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传》 刘怡解读

《凯恩斯传》|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英国历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这是一本900多页厚，将近100万字的书，光看篇幅可能就吓退了很多人。但它在学术界和评论界的口碑，却是压倒性的好。《纽约时报》称赞说：“这既是一部杰出的人物传记，也是历史分析的佳作。”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诺曼·斯通更是说：“如果世界上有诺贝尔历史学奖，那最该得奖的就是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由于在研究凯恩斯的生平时作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本书作者还被英国王室封为男爵。如果你想了解凯恩斯的一生，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本书。

提到本书传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想必你已经知道：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经济系学生的必读书。2023年，是凯恩斯诞辰140周年。但你未必知道，凯恩斯本人，起初并不喜欢经济学。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专业是数学和哲学。至于经济学，大部分是他在25岁以后自学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样的经历是罕见的。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对凯恩斯的学说，其实并不感冒。凯恩斯在“一战”结束时，出席过巴黎和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但是都被首相拒绝了。到了1929年，全球经济遭遇“大萧条”，他又率先提出“国家干预”理论，这个点子同样没有被英国政府采纳。就连当时的其他几位大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和熊彼特，也对凯恩斯做出过许多负面评价，认为他目光太短浅。

但在经济学界以外，凯恩斯就非常受欢迎了。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前30年，凯恩斯作为文化名人和哲学家的声望，比他的“本行”经济学家要高得多。当时英国文化界有个著名的社交圈，叫做“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凯恩斯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在这个圈子里，还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评论家斯特拉彻以及画家格兰特。他们当中有好几位是凯恩斯的情人。这些文化名人，平时就聚居在伦敦西区的一幢公寓里，海阔天空地讨论文学、艺术和政治。凯恩斯甚至觉得，他的学术观点，主要就是受这些文人朋友的启发。这跟我们印象里的经济学家，可是太不一样了。

本书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讲，凯恩斯虽然只活了63岁，却同时扮演了三个社会角色。他既是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又是知行合一的哲学家，还是为政府积极奔走的国务家。而凯恩斯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哲学家这个身份。他批评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说：这些人只关心冷冰冰的数字和物质财富，却忽视了人们的道德状况和内心。而他本人，是抱着一种哲学热情，为了让全体国民过得更幸福，才去研究经济学的。他加入英国政府，也是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通过学习凯恩斯的这些经历，你不仅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名人的一生，你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通透。

本书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一位俄裔英籍学者，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他本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在牛津大学攻读的是经济史方向的博士。20世纪60年代，斯基德尔斯基开始对凯恩斯的生平产生兴趣，并计划为凯恩斯写一套三卷本传记。为了搜集资料，他不仅拜访了凯恩斯的弟弟和遗孀、他的得意门生以及许多生前好友，还专门阅读了凯恩斯留下的大量手稿。这套三卷本传记，最终花了整整17年才写完，但每一本在英国出版界都是好评如潮。凭借对凯恩斯的深入研究，斯基德尔斯基本人不仅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还成了上议院议员。我今天解读的这本《凯恩斯传》，是斯基德尔斯基在2003年专门编辑的一个单行本。它保留了三卷本全传60%的核心内容，精简了过于艰深的学术分析。所以，即使你对经济学本身不太感兴趣，光是凯恩斯的传奇故事，也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经历了怎样的教育熏陶和学术探索。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还原，除去经济学家这个身份外，作为文人和国务家的凯恩斯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价值观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哪些启示。

本书一开篇，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就写了一个金句：“在凯恩斯的一生中，几乎每时每刻，他都是从高高在上的地位俯瞰着英国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确，凯恩斯在青少年时代，读的是伊顿公学、剑桥大学这样的顶级名校。到了中年，他既是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又是著名学者，就连交往的朋友也是维特根斯坦、罗素这样的世界级名人，可以说一生都过得顺风顺水。但注意了，所有这些成就，没有一样是来自庇佑，主要还是靠个人天分、努力和机遇。凯恩斯自己讲，他属于“有教养的英国中产群体”的一员。他的价值观，和20世纪初的英国中产是很一致的。

