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 刘擎解读
《政治秩序的起源》| 刘擎解读
关于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国总统顾问团的成员，美国国务院的政策顾问，兰德公司的智囊，卡耐基基金会的研究员。前几年因提出“历史的终结”而名声大噪，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本书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人的本性出发，站在国家、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三个维度，列举了世界各主要文明体系成败的原因，归纳总结出人类制度萌发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并预测了人类政治秩序未来的发展方向。
核心内容
第一，福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是讲他的问题意识来由。
第二，这部书写了什么？就是讲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核心观点。
第三，这本书写的怎么样？我来为你简单评价一下他的观点。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擎，是得到app《西方现代思想40讲》这门课的主理人。今天我要为你解读一本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是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很多人都知道福山的名字，因为他在1989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曾经轰动一时。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来说就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你可能还听说过，福山本人已经抛弃了历史终结论，他写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就表达了他转变立场之后新的思想。
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我认为，福山基本的学术立场，30年来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他的思想对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世界依然很重要。
这是因为，福山有一种当代学者少有的雄心，敢去触碰政治学中一个古老的大问题，那就是：人类的政治将何去何从？这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大最难的问题之一。
其实，对于这个大问题，中国人很早就给出了答案。不过，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用我们熟悉的两句名言来表达：一句出自春秋末期的《左传》，说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转换成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特殊主义立场，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群体，一定有各自特殊的文化，也一定会建立自己特殊的政治秩序。还有一句，来自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代表普遍主义立场，相信人类的共性大于差异，所以人类最终会走向融合，追求大同小异的理想政治秩序。
当今的世界局势，到处充满了纷争与冲突，大多数人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越来越没有信心，认为世界走向融合是一种幻想的乌托邦。当代绝大多数思想家，要么回避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争议，要么怀疑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在这样的环境下，福山真的是当代少有的支持普遍主义的学者。他最根本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类政治的发展，殊途同归。
福山的学说引起了许多争议，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福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做是非对错的评价。今天的解读，我会分三个部分，带你理解福山的这个观点。
第一，福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是讲他的问题意识来由。
第二，这部书写了什么？就是讲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核心观点。
第三，这本书写的怎么样？我来为你简单评价一下他的观点。
福山其实发表过两部论述“政治秩序”的著作，可以看作上下两卷。上卷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在2011年出版，三年之后，他又推出了下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两本书的英文本都长达600多页，涵盖了从史前到当代的万年尺度的人类政治历史，堪称巨著。
福山为什么要费尽心力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呢？有两个很直接的起因。
第一个的原因来自福山自己。他看到21世纪的世界政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民主化潮流出现了逆转。这种变化对福山之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从4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这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又出现“民主衰退”。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大概有五分之一，要么回到了威权主义制度，要么被认为民主制度遭受了严重的侵蚀。
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在军事上很快获得了胜利，但战后重建陷入严重的困境，美国试图“移植”民主制度的努力举步维艰。福山本人参与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国家发展项目，目睹了许多国家处在政府失灵的状态。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它们实际上是处在部落政治的水平，每个部落由一个大佬掌管，部落冲突频发、社会秩序混乱、治理水平低下，国际援助也难惠及普通民众。这让福山强烈地感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严重缺乏执政能力的时候，采取党派竞争和民主选举根本无济于事。
福山决心研究政治秩序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老师亨廷顿的启发。亨廷顿是福山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的老师。他们师生两人分别提出了两个观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两个观点针锋相对，主导了冷战后10年的西方思想进程。这个问题，我在《西方现代思想40讲》课程的第38讲中做过讲解。
福山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尖锐批评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导致师生二人关系的疏远，有许多年不相往来。直到亨廷顿去世前的三年，他才跟弟子和解，并嘱托福山为2006年再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撰写导言。
为此，福山重读了亨廷顿这部1968年问世的名著。书里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对于处在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体能力”，也就是维护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比民主还是非民主这样的“政体类型”问题更为重要。民主解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替代政体的能力。当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民主化不仅很难成功，而且可能造成政治动荡。
