帝国。
罗马人崇尚武力，他们相信，成功的武力征服本身就证明了帝国的优越性，以及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罗马人还把军人品质，比如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感等等，上升到了美学高度。罗马人热衷于斗兽，不是因为他们对杀戮本身感兴趣，而是为了追求这种强烈的美感。
听到这儿，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罗马帝国就是以武力平天下。其实，罗马帝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造，就是开创了法治传统。历史上的强者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军事征服之后，该如何去统治，才不会引起反抗？罗马人的答案是：创造一种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公正法律。
罗马人相信，只要法律能够对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一视同仁、公正治理，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反叛的动力。其中的道理在于：只要法令是明确可信的，它清晰定义了每个人成功的条件和机会，那么，人们就会去琢磨在这个游戏规则下的最佳策略，而不是去掀桌子推翻游戏。在这一点上，罗马的法治思路和中国先秦法家的主张是相通的。
不过，罗马法比秦国法律要成熟得多，不但区分了公法和私法，还创造了市民法和万民法，已经具有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罗马法基本覆盖了当时生活中的所有事务，社会不再需要法律之外的其他规则，这是非常简洁的治理方式。
所以说，罗马不但是个军事帝国，还是个法律帝国。它以武力摆平各地，然后以法律统一治理社会，让归顺帝国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不同信仰的人，获得一个新身份——罗马帝国的合法臣民。当所有人都变成了“罗马人”，就不会有人再想着闹独立了，罗马就实现了和平统治。
只是，罗马帝国算漏了一点。法律统治让帝国的各族人民多了一个“罗马人”的新身份，却并没有让他们抛弃旧身份和原有的价值观。各族人民在精神上仍然是各过各的，没有被整合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换句话说，罗马帝国还不懂得精神政治和心灵统治的重要性。这个任务最后是由谁完成的呢？是基督教。
赵汀阳认为，罗马帝国一开始对基督教大肆迫害，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基督教在抢夺人心方面的巨大威胁。在精神气质上，罗马追求卓越、崇尚强者，而基督教提倡平等、给弱者以安慰。显然，相比罗马帝国，当时的基督教观念是更容易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的。
赵汀阳指出，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更厉害的一点，是能够再造人的心灵。“基督徒”和“罗马人”不一样，它不是信徒在原有身份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基督教鼓励信徒抛弃原有身份，放下家庭、社会关系和共同体，而只认“基督徒”这个唯一的新身份。比如，在《圣经·新约》里，耶稣说：“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富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样一来，基督教就用新的精神身份，取代了各种地方性的精神身份和价值观。
可能正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巨大威力，罗马帝国最终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由帝国管理肉体，由教会管理心灵。从此，“罗马人”与“基督徒”的双重身份认同，成为了西方的身份标记，一直持续到今天。只不过现在“罗马人”扩大成了“西方人”，而基督教扩大成了西方价值观。
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展厅中几个最重要的展品了：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它们的历史久远，可以分别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它们也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领域的关键要素。
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次看展的主要收获。
赵汀阳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两个根本性的限制条件：资源有限和人性自私。在这两个限制条件下，人人相争、相互冲突，而政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化冲突为合作。在第一个展厅中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做了各种思想实验，来探讨政治的起源过程。在第二个展厅中，我们通过回顾西方历史，来考察西方文明为解决政治问题而发明的各种制度。历史的答卷并不完美，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但它也带来了重要的线索，提示我们去思考更好的解法。
最后，我还想和你分享一点赵汀阳对政治本质的思考。
一般认为，现代政治思想是由15世纪的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开启的。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人们认为政治应该追求高尚的道德目标，甚至把政治哲学看成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马基雅维利却说，这是一个谎言。政治家不用背负任何道德包袱，如果需要，可以背信弃义、不择一切手段去实现政治目标。对马基雅维利的主张，一开始，人们觉得惊世骇俗、难以接受；后来，又觉得他说得好有道理，简直是微言大义。
不过，在赵汀阳看来，如果仅仅从博弈策略上说，马基雅维利的招数并不高明，大概相当于阿克塞尔罗德游戏当中的“坏人策略”。这类策略往往只在一次博弈的时候有效，而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大概率会失败。
如果从对政治本质的理解来说，马基雅维利更是错得离谱。的确，人性自私和相互争斗，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但是，人类之所以思考政治问题，不是为了研究怎样把斗争进行到底，而是为了想办法化冲突为合作，创造一个利益共享、幸福共享的世界。归根结底，“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政治的初始状态问题，也就是人类是怎样从冲突走向合作的，是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目前比较好的理解框架是“荀子—霍布斯假设”。
2.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等西方政治传统，可以分别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它们也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领域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