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 邓一丁解读

《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 邓一丁解读

关于作者

苏珊娜·卡哈兰是美国知名作家，《纽约邮报》记者。2009年，苏珊娜罹患脑炎，却被误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险些耽误救治。幸而一位医生重新评估了苏珊娜的病情，并将其治愈。痊愈后，苏珊娜对精神病学的学科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出版了调查的成果。她的调查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著名影视公司网飞根据她的经历拍摄了电影，专业医学期刊《柳叶刀》也刊登了她的成果。

关于本书

苏珊娜走访了大量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原了精神病学的学科历史，写成了这本《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在本书中，苏珊娜尤其深入地调查了精神病学史上划时代的罗森汉实验，深刻地反思了这场实验对精神病学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核心内容

本期解读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为你清晰地梳理了精神病学在罗森汉实验前、中、后的状况，并详细讲述了原书的核心内容：罗森汉实验的过程及前因后果。通过聆听解读，你将了解精神病学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存在的种种伪科学的乱象，罗森汉实验对精神病学的颠覆，以及罗森汉实验对精神病学造成的持久影响。

你好，我是邓一丁，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一听书名，精神病院里怎么还会有正常人呢？别急，先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话说在2009年的美国，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她得了一种病，症状很奇怪。她工作的时候没法集中注意力，晚上睡不着觉，总感觉心神不宁。更要命的是，她还出现了各种幻觉。她总能听到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声音。有一次，她说臭虫占据了她的公寓，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臭虫，都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有一次，她甚至在浴室里看到了一对漂浮的眼球，这当然把她给吓坏了。这些幻觉搞得她情绪相当不稳定。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她会冲出房门，在大街上游荡。她的家人当然非常担心她，想把她接回家一起住。但她却相信这是一场阴谋，是家人们要害她，又从家里逃了出来。

你听这位女士的情况，是不是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精神病人很像呢？她的医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医生们怀疑，这位女士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们给她用了镇静剂，还有各种抗精神病的药物。结果呢？她的症状反倒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彻底崩溃，连说话和走路都有困难。治了一个月，医生们也没辙了，只好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

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一位医生仔细研究了这位女青年的病情，认为她得的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一种大脑上的炎症。这两个诊断结果差别可是太大了。大脑发炎是器质性的疾病，只要对症下药，是可以很快治愈的。而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周期通常要长得多，病人得住进精神病院里，用药物来控制各种不良反应，还没法保证根治。现在既然有医生提出了新的思路，大家就决定，换一套治疗方案试一试。一试之下，还真有效，病人得的还真是脑炎，很快就治好了。

不过，出院以后，这位女士越想越后怕。得亏有那位医生重新评估了她的病情，不然这会儿，她可能就在精神病院里了。治不好，又出不去，那可就麻烦了。她到底为什么会被误诊呢？她决定，刨根问底，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采访了很多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深入地调查了精神病学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在生病以前，她原本是《纽约邮报》的记者，做起调查来得心应手，文笔也很流畅。她把调查的结果写成了书，在美国大受欢迎。著名的影视公司网飞把她的经历拍成了电影。专业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也刊登了她的调查。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位女士就是这本《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作者，苏珊娜·卡哈兰。

那在这本书里，苏珊娜都写了些什么呢？她发现，在精神病学这个学科的历史上，曾经有一项非常具有颠覆性的研究。这项研究1973年发表在权威的《科学》杂志上，标题就叫《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这也是苏珊娜这本书标题的来历。1973年的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叫戴维·罗森汉，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一名教授。这篇论文里说，从1969年开始，罗森汉和其他七名志愿者，通过伪装病情，成功地让精神病院的医生相信他们患有精神疾病，先后住进了十二家精神病院。罗森汉这帮人当然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是要用这个实验来说明，正常人伪装成精神病人是非常容易的。因此，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严重不靠谱。这项研究在当年的美国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直到今天，罗森汉的这篇论文仍然是大多数心理学专业学生入门必读的材料。

从苏珊娜的调查来看，精神病学这个学科几乎被罗森汉实验拦腰截断，断成了前后两截。接下来，我的解读将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罗森汉实验以前的精神病学是个什么样子；在第二部分，我们来具体说说罗森汉实验；最后，在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说说，罗森汉实验对精神病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倒不只是讲清楚了精神病学史上的一项划时代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个学科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发展过程。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罗森汉实验以前的精神病学是个什么样子。

太久远的历史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从19世纪说起。苏珊娜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她发现，19世纪的精神病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诊断标准过于模糊。