这部著作主要研究的20世纪中叶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解释现代政治制度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也没办法解释后来半个世纪的新现象。所以，重读这部书既启发了福山，又让他感到不满足。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契机，激起了福山系统研究政治秩序的愿望。可以说，福山的这两部巨著，是对亨廷顿著作的扩展、更新与发展。所以，福山在书里说，他要把这本书献给自己的老师亨廷顿。
福山的两部巨著试图回答亨廷顿留下的问题。他需要回到起点，从起源开始，探索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逻辑。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来看福山这本书写了什么。这部著作是线索繁多，像是茂密的大森林，很容易迷失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作者的基本思路。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希望你能记住，我简称为“三个支柱”和“两种力量”。
先来说三个支柱，就是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构成要素，或者说说三种现代制度。
你想啊，探讨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首先要做什么呢？他先要明确“政治秩序”本身是什么，才能去探寻它的起源。所以，福山首先是在当代的视野中，阐明什么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哪些要素构成，然后再用一种回望的眼光去寻根溯源。
在当代世界，哪个国家代表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呢？福山在这里借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认为理想的政治秩序，就在丹麦。丹麦好在哪里？政府廉洁而高效、社会是民主、稳定和繁荣的、人们热爱和平、自由包容。这当然好啊，几乎是人人向往的目标。福山就把丹麦当作一个标本来分析，从中发现了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我来一个一个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是国家，这里的国家是英文讲的state，就是通过集中权力和行使权力来发挥统治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征税、维持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等。
第二是法治，这里法治，英文是“rule of law”。它不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是一套至高无上的普遍承认的规则，它高于所有人，包括统治者，也要求所有人都服从。法治对权力施加了规则的限制，区分了权力的正当使用和不正当的滥用。
第三是可问责的政府，这里“可问责”的英语是“accountable”而不是“responsible”。中文译本中翻译为“责任制”不够准确。问责制的意思是，政府有回应质询的义务，从而担负了对公共福祉的责任，约束以权谋私。
这三个要素，就是福山说的政治秩序的三个支柱。其中国家是权力的化身，法治与问责制是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在明确了“三个支柱”之后，福山从远古时代的人类开始，探寻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
人类天生就是群居的动物，在远古时代的“自然状态”中，群体的秩序就存在，但这种秩序非常简单，群体的规模也很小。那么，人类怎么能够从简单低级的规则秩序，发展出大规模群体的高级政治秩序呢？
福山认为，政治秩序的发展其实和生物演化差不多，也是在演化。那政治秩序演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适应环境的特征，就最有竞争选择的优势。但政治演化又和生物演化不同，生物演化只能靠基因变异，但制度可以人为设计和选择，而且，制度不能靠基因来延续，要靠文化代代相传，虽然也稳定，但跟生物相比，更容易变化。所以，人类的生物特征在上万年的时间尺度中能基本保持不变，而政治制度如果遇到巨大的环境压力，可能在百年甚至十年之内发生明显的变迁。
那么，推动政治制度发展演化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比较复杂，我化繁就简把它归纳为“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一种是福山称为“家族主义”的力量，这是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主要来自亲缘选择的生物本能，就是偏袒与自己基因相近、血缘相亲的人群。家族主义有利于小规模群体的紧密合作，但不利于超出部落层级的复杂社会秩序。
另一种可以叫做“扩展合作”的力量，虽然这不是福山本人使用的概念，但概括了他的见解，就是人类能够突破亲缘关系、展开复杂而有效的社会合作的能力。扩展合作的力量也具有生物本能的基础，包括非血缘的互惠利他本能，以及抽象思维、遵循规则和追求承认的本能等等，但这种力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物本能，是专属人类的文化能力。
定义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简单句子概括福山的整体思路：政治秩序起源于家族主义，而政治秩序的演化历史，就是家族主义力量和扩展合作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现代政治秩序的发展，包括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的诞生，就是扩展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义力量的成就。
我们已经把握了福山的基本思路，也就更容易理解前面提到的，他所说的三个支柱，也就是三种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出现的。
先来说国家，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你或许会问，秦朝不是古代吗？怎么会是现代国家啊？请注意，福山说的“现代”不是指时间，而是说国家的类型。现代国家就是靠一个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也就是不管你的个人特征和关系，只看你是不是能干，是不是胜任工作，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任人唯贤。
为什么中国能首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呢？福山认为是因为战争。战国时期的450多年经历无数战争，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国家的征兵、税收、供给以及协调组织的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军事优势。而秦国对军事和管理人才的招募突破了家族血缘的边界，从“任人唯亲”转向“任人唯贤”，才能够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这是在战争环境的压力下，政治制度演化的一个例子，任人唯贤的扩展合作，压倒了任人唯亲的家族主义。当然，家族制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回潮，但扩展合作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科举制这样高级的非个人化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在西方，首先出现的现代制度不是国家，而是法治。福山认为，法治的兴起来源于宗教。在古代，以色列有犹太教、印度有印度教、中东有伊斯兰，欧洲有基督教，都有宗教律法，但只有在中世纪的欧洲，法治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时欧洲的世俗政权四分五裂，天主教会发展出独立于世俗政权的、等级化、官僚化的教会制度。这有许多因素，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个人献身于教会组织，这本身就具有抗拒家族血缘的倾向。同时，教会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这原本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财产捐赠，促进自身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瓦解了家族关系的纽带，在教会组织中催生了非人格化管理的法治思想。在这里，可以看到宗教实际上发挥了抵制家族主义的扩展合作力量。