20世纪初的英国中产阶级，信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说起来，都是一些今天已经稀松平常的原则。比如自由婚姻、重视教育、崇尚科学而不是宗教，喜爱精神娱乐。但这些原则真正被多数人接受，却是很晚的事。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时期，叫做“维多利亚时代”。它说的是：在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64年里，英国成为国力昌盛的“日不落帝国”。新崛起的城市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有了强大的话语权，不再是贵族和教士的附庸了。这个时候，中产阶级价值观才开始登堂入室。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正值“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期。等他长到18岁时，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由她的儿子爱德华继位，英国又进入了“爱德华时代”。在爱德华时代，英国的媒体产业和文学、艺术变得高度发达，社会风气更加宽松。凯恩斯成长在这样一个黄金年代，明显吃到了时代红利。

不过，大时代提供的只是外部环境。凯恩斯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文化名人，首先还是受家庭环境熏陶。他的父母都是剑桥大学高材生，父亲老凯恩斯是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高徒，后来当了剑桥大学教务长。母亲更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晚年还担任过剑桥市市长。凯恩斯从小就在剑桥的教授社区里长大，大半辈子没离开过那里。他成为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并在1902年追随父母的脚步，考入剑桥大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但是，在本科阶段，凯恩斯既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数学，也不打算走父亲的老路，钻研经济学。他的精力，全都花在了读闲书、旁听其他专业的课，以及参加辩论社团“使徒会”的活动上。当时，凯恩斯非常推崇一位哲学家，叫做乔治·摩尔。摩尔也是剑桥教授，写过一本《伦理学原理》。这本书讲：世界上存在两种“善”或者“好”，一种是纯粹的、观念的“善”，另一种则是结果的“善”。大多数人在谈论“善”时，说的只是后一种，强调的只是客观效果。而摩尔认为，哲学家真正应该去探究的，是“善”这个观念本身。“善”是可以凭直觉去感知的，也能给人带来纯粹的快乐。

注意了，摩尔的这些观念，不仅影响了凯恩斯的人生观，对他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启发也非常大。在19世纪，英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理论，叫做功利主义。它和我们今天说的“功利思想”，可不是一回事啊。功利主义指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幸福，就得完全从结果出发，把可以量化的效益当成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只要最终结果是足够正面的，那过程中的痛苦和不道德就是可以容忍的。正是基于功利主义思维，古典经济学家格外推崇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向生产最大化和分配平等化，从而让社会的整体幸福值获得提升。而摩尔的哲学观点，显然是和功利主义背道而驰的。他对“善”的分析，推动着凯恩斯去思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处境。

当然了，凯恩斯真正把摩尔的哲学观点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还是很晚的事。他在剑桥读了6年书，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除了上过一个学期的经济学课外，跟这门学科基本没有任何交集。就连那一个学期的课，也是因为他父亲的导师马歇尔教授，觉得凯恩斯数学很好，人才难得，硬拉着他去上的。到了1906年，凯恩斯毕业了。按照当时中产阶级子弟常见的规划，他考上了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的公务员。凯恩斯认为，这份工作可以帮助他实现服务国家的志愿。但他根本适应不了按部就班、官僚气十足的小文员工作，只干了两年就辞职了。这一回，又是马歇尔教授找到他，让他当兼职讲师，给剑桥的本科生讲概率论课。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按照我们今天的印象，要成为“正牌”经济学家，至少得有个博士学位，还得广泛学习和外贸、就业乃至产业有关的知识。但在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还是一门相当粗放的学科。即使是剑桥这样的名校，也只给学生发两本教科书。讲一点供需关系，再讲讲货币理论，加上些数学知识，基本上就齐活了。而凯恩斯这位“半路出家”的讲师，凭借他的数学天分和文采，居然把概率论讲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专门有学生请他开辅导班，花大价钱听凯恩斯阐述他对经济学的看法。结果，凯恩斯在既没有博士文凭，也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只花短短三年，就成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圈子的门面人物，还当上了顶级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在今天的学术界是无法想象的。

