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苗博特解读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文一，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入选“千人计划”，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曾经任教于香港科大、康奈尔大学，并曾在美国联邦储蓄银行担任助理副行长一职。
关于本书
本书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全面剖析，也是以中国经验为最新案例，对“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经典问题的重新诠释。在这本书中，文一提出了一套新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引爆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腾飞，并预言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本书还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理论误读了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误导了落后国家对发展的认知。
核心内容
原始工业化、自由市场和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三大要素。完成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的种子和胚胎。市场需求是启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是天然就存在，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最后，工业革命必须循序渐进，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积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正是因为我们踏踏实实遵循了市场创造的顺序，也因为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都积极有为，开拓市场。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给你解读的书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作者文一是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如果你要列举在人类历史上称得上“分水岭”的事件，那么发生在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绝对要算一个。从18世纪到现在，可以说，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谁成功实现工业革命，谁就获得富强和发展，谁没有实现工业革命，谁就落后挨打。因此，到底怎么样才能启动工业革命，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大问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寻找答案。但是在学术界，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英国的技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也有人说是因为思想，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有人归功于天时地利，说英国有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还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等等。但只要我们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些答案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凑齐了这些条件，是不是也能实现现代化呢？当然不是，很多自然资源丰富、建立了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国家，到今天也没有完成现代化。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解释工业革命，不过，作者文一的角度非常新颖。他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正在经历活生生的工业革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非常相似，因此，深度剖析中国的崛起，再来反观历史，能够照亮知识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罗辑思维》节目曾经解读过这本书，为你复盘了本书对一些经济史上的经典问题的解答，比如说，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各项条件都差不多、实力甚至更强的荷兰，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去听。我们本期的解读，将从另一个方向出发，给你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新信息。我们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为你解释围绕着中国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几大谜团。比如说，为什么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化尝试屡战屡败，在改革开放后却突然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为什么进展得这么快，势头这么猛呢？中国的未来会成为欧美那样的现代工业经济体吗？回答完这几个问题，我们再用中国的经验和历史上的英国进行比较，为你归纳出一个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历史逻辑。
本书提出，原始工业化、自由市场和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三大要素，我们的讲述也主要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文一教授认为，第一个要素出现在工业革命正式爆发之前，完成原始工业化，是引发工业革命的种子和胚胎。第二个要素是自由市场。市场需求是启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但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是天然就存在。第三个要素是，工业革命必须循序渐进，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积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正是因为我们踏踏实实遵循了市场创造的顺序，也因为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都积极有为，开拓市场。
我们先来详细讲讲第一个重点：农村的原始工业化是引爆工业革命的必经阶段。
一个社会得先有原始工业化，在社会内部造成了一些变化，才能引爆工业革命。要是不顾一个社会实际的初始条件，强行推行工业化，不可能成功。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是树上结出来的果实，这棵树一定得扎根在一个社会内部，自下而上长出来。没有原始工业化这颗种子，从外面移植一棵现成的树过来，开不了花，结不了果。
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社会里，没有工厂生产商品，也没有商场、酒吧、高速公路，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是今年大丰收，有了剩余粮食，能用来干嘛呢？当然是生养孩子。这在历史上非常常见。每逢盛世，人口就会增长，一直到社会承受不了那么多人口，战争、饥荒爆发，使人口降低到资源能够承载的范围内，然后，人口又开始增长，直到下一次崩溃发生。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有个专门的说法，是个叫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者提出来的，就叫马尔萨斯陷阱。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人类一直在里面打转，一直到原始工业化才跳出这个大坑。所谓原始工业化，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些初级的制造业和商业活动。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乡村作坊，中国20世纪80年代时的乡镇纺织厂、玩具厂等，都是典型代表。它们的特点是规模小，劳动密集，存在初级的劳动分工，但是技术含量很低，产品质量也不怎么样，大多数是廉价的轻工消费商品，比如牙刷、筷子、别针、手套、小玩具等等。
