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索拉里斯星》：科幻小说总有“反科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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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戴锦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20世纪的科幻名作，也可以说是科幻的奇作，波兰的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的《索拉里斯星》。

因为电影的反身缘故，有时候这部小说也被翻译为《飞向太空》。同时有两部电影的存在，一部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也是使我们反身到这部科幻小说的那个起点，伟大的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飞向太空》。而另一部则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由美国的导演拍摄的《索拉里斯星》。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不推荐后者，因为后者把莱姆的故事完全地反转成了一部好莱坞式的爱情故事。这也就完全地偏离和背离了莱姆小说给我们提供的思考，提供的启示以及科幻小说独特的价值。

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的又一部科幻小说，但是它刚好和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形成了科幻写作的两极。它不仅仅是冷战时代的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所代表的两极。因为在冷战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并不认同于西方世界所代表的“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而是更多地采取一种质询和批判的态度。我们说它们代表着科幻写作的两极，是因为科幻写作的一极是赛博朋克和太空歌剧所代表的想象近未来或者远未来的文明的远景，而且同时用这样的未来的书写来形成对现实的现代文明逻辑的怀疑和质询。

莱姆的小说固然分享了这样一个主题，但它同时构成了科幻写作的另外一个坐标系，或者说另外一极，也是使我毕生都热爱科幻写作的最重要的一极，这就是它使科幻写作成为一种突破我们现实的物理的、社会的、生理的限定去展开一个哲学思考，一个哲学质询，一个本体论的自我反身的思考维度的现实。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必然生存在一个长宽高构成的物理世界，以及时间维度所形成的四维的不可逾越的限定之下。我们必定要置身于人类的肉身的限定，人类从生到死的这个极端急促和极端短暂的生命进程之中。而莱姆所代表的科幻的走向是试图在这样的物理的、生理的、社会的限定之外去展开，在一个不同的维度，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在一个不同的线索和脉络上去反身人类生存、地球生存、人类文明和地球文明的特征。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飞向太空》或者《索拉里斯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我自己认为是莱姆序列当中最精彩的一部。

当然，必须跟大家做一点常识性的分享，莱姆作为一个科幻作家，他的独特之处是他同时是一个控制论学者，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家，也是今天变得非常凸显的这一学术走向和学科领域，控制论的重要的代表性的科学家和思想者。他也是今天已经主题变换，基调变换，但是越为凸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全球性的学科领域，未来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科幻写作必然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基调。

当然也许需要补充的是，战后美国科幻写作的黄金时代的形成，其中的代表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同时是NASA，美国宇航局的特邀顾问。或者在战后的美国政府看来，科幻写作从来都是一种应用文，它是一个与国际战略有关的，与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制定有关的学科。所以不用我们多说，从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知道，科幻写作至少在它战后的起点当中，它就是一个与现实，与现在时充分相关的学科领域，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奇特的领域，是我们在想象翅膀把我们载往未来，反观我们的当下，反观我们的此时，反观我们的现世的一个奇特的文学角度。

所以科幻小说的两极也因此形成。一端就是战后的通俗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形态，在严肃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的语言自反、文学自反、结构自反的时候，科幻小说和言情、侦探、犯罪、惊悚等不同的路径一起延续了文学之为说书人、文学讲述故事、文学再现现实、文学给予梦幻、文学抚慰心灵的意义。科幻在其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学类型。但是在另一极，科幻写作在战后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性的也是文明整体性的角色，它是文明的预警者，它是批判者，它是我们现世的哲学所不可能包容和覆盖的哲学性的思考和追问。所以优秀的科幻小说共同具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就是它同时带有某种“反科学”的特征。因为它是对科学神话，是对人类进步、线性发展、历史目的论，这样的一些主流信念的一个内在的质疑，一个反省，一个反思。

