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打保龄》 苗博特解读
《独自打保龄》|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罗伯特·帕特南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他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以及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在2006年，帕特南获得了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这个奖在政治学专业领域相当于诺贝尔奖一样的存在，只授予对政治科学作出最有价值贡献的学者。
关于本书
本书使用大量数据对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公民精神在20世纪后半期的衰落，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对背后的原因展开了缜密的分析。在2000年出版后，本书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美国公民社会危机成为学术讨论和公共政策讨论中的中心话题。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担任议员期间就高度关注本书。到现在，本书已经成为关于美国公民社会的经典著作。
核心内容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公共参与出现全方位下跌，代际更替是造成这个变化的主因。在二战后出生成长的美国人中，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逃避公民责任，远离公共参与，导致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此外，女性参加工作、郊区化、科技革命也导致美国人远离公共参与。这一变化，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深远的负面影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独自打保龄》。这本的中文版大约50万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人的利己主义趋势日益增长，导致原本热爱公共参与的美国人越来越疏远各种社会组织和活动，造成了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
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最近几年，有一个论调在媒体上常出现，那就是“道德滑坡论”，说的是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如以前了，淳朴友爱的传统美德正在消失，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漠。
不管这个观点符不符合事实，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美国人也有。美国人自从立国以来，一直有一个特点：他们对各种政治、公共活动，特别热情、有责任感、喜欢参与。这个公民参与的传统，向来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一块基石。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这个传统突然衰落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参加政党、不投票，也不参加社团等公共活动。甚至体育运动，也篮球、足球这种团队活动，而喜欢自己一个人打保龄球。在美国的年轻一代中，把赚钱视作人生的首要目标的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总之，人们变得越来越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了，还有点今天流行的社交恐惧症。
这个变化使得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非常担忧。它是怎么出现的？它的范围有多广？它会损害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吗？它对社会还有什么影响？我们今天这本书，就是美国最权威的政治学家之一的罗伯特·帕特南，对这些问题做的一个系统的追踪调查。
这本书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人还是热心公共参与的优秀公民。然而，到了60年代后期，这个潮流却突然被逆转，美国人的公共参与出现全方位下跌。通过比较多方面的原因，作者发现，代际更替是造成这个变化的主因。在二战后出生成长的美国人中，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逃避公民责任，远离公共参与，导致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此外，女性参加工作、郊区化、科技革命也导致美国人远离公共参与。这一变化，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儿童发展、个人健康、经济经济、民主质量等，都存在深远的负面影响。
罗伯特·帕特南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他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也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在2006年，他还获得过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这个奖在政治学专业领域，是相当于诺贝尔奖一样的存在，获奖者必须是“对政治科学作出最有价值贡献”的学者。仅从这个奖，我们就可以看出帕特南在政治学领域的泰斗地位。