跟工业革命被引爆后那些大规模生产、使用机器的现代企业比，它们确实很原始。不过，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小打小闹的生产活动。这些小工厂虽然不起眼，却能吸收农村劳动力，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手里有闲钱。这些工厂制造各种廉价消费品，把人们的消费习惯从生养孩子转移到买买买上。消费习惯有个特点，它不可逆，习惯了享受，就很难降级。这就造成了更广的市场需求，人们也必须工作更长时间，赚更多钱来支撑消费。这样一来，生产和消费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生产促进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这种从底层生长出来的经济繁荣，遏制了生育需求。人们从积累人口转向了积累消费品等物质财富，就此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随着生产消费的繁荣，上游的原材料供应链、下游的商业销售网络也在扩展，把原来一个个分散的、区域性的市场联结到了一起，市场规模出现爆炸式增长。
在市场大到一定规模，历史性的转折就来了。想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生产者就得想办法跟其他人拉开差距，比如引进一个新机器，或者一条流水线。这种改变一方面是成本高，另一方面，你制造东西的速度变快了，原材料供应能不能跟上、销售渠道能不能跟上、市场能不能吃得下这么多产品，当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能的时候，一部分最具有冒险精神的农民企业家就会果断增加投入，采用机器生产，结果是赚到更多的钱。这激励后来者迎头赶上，纷纷采用更有效率的方式，进一步细化劳动分工，发明使用新技术、新机器，现代生产方式这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打败家庭作坊、小工厂，打开工业革命的大门。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上演的就是这出野火燎原的大剧。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对那个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热潮可能还有印象。当时的改革把发展重心从重工业切换到实现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开放城乡市场，鼓励农村工业的发展，引起了乡镇企业长达十几年的爆炸性增长。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村镇工业的总产量增长了66倍。这些村镇工业中，不少进化发展成了现代企业。
这种史无前例的发展，说明的道理其实特别反常识，那就是：即使在今天，发展中国家想要启动工业革命，也要采用相对落后的技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开始，从底层改变一个社会的消费偏好、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大多数工业化尝试失败的发展中国家都错在了方向上，他们的重点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他们看不上落后的原始工业化，采用最新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技术是引进了，所有的配套都没跟上，没有市场，没有大众的购买力，没有畅通的原材料供应网络和商业运输渠道，这些现代工业只有依靠政府补贴生存，不能造血，反而吸血，而出身草根的企业家，在这些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况下，也不会贸然投资，大幅度增加超过需求的生产，结果就是，一个社会的内部，从上到下，都没有真正的动力突破小农经济。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重点，工业革命在被成功引爆之前，必须经历一个原始工业化的阶段，它是一个社会转向规模化生产的“胚胎发育期”，特别关键。中国通过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实现了原始工业化。
那么你可能要问了，中国的原始工业化怎么就实现得这么快呢？这背后有什么诀窍没有？
确实，我们十几年就走完的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两百年。就说英国吧，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的纺织业爆发，在那之前，英国商人花了将近两个世纪，才打通了全球棉纺织业市场。他们在非洲掠夺奴隶，送到美洲殖民地种棉花，原材料运回本国加工生产，再把产品倾销到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愿意冒险，有企业家精神，在农村建立作坊、车间、转运站，加快劳动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纳，培育原材料供应链，联结零售终端，提供交易信用。同时，政府强力支持他们的海外贸易，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就跟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有关。这个重点也很反直觉，那就是，市场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说到自由市场，有个常见的误解，认为它天然就存在，很容易就能进入，但是，看看英国这段历史就知道，创造一个原材料和产品自由流通、规模还大到能诱发工业革命的市场，背后需要官方和民间大量的社会合作，成本非常高昂。自由市场既不免费，也不自由，是一个很昂贵的公共产品。
中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快速通关原始工业化，完成了市场创造，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奠定了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基础。事实上，我们等待这个结果，已经等得太久了。第二，我们有一个特别给力的市场创造者，那就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官员。
你也许会想，计划经济和市场创造有什么关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是把市场取消了吗？这要从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实施的乡村工业化战略说起。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152万个乡镇企业，它们是中国原始工业化的主力军。那么，这些乡镇企业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改革之初快速上马的，它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前身是大跃进期间建立的社队企业。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换个角度看，它也给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那时候建立的社队企业，就起到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中国的农民长期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中，他们习惯男耕田、女织布，围着自己的小家打转，组织化程度很弱。20世纪初，孙中山就感概过，说四万万中国人，人数虽多，却像一盘散沙。因此，把非组织化的中国农民转变成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为工业革命提供一支可靠的产业大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虽然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很可惜，这些社队企业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也就是说 ，这些社队企业无法借助市场的力量，它们既不生产计划外的产品，也不把产品放在市场上去交换。这跟我们前面说到的，只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才能诱发工业革命这个秘诀，恰恰背道而驰。所以，这些乡镇企业的火种，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真正点燃了工业革命的大火。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逐渐放开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创造市场。这就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来扮演这个市场创造者的角色？在17、18世纪的英国，由政府支持的商人阶级是最主要的市场开拓者，他们活动在全世界，像酵母菌一样发酵市场。但是在那时候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商人阶级的存在，谁能有这个资本、能力和动力去当中国的“酵母菌”呢？
