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方法》 刘玮解读
《真理与方法》| 刘玮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这本书是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著作。本期听书的解读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刘玮。
在正式解读之前，我得先给你说说“阐释学”是什么意思。“阐释学”这个词的英文是Hermeneutics，它的词根是希腊神话里的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神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把诸神的信息传递给人类，所以“阐释学”的意思就是带来信息，把一个本来不好理解的东西说清楚。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诠释学、解释学、阐释学，都是一个意思，我比较倾向于“阐释学”这个翻译。
把不好理解的东西说清楚，这件事对人类来说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所以“阐释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阐释学是对宗教文本进行解读，这些宗教文本往往看似用词浅显易懂，但是意涵隐晦深刻，阐释学的工作就是透过字面意思去参透神意。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哲学、法律、历史等文本的阐释，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对文化传统的阐释。比如我们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一个连续的传统，这里面就有很多基于文字、文本、历史实物的阐释学工作要做。
我们要解读的这本《真理与方法》，就对人类进行阐释的本质和有效性做出了系统的分析，为当代的阐释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了解了这本书，你也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到，生活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文化、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是如何实现相互理解的，并且帮助我们获得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强调对话性的思维方式。
在这期音频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伽达默尔和他写这本书的背景，然后带你了解阐释学在三个领域中的应用：艺术、历史和语言，这也对应着《真理与方法》这本书的三个部分。我们要依次回答三个问题：艺术审美是怎么可能的？理解历史是怎么做到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又是怎么实现的？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看似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可以从阐释学的角度统一起来，它们都要求我们抛弃古板的主客二分、接受视角的交互贯通。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伽达默尔相当传奇的一生。伽达默尔出生在1900年，2002年去世，完整地跨过了整个20世纪。他和很多哲学、文学、政治名人都打过交道，在晚年还保持了高质量的生活状态。101岁的时候，伽达默尔还在参加学术会议，不能不让人叹服他的“百岁人生”！
伽达默尔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22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博士毕业第二年，他遇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海德格尔。一个好学生遇到了一个天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非常深刻，视角也非常独特，还充满了诗意和能量。这些东西都是伽达默尔在之前的求学道路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让他之前学到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之后的五年，伽达默尔给海德格尔当助手，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教职资格论文。
海德格尔在很多方面都对伽达默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海德格尔提出了“生存阐释学”，要把人的生存处境中那些原本隐而不显、容易被忽略的东西用哲学的方式阐释出来。比如，我们都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海德格尔会强调，我们是被“抛”入世界的，这一个“抛”字，就把我们进入生存时的那种被动性和无奈感特别形象地阐释了出来。确实，我们的父母是谁、出生在什么时间、哪个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却又对我们的一生至关重要。海德格尔特别善于观察和阐释类似这样的现象，但是他并没有对“阐释学”本身做很多论述。于是，这成了伽达默尔一生的哲学事业。他要把“阐释学”解释清楚，说明人的理解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不过伽达默尔的前半生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优秀学者，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教学和行政工作，也进行了一些哲学史的研究，直到60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夙愿，出版了这本从整体上讨论阐释学的《真理与方法》，比康德在57岁的时候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还晚了3年，绝对算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了。从结识海德格尔到《真理与方法》出版，伽达默尔前后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磨出了这把利剑！伽达默尔本以为，他在接近退休的年纪写完这本书，自己的学术生涯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在这以后，他居然还有40多年的时间去继续打磨、发展和捍卫自己的理论。因为对阐释学的贡献，伽达默尔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真理与方法》，看看伽达默尔如何利用阐释学的方法，理解审美、历史和语言这些人类活动。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审美是如何可能的？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为什么要从讨论艺术鉴赏和审美行为开始呢？这和伽达默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给人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于是很多人认为，只有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获得的知识才算是“真理”。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像哲学、文学、历史、艺术这些人文领域的真理，并不能用单纯的实证方法来获得。换句话说，科学实证的方法不能独占真理，其他形式的探索同样有效，甚至更加合适。阐释学就是更适合人文学科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两种认知方式的差别来理解阐释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之间的不同。