虽然帕特南的专业地位广受认可，他却不是一个高产的学者，到目前为止只有三本代表作，远远称不上著作等身。但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他拿出来的著作中，每一本都是响当当的。我们今天为你解读正是其中一本，这本书对美国的公民社会进行了极其扎实的考察。这本书使用了大量数据，对美国人公民精神的丧失作出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对背后的原因展开了缜密的分析。在2000年出版后，这本书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书中描述的美国失落的传统和面临的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讨论和公共政策讨论中的中心话题。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担任议员期间，就曾高度关注过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关于美国公民社会的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为你讲述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提到美国人有着公民参与的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20世纪后期全方面衰落，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情形呢？其次，持续这么了这么久的一个传统，突然被逆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后，我们将详细分析，当一个社会被利己主义侵蚀，会带来哪些不利后果。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帕特南发现，一向以热爱参与公共事务闻名的美国人，从20世纪后期开始，突然远离了公共活动和社会交际。不管是正式的社会联系，像是政党，社团，或教会活动，还是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例如和朋友约饭、打牌、打球等，美国人都参与得越来越少。他们好像集体患了社交恐惧症，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和人接触。帕特南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流失。
那么，什么是社会资本？要解释这个概念，我们先得讲一讲美国人热爱公共参与这一点。我们常听说，美国在国际上好管闲事，爱当国际警察。其实，美国人在对待本国事务上也是这样。自从立国以来，美国人就有着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传统。
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游历美国时就发现，美国的社会团体特别发达，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他还认为，这种特性正是美国民主良好运转的一大保障，因为人们通过结社团，可以联合起来，抗衡政府的暴政，保障自身的利益。
在帕特南看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通过建立密集的社会交往网络，人们能以更低的成本传递信息、积累信任，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所以他将其命名为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所谓物质资本的生产性，就是说一把螺丝刀，能够帮你更高效地组装家具，或者说像大学教育这样的人力资本，能够帮你找到更好的工作，社会资本的作用是，通过社交网络，建立信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合作，像润滑剂一样提高个体和社会的生产效率。
也就是说，当人们积极参加社团组织、教会活动、投身社区建设这些较为正式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其实为自己、也为整个社会积累了无形的资本。当人们呼朋引伴下班后去酒吧喝一杯、周末一起打扑克、和邻居闲聊、甚至是跑步的时候与擦肩而过的跑友点头示意时，人们也在积累社会资本。
这些零散的社会交往，就像一分一分地往零钱罐储蓄。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互动，研究发现，不经意的社会交流也会提高人们的互助意愿。社会心理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让实验对象在参加实验前和一位陌生人聊几句，后来，当这个陌生人需要帮忙时，和他交谈过的实验对象，会比没有交谈的实验者更乐于助人。
在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人都保持着热爱公共参与这个优良传统。他们积极参与投票，承担社区义务，热衷于慈善捐款，喜欢举办各种非正式的聚会，约朋友吃饭打球等等。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趋势被静悄悄地逆转了。
刚开始人们还没有警觉，只是发现，投票率一直在下跌，身边参加各种活动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俱乐部都开不起来了。大家怎么好像越来越只顾着自己，不管别人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趋势一直在持续，注意到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困惑，抱怨，怀旧，就像最近十多年来咱们中国人吐槽“道德滑坡”，批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怀念过去时代的温度一样。
虽然大家都有感性认识，但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变化到底有多剧烈，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在帕特南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为了作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帕特南采用了好几个不同来源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参考了大量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结果，对这个变化的方方面面进行反复验证。他的定量研究结果，既符合大家的感性认识，又更加丰富、精确。
他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美国人的公共参与全方位滑坡，并且没有任何回暖的迹象。投票率下跌了25%，政党参与率下降了40%。参加公民组织的人数减少了40%，参与的强度也从每月在社团上平均花3.7个小时，下降到2.3个小时。
不仅正式公共参与在衰落，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也是一样，就连去酒吧、迪厅等场所的频率，在三十年里也下降了将近一半。那么，如果人们不喜欢出去嗨，他们有没有可能搞一些在家里的社交活动，比如说打牌呢？毕竟，打牌曾经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消遣活动。