答案是，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官员。他们把中国的原始工业化，送上了一条加速度惊人的快车道。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里，中国建立了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地方政府有着良好的组织架构，在人民中享有权威，这些都是可以转化成生产力的资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下进行的，特点是非常灵活务实，只要在保证政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一切条条框框都可以被打破，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都可以利用。既然中国各级政府有资本、有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项资源呢？
除了资本和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还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去推动工业化，体现了非常惊人的开拓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考评官员的业绩时，是否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是一项最重要、最常用的指标，这就促使官员努力发展经济，积极招商引资，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氛围。中国政体的基本架构是非常清晰的层级制，从下往上分别是乡、县、地级市、省、中央这五级体制。对地方官员来说，他们的仕途发展就像是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中国又这么大，当地方各级官员都加入到这场激烈的全国竞争中，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酵母菌”团体。这个团体，比当年政府支持下的英国商人，数量更多，效率更高，资源更多。他们不仅鼓励农村的商业活动，还直接使用各种各样的政府资源参与其中。他们为企业牵头提供贷款、商业信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专门的工业园区，等等数不胜数的努力。在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海外暴利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革命必需的市场发酵和创造过程。
中国这个加速完成原始工业化的道路，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为当今世界很多追求工业化的落后农业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和榜样。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什么，重要的是找到市场创造者这个关键角色。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常常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不兼容，但中国发展的历史却表明，正是中国的制度在几十年里积累的组织资源，和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向上负责的激励，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原始工业化。因此，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积极领导和介入，来创造和维护市场这个公共产品。
以上就是我们为你讲的第二个重点，自由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公共品，只有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创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法负担。
那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完成原始工业化的积累、引爆工业革命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它是不是能够自然转变成美国、日本、欧洲强国那样的现代工业经济体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像一个生命，先需要在胚胎状态，充分发育成熟，才能健康自然地出生，逐渐长大成人。这些国家发展成今天的面貌，除了原始工业化阶段外，至少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通过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引起一个社会内部的变化，使得规模化的机器生产真正打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成为主流生产方式。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怎么回事？它在中国发生了吗？中国将来能够赶上美国、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工业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要为你讲的第三个要素。
文一教授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因为我们像爬楼梯一样，遵循了正确的市场创造的顺序和逻辑，而且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的政府都及时切换目标，回应市场创造的新需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通过原始工业化引爆了苦苦盼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升级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左右，今天响当当的“中国制造”这个名号，正是这个阶段打下的江山。在这个十年里，中国的企业普遍进化到了使用机器化大规模生产、批量制造轻工产品的阶段。这带来的变化就惊人了。你想想，英国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一旦在棉纺织业使用机器生产，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价廉物美的棉纺织品，把中国、印度的土布打得溃不成军，那么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从政府到民间这么高涨的发展经济的热情，13亿人一起引爆工业革命，那会对世界造成何等的冲击？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随便走到全世界哪一个城市，拿起一件商品，看看上面的产地标签，就能感受到这股“made in China”的冲击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解释工业革命从社会内部生长的原理吗？一定得是一个社会存在真正的市场需求造成盈利点，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才会被普遍采用。那么，当使用机器的轻工企业迅猛发展，造成的市场需求和盈利点是什么？对了，那就是对制造产品的机器本身的需求。因为这些企业需要买装备，或者不断更新装备，来保持市场竞争力。当这些企业本身构成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那就意味着，我们制造机器的技术也要迅速升级：就像纺纱机批量高效纺纱一样，我们现在需要规模化的重工业企业批量高效制造纺纱机。简单点说，用机器制造机器。