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我们更多会用“知道”这个动词来表达，比如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或者“知道”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人文学科的内容，光是“知道”一个事实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知识，我们还需要“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古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知道了它是什么时候建的、由什么人建的、使用了什么工具等等。然而，知道这些信息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埃及人建造金字塔这个事实。要“理解”它，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习俗，要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古埃及人的信念、思想和感情，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这件事。阐释学和科学的差异就在这里：科学带来的知识和真理大多是我们“知道”的对象，而阐释学中的真理要求我们“理解”它。
“理解”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在艺术鉴赏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真理与方法》要从审美说起。我们如何审美，如何品鉴一个艺术品？艺术品里有没有包含真理？如果有，我们又如何把握这个真理？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者认为审美价值本身是一个事实，它可以是作品的结构、色彩、表现的内容，等等。因此，鉴赏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认识自然现象一样。我们要仔细观察，知道这个作品的相关信息，采用正确的视角和标准，从而客观地认识艺术品包含的价值。而主观主义者认为，艺术价值本身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它最终取决于鉴赏者本身的偏好、判断和品味。因此在一个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这个问题上，谈不上有什么真理或者真相。
在伽达默尔看来，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都犯了同一种错误，那就是把艺术品当作一个可以对象化的东西，误以为在审美活动中，艺术品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独立个体，任由我们对它进行审视和判断，它的美学价值要么客观存在于艺术品本身的特征上，要么主观地内在于审美者心中。然而，这不是理解艺术品的正确方式。伽达默尔指出，没有单纯的、仅仅存在于感官中的“观看”，我们理解一个艺术品，靠的不是对象化的客观观察，而是要把自己放在和艺术品的互动中去阐明它。要真正理解一件艺术品，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视觉感受体验它，还要从艺术品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意义，从自己对艺术品的体验中找到它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主客观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因为二者的分离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释这种互动关系，伽达默尔使用了“游戏”的比喻。他指出，在一场游戏中，游戏者和游戏本身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首先，游戏对于游戏者而言不一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游戏者又对游戏的规则和目的抱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要玩好一个游戏，游戏者必须遵从游戏本身的目的，认认真真地对待游戏。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的目的，否则他就成了游戏的破坏者。游戏的存在方式不允许游戏者像对待一个科学对象那样去对待游戏。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进行游戏的人，而是游戏本身。比如一场足球比赛，需要运动员去努力进球，同时防止对方进球，如果他们不是全身心地拥抱这个目标，那么22个人围着一个球乱跑90分钟，这本身就是件滑稽可笑的事情。足球比赛的主体是球赛这个互动活动本身，只有参与其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和理解它，这就是足球比赛中的“真理”。伽达默尔说：“游戏只有在游戏者失去自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的目的。”这话确实很精彩地概括了游戏的本质，游戏者不是用主客二分的视角去审视，而是要真正进入游戏、参与互动。
在伽达默尔看来，审美活动和游戏非常相似。它是鉴赏者和艺术品之间的一场游戏。要真正理解一件艺术品，我们不能仅仅出于好奇而客观地凝视它，而是要在艺术中迷失自己，把自己完全交给艺术的游戏，就像运动员迷失在足球比赛里一样。比如，当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的时候，主角的遭遇和命运会让我们的心情随之跌宕起伏，唏嘘不已。那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感受交给了这个审美体验，去拥抱它的真实，让自己沉浸其中。如果这时候我们从中跳脱出来，客观地认识到，我们在看的不过是现代人在舞台上表演的一个虚构的故事，转而开始清醒冷静地用凝视和检验的态度去审视表演和布景，甚至开始寻找穿帮细节，此时，观看这场表演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一种审美体验，而是变成了一项调查研究，这场演出也就无法达成它的艺术目的，给我们带来审美感受。欣赏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是一样，都需要我们以一种互动的方式进入到作品营造的世界之中，体会到艺术品传达的“真实”或“真理”。
你可能觉得，审美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几分玄妙的活动，可能只有在这种特殊的领域，我们的理解才需要通过“迷失自我”、“游戏互动”的方式来达成，而在大多数领域并非如此。伽达默尔指出，阐释学的应用范围远远不止审美活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把阐释学用在理解历史上。
伽达默尔认为，所有人类的理解都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永远无法穿越这些影响。这样看来，所有的理解都涉及某种“偏见”。一说到“偏见”，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觉得那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些没有经过审视的、轻易下的判断。确实，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自信，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自主能力，摆脱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历史因素。这种思路往往把历史中出现过的思想当作偏见和局限，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当作一个不断摆脱偏见、去除糟粕的进步史。比如古代人认为地球是平的，现代人认识到地球是球形的；古代人认识不到男女平等，而现代人可以。
