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朱步冲解读

《信任》|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副标题叫“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说到福山这个人，咱们得到站内的用户可能听说过，他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制度与国际政治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非常有野心，视角宏大，试图分析和解读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说到福山这本《信任》，可以说是又一本皇皇巨著，超过600页，三十多万字。福山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从古往今来，各个人类族群的行为习惯中，找出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明发展的最基础推动力。那么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福山追溯了半天，他认为，应该从人类社会本身的组织性质上，去考虑。用福山自己的话说， 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个更为宏观的问题。

最终，福山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座摩天大楼，那么每个社会成员就是一块块的砖头，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灰泥，灰泥把这些砖头黏合在一起，它的强度，最终决定文明与社会本身的稳固性和抗风险能力。正是基于信任，尤其是对陌生人的信任，人类才能突破自己本身狭隘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更大规模的组织共同体，系统化生产，信息交流，投资和科研等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活动才可能顺利展开。纵观人类历史与世界，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文明，大都拥有良好的内部互信传统，有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规则来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互信合作，对背叛与欺诈进行惩罚。

为了更好地量化分析社会信任度，社会与经济发展繁荣度之间的关系，福山特地借用了一个名词“社会资本”，它指的是一个社会或者文化中，成员能够超越血缘亲属关系，形成自发群体的能力。社会资本丰富的国家，社会成员之间更容易互相信任，会催生规模更大，更有创意，运转成本更低廉的社会组织，从而使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反过来，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降低，不仅会影响稳定，使经济停滞，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

如果用对福山这本书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概括，那就是，一种简洁明确的两分法：在现代化发达国家中，社会组织以陌生人之间的互信合作为主，这叫系统信任。而欠发达国家，互信合作主要在亲属血缘和居住社会空间中展开，这叫传统信任。两者一比较，前者发展的天花板上限，就明显要高。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先来看看，在福山眼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如何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产生影响的。然后，在第二三部分中，我们分别来看看两种对照，一边是社会互信度比较高的德国，另一边是，社会互信和组织度相对低的意大利南部。

谈到人之间互相信任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交易和生产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来看交易，可能对经济学有所涉猎的人，会知道一个概念：“交易成本”。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说，交易成本，是为了达成一笔交易所需要花费的全部时间与货币成本。 那么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如何影响交易成本呢？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写过一本《信息，信任与法律》，里面就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一些企业，为什么不惜血本，也要自建一个大而全的产业链？毕竟按照常识，把生产的上下游环节分包出去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但这些企业这样做的原因，还是因为部分企业对外包供应商缺乏信任。于是，从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率和资源配置来看，这种为了自身安全而追求“大而全”的企业行为，导致了交易成本严重高于合理水平，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同样，类似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消费者，也能时常有所体会。比如一些电商购物与外卖平台，对商品退换，有非常严苛的规定，流程也很繁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白了就是，由于存在相当数量，想通过恶意退换货来“薅羊毛”的用户。所以，平台为了止损，控制成本，不得不提高退换门槛，严格甄别每一次退换需求。当然，这样一来，那些真的有正当理由想要退换的消费者，利益就受到了损害，而全体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也因为一少部分人的不道德行为，而大大提升了。按照福山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之间普遍相互不信任，那就等于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额度不低的税收，而高度互信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种税收。

说完了交易，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前一阵，我们得到听书上线过一本《以小博大》，讲的是一家名为纽柯的美国钢铁公司，它从濒临破产，变成了美国钢铁产业的龙头企业。这个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员工群体，是个组织结构扁平，高度互信的共同体，一线员工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生产流程和技术提出优化意见，一经采纳，就有丰厚的奖金以及晋升机会。同时，纽柯钢铁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初，遭遇经济衰退，开工不足的时候，也没有大规模裁员，而是自上而下，一律缩减工作时间，并且按照工作时长领取薪水，把这段低谷期扛了过去。

由此，福山在书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有一种倾向，试图以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它的理论核心就是“人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如果整个社会经济总量要增加，那么必须首先让个体财富优先增长。 然而，这就很难解释像纽柯钢铁公司这样企业的成功，甚至无法解释我们现有的经济运行常态。