在五十年代，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玩桥牌，数百万人参加打牌俱乐部。然而，调查发现，到了90年代，人们已经几乎不玩牌了，人均打牌频率每年仅为8次。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打牌这种兴盛了600多年的社会活动可能将很快消失。那人们不玩牌又玩什么呢？当时正在兴起的消遣，有单机电脑游戏和赌博机。但是，和打牌相比，这类游戏几乎没有社交性：人们可以一边打牌一边闲聊，谈论私事或者公共话题，但在打游戏或者玩赌博机时，他们却只是孤零零地对着屏幕。
就连在90年代流行的运动方式，社交性也比传统体育活动要弱。跑步机和健身器械等室内活动的产品销量走高，而垒球、棒球、橄榄球等团体运动项目在减少。唯一坚守阵地的是保龄球，但是，虽然打保龄球的人数上升了10%，打团体保龄的人数却减少了40%。也就是说，连运动大家都不爱在一块儿玩了。因此，帕特南想到了“独自打保龄”这个略带伤感的标题，来形容美国人静悄悄远离社会交际的趋势。而在每一个脱离团队独自打保龄的人背后，是美国社会资本无声无息的流失。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美国人热爱公共参与这个优良传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衰退。那么，是什么使得人们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甚至远离亲友呢？在美国社会生活逐渐解体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原因？
当然，这么广泛的一个社会变化，肯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很多观察者列出了一张长长的嫌疑犯单子。比如说，工作太忙，没时间；经济形势不好，没闲钱；社会变迁比如城市化；科技变革，等等。这些都非常合理，但是，帕特南认为，一定有一些因素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一些是次要的。就像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凶手不止一个，而我们必须从帮凶中分辨出主犯。
帕特南很快排除了一些嫌疑人。比如说，工作太忙当然是不参加活动的一个绝佳理由，但是，经济学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的人均月工作小时数基本没有变化。事实上，美国人平均休闲时间还增加了，因为这三十年生育率降低，人们不用花过去那么多时间做家务，看孩子。金钱压力也不是主要原因。美国的经济形势在这三十年内上上下下：70年代经济困难，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后期回暖，但是公共参与却是一路下跌。看起来，时间和金钱压力都只是这桩疑案中的辅助因素，而不是主因。
在研究时间压力时，帕特南发现，另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因素是本案的凶手之一。这个因素是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它竟然是女性参加工作。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工作，美国的家庭主妇减少了30%。为什么这个变化会影响美国人的公共参与？因为当女性是家庭主妇时，她们会积极参与有助于形成社会资本的活动，比如说为教堂做晚餐，举办邻里咖啡聚会，走亲访友等等。
女权主义者听到这里可能要反对了：女性工作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一样可以积累社会资本吗？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可能性摆在那里，能否利用却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妨想一想，在高度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你是能精神抖擞地参加活动，还是“感觉身体被掏空”，只想回家“葛优躺”？我想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后者。
同理，美国职业女性下班之后就想看看电视放松，或者购物找点乐子。帕特南比较了两组女性，一组是全职工作，一组是家庭主妇，她们在年龄、教育、经济地位等方面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保证这些因素不变之后，他发现职业女性所在的家庭，比家庭妇女所在的家庭，去教堂、社团、拜访亲友的频率显著降低。因此，可以认为，职业女性是美国社会参与减少的原因之一。
帕特南发现的第二个原因，也与时间间接相关，那就是美国从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潮流。20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拥有了私人汽车，开始把家从拥挤的城市，搬到宽敞的郊区，过上那种草坪花园大房子，一猫一狗俩孩子的典型中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听起来美滋滋，但同样带来了隐形的社会资本流失。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将近90%的旅途都是通过私人汽车，特别是单独开车完成的。郊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人们的通勤时间变长了，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单独呆在车里，这进一步蚕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
科技变革是本案的疑凶之一，那么科技变革对社会参与的减少到底有没有影响？在帕特南研究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大规模应用，他主要研究的是电视对社会参与的影响。他的答案是有。他通过访谈发现，越喜欢看电视的人，越不爱参与社会活动。被访谈者承认自己就是宅男，对宗教活动、社交聚会、运动都没有兴趣。
统计分析显示，每天多看1小时电视，社会活动就减少10%。另外，因为美国家庭大多数有不止一台电视，所以越来越多人即使在家看电视，也是独自看电视，免得和家人抢遥控器，所以看电视甚至减少了家庭内部的交流。
帕特南鉴定的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却非常出人意料，甚至都不在先前列出的嫌疑犯之中，那就是代际更替。怎么讲呢？他发现，美国公共参与的衰落，其实是伴随着他所谓的“公民一代”的人口自然老化而出现的。这个“公民一代”指的是在1910-1940年间出生的美国人。