伽达默尔认为，启蒙运动的这种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忽略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被“抛”进了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一点。每个人拥有的“偏见”构成了他的“视域”，“视觉”的“视”，“领域”的“域”，也就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全部范围。然而，和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伽达默尔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历史情境带来的偏见而感到焦虑，我们不应该也不能逃避它们。相反，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必要框架，而且这些偏见本身也可以被进一步敞开，得到改善，将我们引向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偏见不仅仅是偏见，而是一种“前见”，“前方”的“前”，“见解”的“见”。这是一种我们借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预先存在的框架。达成理解，我们必须借助我们已有的概念、经验、信念和认识来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前见，理解就无从开始，因为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没有能被理解的内容。就像无中不能生有，我们的理解也不可能从彻底的虚无开始。我们能够理解新事物和新经验，就意味着它们能够被我们的前见，或者说偏见框架容纳进来，并且最终可以和这个框架结合，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反过来，这些新事物和新经验在被容纳进来的同时，也扩大、修正和发展了我们原有的框架。
我们可以发现，在理解的过程中，有两个组成部分：我们用来理解的整体意义框架和我们要去理解的事物。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循环关系，我们用前见构成的框架去理解新事物，而新事物又反过来修正原有的框架。这就是著名的“阐释学循环”。这种循环在“理解”中随处可见。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理解一句话，这句话的意义要通过句子中的每个词来表达，同时句子中每个词的确切意义又取决于整个句子的意义。那么，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个句子的意义和其中每个词的意义的呢？按照阐释学循环，我们对句子有一个先在框架。我们用这个框架来理解读到的字词，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又根据读到的字词来不断调整这个框架，调整对字词的理解，直到读完以后，我们才对整个句子有了新的，确切的理解。通过先在的整体来理解个体，然后在纳入个体的同时调整先在的整体，这就是“阐释学循环”。比如，当我们读到“我本将心向明月”的时候，可能以为自己在读一首赞颂月亮的诗，而继续读到“奈何明月照沟渠”时，才隐隐觉出这里的哀怨之情。这时再回头，两句一起读，就能领悟到这是一句托物寄情的感叹，和月亮本身以及月亮下的景物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就是“阐释学循环”的完美应用。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自己置入历史的处境之中，试图重建历史给我们的理解框架。这个时候，我们处在两个不同的视域之中。一个是自己生存在其中的当下视域，另一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历史视域。认为当下的视域只会干扰我们忠实地理解历史，试图抛弃当下的视域，完全进入历史视域，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样，放弃历史的视域，只接受当下的视域，认为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过去，历史只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是错误的。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两种做法，都误以为历史处境给我们带来的视域框架是封闭的，每一个历史框架都是一个孤立的荒岛，不能彼此通达。但其实，理解框架和认知视域对于活动的人而言总是变化的，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意识和偏见也是变化的。当我们用自己当下的框架去理解历史的时候，这不意味着我们走进了一个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的世界，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理解框架。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
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丢弃自己当下的视域。相反，我们要在历史中置入自身。就好像我们把自己置身于某个他人的处境中，我们才能理解他。这种自身植入，既不是用一个视域替换另一个视域，也不是让一个视域受制于另一个视域，而是要达成一种更高的提升，克服视域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当“视域融合”发生时，我们不断检验自己所有的前见，不断与不同于我们当下视域的框架遭遇，不断修正，由此学会在更大的整体中更好地审视、观看和理解历史。
我们来试着用阐释学的建议理解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现象：纹身。在如今，纹身通常都被当作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展现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个性。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纹身在不同视域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比如古代因纽特人会在成年女子的身体和脸部纹上图案，表明她们已经成人，纹身被看作是女性美丽、成熟和健美的表现。萨摩亚人的酋长在即位的时候也要经历纹身仪式，这些纹身的图案十分复杂，纹身的过程痛苦漫长，很多人会因为纹身感染而死去，但是那些挺过了纹身仪式的人就会被认为是强壮和勇敢的，获得部落的尊重。在古代的中国和日本，人们也会纹身，但是往往是在军人和囚徒的脸上纹身，以此来防止逃兵和越狱行为，所以纹身背后又带着一种蔑视和羞辱。假如我们只是用今天的视域去看纹身这个现象，就无法理解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里发挥的截然不同的作用。而当我们通过“视域融合”获得了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理解之后，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和它的意义框架。
这就是《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的要点，伽达默尔把阐释学从艺术审美拓展到了历史理解。他指出每一个人都持有独特的历史境况所带来的“偏见”。“偏见”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它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的先在框架。想要真正理解历史，我们必须达成自己当下的视域和历史视域之间的融合与交互。
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伽达默尔又把阐释学的方法从历史理解进一步扩大到了更基本的人类活动上，也就是语言。
语言是什么，这是人类最有趣也最神秘的问题之一。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我们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也是这种关系的媒介，正是通过语言，我们对世界的全部经验得以展开，语言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方式。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需要语言，人们的交流沟通需要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需要语言。
