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血色清晨》：马尔克斯的名著如何被改编成中国电影？

06《血色清晨》：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mp3

你好，我是戴锦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名作《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学分类法，我们会把它称为一部“中篇小说”。其实严格说来，作为文学的题材和类型，并不存在着“中篇小说”这样一个概念，中篇小说我们应该把它称为“小长篇”。换句话说，它也同样是以叙事的结构和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连接来构成叙事，构成意义，构成文学的文学世界的追求和文学世界的一个美学的结构。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是在出版于1968年的《百年孤独》这部长篇小说当中，真正名扬天下，蜚声文坛的。他这部长篇小说事实上也成了整个世界认知拉美文学和认知魔幻现实主义的核心文本。小说出版不久，就在世界上译为了几十种文字。从那个时刻开始，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嘲的玩笑说，他已经进入了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但是和《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部写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或者是小长篇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1973年智利发生了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之后，整个拉美世界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学家，都在极度的悲愤当中挺身去对抗这个后来被称为“肮脏战争”的拉美世界的集权化和黑暗暴政的政治现实。

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恐怕也是文学史上的唯一一例，他在1975年发动了文学罢工。他以停止写作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表明和昭示他对于皮诺切特的暴行，对于这个军政权之下的黑暗政治的抗议。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会以这样的一个个人行动，会以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文学生命的牺牲和摁下暂停键来表达一种政治立场。而这在20世纪的后半叶却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而且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赢得了人们的理解与认同的行动。这个文学罢工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五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才以《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无声地结束了这场文学罢工。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更有趣的是，它是一件1951年真实发生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好友身上。他在一个小镇的所有人的目击之下被谋杀，而且是在某种意义上小镇人都知情的情况下被谋杀。这个非常残忍又非常诡异的事件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刺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某种意义上，这个案件的发生和这个案件对他的萦绕、对他的干扰，迫使他去直视哥伦比亚也是整个拉丁美洲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生存荒诞和权力之下所构成的人们的扭曲心理，以及拉丁美洲在贫穷和封闭之下的社会心态。对这些东西的追问、思考和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奠定了他未来成为一个作家的道路。甚至可以说，这个案件本身也是《百年孤独》的一个起点，一个启动点，内在的一个动力。但是这个故事直到1981年才以《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形式得以再现和完成。

当然，我们同时要回到对这个时期拉美文学爆炸的命名，我们称它为“魔幻现实主义”，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为著名的，他说，没有魔幻，只有现实，这种在你们看起来是极端魔幻的状态、事件、情形，其实是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现实。

这部小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是他一生中最完美的一部小说，他说他所有的构想都在这个小说当中得以实现。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学家的说法是，这部小说是一部全面的、在作家的恰当的精准的掌控之中，完成了对事件的追溯。真正的作为一部小长篇，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它首先以线性的一个顺时的第一人称叙事人“我”，作为叙事的贯穿和叙事的支撑。它是一个顺时线。而“我”所展开的正是三十年之后再次到达那个小镇，经由对当事人，主要角色以及小镇上的所有人的访谈来试图还原那个事件。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圣地亚哥这个口碑极好的、家世良好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平平无奇的角色，会被以如此的方式选为祭品？小镇的人们几乎在一个无声的狂欢当中目击了对他的血腥的杀戮。他身中十数刀，其中七刀都是致命伤，鲜血淋漓地死在自家的门外。就这样的一个惨烈的事情，是“我”试图在三十年之后复原或者解谜或者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非常有意思的是，访谈构成了更丰富的、更奇特的文体。它有对话体，它有独白体，它有内心的诸多的闪烁的跳跃的流动，非时序的叙述，或者说同一个时间重复地被不同的叙事人叙述，最后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叙事展现。你会发现，小镇人的众口一词和小镇人的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叙述，小镇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回答这个三十年后的访谈者和追问者的时刻，在下意识地自诉，自我起诉，同时又在自我辩白。在这样的一种极度的坦率的告白和躲闪、谎言、自我剖白、自我洗白的繁复的逻辑当中，一幅小镇人的心灵状态图、一幅1980年代拉美社会的社会结构图，在暴力、贫穷、封闭的压抑之下，它所形成的一种我们大概会说“民众心理”或者“民族心理”的状态，成为这部小说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非常饱满有力的心灵图景或者心灵图画。

