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制造业》 徐玲解读

《失去的制造业》|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汤之上隆，曾长期在日本半导体行业做研发工作，现为日本精密加工研究所所长，京都大学及日本东北大学特邀讲师。汤之上隆的个人命运和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捆绑在一起，他后来从技术人员转型为行业研究者，专门研究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原因。

关于本书

进入21世纪，日本制造的两大支柱产业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日本汽车产业仍然牢牢占据业界领先地位，而电子产业却相对衰落了，索尼、东芝、日立、富士通、NEC等一大批企业走下神坛，陷入巨额亏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核心内容

一、日本电子产业崛起和衰落的宏观背景是什么？

二、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技术原因是什么？

三、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战略原因是什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失去的制造业》，副标题是“日本制造业的败北”。顾名思义，这本书讨论的是日本制造业为什么衰落了。注意，这里的“制造业”不是泛指日本的一切制造业，而是特指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也就是媒体上经常说的ICT产业，包括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等等。本期音频中，我为了讲述方便，把这类产业称为“电子产业”。

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日本制造最辉煌的时期，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是日本制造的两大支柱。但是，进入21世纪，这两大产业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日本汽车产业仍然牢牢占据业界领先地位，而电子产业却相对衰落了，索尼、东芝、日立、富士通、NEC等一大批企业走下神坛，陷入巨额亏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本《失去的制造业》，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作者叫汤之上隆，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的个人命运和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捆绑在一起。汤之上隆于1987年加入日立公司的半导体部门，那时正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特别是存储芯片领域，日本公司占据全世界80%的份额，英特尔被打得差点破产倒闭。但从那之后，日本半导体产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到1990年代，东芝、富士通和三菱退出存储芯片竞争，日立和NEC把这块业务剥离出来，成立合资企业尔必达，希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最后一搏。汤之上隆也从日立调到了尔必达公司。

但是，日立和NEC在管理理念和技术路线上完全不同，两家公司的势力在尔必达进行激烈内斗。最终NEC一派主导了尔必达，汤之上隆被扫地出门，回到日立。紧接着，第二波灾难来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波及日本电子产业。日立当年裁员2万人，刚满40岁的汤之上隆被劝退，也没有拿到补偿金。不过，即使汤之上隆继续待在尔必达，结局也差不多。2012年2月，作为日本存储芯片独苗的尔必达宣布破产，被美国公司美光科技收购。

正因为走过这样一段悲催的技术人生，汤之上隆后来转型为产业研究者，潜心研究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原因，相继出版了《日本半导体的失败》和《电器、半导体崩溃的教训》两本专著。这本《失去的制造业》，是汤之上隆在这个领域的第三本书，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推进了一步。这本书也成为反思日本电子产业的经典书目，被业界广泛引用。

我的解读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来了解日本电子产业崛起和衰落的宏观背景；第二部分，探讨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技术原因；第三部分，探讨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战略原因。

对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是一系列外部原因造成的，包括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美日贸易摩擦以及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等等，这些都对日本电子产业造成了打击。但汤之上隆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不能甩锅给别人，而必须从产业自身去寻找原因，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日本汽车产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有竞争力了。

所以在《失去的制造业》这本书里，汤之上隆并没有讨论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不过我个人觉得，简单了解一下宏观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电子产业的兴衰过程。

事实上，二战后日本电子产业的兴起，和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美国强行肢解了日本的各大财阀，并竭力阻止日本再次工业化。但是，美国唯独对日本的通信产业大开绿灯，包括电话、电报、广播等，美国甚至直接命令日本产业界大力制造收音机。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冷战的需要，美国要把日本打造成东亚地区的情报中心和宣传阵地。在美国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电子产业成为日本在战后快速兴起的头号产业。像索尼公司就是得益于这一波政策红利，它靠录音机和收音机起家，驻日美军是索尼早年的最大客户。

顺便提一句，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需要日本作为最大军需供应地，对日本的其他产业也从打压变为扶持。日本汽车产业趁势崛起，像丰田汽车就是替美军生产军用卡车起家的，这一波红利被日本产业界称为“朝鲜战争特需”。

朝鲜战争之后，美苏双方的冷战进一步升级，美国电子产业的发展重心转向军工领域和NASA等航天工程，民用电子产业发展得相对较慢。而这个时期，日本电子产业主要面向民用，各种小巧精致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本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大举进入美国市场，这就导致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开始。这个时期，美国产业界主要是走法律诉讼程序，比如对日本彩色电视机提起反倾销诉讼，但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

