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姐妹》 苗炜工作室解读

《两姐妹》|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奥斯娜·塞厄斯塔，是挪威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曾经是一名战地记者。“9·11”事件后，她开始集中关注极端主义议题。2003年，她出版的《喀布尔的书商》，描述了一个保守传统的阿富汗家庭，出版后引起过很大的关注，是西方国家的畅销书。2015年，她还出版的《我们中的一员》，写了震惊世界的挪威反穆斯林枪击案制造者布雷维克的故事。

关于本书

2013年10月17日，挪威籍索马里姐妹阿扬和莱拉家人留下一封邮件，宣布将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从那以后，她们的父亲萨迪克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女儿的历程。他亲赴叙利亚，他被“伊斯兰国”关押和折磨，侥幸死里逃生。而后，他坚持雇佣叙利亚的蛇头寻找和营救女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家庭分崩离析。作者奥斯娜详细采访了女孩的父母、兄弟、朋友、同学、学校老师，同时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原因使这两个女孩抛开一切重赴战场，心甘情愿地为“伊斯兰国”的残酷统治服务？

核心内容

处于青春期的两姐妹虽然成长在挪威，但作为少数族裔，她们内心里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不认为自己在挪威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宽松的宗教环境，使得她们有机会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以及对圣战的鼓吹，满足了她们追求浪漫，获得影响力，获得独立等心理需求。为了吸引更多的圣战者，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打造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通过掠夺叙利亚人的财富，使外国圣战者和他们的妻子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使她们并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我要解读的这本书叫《两姐妹》。这本书讲了一个真实故事：2013年10月17日，挪威籍索马里姐妹阿扬和莱拉像往常一样出门上学，随后，她们发给家人一封邮件，宣布将前往叙利亚。女儿们离家后，父亲萨迪克为了寻找她们，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住房，花光了所有积蓄，家庭分崩离析。然而，两个女儿却并没有回心转意。阿扬和莱拉在叙利亚嫁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者”，分别生下孩子。她们义无反顾地支持那里的一切，拒绝回到挪威。这本书一直记录到2016年，阿扬和莱拉依然居住在叙利亚。2019年3月，在叙利亚领土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剿灭，很多支持“圣战”的妇女被俘。我很好奇两姐妹的下落，但并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

这本书的作者是挪威的自由撰稿人和作家奥斯娜·塞厄斯塔，同时她还是著名的战地记者。奥斯娜在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著述颇丰。比如2003年，她写了一本书叫《喀布尔的书商》，描述了一个保守传统的阿富汗家庭。那个时候，“9·11”事件发生刚刚两年，西方社会作为局外人，还处于迫切需要了解伊斯兰世界的阶段。《两姐妹》这本书的英文版是2018年出版的，奥斯娜想通过这本书，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这两个女孩抛开一切，心甘情愿地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酷统治服务？

这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单单在挪威，就有90多个家庭的孩子去了叙利亚。这些年，国际社会一直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数以千计的、在西方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奔赴叙利亚成了圣战者。即使现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问题仍在继续。2019年4月，斯里兰卡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袭击负责。人们发现，9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大多成长在富裕家庭、受教育程度很高，其中还有两兄弟是斯里兰卡香料大王的儿子。这样的一些人，为什么会走上极端主义之路呢？

作者奥斯娜虽然没能采访阿扬和莱拉两姐妹，但她详细采访了她们的父母、兄弟、朋友、同学、学校老师，同时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说阿扬和莱拉两姐妹在去叙利亚之前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原因可能促使她们决定投身“圣战”。第二部分，我们说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如何维系统治的，阿扬和莱拉这样的女孩为什么会在叙利亚执迷不悟。

我们先来进入第一部分。首先来了解下萨迪克一家的背景。1986年索马里内战爆发，萨迪克还曾经加入了叛军。后来为了能有更好的生活，1996年，萨迪克逃亡到了挪威，寻求政治庇护。两年后，1998年，在联合国家庭团圆计划的安排下,妻子萨拉带着孩子们来到挪威。一家人在挪威百万富翁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贝鲁姆安了家。虽然经济条件处于这个城市的中低阶层，但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安稳，不愁吃穿。

到挪威的时候，阿扬和莱拉两姐妹一个6岁，一个3岁，可以说，她们是在挪威长大成人的。挪威社会强调文化多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也正因为如此，姐妹俩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里。就拿萨迪克家庭内部来说，父母俩都是穆斯林，但是父亲萨迪克会说挪威语，思想开放，对挪威有很强的认同感。很多索马里移民甚至批评他对伊斯兰传统保持得不够好。母亲萨拉则从来没有真正适应挪威的生活。她在挪威生活了很多年，都没有学会挪威语，文化上偏向保守。在两姐妹出走之前，她最担心的是不再去清真寺的儿子伊斯梅尔，认为他离索马里人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有被挪威人同化的危险。