好，我们回到《索拉里斯星》这个非常精彩的，我每次再读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欣喜和新的体认的科幻小说的文本之上。对我来说，莱姆的这部《索拉里斯星》的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他在这部小说当中虚构了一个学科，虚构了一个领域，虚构了这个学科的建构，栩栩如生地巨细靡遗地虚构了这个不存在的科学的努力、一个学科的建构、一个学科的议题、一个学科的困境，而这个学科就叫“索拉里斯学”。他设置了索拉里斯星这个人类可望可即可达的外太空的奇特的显然包含智慧生命的星球。但是它同时设置了这个星球的构成，这个星球的存在，这个星球的逻辑轨迹完全在人类知识、地球生存、人类的经验之外。因此，它使得这个学科自身就处在一个极度的悖论状态之下：我们要用我们的知识系统，我们要用我们的学科建设去触碰、去覆盖、去阐释一个完全外在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结构状态的一颗星球。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构想当中，一批科学家抵达索拉里斯星，实地考察，实地探索，希望解破这个索拉里斯之谜。而所有的抵达索拉里斯星的科学家们，多学科的科学家们，因此就陷入到了一个极端荒诞的，恐怖的，超乎恐怖的生命境遇当中。他们会在悬挂在索拉里斯星的大气层之外的一个太空站当中，遭遇到他们生命当中最深刻的、最内在的渴望的或者是丧失了的对象。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来说，这就是在极度的痛苦冲突和挣扎当中自杀身亡的妻子以生者的形象，重返他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是任何超现实的鬼魂的因果报应的东西，因为我们刚才所用的这些名词都是在我们的经验和认知之内的，都是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之内的。而实际上在莱姆所构造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些极端怪诞，惊悚恐怖，痛彻心扉的外太空的遭遇，其实不过是心灵之镜，以某种人类认知当中的物理的、实存的、面对面的方式被具象化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部小说的最有趣的东西在于，他经由这部科幻小说强有力地、系统地形成了对现代文明以及构成现代文明支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反身和质疑。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段落，我不能一一地去背诵了，大致可以引证的，他说，我们人类其实从来不想征服宇宙，我们只想把地球的边界延展到宇宙尽头。我们人类博爱又尊贵，并不想征服其他人种，我们只想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价值，而后我们就继承了他们的遗产。他说，我们寻找的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我们寻找的是我们自己的镜子，我们在无尽的宇宙当中，几乎如尘埃一般存在的地球之外，寻找的只是地球的映像和人类的映像。他说，我们寻找地外文明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想象力是以我们蒙昧的过去为前提，同时我们以我们的进化的历史来想象外太空文明的进化的历程。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来不接受和不认同一个与我不同的认知可能是真理的前提。

我们大家从这些我的并不精准的引证当中，已经体会到莱姆思考的高度。他不光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也不光是对我们所谓的探索和追求地外文明，智慧物种和人类对于大千宇宙的认知的努力，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些无尽的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或者对真理的追寻，其实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饱含自恋的投射，一个反身的折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话当中已经听到了，他其实也是对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我们想更多地连接世界，甚至包含了对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智慧的讥刺，一个智慧的反思和反省。我们从来没有想真正地去抵达一种异文明。我们只是把异文明想象为我们文明的某一个段落，客气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未来段落，不客气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为一个我们的蒙昧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段落。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价值，无外乎是想把他们的所有变为我们的财产，这其实是对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非常直观的剖析，一个曝露，一个撕掉所有的伪善的面纱之后的直面。同样，他把索拉里斯星上的怪诞和索拉里斯星当中各学科的科学家们的沉沦，有人干脆选择了自我了断，结束生命以结束噩梦，和我们的主人公如何地和自己的亡妻的肉身存在的搏斗挣扎，以及最后他如何付出了同情与怜悯去面对这个显然由索拉里斯星制造的怪物，以同样的方式提示我们说，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完全在我们全部的智慧类型所认知之外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望向这样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永远只能望见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在他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茫然无知的世界上看到自己的折影。

这部小说的精彩，或这部小说的高妙是在于阅读起来趣味盎然，但是其实当你深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层层地回旋，它层层地自我缠绕，然后它层层地把你缠绕其中，让你进入到了一个命名为“智慧”，或者命名为“理性”，或者命名为“知识”，或者命名为“学科”的重重的迷宫之中。最后你所经历的不是迷宫的破解，而是在迷宫之中的沦陷。而所有的这些，传递的并不是任何意义的悲观主义，它传递的真正是一种人类智慧力量的自我显现。我们能够反观自身，我们能够认知，并且承认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局限、我们永难到达之处，知道我们的极度有限，知道我们也许只是宇宙中的一次偶然，或者说我们只是宇宙当中一个渺小的所在。

这样的一个科幻文本，对我来说，阅读它的时候乐趣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因为你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进入它。你可以在奇思妙想，你可以在语言所设置的重重的诱惑和陷阱，以及你自以为你从陷阱脱身而出的时候，落入另外一个陷阱的奇特的文学阅读的历险经历当中去体会这部小说所提供的丰富性，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用语言去构造一个想象的文学世界的时候可能抵达的深度，可能包容的层次，可能展现出的极度的丰富。它允许了见仁见智的多重的进入路径，它也允许了阅读当中的不同的抵达。