《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非常有趣之处，就是一个三十年后的追溯，其实是被各种闪烁不定的语词所构成的细节充满，而所有的这些细节都与追逐真相、揭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惨案的尝试相背离。好像每一次你触碰真相的努力，都使真相在你的手边滑脱而去。更有趣的是，这个被细节，被各色各式的人物心理所充满的小说当中，却同时向我们展现了事件的发生，似乎是一连串，用原作的说法是，连文学作品都耻于使用的偶然巧合、戏剧性所充满。这个惨案又确乎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偶然、巧合与戏剧性的怪诞的荒诞剧的时刻。

非常有趣的是，这是“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它之所以事先张扬，是因为杀人者丝毫不想杀人。事先张扬，是希望找到劝阻者，希望找到事件的转折，希望使得这个妹妹失贞，以致被退婚，使家族蒙羞的新娘的这对兄弟能够免除正义复仇，暴力雪耻的，我们必须画上引号的“使命”。

但是所有的小镇中的人都因此而获知了谋杀案，但因此而选择了躲闪、漠然。因为所有的人都强调一个判断，说他们不会杀人，因为这兄弟俩不是暴徒，不是可能暴力杀人之人。他们以此为理由而规避了起码的良知使得一个知情人必须做的事情。而更有趣的是，“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为小镇上的所有人获知，但是没有一个人告知受害人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简单地逃避，甚至把自己锁在家中，当然更好的选择是逃离小镇，就足以使这场惨案得以避免，不再发生。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告知圣地亚哥，预警圣地亚哥，提示圣地亚哥。而当圣地亚哥最终知道的时候，在如此怪诞的上下文，在如此怪诞的情境之下，在他前一夜去酗酒，因而未婚妻知情，但是未婚妻心怀怨怼的情况下，这个告知本身究竟是一个告知，还是一个威胁，还是一个负气而言的东西，都变得如此不可确认。因此“宿命”般的，我们又要把宿命加上引号，这个悲剧就无可规避地发生了。

当然，在这个小说当中，也许更多地被今日的读者所关注的，事实上也是被这部电影的欧美电影改编者所关注的，是故事的一条支线。新娘安赫拉，她原本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被家庭所出卖的女儿。因为一个远方而来的富商，以一个如此高昂的价格，以一个如此可期盼的、美好的、更富有的、与上流社会联姻的前景，触动了安赫拉的父母的“经济理性”。他们做出了一个逻辑的判断，这个婚姻是一个值得的买卖。而安赫拉就这样被动地被安置、被摆弄、被出卖在这样一个婚姻当中。也是因此，安赫拉毫不迟疑地说出了罪人是圣地亚哥。尽管在小说当中，所有人都公认安赫拉和圣地亚哥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交叉点，他们属于两个世界，他们的生命不重叠，他们的社群不重叠，他们的生活不重叠，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可能成为一对“奸夫淫妇”。而这个毫不迟疑地供认出圣地亚哥的名字，像一种宿命的力量，像一种奇异的心理扭曲，像一个安赫拉可能做出的对这个社会的荒诞的报复和诅咒。

但是更有趣的是，在罪案发生之后，在圣地亚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小镇人的狂欢式的围观当中被杀害之后，安赫拉却奇异地认定了一个自己的心理指向：她爱上了她从来没有爱上的新郎。于是小说当中一个有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尾声是，安赫拉由此开始了她漫长的，对新郎的怀抱着爱的等待。她成了诸多的欧美文学当中的“望夫石”。她成了”索尔维格”。她用每周一封的长信向远方的对她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这个丈夫倾诉她的爱情。而在三十年之后，新郎归来，提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了两千封信，从未拆开的安赫拉写给他的情书。这是怪诞故事的另外一面。很著名的意大利的改编版本就以这条线索展开。它变成一个关于爱情，一个很像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中那样的爱情——“我爱你，与你无关”。爱者与被爱者完全是在两个世界生存。我们可以爱上一块石头、一棵树、一片云，我们可以爱上一个有生物和无生物，和被爱者完全没有任何逻辑连接的偶然的情感产生。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残忍又怪异，平凡又荒诞。它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平凡的时刻，却发生了如此惨烈的一个逆转。而且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事实上这三十年之后，小镇上的人们其实也很难放下这个心结。他们日复一日地复盘那个时刻，他们日复一日地想向自己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刻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描述杀人者所遭到的巨大的创伤。他描述当他们被迫举刀砍向圣地亚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那种奇特的心理体验。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文笔最为准确犀利而又充满了诗意地去处理这种极度血腥残忍的一个高光时刻，一个华美段落。他叙述，对于杀人者，那个无声时刻的出现，那一刻对于他来说，世界静默了，就是像静水，像静静的流水一样在远方。而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暴行已经震动了周围诸多的围观者。