按照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许多深陷困境企业的惯例，遇到这样的危机，纽柯钢铁公司的高管们，就应该果断裁员，大规模缩减成本和开支，以保住自己的高薪，降低公司破产的可能。而普通工人呢，也应该赶紧离开这家看起来不景气的公司，同时尽可能索取赔偿。然而，这种惯常情况并没有发生的原因是，这家公司的每个人基于自己共同体成员的属性，做出了选择，并非是基于单纯的雇主或者雇佣者身份。作为一个高度互信，拥有共同愿景和目标的共同体，每个成员都愿意为一个更长期的共同目标，让渡一部分短期的个人利益。当然，在经济复苏之后，纽柯钢铁公司这种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牺牲，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报。

所以，很多学者逐渐意识到，市场秩序要想运行良好，一个社会经济总量要想不断扩张，背后就需要某种道德支撑。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分工的细化，以及机械制造的普及，高效的经济发展，单独个体的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越来越有限，而群体合作则是主流。而人类之所以能够以群体合作的方式进行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具备某种道德共识，也就是对某种共同精神目标的追求，以及对彼此的信任。

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通常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那些发达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它们的社会文化是个人主义至上，鼓励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但如果用社会资本这个维度来衡量，我们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英美德法这几个发达国家，都拥有许多体量很大的跨国企业，这说明它们的公民，在构建大规模共同体进行合作方面，有很强的能力。当然，有些人可以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体量就大，所以能诞生这种巨型企业，不过很多时候，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它所在的国家经济体规模关系并不是很大。福山举例说，比如像荷兰，瑞典这种中小型发达国家，也诞生了飞利浦，宜家这样的大型跨国龙头企业。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现代化，或者说发达国家，除了各种经济、技术，和人均收入福利等硬指标，其实还有一个软指标，就是它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是否雄厚，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是否高，社会成员是否更愿意和陌生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其实和国家的体量和人口多寡，关系不大。

刚才，我们随着福山的研究和叙述，简单地了解了，人与人的信任度，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那么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有的社会，或者国家，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就比较高，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呢？它们这种比较优势的形成，有什么内在动力，又受到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德国，这个以制造业和尖端技术而闻名的发达国家为案例，来盘点一下。

首先，一个社会要想形成高度的社会互信，城市以及商业，这两个关键要素的成长必不可少。我们之前解读《财富之城》的时候就提到过，在中世纪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雏形，就首先在几个发达的意大利商业城邦，比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诞生。这是因为，这些城市面积广阔，人口流动性大，本身就带有打破乡土和亲缘关系，鼓励陌生人之间合作信任的属性。同样，这种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商业，尤其是远距离航海贸易，也对陌生人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制度保护，比如信贷，股份制，保险，汇票等等。当然，这些制度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诚信作保障，也无法推行。按照福山的研究，说到底，社会信任度，或者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人和人之间自发共同体的产生，是一个相互成就，促进的循环过程。

当然，最早，原始的共同体，也是在家庭血缘关系和乡土环境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各地星罗遍布的同乡会馆，就是一种基于地域组建的共同体组织：我们都是一个省的老乡，同在外地打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互相信任，可以互相扶持、帮衬；如果一个人欺骗坑害老乡，那么就有相当概率，在回老家的时候，被得知消息的乡亲们唾弃，被逐出这个社会网络，等于“社死”。

在城市中，一个人光靠亲戚和老乡，往往还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基于陌生人合作的共同体，就在商业与手工业不断发展、分工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比如什么皮匠行会，屠夫行会，面包师行会，等等诸如此类。行会存在的目的，包括制定产品合格标准，改善工艺，规定产量以保证整个行会的利润，限制从业者人数以避免恶性竞争等等。福山说，在中世纪的欧洲，行会势力最大，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就是德国。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都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而德国当时又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是交通枢纽，所以贸易和手工业发达。所以，在星罗棋布的德国城市中，行会是掌握经济命脉，能出面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而在德国农村里，以家族为基础，互助合作的农民公社，发挥着和城市里行会相同的工作。

在德国统一后，随着大规模工业机械生产的普及，代表中世纪封建时代落后的公社和行会逐渐瓦解，但是很多公社和行会时代的习俗风气，都保留了下来。有趣的是，德国进入19世纪之后，经济和工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大名鼎鼎，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都是和公社和行会时代的习俗分不开的。