这确实是我最钟爱的科幻小说。当然莱姆的作品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莱姆的其他科幻作品，都直到世纪之交，直到21世纪才被改编为电影。如果大家看过《未来学大会》，大家看过《少数派报告》，喜欢这些电影的话，你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直到世纪之交，电影工业才具有足够的科技手段能够再现莱姆的想象世界。但是也可以说，直到世纪之交，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才抵达了莱姆率先抵达的，超前抵达的那样一种文明反思、科技反思、科技预警的深度或者高度。

于是就回到了我个人的选择的起点，我选择跟大家分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是因为1972年由塔可夫斯基制作的同名电影，中文把它翻译成《飞向太空》。这部电影很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它事实上已经成了电影史当中的一个原点与原典，一个原初的经典。同时它也是一个科幻想象，以及我们对于现实生存中的荒诞感的再现的一个原点。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这部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当中的华彩段落，无数无数无数次地被世界各国包含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导演所致敬、所引用、所复制，以至于当年，在1972年的大银幕上震惊了那个时代的观众的那些极具原创性的视听再现的那个时刻，今天已经变得非常熟悉。当你看到从外部空间望向内部空间的时候，外部空间的场景去反转到内部空间当中，比如说，一个屋顶落下的积雨，比如说，你在一个内部空间当中要蹚过的溪流和水坑，比如说，你安然地栖息在一个荒芜的非人的充满了恐怖的场景当中的体验，比如说，人类在失重状态之下的漂浮，作为一个梦幻的超自然的魔幻的时刻，所有这些都是塔可夫斯基在《飞向太空》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创性的对莱姆的《索拉里斯星》的翻译。

而电影，毕竟我要承认，受限于它以视听语言来讲述故事的空间。所以莱姆小说当中的华彩段落在《飞向太空》的电影当中荡然无存。因为，它无法去处理《索拉里斯星》这样的一个虚构的用于反身现代学科，现代知识，启蒙主义所建构的现代的承诺和梦想，就是“只有尚未获知的而没有不可获知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自大和自许的承诺。电影显然无法处理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构造，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形象。但是极端奇特的是，塔可夫斯基极为成功地把莱姆的主题翻译为了一个电影的主题。我一直说，所谓关于电影的，真正电影的主题或者电影化的主题一定是关于视觉与听觉的，一定是关于我们的观视行为的，一定是关于与观视行为相关的人类的认知方式，人类的自我理解，人类的世界阐释的。

这部电影的最大成就是在1972年，塔可夫斯基成功地把莱姆小说当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省反转为一个电影主题当中的视觉结构。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会记得，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长镜头，它从水边，从水中的水草，从水草的舞蹈，从水波，光影，渐渐地摇到岸边，摇到非常清晰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这种原野和土地。而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并没有感觉到电影的诡异之处，或者说，观影过程自身带给我们内心的那种不宁和惊悚感。在同样的连续镜头当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在画面的景深处走过，然后我们看到主人公在临水而望。但是如果是一部常规电影，如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我们一定会用镜头的组织方式，使观众清楚地感觉到刚才我们看到的景色是主人公眼中之所见。

但是塔可夫斯基非常成功地在这种连续的长镜头运用当中，把主人公放在了一个同样的视点之中。那些看见了水草，看见了水波，看见了原野的目光，同样看见了主人公。这是一个清晰的视点镜头，却是一个无人称视点镜头。整个场景始终发生在主人公被看的状态当中，而在故事当中，没有那个“谁在看”的“谁”。于是他用反转电影的视觉结构：主角在看，而我们看到的是主角眼中的世界。我们最终经由主角的眼睛看穿了这个世界的秘密，或者把握到了一个真实的真相的所在。

而在这个电影当中，主人公始终被视觉结构结构为被观看的对象，而观看的无名镜头——大概热爱精神分析的，热爱拉康的人又要使用“大他者”了——好像是一个“大他者”在看。其实在拉康那里，“大他者”可以直接置换为死亡或者上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没有一神教文化，也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流官方宗教的文化传统当中，我们只能把它称为“无名”或者“未名”。换句话说，它是在我们的认知之外的，在我们的把控之外的力量。他也就成功地把这样的一种视觉结构延伸到了剧情的叙述当中。比如说，妻子的一次再一次的梦魇般的出现，我们会借助无名的目光看到她，我们会借助无名的目光经由她去看她在观看主人公。我们会在这样的一种始终被一个外在的目光所逼视、所追随、所监控的感觉当中，成功地经由视听语言，体认到莱姆想传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端。