另外，罗马法的复兴也促进了成熟的法律编撰和教育系统。最终，天主教会在欧洲建立了统一的法律秩序和司法体系，等到中世纪之后，欧洲的君主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法治制度蓝本，也需要法治的约束来发展现代国家制度。
最后来说问责制。问责制政府首先出现在英国，这多少是“无心插柳”的意外产物，源自英国国王和议会长期的权力斗争，最终，在光荣革命的时候，问责制和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走向制度化，但是，这时候的英国的问责制还不彻底。因为当时能够向国王问责的只是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0%。进入20世纪之后，问责制才发展为所有公民享有投票权的民主制度。
最后，我想简单评价一下福山这部书。在这部书中，福山展示了政治秩序在世界各地发展的丰富多样性，不仅路径是多样的，而且目前的结果似乎也是多样的。这很容易解释。因为影响政治秩序演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一个是各地人群所处的环境。具有共同生物性的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当然会做出不同的制度选择。
但这样一来，福山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如果他完美解释了政治发展的多样性，那就无法解释多样的政治选择如何走向共同或相似的目标，既然不同的民族已经走上了“殊途”，最终又何以能够“同归”呢？
福山早已意识到这个矛盾，并埋下了一条论证同归的“暗线”，只有细致的读者才会发现。他在序言中就暗示，“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就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随后，他在第1章指出，各地的人群在互动，这种互动的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在27章的结尾，他又指出三种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支柱，一旦整合，就会成形成一种吸引力，成为“推向全世界的模式”。
这条暗线的论证逻辑是什么呢？人类共同的生物性是个常量，而不同的环境是个变量。对于政治秩序的演化来说，环境不只是简单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与外部人群的交往联系，技术文明的发展水平，以及思想观念的作用。这些因素都是变化的，都会作为环境压力对政治秩序的演化发生影响。
最终，同时具备三种现代制度的国家具有最强的演化竞争优势。丹麦式的理想政治秩序，正如其他美好的事务一样，会被学习和仿效。如果有人说：环境不同不可复制照搬，我觉得，福山应该会这样回答：
这条暗线，在下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变成了一条明线。福山在最后一章总结说，“虽然高质量的民主政府时而供不应求，但对它的要求却与日俱增……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山对于政治秩序的观点很接近托尔斯泰对家庭的看法，良好的政治秩序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政治秩序各有各的缺陷。而且他相信，好的政治秩序会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现存的多样性只是殊途同归的过程。
我必须提醒你，福山对于人类政治的总体观点未必正确，但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不是因为看到西方赢得了冷战而冲昏头脑，匆忙抛出了“历史终结论”。最初，他是在1988年应邀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提出了这个理论，当时没有谁会相信冷战有可能会很快结束。福山修改后的演讲稿《历史的终结》，发表在1989年夏季。几个月之后东欧发生了政治剧变，又过了两年，苏联解体。于是，福山声名鹊起，甚至被视为“思想先知”。
也就是说，福山是以一种少数派的见解，开始了自己的思想生涯。在此后的30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福山关注的重心的确发生了转移，他的思想也有所发展。他比当初更加重视、也更为深入地理解了政治秩序及其演变的意义。
但是，福山从没有像许多人误传的那样，放弃或改变了他的基本立场。在西方的民主体制陷入严重困境的时期，他反复重申，历史终结论的根本理念“仍然基本正确”，坚持主张，作为政治理念的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30年之后，福山又回到了他最初少数派的处境。
那么，我们跳出这本书来说，福山殊途同归的观点错了吗？
当下的现实世界形势对福山是很不利，呈现出的趋势是分裂而不是汇聚：英国脱欧、美国退守、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转变，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类的共同目标似乎已经退隐了。
然而，时代的季风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回到1991年，苏联解体，德国统一，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出狱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开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
当下的潮流会比当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潮流，更为持久吗？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福山预言的“历史终结”未曾落实，那么此刻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就更加可信吗？人类的政治未来会如何？在我看来，这个大问题本身会长期存在，而福山的回应也会时而兴盛，时而衰落，长久地经受现实的考验。
好，《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我就讲到这里。这部书中大量的历史叙事、跨文明的比较分析和理论阐释。你需要自己去阅读，才能领略其中的精彩和深刻之处。
这部《政治秩序的起源》其实说的是“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现代法治和现代民主这三种制度，早在17世纪之前就分别发源，有了最初的形态，只是到了19世纪之后，才逐渐在许多国家交汇结合在一起。
福山有一个很深的信念，理想的现代政治秩序是要把他提出的政治三个支柱国家、法治和问责制结合起来，达到某种平衡结构。他的理由很简单，没有权力的国家是软弱无能的，但无所不能的权力是危险的。所以，“三个支柱”的要点，就是要在“软弱无能”与“无所不能”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这就是政治秩序的理想目标，也是福山看到的“丹麦”的象征意义。
可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变成“丹麦”谈何容易啊？伊拉克、阿富汗或者索马里怎么才能变成“丹麦”呢？福山在丹麦的一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发现连丹麦人自己也不知道今天的丹麦是如何造就的。福山断定，当代西方人有一种历史失忆症，忘记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来龙去脉，所以他决心写这本书，就是为了重建对历史的记忆。
撰稿：刘擎转述：徐惟杰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法治和问责制。
2.良好的政治秩序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政治秩序各有各的缺陷。
3.好的政治秩序会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现存的多样性只是殊途同归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