不仅如此，凯恩斯的名声还“出圈”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为了应对黄金储备流失，找来凯恩斯当编外顾问。这是凯恩斯第一次参与政策制定，他的冷静高效，给许多高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1915年，财政部干脆给了凯恩斯一个正式编制，让他集中精力研究英国战时的金融问题。当时，英国是整个协约国集团的财政后盾。它既要向法国和俄国发放贷款，又要在美国金融市场上为战争融资。这么繁重的工作，是由财政部的区区52个人负责的，其中又只有两个人是专业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这两名专家之一，地位自然变得举足轻重了。为了表彰凯恩斯的工作，英国王室在1917年授予他三等巴斯勋章。已经当上首相的劳合·乔治，还专门提名凯恩斯出任财政部首席代表，跟随他出席1919年商讨战后世界秩序的巴黎和会。这一年，凯恩斯只有36岁。

参加巴黎和会，是凯恩斯第一次扮演金融外交家的角色。经过在财政部的三年历练，他已经很清楚：英国的经济基础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既不足以维持英镑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汇率，也就是金本位制，也不足以支撑战后重建。另一方面，英国借给法国、意大利这些盟友的外债，因为欧洲经济的衰落，同样有收不回来的风险。当时的大部分英国政治家，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压榨战败国德国。他们制定了一个方案，要求德国支付相当于8年GDP的巨额赔偿金，好一次性解决英国的困境。而凯恩斯的点子，思路恰好相反。他指出：德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工业出口国，它的经济实力，是一笔会增值的“资产”。但战后的德国跟英国一样，缺乏货币流动性，在这种状况下索要巨额赔款，“资产”就打折了。最靠得住的办法，是向协约国里流动性最充足的美国求助，由美国为德国提供贷款。德国经济有了流动性，就可以恢复生产，并向战胜国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法国得到了赔款，就能还上欠英国的旧债了。至于英国直接向德国索要的赔款，有一年GDP的量就够了。因为恢复整个欧洲的流动性比赔款更为重要。

凯恩斯的这个计划，和“二战”之后美国扶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是很像？可以说，凯恩斯提前20多年，就预判了美国正在崛起，欧洲走向衰弱的趋势。他还意识到，在战争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已经失效。政府必须主动插手干预，才能尽快恢复经济。但是，这些过于超前的想法，在巴黎和会上完全是孤掌难鸣。一方面，美国当时还是国际政治中的新角色，它不打算为欧洲承担这么重的责任。另一方面，整个英国正沉浸在战争胜利带来的喜悦中，根本看不到欧洲的深层危机。最终，协约国要求德国支付相当于三年半GDP的赔款，还对德国的经济复兴施加了苛刻的限制。结果，德国很快就走向了财政崩溃，并为随后希特勒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对凯恩斯的国务家生涯来说，巴黎和会显然是一次失败的经历。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声望，反而得到了巨大提升。因为在和会结束后，凯恩斯马上写了一本书，叫做《和平的经济后果》，把他跟英国政府的分歧原原本本地表达了出来。这本书的文笔也非常漂亮，一般人读起来不会有知识门槛。短短6个月里，《和平的经济后果》就卖出了10万册，并被翻译成12种外语，凯恩斯的收入直接涨了两倍。整个欧洲知识界，现在都听说：英国出了个奇人凯恩斯，观点不落俗套，还敢跟政府唱反调。虽然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凯恩斯被迫离开了财政部，但他根本不愁出路。有一家银行邀请凯恩斯出任董事长，每周只需要他上半天班。还有几家报纸向他发出了撰写专栏的邀约。不过，凯恩斯自己还是决定回到剑桥大学，以兼职讲师的身份每年讲8次大课，再给几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做做个人辅导。注意了，凯恩斯在剑桥，是没有长期教职的，也没有教授头衔。他的身份其实是行政人员，主管学校的经济和政治学教学委员会。但凯恩斯每次上大课，都能吸引到全校几十个专业的好几百位学生。公众已经把他当成“民间财政大臣”了。

凯恩斯自己曾经说，“一战”之前，他对经济学的态度其实是很犹疑的。马歇尔建议他从事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看重他的数学能力和头脑，并没有问过他喜不喜欢这个行当。凯恩斯呢，觉得身为剑桥子弟，横竖都得把事情做好，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因此也硬着头皮在学校待下来了。但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担任财政部官员的几年里，凯恩斯去到欧洲许多地方，亲眼见到了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困境中努力维持生计的艰辛。巴黎和会的波折，又让他反思了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陷入的各种误区。他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家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职业。它不仅要为政府预判未来的风险，还得持续探索，什么样的政策能让多数人更加幸福。这就回到了前面说的摩尔的哲学观。