模糊到什么程度呢？苏珊娜找到了美国一家州立精神病院的入院日志。在19世纪，什么样的人会被送进这家精神病院呢？我给你念念日志上的记载：有失去朋友的人、生意失败的人、精神紧张的人、宗教狂热的人、中暑的人、吸烟过量的人、特别爱吃薄荷糖的人、说脏话的人、争取男女平等的女人，等等。收治病人的理由简直是千奇百怪。最荒唐的是，当时有个内科医生认为，黑人奴隶很容易得精神病，最主要的症状有两个，一是感觉迟钝，二是强烈的逃脱束缚的欲望。黑人奴隶想要逃脱束缚，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可是在当时，这就是诊断他们得了精神病的依据。你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精神病的诊断标准模糊到了什么程度。

精神病的诊断标准模糊，这就会带来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你想想看，既然断定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只需要医生的一纸证明，那任何有钱有势的人都可以买通医生，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根据英国约克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英国著名的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就做过这么一桩丑事。为了追求一位小自己27岁的女演员，狄更斯曾经试图把结婚22年的结发妻子送进精神病院，只因为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才作罢。在美国，有位女作家因为宣扬女性独立，被丈夫关进精神病院三个礼拜。出院后，她写了本书，书里说：“仅凭两位医生的证明，我就被关起来，再没有比这更罪大恶极或残暴的行为了。医生时常收受贿赂，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病轻率地出具证明。”从苏珊娜列举的材料来看，在整个19世纪，这样的案例还有许许多多。

仅仅被关进精神病院，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更糟糕的是，一旦被诊断得了精神病，病人很可能会永久地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对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病人还可能会被强行收治。精神病要怎么治呢？当时的做法是，用水蛭，就是一种吸血的虫子，给病人放血；或者让病人坐在一张旋转的椅子上，把病人转晕，让他们剧烈地呕吐；再不行，还会用上鞭刑。这哪里是治疗啊，分明就是虐待。在19世纪，很多病人扛不住这些所谓的“治疗手段”，入院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被折磨致死。苏珊娜在书里毫不留情地评论：在整个19世纪，精神病学就是一门“披着医学外衣的伪科学”。

这么恶劣的情况就没人管管吗？当然有。1887年，《纽约世界报》有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潜入了一家女子精神病院，调查里面的情况。多说一句，当时《纽约世界报》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就是根据他的遗愿设立的。为了能顺利地混进精神病院，伊丽莎白真是豁出去了。她晚上不睡觉，大声朗读鬼故事，把自己吓得魂不附体，好让自己的眼神看起来更疯狂。她还穿上了一身被虫蛀过的旧衣服，跑到公共场所大吵大闹。事后证明，她根本没必要费这么大劲。一个医生只是装模作样地给她把了把脉，看了看她的舌苔，就断定她有精神病。伊丽莎白顺利地住进了精神病院。

进去一看，里面的情况比她预想的还要糟糕。病人们吃的食物都腐烂了。厕所里污水横流。洗澡的时候，所有病人共用一个肮脏的冷水浴缸。有的病人还患有梅毒，那可是会传染的，但是护理人员根本不管。在精神病院里，伊丽莎白还听说了更多可怕的事情：有位妇女穿着专门用来控制病人的紧身衣，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生下了一个小孩；有个病人把老鼠药当成布丁，吃下去就死了；还有个小女孩因为拒绝洗澡，被护士一顿毒打，第二天一早也死了。

伊丽莎白被这些事情吓坏了。她赶紧停止了伪装，一切行动举止都和正常人一样。她试图说服护士她没得病，但她表现得越正常，护士们就越觉得她不正常，因为她们对伊丽莎白一切行为的判断都是以她有病为前提的。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有人被误诊，关了进来，那她根本没办法自证清白。伊丽莎白在这所精神病院里待了十天，她报社的编辑委托律师把她捞了出来。要不是这样，她这辈子恐怕都别想出来了。出院后，伊丽莎白立即写了文章，曝光了她在精神病院里的恐怖见闻。她的文章引发了全社会的愤慨，政客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把护理精神病人的年度预算增加了60%。

增加预算或许能改善病人的处境，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学这个学科的问题。进入20世纪，精神病学的发展依然很缓慢。那时候的精神病学吸收了大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成果，在诊断病人时，医生会通过访谈，了解病人的家庭关系、工作方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方方面面的情况，借此对病人的精神状况作出判断。听上去，这比19世纪还是进步了不少，但这样的诊断方法依然高度依赖医生的主观判断，缺少可以量化的指标。在治疗手段方面，20世纪的精神病学引入了外科手术。你可能会觉得，和19世纪的放血、鞭刑之类的疗法比起来，手术应该要靠谱得多。但实际上，手术造成的后果往往更加惨重。