由此可见，姐妹俩虽然成长在挪威，她们却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她们究竟是挪威人还是索马里人？作为穆斯林，她们应该怎样理解伊斯兰？这些问题说到底是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认同都受到个人经历、教育、家庭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接受和遵循哪种社会行为规范。回到阿扬和莱拉身上，她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长大，种族、宗教以及各种文化的碰撞很容易让她们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可能就是促使两姐妹转变的基础。

本书的作者奥斯娜主要描述了姐姐阿扬的变化。早期，阿扬并没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梦想是能够进入联合国工作。她成功地申请进入了挪威很有名望的内斯布鲁高中。这所高中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预科培训项目”之一，除了挪威语课和外语课之外，全部使用英语授课，这对于希望成为外交官的阿扬来说非常适合。但奥斯娜注意到，阿扬正是在上高中的第一年遭遇到了身份认同危机。她在之前的学校里有一些少数族裔朋友，但是内斯布鲁高中是一个白人的世界，阿扬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到入学第一年的夏天，她就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决定申请去另一所中学就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阿扬和莱拉开始从各种途径接受伊斯兰宗教和组织的信息。母亲萨拉为了让她们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找了一名经师，每周教她们学习《古兰经》。父母们并不知道，这个经师给他们的孩子讲了“圣战”，告诉他们最高形式的“圣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战斗。这些人“将获准坐在天堂里真主的宝座之下”。死亡是他们授课的重要主题。这个经师把死亡描述得非常美好，殉道者去世的时候面带微笑，身上还散发出麝香的味道。他声称，穆斯林把死亡看作新生命的开始，生命只有在死亡后才真正开始。

但即便是接收了这些信息，两姐妹的父母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一家人好不容易逃离了索马里内战，她们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国家叙利亚卖命呢？这背后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时候，阿扬加入了一个坚持纯粹宗教原则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叫伊斯兰讯息网。2008年，伊斯兰讯息网在脸谱网上建了一个网页。这反映出了两代穆斯林之间的代沟。

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穆斯林来到挪威。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建立了不同的清真寺。他们在这里举办出生、婚礼、葬礼等人生中的重要仪式，在遇到挫折时寻求指引的场所。清真寺也是他们会见同胞的社交场所。但年轻一代认为，自己的父母把宗教和文化混为一谈，伊斯兰对父母更像是一种传统，他们对安拉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年轻人反对根据国籍建立的清真寺，认为穆斯林必须无国别地团结在一起，壮大伊斯兰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借助网络这种手段联系彼此。

所以年轻一代对宗教的顺从程度更高，在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方面也更严格。萨迪克家里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萨迪克第一次发现两个女儿接触激进主义，大约是在她们出走前两年。那天，姐妹俩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黑色的尼卡布，这是一种把眼睛之外的面部全部蒙上的面纱。母亲萨拉当即命令她们：“脱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几代移民的生活感受和他们对宗教的看法很不一样。父辈们相信是挪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对这个国家怀有感激之情。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温和、传统的快乐主义生活方式，遇事随遇而安。第二代移民，在挪威出生，在挪威长大。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自己处于挪威社会主流之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与挪威本地人同样的机会。他们认为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被这个社会完全接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找到了一种中间身份，双脚分别踏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船上，一些人试图在地道的挪威人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找到平衡，最后只能投身于宗教中去寻找巨大的归属感。

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相互扶持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穆斯林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例子是，2005年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刊登了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穆斯林的抗议。伊斯兰讯息网的创办者那时候十几岁，处在青春期，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抱团取暖。

除了身份认同，还有一个因素非常关键。阿扬和莱拉的激进化也正好发生在她们的青春期时代。作者奥斯娜发现，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她们对于圣战的向往，还出于青春期的某些强烈愿望，比如反叛家庭、获得影响力、寻求刺激，以及追求浪漫感情。这个观点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反映。美国联邦检察官肯·巴伦写过一本《沉浸在爱中的恐怖分子》。他访谈了近一百人，有的人是为了逃离暴虐的父亲，有的人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

不得不说，在解释阿扬和莱拉为什么要出走这个问题上，《两姐妹》这本书存在两个不足。一是作者并没有采访到她们本人，很难直接地回答她们出走的原因，只能去寻找她们生活的外部世界变化的证据。比如，她们接触过什么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故。第二个问题是，作者的很多信息来自两姐妹的父母，她也很难获得一些材料，具体入微地讨论这个家庭内部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奥斯娜在《两姐妹》中还写了一些其他挪威“圣战”女孩的故事。