那美国政府是从什么时候直接介入美日贸易摩擦的呢？是1985年。1985年9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让日元在三年内升值了100%。这个时间点绝不是偶然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冷战对美国的威胁明显变弱了。也正是在这一年，英特尔在存储芯片领域被日本公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忍痛退出，专攻中央处理器，也就是CPU。美国政府第一次意识到，有可能失去计算机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在这几重因素之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从扶持变为遏制。

由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主导的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趁机向美国商务部施压，要求对日本芯片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展开调查。1986年，日本对美国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被征收了100%的惩罚关税。当年9月，日美双方签署了《日美半导体协议》，其中有一个秘密条款：日本承诺开放本国市场，5年之内让美国芯片在日本国内占有20%的市场份额。

在日元升值、惩罚性关税和《日美半导体协议》的多重影响之下，1985年成为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转折点。在1985年之前的15年，日本电子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值增长了5倍，出口增长了15倍。而1985年之后的15年，日本电子产业仍然在增长，但速度变慢了，产值只增长了1.5倍，出口增长放缓，进口稳步上升。在这个阶段，日本电子产业从以出口拉动变成了以内需为主。

到2000年时，日本电子产业产值达到26万亿日元的峰值，之后便掉头向下，整个产业开始萎缩。到2013年，日本电子产业产值只剩下11万亿日元，只有顶峰时的不到一半。并且在这一年，日本电子产业从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赤字。

通过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日本电子产业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转折点。1985年是从快速增长变为慢速增长，而2000年是从增长变为萎缩。所以，关于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原因，也许日本学界和汤之上隆都没有错，1985年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外因造成的，而2000年的转折应该主要从产业自身找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汤之上隆认为，导致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一些日本产业界人士承认，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的确是由内因引起的，主要是经营管理方面出了问题，而日本的技术实力仍然很强大。汤之上隆则指出，正是这个关于“日本技术第一”的神话害了日本。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首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技术层面输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

汤之上隆认为，日本产业界对“技术实力”的看法过于片面了。日本人把技术实力简单等同于高品质、高性能，但其实技术实力还包括另一个层面，也就是以低成本、短时间进行快速生产的能力。这是日本电子企业的短板，却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强项。双方各有所长，这本来是好事，可以形成产业互补；但日本企业的致命错误在于，当1990年代全球半导体产业发生根本变化时，日本企业却毫无察觉、不知变通。

以存储芯片为例。在1980年代日本存储芯片的鼎盛时期，存储芯片主要是用在大型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上，这些设备制造商对存储芯片的质量有极高的要求。比如，大型计算机要求芯片有25年的质量保障，电话总机也要求至少23年的质量保障。当时美国产的芯片很难达到这样苛刻的标准，而日本的东芝、日立、三菱、富士通、NEC等一批电子企业，秉持工匠精神不懈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芯片，并且良品率超过90%，相比之下美国芯片的合格率只有60%~70%。这段成功经验让日本企业坚信，必须在技术上追求极限品质和性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从1990年代起，芯片的主要应用领域从大型计算机转向了个人电脑和手机。我们知道，个人电脑的使用寿命也就是5年左右，手机更短，一般不超过3年。换句话说，市场根本不需要保质25年的芯片了，而需要的是大量质量还过得去的廉价芯片。这时候，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超高品质，而在于能不能改进工艺、快速降低生产成本。

日本企业由于迷信高品质，不屑于对自己的生产工艺进行改造，仍然继续生产可以保质25年的芯片，结果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同样是生产64M的存储芯片，日本企业的加工工序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1.5倍，是美国企业的2倍。加工工序越多，生产速度也就越慢，而且需要越昂贵的芯片制造设备。

汤之上隆的老东家尔必达，光是设备成本就比竞争对手高出2~3倍。相比起来，三星在降低设备成本方面拥有非常高超的技术，特别是延长现有设备使用寿命和熟练运用设备的能力，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看成品率，也就是每个生产批次中合格产品的比例，尔必达能够做到98%，而三星只有83%，看上去三星在技术上要略逊一筹。但是，三星设备的芯片吞吐量是尔必达的2倍，也就是说，虽然成品率更低，但在相同时间内三星设备能生产出的合格芯片数量比尔必达高得多。2005年三星的利润率为30%左右，尔必达只有3%左右，差了一个数量级。

尔必达的困境是日本电子产业的一个缩影。由于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很难盈利，而盈利不足又反过来影响了对研发的进一步投入。2012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就指出，日本电子产业的研发经费在逐年减少，研发投入比远远低于三星。