我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非常的亲切。固然是因为1980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之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孕生了中国的伤痕文学、中国的先锋小说、中国的一代优秀的作家，今天已经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为代表的这样一代优秀作家，都深深地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冲击和影响。这固然是跟《百年孤独》，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的文学成就密切相关，但同时，也跟作为哥伦比亚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1980年代的中国，我们在置身于第三世界同时也有一个超越了冷战结构的，对自己身为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的这样一种自我认知相关。它也和中国的文化批判当中的自省、反身的这种批判否定性的自指直接相关。

所以我自己读《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时候，毫不迟疑地、瞬时地，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就会浮现而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围观者的看客心理，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在《药》当中所描述的那种围观革命志士被屠杀，并且吃血馒头的那样一种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场景。而今天我们在反观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触及的是对贫穷所造成的愚昧的社会情形的思考，也是一种对于席卷全球的全球化进程而言，那些被抛弃的、被遗忘的，因此处在封闭和停滞状态的区域的社会状态的思考。我们大概可能会用《乌合之众》或者是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学来理解这个故事。

我选择这部小说是因为，1991年第五代女导演李少红的，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是她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血色清晨》。这部电影，我记得我看的时候，现在应该叫“点映场”，和导演一起观看她刚刚完成的新作品的时候，就是在1991年。那个时候，直到最后推出片尾字幕“改编自《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依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名篇而改编的电影。

而这一次，为了跟大家分享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我重读了这部小说，重看了这部电影。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它几乎让我带着一点震动感地发现，这是一部如此忠实于原作的改编。它比起欧美的改编，把他们的目光转向那个怪诞的爱情故事，要准确得多地捕捉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的主线，甚至，成功地在电影当中平移了他的叙述方式，就是调查员的到来。我说它会使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拉美小说的改编的原因是，在电影影片当中，导演如此准确地捕捉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乡村的很多很多的生活细节。那种极富质感的对于北方乡村的电影再现和电影勾勒。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如此有力地再现了1980年代后期历史文化反思运动、寻根文学、第五代的中国乡土书写当中的主题。

所以她把圣地亚哥的角色从一个小镇上的殷实之家的孩子，现在我们的说法就是中产阶级人家的这个青年人，改写成了乡村当中的小学教师；从圣地亚哥作为一个完全无辜和无妄之灾的牺牲者，改编成了一个在小镇当中代表着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的一线微弱的光。于是那个人物就叫李明光。而且电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李明光能成为乡村民办小学的老师，是因为当年这个村庄里来过知青，知青把外面的城市的过剩文化带到了这个贫穷的乡村当中。李明光作为他们的学生，得以在1990年代的那个状态当中成为一个老师，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携带者。当然，导演也非常准确地说，这个李明光所代表的外部世界透进贫穷山村的微弱的光，也不过是比如说《大众电影》这样的杂志，也不过是他模仿1950年代的工农兵诗人所创作的几首诗，诸如《大水坑放歌》。而故事同时设置了美丽的乡村少女红杏，就因为这些微弱的光亮，因为外部世界透露的声音，而被小学校所吸引，而不是被李明光所吸引。她想看到这些杂志，她想听到一些在村庄中听不到的声音。