比如一个叫艾莎的女孩从记事时起，就经常目睹父亲把母亲按在墙上、家具上毒打。她自己也经常被父亲痛殴。所以她渴望用一些美丽、强大、属于她自己的东西来填补缺少父爱和安全感的人生，于是她疯狂地想要嫁给一位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者，从而获得权力、地位和安全感。另一名女孩埃米拉的动力是自由婚姻。很多移民家庭希望以通婚的方式，让大家族内部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来挪威定居。埃米拉很小的时候就和远在巴基斯坦的堂兄订婚。长大以后，她曾经苦苦恳求父亲，但父亲并没有让步。相反，伊斯兰讯息网鼓励女孩将选择伴侣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穆斯林社会，无论他们的家族出身、种族和国别。于是，在结婚倒计时的钟声中，埃米拉前往了叙利亚，和圣战分子结婚。这本书里的主人公阿扬，高中时也曾经有一次自由恋爱未果。她的表哥从加拿大来挪威待了一个月，两个人陷入热恋，但这段感情受到了双方父母的阻拦。

阿扬的很多行为都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女做法。对于她而言，有极端主义思想护驾，一切道德是非都不重要，一切规则都不用遵守。在离家前的半年里，阿扬一直在超额消费。她买了性感舒适的胸罩、女士蕾丝上衣、利亚牌拖鞋等物品，但是从不支付信用卡账单。阿扬认为自己的欺诈行为有正当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去叙利亚是真主的旨意。真主把这个机会给了她。在一个攻击穆斯林的国家里，不向这些以经营为目的的公司支付欠款，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圣战”。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了解两姐妹变得极端主义的一部分主要诱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少数族裔，在宗教中追求身份认同，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这些极端主义思想满足了她们作为青春期少女的某些心理需求。

那么，当她们真的去了叙利亚以后，面对残酷的战争为什么还不悔改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们根本不愿意回家。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看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怎么维持统治的，为什么姐妹俩会拒绝回到挪威。

父亲萨迪克第一次到叙利亚寻找女儿的时候，曾经因为拒绝接受阿扬的新婚丈夫而被投入死牢。因为这段经历，他提供了一些观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视角。

女儿离家以后，萨迪克很快就跟到了叙利亚的阿特麦，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蛇头。为什么要找蛇头呢？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阿特麦人口增长了几倍，大量涌入叙利亚的人在这里逗留，其中包括不少像萨迪克这样寻找孩子的父母。阿特麦有一套战争经济逻辑。比如在寻找女儿期间，萨迪克要雇两个贴身保护他的人，每人每天10美元；要租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租金是每天20美元。在没人保护的情况下，萨迪克不能单独外出，因为他也可能会被人绑架。这里的民兵中有一些犯罪组织，专门绑架外国人。蛇头告诉萨迪克，如果人还活着，会被扔进监狱，这些犯罪组织会向家人或者所属国家的政府索要5000美元的赎金；如果人死了，他会索要2000美元。这期间，他们会把尸体放进冰柜，摞在别的尸体上面，直到他们收到赎金为止。

在阿特麦，政府体系完全分崩离析。包括“叙利亚自由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胜利阵线”等等在内武装组织各自割占辖区。所以蛇头带萨迪克寻找女儿，做的第一件事，是带他拜码头，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各个组织。这是战争时期的法则：如果不投靠某个组织，外国人在叙利亚无法生存，如果你独来独往，在选择投靠的组织方面犹豫不决，那么很可能会被怀疑是个间谍。

其实在阿特麦，萨迪克很快就打听到了阿扬的下落，得知她已经和这里的武装分子结婚。他甚至见到了阿扬和自己的“女婿”。萨迪克不同意这一切，结果就是被人投入了死牢，并被痛殴，差点就被砍了头。

那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呢？在死牢里，萨迪克的罪名是外国间谍，但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寻找女儿的老父亲。于是，他被带到了一个伊斯兰教法庭，接受审讯。他出具了儿子发给自己的手机短信，证明了自己身份。这个法庭的法官决定释放他，并且要给他提供通行证，让他离开叙利亚。但是，想把萨迪克置于死地的人并没有放过他。三个在死牢折磨他的狱监夜里把他带出监狱，想偷偷处死他。根据萨迪克的描述，就在他们就要行刑的时候，他灵机一动，要求对方满足他一个条件，把他的手铐打开，让他把手放在前面，有尊严地死去。对方信以为真。萨迪克毕竟在索马里内战历练了多年，抓住这个机会击倒了一个人，抢走了他的步枪，趁着夜色逃跑，后来被叙利亚当地的农民救了下来。