苏珊娜在书里举了个例子。在20世纪的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家族，肯尼迪家族。美国的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诞生在这个家族里。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老肯尼迪也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政治家，在二战前夕做到了美国驻英国的大使。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家族里。约翰·肯尼迪有个妹妹叫罗斯玛丽·肯尼迪，生于1918年。她出生的时候，她的妈妈为了等一位熟识的大夫，强行把她憋在产道里超过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里，罗斯玛丽大脑缺氧，智力受到了永久的损伤。出生以后，她说话和走路都比正常孩子要晚，在学校里也很难跟得上进度。但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知道自己和别人有点不一样，也知道她的家族非常在意公众的眼光。所以她在外人面前会极力掩饰自己的智力障碍，说话做事都非常小心，这是为了维护肯尼迪家族的荣誉。罗斯玛丽就这么长到了十几岁，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且，读写能力也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水平，可以正常地和人交流。

这时候，她的父母亲开始担心了。罗斯玛丽毕竟有点智力障碍，到了青春期，也渐渐地有点不服管教了。她又长得那么漂亮，她的父母亲担心，她会在学校里闹出什么丑闻，损害到肯尼迪家族的公众形象。为了消除这种隐患，老肯尼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他找到了两个医生，给女儿做了一种叫做“冰锥疗法”的手术。这种手术在当时是用来“治疗”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从效果上看，做完手术的病人，精神状态会变得稳定。但我给你说说手术的细节，你就会明白，这种手术根本不可能治愈病人，这只是一种极其残忍的伪科学手段。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会先把病人电晕，然后把一个锥形的手术器具伸进病人大脑的前额叶。这是我们的大脑里负责高级的决策和执行功能的那部分组织。冰锥疗法的本质，就是用锥子破坏这部分大脑结构。手术后的病人会完全丧失思考的能力，精神当然会稳定下来，但人也基本成了植物人。

罗斯玛丽23岁那年，在她父亲的首肯下，接受了冰锥疗法。她躺在手术台上，半清醒地朗读诗歌。医生把锥子伸进她的前额叶，只转了四下，罗斯玛丽已经语无伦次。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了。手术后的罗斯玛丽几乎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智力也退化到了婴儿水平。她被家人送进了一家修道院，安置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屋子里，直到86岁去世。那一年已经是2005年了。

罗斯玛丽的悲剧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人们质疑精神病学的合理性，呼吁停止冰锥疗法这类残忍的手术。时间来到1960年代，美国战后一代的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在这群人中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肮脏的政治、残酷的战争和狭隘的传统道德。在这群年轻人眼里，“精神病”完全就是一个伪概念。他们相信，所谓的“精神病”，只是社会主流用来排除异己的一种借口。很多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艺术家，看起来都有点疯狂，但那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激情，这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了不起的天赋。在这样的信念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反对精神病学的队伍里来。1970年代初，美国社会对精神病学的态度，达到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点。

就在这个时候，一项惊人的研究横空出世。一位心理学家居然率领他的团队，冒充病人潜入精神病院，亲身体验了病人遭受的种种不人道的待遇。1973年，这位心理学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公布在权威的《科学》杂志上，研究的结论是：精神病学基本上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这项研究深刻地改变了精神病学这个学科此后的发展，直到三十年后，还有学者评论，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匕首插入了精神病学的心脏”。这位心理学家的名字也永久地留在了精神病学的史册上，他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汉。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969年。那一年，罗森汉在另一所学院里教书，教的是“变态心理学”。这个学科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精神病人的研究。学生们很喜欢罗森汉的授课风格，但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他们觉得，课上学到的都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没办法直接接触精神病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受，将来做了医生，也很难评估病人的病情。罗森汉觉得学生们的质疑很有道理，但他也很为难。他觉得，精神病人也是人，要是带着学生去精神病院里参观，像观察动物那样观察病人，未免太不尊重人了。经过一番争论，罗森汉提出了一个方案，他问学生们：“为什么不以病人身份直接住进精神病院呢？”这样就能亲身体验病人的处境了。这个想法当然很冒险，没想到学生们异口同声地问他：“什么时候？”这些求知若渴的学生甚至都没有评估一下风险，就跃跃欲试了。回想起这段往事，罗森汉写道：“愿上帝保佑这些骄傲自信的年轻人。”