语言最重要的运作方式就是对话。任何一场对话都涉及对话双方就某一个主题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对话不可能完全受到某一方的控制，而最终要靠对话本身来决定。对话总是会使用语言，特别是对话双方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对话的过程就是我们用一些熟悉的语言去把握一些陌生的内容，把陌生的内容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所以，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在对话中达成理解，不仅仅是把自己主张的观点成功地摆出来，而是在对话中被转化，形成一种“共融”。在这种共融中，我们的语言不再是原来的仅仅属于我们的语言。语言只有在对话中、在达成理解中才获得了真正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达成理解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共同体得到了体现。在语言交流中，世界以一种可以被我们共同理解的方式展开。我们用语言来确认彼此认识到的世界之间共通的部分。所有类型的人类共同体说到底都是语言共同体。
阐释学在语言中的应用，很突出地体现在“翻译”这种活动上。翻译是如何可能的？翻译的本质和局限又是什么？
我们前面说到，在任何对话中，双方都有一个向对方开放的互动过程。翻译就是这样一种对话的过程，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互动对话的可能。翻译者需要深入到被翻译的文本或语言表达之中，从而把要翻译的原文和翻译成的目标语言联系起来，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一个表达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转化，让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必须将他自己的视域和要翻译的语言的视域融合起来。所以，任何翻译者最终都是一个阐释者，翻译是一项特殊的阐释学任务，翻译者让原文的内容在另一个视域中重新焕发活力。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行为，意味着一个人试图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就同一个内容进行交流转化。译者是在用他自己的经验、想法和思想来丰富文本的内容。翻译不是通过镜像对应的方式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以阐释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距离最终是无法彻底消除的。就像在一场谈话中，当不同的视域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时，我们只能在对话的来回往复中实现妥协。在权衡各种可能性之后，译者努力寻求最佳的翻译方案，而这个最佳方案就是两个语言视域之间的妥协。
我们可以尝试着翻译一下中文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这个词，来体会一下伽达默尔的说法。如果按照字面把“江湖”翻译成river and lake，那肯定是对“江湖”这个词巨大的误解。生活在中文环境里读着武侠小说长大的人读到“江湖”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似乎并不存在于英语世界之中。如果把“江湖”翻译成underworld（黑社会），似乎贬义太重了；如果翻译成brotherhood（兄弟关系），好像缺少了那种浩荡的感觉；如果就用汉语拼音jianghu，又感觉什么都没有翻译。反正无论我们如何尝试，对“江湖”的翻译都只能是在两个视域的夹缝之间寻求妥协。在翻译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最能体会翻译者作为阐释者的难处。
这就是《真理与方法》的第三个要点。阐释学对于理解的分析，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体现在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之中。不管是日常交谈还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说到底都是人和人在阐释学层面上达成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不会是绝对完美的，世上并不存在一本完美的互译词典，帮我们完成绝对的沟通和共识，但我们可以不断努力，在对话中推进双方的沟通和共识。
到这里，《真理与方法》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期音频的几个要点。第一，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生存阐释学，强调“理解”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认知和生存方式。第二，“理解”在艺术审美领域格外突出，对艺术的真正理解要求我们把自我迷失沉浸在艺术作品之中，消除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主客对立，实现它们之间的游戏互动。第三，同样的交互关系也适用于对历史的解读和理解。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身处的历史处境形成了独有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我们理解其他历史事件的前见或视域。我们理解历史，就是在尽力实现不同历史视域之间的融合。第四，“视域融合”的最广泛形式体现在人类的语言中。每一种语言都伴随着一种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每一次真正成功的对话和沟通，尤其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都是一次阐释学的实践。
在这期音频的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本书的标题《真理与方法》。整本书通篇讨论的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伽达默尔反对僵化的、单一的、统摄各个领域的普适性方法，尤其是那种认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方法来处理人文学科的傲慢态度。要理解人文学科的真理，需要恰当的方法，那就是阐释学的方法。阐释学是理解人类整个生存经验的尝试。在阐释学的帮助下，不仅被理解的对象得到了理解，而且理解本身也得到了理解，这就是阐释学方法提供的最重要的真理。
阐释学赋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态度。它告诫我们，认识世界不是靠某些天才一次性的发现完成的，也不是靠一个固定的认知模式完成的。要真正理解世界，人类必须抱着友善、开放、合作态度，彼此对话、分享、调整，共同构建出对于世界的认识，并让这种认识继续生长。
好，今天的解读就讲到这里。本期听书的解读人刘玮老师，在他主理的得到课程《存在主义哲学20讲》里，也讲解过这本书，并且介绍了这本书在存在主义哲学这个大脉络里的位置。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加入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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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生存阐释学，强调“理解”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认知和生存方式。
2. 对艺术的真正理解要求我们把自我迷失，沉浸在艺术作品之中，消除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主客对立，实现它们之间的游戏互动。
3. 我们每个人都因为所在的历史处境形成了独有的偏见，这种偏见就是我们理解其他历史事件的“前见”或“视域”。我们理解历史，就是在尽力实现不同历史视域之间的融合。
4. 每一种语言都伴随着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每一次真正成功的对话和沟通，尤其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都是一次阐释学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