电影除了准确地把所谓1980年代后期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个主题，放置在了，其实是高度内在地也非常自洽地，组织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作的故事构架和叙事结构当中，同时她准确地捕捉到了1990年代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历史转折点的出现。我想我会把它称为艺术家直觉，或者说艺术家独有的捕捉和接收时代暗示的能力和力量。因为当时，我想包括导演李少红，我们并没有准确地捕捉到或者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已经发生。于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作小说当中，那个几乎比文学不屑的偶然还偶然，比戏剧结构的戏剧性还戏剧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发生，在李少红的电影作品当中被赋予了某一种历史的解释或者社会的理据。

她描述这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原本是带有传统中国文化的支撑的。当一个处女失贞，当这个失贞的处女使家庭蒙羞，她的兄弟们应该进行雪耻行动。但是与其说它是要手刃奸夫的一个雪耻行动，不如说它只是一个文化礼仪当中的环节。兄弟们持刀叫骂、威胁，然后就会有村中的长辈把他们绳之以法，把他们扣押，直到情绪消散，然后事件远去。人们的围观的热情和恶意的窃窃私语逐渐地消散，于是一切终归平静。而电影准确地把握到的是在1950到1970年代的历史当中，这个古老的礼仪被新的社会体制所改变，同时被新的社会体制所补充：应该是村长携带基干民兵把肇事人绳之以法。但是那个影片当中一句举重若轻的对白说：“什么年头了，哪有民兵？”

于是罪案是因为典仪的断裂，是因为必需的表演性的一个社会的礼仪程序被中断而发生。原作故事当中的新郎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富商，而电影非常准确地把这个远方的富商改换成了一个最早外出打工并且赚到了钱的首先富起来的富裕户，而且给他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李强国。在这样的一个设置当中，我们会看到社会权力的转移已经发生，但社会权力的转移远未完成，旧的基层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颓坏，但是尚未被更迭。所有这一切，使得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最终发生。正因为我们有着鲁迅对于国民性或者叫劣根性的犀利地揭示，于是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场景甚至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更加饱满，更加怪诞，更加热烈，更加残忍。

我们看到村里的人们是怎么聚集在高台上，是怎么目睹着李明光像日常一样走向学校，而且每个人都大声地喊着说：“你干嘛去呀？你怎么还不回去？”而没有一个人说，有人要杀你，有人堵在路口准备要你的命。没有一个人做出核心的预警。所有的人就在高声呐喊和冷眼旁观当中，真正地围观李明光走向平娃和狗娃兄弟手里挥舞着的菜刀。

最后它的结尾是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要惨烈得多的。李明光就这样地被杀死。而且导演准确地设置，他最后一句台词是，“他们杀了我”。一个陈述句，因为他不能相信，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完全无法想象。李明光被杀害；红杏投水而亡；平娃，她的大哥被判了死刑；二哥终身监禁。就是一个极端惨烈的，只有受害者，只有牺牲者，而没有获益者的事件。

在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电影文本当中，导演李少红更别具匠心地增加了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所没有的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尾声是新郎的归来，一个垂垂老矣的发胖得已经不可辨认的人，提着两千封情书回到了同样已经极度衰老的新娘身边。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描述是，当你望着那个三十年之后的当年在村里最为美艳迷人的这位新娘的时候，你真的不愿意相信，现实生活有时候会和蹩脚的文学作品一样，或者说现实会重复那些蹩脚的文学作品。

而李少红给予的那个尾声是，最后的那个调查员，也就是原作小说当中的“我”，黯然地离开了这个村庄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形：李明光执教的小学，原本是由一个极度颓败的破庙改成的，而这时候，他看到小学已经关闭，不仅因为没有了老师，而且因为有外来的工作人员忙着在小学的墙上钉了一块牌子，恢复了古庙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命名。因此，它大概不再是一个孩子们能够读书或者踏足的地方，而成了需要被保护的空间。于是很有意思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与其说他是在讲文明和文化，不如说他在讲现实，他在讲政治。而李少红这部电影则很有趣地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即将发生的巨变，以一个拉美小说贯穿起来。于是到今天，我们仍然会面对和讨论的问题，在那部电影当中已经借助加西亚·马尔克斯浮现出来。这个主题是文明、文化、文物，在这三种命名、三种概念不断反转当中，现实的怪诞，历史的沉重和我们对于现代化，对于进步和未来的向往，以一个有趣的方式连接起了拉美文学和第五代的电影创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