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凯恩斯成为一名“全职”经济学家，开始阐述他对世界的看法了。1926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书中明确指出：为了呼应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大众政治的兴起，20世纪的政府，不能再躲在“看不见的手”后面了。政府需要主动干预货币和信贷政策，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持续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在当时的英国，凯恩斯的观点针对的主要是金本位制度。他讲：“一战”结束后，英国的经济竞争力已经下滑，却还在维持和黄金挂钩的“强势英镑”状态。这样一来，黄金只会从英国流向增长前景更好的美国，英国则会被这个“黄金十字架”压垮，并危及普通国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写下了他著名的金句：“就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英国的长期“国威”也好，市场调节机制的漫长反馈也好，在凯恩斯眼里都太空泛了。他关注的是金本位制在当下的负面影响，并建议政府基于英国的现实国情，改革货币制度。不过，英国政府对这些忠告，当时并没有听进去。这也让英国在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当然，今天我们会给予凯恩斯极高的评价，主要还是因为他在1936年出版的那本厚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关于这本书，经济学界已经有过无数解读，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通论》里，凯恩斯不仅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干预”主张，还再次强调：经济学不是一门卖弄复杂概念的学科，更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为了验证自己的智慧，大谈“终极规律”的抽象科学。经济学不仅和人的具体处境有关，也跟现实政策联系在一起。它需要根据波动和突变，制定阶段性方案。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凯恩斯所说的“国家干预”的真意。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记录的，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人生轨迹。聊完这个话题，我们还得看看凯恩斯作为文化名人和国务家的一面。有意思的是，虽然凯恩斯是公认的出口成章，能言善辩，私下里却有点“社恐”。他在成名之后，几乎不接受记者采访，也不爱出席经济学界的研讨会。只有跟家人、学生以及文化界的好友们待在一起时，他才能恢复机智潇洒的风采。但这种“社恐”，并不等于书生气。相反，凯恩斯是非常懂得人情世故的，做事也很务实。除了在理论上研究经济学外，他还热衷于投资股票和基金，并且一度获利颇丰。这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是很少见的。

一方面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又精心维护自己身上的神秘感，凯恩斯的这种独特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它有两项原因。首先，前面已经提到，凯恩斯成长于爱德华时代。那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既热衷于享受强大国力带来的优越条件，也喜欢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在物质上比平民更富足，在精神上又比贵族更有内涵。凯恩斯也是一样。虽然他真诚地认定，自己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全体英国人的福祉，但他跟真正的社会底层，其实是没什么来往的。凯恩斯的朋友们，差不多也都是这类人。这种奇怪的心态，甚至影响到了凯恩斯的婚姻。1925年，凯恩斯娶了俄国血统的芭蕾舞女演员莉迪娅。他的文人朋友们激烈反对这桩婚姻，因为莉迪娅既不懂哲学，思维也很单纯。凯恩斯的好朋友维特根斯坦，专门跑到他们度蜜月的庄园里，用尖刻的言辞嘲讽莉迪娅“连话都不会说”，直接把莉迪娅骂哭了。而凯恩斯虽然深爱莉迪娅，却纵容了这种行为。

另外，凯恩斯身上还有一个独特的标签：他是个双性恋。这在今天或许不算什么大事，但在20世纪初的英国，男性之间的超友谊关系，是被法律禁止的。凯恩斯青年时代的房东，就想拿这件事来勒索他。英国学界的许多同行，听说了凯恩斯的性取向，也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通论》出版以后，英国经济学界流传着一种刻薄的说法：凯恩斯之所以看重短期调控，是因为他的性取向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既不想生儿育女，也不在意家族传承，只想享受眼前的快乐。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污蔑，但它对凯恩斯的学术口碑和社会声望，的确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为这些原因，凯恩斯在一生中，都是一个非常注重自我保护的人。在剑桥读书时，他交往的同龄人，几乎都是辩论社团“使徒会”的成员。这些老同学不仅跟他交流学术观点，进行火花四射的“头脑风暴”，还与他分享自己的人际网络。等到凯恩斯从剑桥毕业，去伦敦当了公务员，“使徒会”的朋友们又向他引荐了伦敦的文人社团，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凯恩斯非常喜欢布鲁斯贝利的这群人。为了能跟朋友们朝夕相处，他从20多岁起，就在伦敦、剑桥两头跑，三天住在伦敦，四天待在剑桥，就连婚后也是这样。像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爆发。