这样冒险的事情当然不能让学生们打头阵。罗森汉决定，自己先伪装成病人，住进精神病院里探个究竟。他联系了一家精神病院，谎称自己出现了幻听的症状，没费什么力气就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顺利地住进了医院。

尽管有心理准备，病人的处境还是让罗森汉很震惊。医院里的伙食很差，厕所也很脏。最糟糕的是，护理人员对待病人的态度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一样。他们会随意地辱骂病人，把不听话的病人关禁闭。任由病人在禁闭室里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他们也不制止。罗森汉刚住院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还很体面。有一个护理人员把他当成了新来的医生，对他很友好。可是当他得知罗森汉也是个病人，他对罗森汉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开始对罗森汉吼叫，让他“滚开”。住进医院后，罗森汉也不再装病了。他试图向护理人员证明，他不是真的精神病人，而是个进来做调查的心理学教授。可是根本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护理人员只觉得，这是他精神病发作了，幻想出来的。尽管遭受着这样的待遇，罗森汉在医院里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住到了第九天，医生们判断，他病得不重，没必要再住院了，就把他放了出来。他的研究助理回忆，罗森汉出院后，一直在发抖。学生们也记得，那段时间，他看起来很沮丧，很疲惫，也苍老了不少。

这个大胆的教学实验把罗森汉折腾得够呛。他本来再也不想做这样的实验了。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先后有七位勇敢的志愿者听说了罗森汉的实验，他们都自愿地参与了进来。加上罗森汉的第一次尝试，八个人先后潜入了十二家精神病院。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精神病人在医院里遭到了残酷的对待；更重要的是，精神病学根本没办法判断谁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

有一位精神病医生听说了罗森汉的研究，感觉很不服气。他向罗森汉提出挑战，让他派志愿者到自己所在的医院来装病，试试看能否蒙混过关。罗森汉爽快地接受了挑战。他来到这家医院，预告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会有假病人潜入这家医院。那位挑战罗森汉的精神病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信心满满。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们收治了193名病人，医生们认定，这其中有23个人是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他们的判断正确吗？事实是，罗森汉一个人都没有派。罗森汉狡猾地摆了他们一道，仅仅是预告会有假病人出现，就让这些专业的精神病医生方寸大乱，怀疑自己的诊断结果。这再次证明，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严重不靠谱。精神病学对罗森汉的反攻，就这么被轻易地挫败了。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罗森汉攒够了写论文需要的材料。1973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盘点了精神病学的种种弊端，质疑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那时候，美国社会反对精神病学的声浪正在高涨，罗森汉的论文让他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反对精神病学的人们都写信向他致敬，邀请他参加各种公众活动。罗森汉到处演讲，对精神病学大加批判。他说，精神病院根本算不上医疗机构，应该早日关停。一时间，他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这以后的精神病学怎么样了呢？罗森汉的论文刚发表，就有很多精神病学家站出来反驳他的结论。他们说，罗森汉是在诋毁精神病学，还说罗森汉的研究只会让真正需要治疗的人产生无端的恐慌。这些捍卫精神病学的学者们当然不喜欢罗森汉，却不能不对他的质疑做出回应。他们集结起来，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重新审视了当时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经过逐字逐句的反复琢磨，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界推出了新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部手册详细地列举了各种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并且基本剔除了精神分析学那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理论。从这以后，医生们在诊断精神疾病时，要对着这部手册，根据病人的情况，一项一项地画钩。医生的主观性受到了制约。诊断的流程被塞进了标准化的框架里。

从这以后，这部手册又经过了几次迭代，到今天已经是第五代了。有了这部手册，精神病学的诊断应该准确多了吧？脑炎治好以后，苏珊娜又找到一位精神病学的专家，请他按照最新的手册，再给自己做一次严格的诊断。专家对着手册上的清单，一项一项地提问苏珊娜。提问结束，清单上画钩的情况还是显示，苏珊娜患有精神分裂症。可是，专家和苏珊娜都很清楚，苏珊娜根本就没有病。专家感觉很尴尬。他承认，现行的手册仍然有很多缺陷，这次诊断是误诊。更让苏珊娜失望的是，这次误诊花费了她550美元。

从罗森汉实验以后，精神病学向着科学化和标准化的方向一路狂奔。可是直到今天，精神病的误诊率仍然很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像罗森汉呼吁的那样，彻底否定精神病学呢？