比如，进入大工业时代后，英美等一些工业强国的工厂，实行的是美国的泰勒制：一件复杂产品的生产被分解为很多道固定工序，在流水线上由不同的工人完成，每个工人只需要精通自己负责的那项具体工序就行，管理层和普通工人不仅分工截然不同，地位和薪酬待遇也非常悬殊。 然而，在德国工厂里，情况却截然相反，工人依旧像行会时代的学徒那样，同时接受不同工种的培训，并且在不同的生产岗位上来回调换，来熟悉整个生产流程，手艺不达标，不能“出师”，也就是领到一张专业技能证书。并且，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和管理岗的差距，没有泰勒制工厂那么大，而且一线工人可以随时对生产流程的优化和技术改进提出自己的意见。另外，在德国工厂里，直接在一线管理工人的，是工头，工头往往也是从普通工人晋升而来的，他和自己下属的工人出身一样，常年在一起合作，是一种联系更紧密，信任度更高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结构相对扁平的灵活组织，在工作效率和创新意识上，往往要高于实行泰勒制的工厂。

所以，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在德国，当一名所谓“蓝领”工人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或收入微薄，他可以通过持续接受技术培训，获得各种专业证书来提升自己的薪酬待遇，并最终成为工程师，或者走上管理岗位。在书中，福山统计说，大约只有10%的德国产业工人没有任何专业技能证书，而在法国，这个数字则是一半以上。

另外，德国的企业之间也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竞争与互助并存。比如，银行金融机构会长期向制造企业提供贷款，一个工业联合体内部的不同企业，也可以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或者共同参与整个行业的结构重组计划，甚至分享彼此的市场份额。

所以说，德国的繁荣，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拥有多样化、内部结构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基础上。所谓的“工匠精神”和“德国制造”背后的推动力，是普通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职业、企业乃至社会高度的认同与信任感。这种看不见的无形资本，极大促进了创新活动的频率与信息的流动，压缩了交易成本。

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社会成员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信任度只有在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居住的乡土环境中才能充分存在，那么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如果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陷入社会资本不足，缺乏共同体的境地，那就十分麻烦了。在本书中，福山就详细分析了意大利南部，作为负面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意大利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风俗，都泾渭分明，先进的工业，高科技企业，甚至时尚创意产业，基本都集中在北部和中部，南部始终经济落后，社会混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上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有个著名政治学家，叫班菲尔德，就来到意大利南部实地考察。

班菲尔德选择了意大利南部一个破败的小镇，叫蒙蒂格拉诺，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吃惊地发现，除了基本的血缘家庭，这里的居民没有任何超越亲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人们基本不会信任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以及政府，所有居民都对血缘关系之外的成员，表现出一种冷漠和敌视的态度。同时，这个小镇的经济形态非常单一，以农产品种植为主，大部分居民都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少数富裕的地主既不愿意冒风险投资，发展更为复杂先进的工业，也不愿意捐助教育或者医疗，认为那是政府的份内事。

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社会互信，导致在政府和家庭之间，就没什么组织共同体来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社区服务，信息交流和经济合作等基本服务，普通民众对于政府，乃至少数出面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大人物，也充满了怀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肯定能从这事儿里捞到什么好处”。福山发现，除了家庭之外，在南部意大利还能提供一点共同体作用，把社会成员连接起来的组织，就是天主教会。但社会研究调查表明，在意大利，天主教会势力越发达的地方，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而这两个属性，是明显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与科技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规模比较大的生产制造业。

当然，社会关系的真空，必然会促使某种功能相似的组织来填补。所以在意大利南部，黑手党这样的犯罪组织就猖獗起来。福山分析说，无恶不作的黑手党，反而在组织内部强调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这是因为，只相信血缘亲情，对陌生人缺乏信任的意大利人，在迫不得已向家庭之外的社会寻求保护，帮助的时候，也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熟悉，信赖的家庭关系来构建共同体。