在20世纪英国文化史上，“布鲁斯贝利俱乐部”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它有三个特点。首先，这个俱乐部的10多位成员，几乎都是名校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要么是剑桥生，要么来自伦敦国王学院。他们定居的布鲁斯贝利街区，本身也是伦敦的文化中心，伦敦大学院和大英博物馆都设在那里。这些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时，从不谈论世俗之事，聊的都是文学、哲学和艺术，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团体。其次，在布鲁斯贝利俱乐部内部，任何形式的性取向和亲密关系都会受到包容。比如，凯恩斯曾经先后与文学评论家斯特拉彻、艺术设计师邓肯·格兰特以及女画家范妮莎·贝尔谈过恋爱，后来又分手，但并没有影响到小团体本身的稳定。他们甚至约好一起住在伦敦戈登广场的一幢连排公寓里，谁要是闹分手了，就换个房间接着住，但不会退出团体。最后，布鲁斯贝利的成员，最推崇的哲学家就是凯恩斯的偶像摩尔。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在追逐摩尔所说的“善”。这对凯恩斯也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有意思的是，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对凯恩斯研究的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喜欢凯恩斯，主要因为后者精通哲学和现代艺术，聊起天来令人愉快。凯恩斯自己呢，也把这些文人之间的清谈，当作学术以外的人生第二大重心。当他对经济学研究感到迷茫和厌烦时，就去和文人朋友们聊天，从他们对社会和人性的看法中寻找灵感。凯恩斯的《通论》，就是一边和朋友们谈论文学、艺术，一边写出来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把他的经济学研究，看作一种哲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他虽然没有写过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但一直认为：所有人只有在不必为生计发愁的情况下，才有闲暇追逐高尚的精神享受，也就是摩尔所说的观念上的“善”。而他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是通过探究自己眼里的“善”，去为整个社会的“善”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凯恩斯本人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他在像《通论》这样的专著里，很少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因为凯恩斯认定，数学只是一种研究工具，它不是“善”本身。

不过，在一件事情上，凯恩斯却跟文人朋友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远离政治。“一战”期间，他们纷纷拒服兵役。到了“二战”年代，他们对世界局势也不太关心。但凯恩斯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家繁荣，中产阶级的优越地位才能长存。“二战”爆发后，他重新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依靠自己的声望和专业知识为英国争取国际贷款。到了1944年，凯恩斯又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参与规划战后的世界货币体系。尽管会上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的主张，但他关于汇率调节和全球合作的看法，还是得到了广泛采纳。可以说，今天的全球经济，不仅继续受到凯恩斯学术理论的影响，也一直受惠于他规划的制度遗产。

好了，关于斯基德尔斯基这本《凯恩斯传》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凯恩斯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聪明头脑，还在于他对经济活动本身的深层思考。而斯基德尔斯基的这部著作，除去剖析了凯恩斯的哲学理念外，还指出：凯恩斯关心的，不光是全体国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他还希望人人都能追求精神上的“善”，重视他人的处境和感受。这一点甚至比学术更加重要。

而我们普通人，虽然未必能效仿凯恩斯的优越家境和智力天赋，但从他的成长轨迹里，还是能获得不少启示。凯恩斯是一个可以在精神生活和现实世界之间转换自如的人，精神生活不仅丰富了他的内心，还帮助他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他也有挫败、迷茫，但很少一蹶不振，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今天的教育也会需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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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凯恩斯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聪明头脑，还在于他对经济活动本身的深层思考。

2. 凯恩斯关心的，不光是全体国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他还希望人人都能追求精神上的“善”，重视他人的处境和感受。这一点甚至比学术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