书写到这里，苏珊娜来了个惊天大反转。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苏珊娜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地指向一个让她难以接受的事实：罗森汉很可能并不是什么揭穿伪科学的英雄，而是一个学术骗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还原罗森汉实验的详细过程，苏珊娜四处寻找当年实验的参与者。罗森汉本人已经于2012年去世，苏珊娜很遗憾，没能见到这位最重要的当事人。剩下的志愿者还有七位。可是找来找去，苏珊娜只找到了两位。而这其中的一个人还让苏珊娜对罗森汉的学术信誉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这个人是罗森汉当年的研究生，名叫哈里。他的确参与了罗森汉的研究，潜入了一所精神病院。但他在精神病院里的体验完全不符合罗森汉的预期。哈里向罗森汉汇报说，精神病院里宽敞明亮，充满了节日的气氛，饭菜很可口，护士们也都很友善。在假装成病人的这段时间里，哈里感觉很内疚，他觉得自己是在欺骗一群好人，还占用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哈里在精神病院里找到了他在学院里从未体会过的温暖和接纳，出院的时候，他恋恋不舍。罗森汉显然对哈里的汇报非常不满，他在笔记里冷冷地写了几个字：“他喜欢”。在最终发表的论文里，罗森汉删掉了和哈里有关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不能支持他想要得出的结论。罗森汉的这种做法当然严重违背了学术诚信的规范。如果实验者只接受符合预期的数据，那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更惊人的还在后面。根据苏珊娜的调查，剩下五位行踪成谜的志愿者，很可能完全是罗森汉编造出来的。这五个人很可能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苏珊娜还发现了罗森汉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他在论文里伪造了数据，为了混进精神病院，罗森汉严重夸大了自己的症状，让医生无法拒绝接收自己，但他在论文里却隐瞒了这些情况。罗森汉的老同事们也证实了罗森汉学术品格的低劣。其中的一位对苏珊娜说：“如果论文里所写的事情，你只找到了一两个真正发生过的实例，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其他大部分例子都是编造的。”

调查到了这一步，苏珊娜终于触碰到了真相，但她感受到的只有幻灭。原来，精神病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挣扎、自省、改革，都建立在一场谎言之上。罗森汉实验诞生在社会舆论反对精神病学的巅峰时期，尽管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项实验充满了漏洞和疑点，但汹涌的民意还是把这柄尖刀插进了精神病学的心脏，完全无视专业人士的反驳和申辩。罗森汉实验以前的精神病学当然存在种种问题：病人的权益被忽视，残忍的伪科学手段大行其道。但罗森汉在向这些问题宣战的同时，也一举毁掉了公众对精神病学早已千疮百孔的信任。

罗森汉实验以后的几十年里，精神病学成了人们眼中的笑话。甚至有电视台举办真人秀，让精神病学家从正常人里找出精神病人，借此来娱乐大众。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对精神病学的财政支持，精神病院的数量逐年递减，这造成了严重的床位短缺。有位研究者说，如今在纽约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找到床位，比考上哈佛大学还难。在罗森汉的年代，正常人要伪装成精神病人，才能住进精神病院。而今天，大量得不到救治的美国精神病人不得伪装出更严重的病情，甚至自残，才能获得住院的机会。这个荒唐的结果，恐怕是罗森汉的支持者们意想不到的。

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在书的结尾，苏珊娜盘点了近年来精神病学取得的大量令人欣喜的成果。她相信，科学的发展总会带给我们惊喜。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很多精神病学家已经认识到，精神病学处理的对象不只是冷冰冰的药物和生理指标，更是活生生的人，是人们丰富而神秘的情感。这就要求医生在治疗中真诚地尊重病人，理解病人。苏珊娜本人就是这种治疗方式的受益者。罹患脑炎期间，她相信，真正让她恢复健康的，是医生的热情和乐观。尽管她曾经两次被误诊，还险些因为误诊耽误了治疗；尽管她深入地了解了精神病学史上种种不堪的过往，苏珊娜还是提醒我们，如今的精神病学最需要的，就是公众的信任。多年以前，一场由学术投机者引发的信任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精神病学立足于社会的基础。而今天，只有重建信任，才能挽救这个学科，以及大量无辜的病人。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朋友们。恭喜你，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精神病学，诊断标准模糊，治疗手段落后。伪科学的手术对患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2. 心理学家戴维·罗森汉曾伪装成精神病人，卧底精神病院，出院后发表论文，揭露精神病院对病人残酷的对待，质疑精神病学的合理性。这项研究深刻地改写了精神病学的历史。

3. 罗森汉实验后，精神病学转向科学和量化，但误诊率仍然居高不下。罗森汉实验对精神病学的社会信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是如今的精神病学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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