日本电视机产业也同样陷入了追求极限品质的误区。索尼一心追求画面的超高清晰度，已经超出了人眼可以分辨的水平。汤之上隆说，2012年左右，他在一位索尼工程师朋友的家里，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作为索尼工程师的丈夫抱怨说：“全世界都不知道索尼最高品质的液晶电视画面有多清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而这位工程师的妻子反驳说：“我看你才疯了。你看我们家的索尼电视，如果开最高清晰度来录节目，硬盘很快就满了，结果还是得用低画质模式来录。再说，看电视节目，低画质完全够了。你们弄的什么超高清画质，一点意义都没有！”

市场反应也的确如此。当画质超过了人眼能够分辨的水平，再往上提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消费者感觉不到。这时候，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价格是否实惠，以及是否有更新颖的功能，这方面是韩国企业擅长的。2012年之后，三星和LG牢牢占据了全球数字电视市场份额的前两名，而索尼的市场份额不足三星的一半，陷入亏损泥潭。同样以高画质电视机著称的夏普也陷入巨额亏损，在2016年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

汤之上隆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日本企业界错误地理解了“创新”这个词的含义。日语把英文中的“innovation”翻译成“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指新技术，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innovation”是指“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简单说，就是要把新技术和产品结合起来，让产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这才是企业界的创新。如果仅仅只是发明新技术，那是科技界的创新而不是企业界的创新。

汤之上隆认为，正是因为错误理解了创新的含义，导致日本电子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求极限品质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而与市场越来越脱节。在日本电子企业，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是研发部门，其次是生产部门，最后才是市场部门。有一次，汤之上隆的一位朋友从技术研发部部长调任市场部部长，这位朋友感叹说，“唉，被降职了。看来马上我也要整天坐冷板凳了”。市场部在日本电子企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对比，三星高度重视市场部，在全球范围内物色最顶级的人才担任市场调研专员。据说三星电子的常务董事们都背着一个KPI指标，就是每年至少找到一名市场调研高级专员。三星认为市场调研等同于“开辟市场”，公司的未来就掌握在市场调研专员的手里。正是因为高度重视市场部，三星电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一家独大。

风险投资人江南愤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日本企业衰败启示录》。他认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工匠精神”，对日本电子企业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匠精神是把工艺做到极致，这是工业时代的王者思维。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从耐用消费品变成了快消品，一两年就淘汰了。这个时候企业拼的是把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快速试错、快速迭代的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精益求精地打磨工艺。

江南愤青在文章中提到，他在日本投过一些机器人项目，因为日本的机器人研发是很牛的。这个项目的日方工程师也非常敬业，耗时三年，终于把项目研发规划做了出来。这个时候，让江南愤青哭笑不得的是，他发现类似的机器人应用模块，在中国深圳的华强北早就上市，而且已经出了三代。

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20年日本的电子产业衰落了，而汽车产业仍然可以保持领先。因为汽车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工匠精神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汤之上隆也指出，随着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兴起，汽车产业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汽车产业能否顺利转型，跟上这趟车，现在还是未知数。

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汤之上隆认为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营战略上的失误。具体来说就是，日本电子企业走坚持纵向一体化，而抗拒互联网时代水平分工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品零件都是模块化的，小到手机，大到光刻机，模块之间的接口都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商只需要设计好自己的产品，采购相应模块，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这就促成了产业在国际间的水平分工，并且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门槛。三星和LG能够快速超过日本电视机企业，一个契机就是数字化电视时代的来临，让电视机各个模块之间的接口标准化了。

同样地，在生产芯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领域，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曾牢牢占据世界前两名的市场份额，然而后来却被荷兰公司阿斯麦赶超，并被远远甩开。我在解读《光刻巨人》这本书时，主要分析了技术层面的原因，而汤之上隆为我们指出了分工层面的原因。

由于荷兰没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倒逼阿斯麦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合作，采购它们的模块，自己来进行组装和调试。阿斯麦最牛的地方在于集成，它组装调试出来的机器误差非常小。机器误差是指每台设备在性能方面存在的差异。反观尼康，它的生产系统是封闭的，所有部件除了光源，全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组装。尼康光刻机单台运行的性能很好，但是每台设备之间的机器误差很大。

机器误差大，设备利用率就低，因为需要将设备专用化，每道工序只能使用一台固定设备；而机器误差小，设备利用率就高，因为无论哪道工序都可以使用任意一台设备来处理。平均来说，阿斯麦光刻机的处理能力是尼康的2倍。所以汤之上隆认为，尼康光刻机的落败，部分原因是拒绝参与国际水平分工。