这一拨人有个特征，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很多时代大事件，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这些集体性事件锻造了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团结、爱国、人人关心公共事务，并相信人们的参与能使未来变得更好。而社会资本出现全国性减少的几十年，刚好是这一拨人人数上的优势，被“后公共时代”的人群所取代的几十年。
这些后公共时代的人群，严格来说有两代。第一代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正是二战结束，生育率大幅攀升的时候，所以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他们是第一代终生接触电视的人，并且经历了60年代发生的许多负面性公共事件，比如肯尼迪被刺、马丁路德金被刺、越战的伤痛、水门事件等等。因此，他们抗拒主流政治，更少参与公共生活，逃避公民义务，觉得独处比在团队中更舒服。
这一拨人之后的下一代，在美国被称为“X一代”，这个名词来自于一本叫做《X一代》的美国畅销书，指的是美国19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在当时正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像中国的“80后”，“90后”一样，是一个约定俗称的称呼。这一代人加速了上一代人中已经出现的利己主义趋势，更强调个人和私利，远离公共和集体。研究发现，这一代人对参与政治或者投身公共服务事业的意愿创下新低。调查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是赚很多钱。
不难看出，帕特南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一种不代不如一代的失落感。他虽然承认，“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也有优点，比如说，因为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所以对在政治、种族和性取向上的少数派更宽容。但是，他更强调的，这些自由人拒绝承担公民责任，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
帕特南凭什么说代际更替是最重要的原因呢？他用了一种叫做多元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这四个原因的影响进行了估计。这种统计方法的原理是把所有因素放到一个统计模型里，然后比较它们各自对公共参与的影响是大是小。结果显示，代际更替这个因素降低了一半左右的公共参与，是其他三个因素的作用的总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主犯。
简而言之，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人，被后两代人自然取代，而在这两代人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利己主义者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美国社会资本流失的主要原因。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对利己主义在这两代人中蔓延的具体原因，帕特南没有进一步分析，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猜想，这给本书的核心论点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留问题。
好了，以上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代际更替、女性参与工作、郊区化和科技变革，是美国人公共参与衰落、社会资本被侵蚀的几大原因。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即使人们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利己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毕竟，个体的自由和对少数派的宽容也很重要。社会资本必须有一些更重要的益处，才能证明帕特南的担忧是对的。这就到了我要为你讲的第三个重点，社会资本对儿童发展、个体健康、经济成功、民主质量都存在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资本的衰退对美国社会存在广泛的负面影响。
我们先来看儿童发展。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对儿童成长有着强有力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如果儿童生活中有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比如说有相互照应的邻居，经常参加教会活动、当志愿者、和朋友社交等，他们变成未婚父母、失学、卷入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低。相反，如果一个社区人情冷漠，不经常往来，凝聚力比较低，这个社区中虐待儿童的比例就比较高。社区关系甚至还会影响孩子的成绩。社区关系好的孩子，在号称美国高考的SAT考试中，成绩比社区关系不好的孩子高。这就像是，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弯路，说不准哪个就把孩子带跑偏了，而社会资本就像一张安全防护网，把很多不利因素挡在外面，让孩子更有可能健康成长。
社会资本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感。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表明，社会交往能够降低感冒、心脏病、中风、癌症、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而社会孤立就跟吸烟一样有害健康。科学家们用动物来做实验，发现被隔离起来的动物，更容易出现动脉硬化症、血压升高、免疫力降低等症状。
在美国社会资本一路下跌的三十年，美国患有抑郁症和自杀的人数都上升了。此外，社会交往对个体健康也是一张防护网，例如，如果一个人经常去教堂，有一次不小心在浴缸摔倒，错过了一次礼拜，别人就会注意到。如果他很宅，那么一次意外，就有可能演变成类似独居老人死亡很久才被发现的那种社会新闻。