萨迪克回忆在死牢里的情景，狱友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被拖走，他发现，这些人都是叙利亚人。他们犯下的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有人在土耳其边界上种植橄榄树，被认为通敌，再比如有人持有香烟，被认为违反了伊斯兰教法，但事实上，《古兰经》并没有明文规定。这个死牢里的人能不能活，要看伊斯兰教法庭的发落，而这个法庭的法官是沙特阿拉伯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做的事情类似于“殖民”。一群外国人使用暴力手段统治原住民，掠夺财富。这当中有个人物叫艾哈利法威，从前是萨达姆手下的军官。他制定了一个恐怖体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每个省委员会有一名领导，负责间谍、勒索、绑架和谋杀。他还负责所有通信及情报加密工作。与此同时，各个领导之间还彼此监视。他们还有一个叫“达瓦慈善会”的组织，2013年以后，这个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增设了大量的办公点。它看起来是个慈善组织，其实也是这个叫艾哈利法威的人控制的。

另外，艾哈利法威在统治范围内大量安插间谍。这些间谍做什么呢？他们的任务包括：列出有权势的家族和家族中最重要的男人的名单；弄清他们的收入来源；记录伊斯兰教法禁止的活动；收集关于非法关系和同性恋活动的资料，等等。这样他们一来可以抓住别人的把柄，方便进行威胁和讹诈，二来还了解当地居民的详细情况，谁支持民主，谁忠于阿萨德政权；他们的宗教派别如何，有没有反对圣战的倾向。间谍的安插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人和人之间不再彼此信任，叙利亚社会原来的黏合性就被破坏了，社会分裂解体，统治就变得容易了。

阿扬和莱拉这样的圣战女战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她们另有安排。在叙利亚期间，两姐妹其实一直通过网络和电话和家里联系。她们认为她们在叙利亚的生活非常优越，有大房子住，不愁吃穿，还有佣人。外国战士在这里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住最好的社区，收入很高，享有特权。有一个例子是，2017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情况恶化，削减了士兵50％的工资。尽管如此，本地战士每月工资为200美元，外国战士还是可以拿到400美元。

很多女孩子到叙利亚以后会很快和圣战分子结婚，然后她们就会根据丈夫的地位分到相应级别的住所。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在互联网上讲述过自己的生活状态。比如一个马来西亚妇女，嫁给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摩洛哥圣战分子。她说，她不用付房租，房子是免费分配的，不用付水电费，医疗也是免费的，每月都能分到包括意大利面、罐装食品、鸡蛋、大米在内的各种生活用品。而且每个月不仅她的丈夫有津贴，她也有，小孩也有。她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当地的叙利亚人手里掠夺来的。但是她们觉得很正常，这是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来到叙利亚，理应得到的回报，是战利品。这些物品是从异教徒那里夺来，等同于真主的礼物。我们从中也能看出来，阿扬和莱拉为什么不愿回挪威？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给这些女孩造了一个梦：这里有幸福的生活，不但一切免费，死后还能帮助你进入天堂。

也许是自发的，也许是被授意，很多女性会很乐于介绍她们在叙利亚的生活，这成为了一种宣传圣战的方式。比如同样是从挪威去叙利亚参加圣战的艾莎，她的博客就像是专为那些挪威女孩准备的。她会用挪威语向她们介绍当地的机构设置、福利制度等等。那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什么需要招募这么多的女性去叙利亚？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孩子。阿扬在和朋友通话的时候曾经说，她不介意丈夫再娶一个妻子。朋友问她会不会吃醋，她回答：不会，我们需要生很多孩子，如果战争会持续很久的话，我们需要新的士兵。

一家反恐怖主义研究会的资料显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内有3万多名孕妇。对孩子，他们非常明确的教育目标：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就被教导要敬畏国家，仇恨不信教的人；从小就要精读《古兰经》。6岁开始上学，在学校要学会服从命令。历史、哲学、公民学、艺术和音乐被列为“无神论课程”，都被删除。地理课只学习伊斯兰世界的相关知识，体育课改成“圣战训练”，重点是射击和格斗。数学题举的例子都是坦克、大炮和子弹。

好，这就是我对《两姐妹》的解读。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第一，作者奥斯娜·塞厄斯塔在书里记述了索马里裔挪威籍姐妹阿扬和莱拉决定去叙利亚参加圣战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极端主义道路有所了解。简单地说，这些少数族裔年轻人作为第二代移民，认为他们在所在国家并没有得到无差别的对待。他们从宗教极端主义中找到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不计一切后果地参与圣战，也是他们摆脱原生家庭不幸的一种方式，满足了他们对浪漫、权力等的追求。

第二，书中描写了父亲萨迪克亲赴叙利亚寻找女儿的经历。通过这段经历，我们了解到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管理松散，人口走私网络发达。而在叙利亚内部，武装割据，治理系统完全崩塌。

第三，我们了解了为什么阿扬、莱拉两姐妹拒绝回挪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了维持统治，在占领区编织了一张恐怖网络，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掠夺财富。外国圣战者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中坚力量，在统治结构里处于上层，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孩子会进入精心安排的教育体系，被培养成为下一代圣战战士和圣战战士的母亲。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