所以你看，黑手党这种犯罪组织，就集中了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家庭关系的模仿，两个特征。 在著名的好莱坞黑手党题材电影《教父》系列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马龙·白兰度扮演的黑社会头子科里昂，就被尊称为“教父”，他的作用既像是天主教会的神父，又是一个大家庭至高无上的家长，除了指挥组织的犯罪勾当，还要照顾远亲近邻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科里昂的黑手党组织，就被称为科里昂家族，骨干也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几个儿子，一路打拼过来的老乡，还有亲如己出的养子。

那么，信任度低下的社会结构，是怎么影响经济发展升级的呢？意大利南部的柑橘种植产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英国女作家海伦娜·阿利特，曾经写过一本《行走的柠檬》，讲述自己在意大利实地考察柑橘产业的见闻。她就说，二次大战后，许多柑橘种植庄园，就被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在走访中，阿利特就遇到一个柑橘种植园的主人，表面上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农民，但实际上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手党领袖，外号是“教皇”。

这些有黑手党背景的大地主，种植园主，平时雇佣贫苦的当地农民作雇工，工资水平被压得非常低，有时一天的工资还不到一公斤上品柑橘的零售价。但即使这样，农民也不愿意离开熟悉的乡土，去别的地方谋生，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关系网，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黑手党通过控制与柑橘种植园相关的交通，灌溉和农产品批发产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且，广袤的柑橘种植园，还可以被黑手党用来当作提炼加工毒品的地下工厂。久而久之，柑橘种植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的比例畸形偏高，让其他产业没有发展空间。

那么，为什么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经济就相对发达呢？福山就从历史宏观角度做了一番考察：像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些位于意大利中部北部的城邦，早就在欧洲中世纪，就是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和贸易的摇篮，天主教会对于人的精神控制被不断稀释，著名的文艺复兴也在这里萌芽：市民早早就能参与政治决策，投资和各行各业的行会，人口流动性也大，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自发性质的社会组织，共同体，由此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社会传统。相反，意大利南部，从中世纪开始，就长期被封建专制的诺曼王朝统治，商业长期落后，城市规模小，农民被束缚在大大小小的农庄土地上，成为农庄主的雇工，朝不保夕，无法自发形成强有力的共同体。

所以，正如班菲尔德通过自己在蒙蒂格拉诺小镇的观察，总结出的经验：“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说到底，本书认为，大型工业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得以发展的土壤，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能够自发形成组织并进行分工，这样的大规模社会组织，必然有着开放，高度流动性以及信息和决策透明等特征，而这些正是看重血缘或者地域关系，相对封闭的初级共同体的短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西里的黑手党只能种柑橘，造橄榄油，墨西哥的黑帮只能种牛油果，而无法染指大型机械制造，或者计算机芯片开发这样的行业，就是因为经营后者本身所需要的底层逻辑和社会组织特性，是和社会资本贫乏，互信度低的人类共同体不兼容的。

好了，这本福山的《信任》的主要内容，大致就为你介绍完了。在本书中，福山阐释了他的观点：支撑人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首要推动力，是社会个体之间形成组织的能力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尽管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多种各不相同的文明，和社会制度，但能够实现社会稳固，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必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成员之间高度信任，以及多层次的自发性共同体组织。

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福山分别分析了英、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中韩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道德共识与经济状况，从而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积累度，是由它的传统，历史发展路径，以及社会地理环境综合影响而成。一些在当时看似落后的制度与文化因素，比如封建行会制度，在大时间尺度来看，反而保障了社会共同体的丰富性与成长，为日后现代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在本书结尾，福山按照惯例，开始展望未来，推敲在技术高度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如何从整体上提升和丰富整个人类社会的信任度，推进人类整体上的繁荣与稳定。福山说，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可能会高度趋同，那些社会资本积累不高，信任度底下的国家或者社会，要么通过纵向，也就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要么通过横向，也就是加强与先进国家的合作与经验交流，来提升自身内部的共同体丰富性和总体信任度，最终，让一种全新的合作互信文化，从个别社会经济的先进部门，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

而在微观层面，福山也看到，随着技术进步，少数小型企业与组织，也可以通过技术赋能，通过机动灵活的快速研发或者生产，完成许多大型公司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还推测说，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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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支撑人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首要推动力，是社会个体之间形成组织的能力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度。

2. 福山说，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

3. 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