历史上，以纺纱机为代表的轻工业发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发明机器来批量制造机器，也就是市场需求导致的重工业大发展，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中国什么时候进入这个阶段呢？文一教授估计，我们大概在21世纪早期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建设阶段。经过上一个阶段“中国制造”的腾飞，中国到了一个自己批量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都会有利可图的阶段。这回我们开始制造的，可不只是廉价轻巧的小玩意儿，而是机床、组装线、内燃机、农业机器等，都是些高投入的大家伙。而规模化制造这些机器，又进一步引起了对能源、原材料、高速运输的需求。一个链条接一个链条，就像原始工业化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的需求引爆了以能源、机器生产机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们又一次通关，升级到了新阶段。但是在这个新阶段，打怪就不那么好打了。你说我们要造个毛巾手帕、牙刷牙膏、冰箱电视什么的，可以说是全球人民生活中的刚性需求，市场比较大，我们现在造内燃机、高速铁路，需求能有冰箱大吗？因此，要打通这一关，我们必须更积极主动，开拓市场。说到积极走出去，你是不是就想到最近几年一个超级火爆的概念呢？那就是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一带一路”。中国在2013年提出了这个经济合作概念，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意义上，这是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积极有为的市场创造者及时放出的大招。
在这个阶段，市场创造需要的资金量和社会协作的成本是之前的阶段根本不能比，也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文一教授最后总结说，工业化必须循序渐进，因为市场创造有它自身的顺序和逻辑，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积累来发酵下一步的市场。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一个积极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能够大大缩短市场发酵需要的时间。在一个农业国家的底子上，一开始就搞重工业，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前做的那样，注定不会成功，反而是改革开放后，切换到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爬楼梯，不跳级，才终于启动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给你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知识要点。
首先，发展中国家要启动工业革命，必须首先经历一个原始工业化的阶段。它发生在农村，表现为一些小型的农村工厂、家庭作坊，技术和产品都很粗糙。但是，它却能够从内部改变一个社会的消费偏好、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为引爆工业革命打下基础。其次，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临门一脚，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踢爆。这种级别的市场，绝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是自由和免费的，背后需要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中国强大的政府积极扮演了这个角色，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最后，实现工业革命必须遵循正确的工业化顺序，按照市场规模和发展阶段进行逐步的产业升级。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原始工业化，在90年代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在21世纪初正式进入重工业建设阶段。中国的工业革命要归功于踏实有序的发展战略，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行为。
在本书对工业革命之谜的解答中，胚胎发育论可以说是最有创新力的观点。这个观点强调乡村工业化的重要性，虽然很反常识，但却既能解释中国的经验，也能用来分析英国的历史。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从事棉纺织业的乡村作坊，并不比中国的乡镇企业更高大上，但在追逐利润的英国商人阶级的推动下，在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的保护下，却成就了一个横行全球的大英帝国。这也和中国的情况本质上非常相似，足以说明对工业革命来说，一个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是更重要的一个推手，而不是自然资源、政治制度，或者是先进技术。如果这个推手能够循序渐进，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灵活调整目标，那么，一个国家就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进入现代富裕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回答了这些理论没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的崛起。其中，制度经济学这个学派，还认为中国的制度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派认为，私有产权、民主制度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文一指出，这些理论其实误读了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不承认原始工业化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市场创造者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中国和英国在发展上的相似性，难免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个难以解释的例外。而听完了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差异，但在工业化这一点上，它们遵循了相似的内在发展逻辑，因此，东西方在发展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中国的崛起，既可以说是奇迹，也一点儿都不神秘，跟历史上许多老牌工业化国家一样，是走在了正确的工业革命道路上得到的一个自然结果。
撰稿：苗博特 脑图：摩西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中国制度在几十年里积累的组织资源，和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向上负责的激励，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原始工业化。
2.自由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公共品，只有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创建。
3.中国的工业革命要归功于踏实有序的发展战略，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在每一个阶段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