当然，这个段落当中也是无数次地被致敬的是电影原创性地设置了一个摄影机镜头，用极端的微焦近景去拍摄那幅荷兰的风俗画《雪中猎人》，同时它辅之以一个真实的围猎的音响效果，使我们好像进入到了静态的，被16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家所勾勒的巨型的雪中围猎的场景。在我看来，它也成为塔可夫斯基对这个主题的一个相当有力的视听转译。我们以为的线性时间，我们以为的历史的印痕和现实的继续向前推进的，继续走向未来的步履，也许并非那样一个绝对的、文明的、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也许我们所经历的时间本身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体认，我们的认知能力所可能捕捉到的一种去解释和理解的路径。

当然塔可夫斯基是我最热爱的导演，《索拉里斯星》也是我最喜欢的塔可夫斯基的科幻作品之一。尽管塔可夫斯基自己对这部电影并不满意，他认为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太多的科幻电影的惯例存在，而他自己更喜欢他的下一部《潜行者》，同样改编自一个科幻小说，但它已经不再妥协于科幻电影所必需的那些成规和惯例，它已经更多地经由塔可夫斯基导向一种哲学性的沉思，一个哲人的，而且是俄罗斯文化传统当中这种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哲人的凝视和思考。

同样，莱姆很不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改编，他的不喜欢在于他非常不满塔可夫斯基在里面给主人公增加了父亲母亲和记忆中的妻子，以对照幽灵的梦魇一般出现的复活的亡妻的形象。他非常不满于这个。他说，他把一个人类层面的思考改写成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一个关于“罪与罚”的故事，一个关于“父与子”的故事。

我一面完全认同于莱姆的批判。因为莱姆的《索拉里斯星》的写作真的是在人类层面上，以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个体对于人类整体的一个反身凝视，一个反身质询。而塔可夫斯基的改编确乎使莱姆式的思考，再度被放置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当中，被放置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形成的伟大的反身，自指，一个凝视深渊，一个凝视创口，一个凝视自我人性的与生俱来的缺残的勇气的意义上去展开这个故事。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效的视听形式，它使得科幻作家的想象的世界变为一个可触碰的，一个可认知的世界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无数次地被致敬的结局。

对那个结局的开放式的理解见仁见智，我们的主人公最终返回了地球吗？他重新回到了父亲的老屋吗？他和父亲重逢了吗？似乎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因为他最后有一个重现了名画《忏悔》的场景，就是儿子在父亲面前双膝跪下，然后把头埋在父亲的膝间，这样的一个父子和解的，浪子归来的，俄罗斯式的罪与罚的表述。但是同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不能仔细地去分析了，比如说，那个重要的不锈钢饭盒，它又出现在窗外，然后我们看到了屋内的落雨，我们看到了那个似乎滚烫的水落下，打湿了父亲的衣服，而父亲完全一无所知。这时候的屋外与屋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真实的地球物理空间？什么样的意义上它是一个索拉里斯星的建构？

而且，摄影机升拉开去，以这个经典的电影告白，最后的大幅的升拉是电影的说再见的方式，或者电影在喊着“醒来吧，梦结束了，做梦时间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拉开之后，我们看见了那个包围着索拉里斯的云海，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在索拉里斯星的外太空所可能看到的景色。那么，也许它就引向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迷失。我们的主人公，或者说探索索拉里斯星的科学家永远地迷失在索拉里斯星之间。因为索拉里斯星，它是如此的巨大，它是如此的整体，它是如此地没有显现出任何我们所认知的生命样式，但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智慧星体，所有这一切所传递的莱姆的想象和莱姆借助这个想象所达成的一个今天看来仍然气势无穷，甚至带有一种超显性的哲学启示。塔可夫斯基，这个20世纪的天才的电影艺术家所完成的这个内在于俄罗斯文化，内在于苏联的电影制片体系，又外在于这个文化传统，外在于这个具有深刻的冷战色彩的制片体系。对我来说，它们正是一种广义的未来学，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去想象未来，如何去放置未来，而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爱因斯坦那句名言：“我从来不讨论未来，因为未来来得太快了。”我们正在经历着未来每天地变成我们的现实。科幻写作的核心主题，在2023年，已经迅速地演变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说人类的基因编辑，比如说火星移民，比如说意识上传，比如说用三个关键词来生成一幅新闻记录照片。所有的这一切表明，我们已经踏在一个历史的关口之上，而且临界点已过。

在这个未来急速地变为我们的现在时的时候，我说莱姆的小说和塔可夫斯基电影的未来学意义反而对我们更加鲜明和清晰起来。这是我瞩目于文学阅读和电影欣赏的那个关节点，它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当我们适应了文学世界的半明半暗的光线，然后我们就可以体验着一种真正的自由。”我觉得这个自由包含了去反思我们的现实，去想象我们的未来的一种能力的获取。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