实际上，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半导体产业就出现了设计和制造相分离的水平分工模式。有的企业只从事芯片的设计和销售，不从事生产，这样的企业被称为“无厂化企业”，英文是Fabless；而承接芯片生产的企业被称为“代工企业”，英文是Foundry。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纵向联合型企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比如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企业英特尔和三星。但是要注意，英特尔和三星的芯片厂也同时承接外包业务，所以，它们同时也是“代工企业”。

为什么半导体产业会出现设计与制造的分工？为什么连英特尔和三星这样的巨无霸也要屈尊去做代工？对这个问题，有个叫西村吉雄的日本记者，在他写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这本书里，做了详细的探讨。

西村吉雄认为，这种水平分工是必然的。半导体产业中设计和生产的分工，就好像出版业中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分工，它们需要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很少有出版社兼营印刷厂的，一般是由少数大型印刷厂，为众多的小型出版社提供印刷服务。这其中除了文化的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设备的折旧。

编辑部是知识密集型的，而印刷厂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印刷设备一般都很贵。如果一个印刷厂只服务于一个出版社，印刷量就比较低，导致生产不能饱和、设备闲置。所以，印刷厂必须大量承接多个出版社的业务，才能充分分摊折旧成本，快速收回投资，从而也可以及时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反过来说，编辑部因为不用负担高昂的设备投资，可以针对小众人群出版特定刊物，这才使得大量小型出版社得以存在。

在手机行业，苹果就是“编辑部”，富士康就是“印刷厂”；在芯片行业，高通就是“编辑部”，台积电就是“印刷厂”。只不过，芯片代工企业的设备成本可比印刷厂高得多。一台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市场售价高达1.2亿欧元，和一架波音737客机的价格差不多。除了英特尔和三星这样的巨无霸，其他芯片企业很难负担得起。最划算的办法，还是自己设计，然后外包给台积电这样的代工企业进行生产。但是，即使是英特尔和三星，也无法让自己的芯片生产线完全饱和，所以要同时承接代工业务来分摊设备成本。

面对这样的国际分工趋势，日本半导体企业一开始非常排斥，坚持要走设计和制造一手包办的模式，没能在产业生态上及时卡位。后来，在与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竞争中落败之后，日本企业没法再走纵向联合型道路，只能在设计和制造中二选一。但奇怪的是，日本芯片企业的优势明明在于制造环节，它们却偏偏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设计环节，转型为“无厂化企业”，导致它们进一步丧失了竞争力。

这是为什么呢？西村吉雄认为，说到底，还是“技术至上”的思维在作怪。日本芯片企业看不起代工企业，认为它们没有核心技术，只会批量生产廉价产品。殊不知，代工企业因为设备折旧快，设备的更新速度也快，它们使用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其实是最先进的。而且，因为代工企业向不同的设计公司开放接口，头部代工企业的技术接口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从而占据了主导权。

就这样，日本芯片企业错过了成为代工企业的机会，在设计领域又没有明显优势，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好，前面我们分析了导致日本电子产业衰落的三方面因素：在宏观层面，日元升值和美日贸易摩擦，对日本电子产业造成打击，从高速增长变为缓慢增长；在技术层面，日本电子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应对市场变化方面输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在战略层面，日本电子企业错过了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窗口期。这样看来，日本电子产业确实很悲催。

在未来，日本电子产业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呢？本书的最后，汤之上隆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汤之上隆认为，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制造工艺，而短板在于市场营销；日本人擅长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而不适应技术的频繁变更；日本人擅长在生产中积累隐性知识，而不擅长标准化、平台化、模块化的竞争。隐性知识指的是无法用文字和公式来表达的默会知识。在半导体产业链中，像清洗、干燥设备和匀胶显影机这样涉及液体材料处理的环节，日本企业仍然占据垄断优势。因为这些环节要对设备和液体进行极细致的整合，整个过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必须依靠长年积累的隐性知识，这就让竞争对手很难追赶。

汤之上隆相信，只要找到这样的竞争优势领域继续发力，同时放下“技术第一”的执念，重新拾起善于模仿的优良传统，日本电子企业仍有翻盘的机会。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 在宏观层面，日元升值和美日贸易摩擦，对日本电子产业造成打击，从高速增长变为缓慢增长；

2. 在技术层面，日本电子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应对市场变化方面输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

3. 在战略层面，日本电子企业错过了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