在经济成功方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会颠覆你的直觉。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格拉诺维特的社会学家把不经意认识的人或关系命名为弱关系，把亲密熟悉的人或关系命名为强关系。他发现，在寻找经济机会时，弱关系是比强关系更重要的资源。因为亲密的人的信息和资源和你拥有的比较相似，但是弱关系可能把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机会或资源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一个社会网络丰富的社会，更有可能链接不同的资源，刺激创新，制造繁荣。
最后，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转，也依赖于体现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我们在前面提到，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就观察到，美国公民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危害。
帕特南认为，社团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讨论公共议题，形成共识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因为政治说到底就是一组公共政策的集合，利益相关者需要明确自己的诉求，以清晰和精确的方式表达自己所代表团体的观点。第二，社团能够通过这种公共讨论的实践，锻炼参与者的民主习惯，赋予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技能。这一点看似简单，但是我们看一下网络上一言不合就互喷的言论就知道，面对不同意见者，文明地讨论公共问题也是一项需要练习的技能。因此，民主的兴盛需要公民承担公共责任。
可惜的是，在分析完这些好处之后，帕特南承认，他没有一个灵丹妙药来挽救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因为这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重大问题，光凭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组织，不可能解决得了。因此他呼吁，美国的政府、学校、公司、教会、媒体等等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建设性和创造力，共同思考解决方案，重建美国的社会资本。
好了，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美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参与出现全方位下跌的趋势。美国人悄悄远离了投票、政党参与、社团活动、走亲访友、甚至打牌、打球等社交性消遣活动。我们还谈到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指出，美国人越来越宅这个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其次，我们探讨了导致这个趋势的原因。这本书发现，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人的自然老去，后两代人中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是美国公共参与下跌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参与工作，郊区化和科技变革，是导致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孤立的三个帮凶。
最后，我们讨论了社会资本对儿童发展、个体健康、经济成功和民主质量的作用。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证明，支持性社会网络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个人的健康、幸福和经济成功，以及民主的繁荣都存在积极作用。反过来说，社会资本的流失带来的损失是广泛且深远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的赞誉，几页纸都写不完。而这本书的中文版里罗列的推荐语就有整整四页纸之多，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了。当然，这本书使用极其翔实的数据，综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把美国社会中一个涉及几代人的重大变迁，给清清楚楚地描述、解释了出来，背后要花多少功夫，可以想象。
不过，有评论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帕特南的研究还是有一些不够令人满意的地方，或者说可以拓展的空间。比如说，科技变革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只是负面的吗？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日益紧密地把大家联系起来，同时也史无前例地鼓励多样性的时代，人们的社会资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帕特南可能会说减少了，因为他的研究似乎有意无意带着一个怀旧滤镜，认为社会资本更有可能在参加社团、俱乐部、邻里下午茶等非常古典、老派的形式中滋长繁荣。用他的原话说，这些是“深厚、凝重、行使良好的社会联系”。而20世纪末日益兴起的那种快节奏的社会交往方式，被他形容为“单薄、肤浅、浅尝辄止”，暗示这些形式不足以积累社会资本。
不得不说，这个观点在互联网时代并不全面，而且有点自相矛盾。在今天，一方面，人们的联系确实常常退化成点赞之交，但是，点赞之交难道就不是向社会资本的储蓄罐一分一分地存钱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科技创新能使人们以此前想象不到的效率相互连接，传递善意，通过网络进行筹款等慈善活动就是一个例子。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不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资本，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虽然不那么深厚、但却很高效迅捷，而不是浅薄呢？
撰稿：苗博特 脑图：摩西 转述：江宁
划重点
1.美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参与出现全方位下跌的趋势。
2.代际更替、女性参与工作、郊区化和科技变革，是美国人公共参与衰落、社会资本被侵蚀的几大原因。
3.支持性社会网络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个人的健康、幸福和经济成功，以及民主的繁荣都存在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