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邮差》：爱如何定义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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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戴锦华。今天跟大家分享20世纪后期的一部奇特的文学作品、一个奇作、一个佳片，它就是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Antonio Skármeta）的《邮差》。

小说写作于1985年，它也是所谓的“后爆炸文学”。在拉美文学爆炸，一代天才的作家在拉美广大的土地上，在不同的国家崛起之后，似乎人们都认定，拉美文学家们、拉美的文学爱好者们、拉美的作家们、拉美的诗人们已经难以为继，因为那个高峰是如此突兀。我偶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天才总是成群结队地抵达世间的”，一个大时代，经常是由一批我们通常数百年也难于期待的天才的成群结队出现而著称。而拉美文学爆炸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天才在拉美世界涌现的时代。

但是，斯卡尔梅达却成功地向我们证明了，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后，拉美文学仍然是可能的。或者说，在极端奇妙的以文学的结构，以奇妙的语言，以在我们看来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不可企及、不可想象的想象力所构造的文学世界之后，斯卡尔梅达用他的作品序列，尤其是《邮差》，向我们证明了一种似乎传统的写作，似乎摇曳生姿的，但又绝不落入通俗文学的套路——通俗文学难于解脱主流价值观——的叙述，仍然是可能的。他向我们证明，一种文学的可能永远取决于作家的才能，同时取决于作家去捕捉、理解和认知自己的时代和世界的方式。

因此，对于斯卡尔梅达，好像文学批评家们总是非常张皇、非常棘手。于是有人把他称为现实主义作家，有人把他称为新浪漫主义作家。如果大家去阅读《邮差》这部作品，或者大家已经阅读过《邮差》这部作品，我们同样会由衷地喜爱它，但是我们却很难表达，我们的喜爱究竟是以哪一种方式形成，或者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喜爱坐落在一个文学群星谱的坐标图上。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阅读《邮差》，可能我们更喜欢把它称为一则传奇，一则关于爱的、关于情感的传奇。因为其中有一个爱情故事，有一个如此古老的，但又如此新鲜迷人的爱情故事。其中还有友情，主人公和伟大的拉美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情诗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他们之间的忘年交，他们之间的这种跨越了阶级，跨越了等级，跨越了所有社会鸿沟的一份父子情。我们看到，这里面还有亲情，那个新娘的母亲是我们如此熟悉的一位母亲，如此的主流社会的平庸的庸常的母亲，但是她也是如此鲜活地向我们传递了真实存在的亲情，真实存在的这样一种现实的力量如何可能在传奇或者奇迹面前却步。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传奇如何坠落为一个庸常过程。我非常喜欢小说当中，新婚之后，突然那个妻子以丈母娘似的现实的面目出现，说“你也出去找份活做！”很喜欢那样的一个带有喜剧性的，被诙谐幽默的基调所充满的这样一种现实感或者现实场景。

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用一个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他写作现代主义文学似乎已经无法驾驭和处理的爱，无法处理的亲情、友情、爱情，无法处理的现实社会当中，即使在一个封闭的岛屿之上，即使在一个半文盲的贫穷的社会之中，人们对于正义、对于变化，对于自己可以介入的、自己可以认同的政治感的热情和热度。所有的这些表述，之所以现代主义文学不能处理，是因为它很容易落入通俗文学的套路，它很容易成为滥情、矫情，或者很容易陷入悲情。

如果大家熟悉斯卡尔梅达，他也是20世纪众多的拉丁美洲的政治流亡者之一，同时他更为具体的是智利的流亡者，也就是1973年“9·11”所发生的，陆军元帅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发动军事政变，颠覆了民选的民主政权，残杀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之后的漫长的黑暗统治，那期间所经历的“肮脏战争”、政治杀戮、经济掠夺、独裁的压抑。如果我们大家了解这段背景，而且我们必须了解这段背景，因为它就是小说的被述故事。

小说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情诗诗人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这并不是任何文学的虚构，而是拉丁美洲到今天仍然存在的现实。只有在拉丁美洲，我会惊讶地知道，上一次接受了我的访谈的一位大学教授已经进入到了极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单当中。尽管在我认识的熟悉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一个成功地转型为政治家的，但是这种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所谓在社会实践、政治实践当中的多元身份，是今天只有在拉丁美洲仍然存在的现实。

好，我们拉回来。我们说那个诗人突然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热爱他诗歌的人们就拼命地拥戴他，而这样的一个带有某一种怪诞色彩，带有某一种魔幻色彩的拉美现实，却以聂鲁达把自己的拥护者，把自己的选票和选民成功地转移给萨尔瓦多·阿连德，而进入到了这个故事的开启部分，而且它会形成小说当中那个奇特的对话或者奇特的情绪基调。聂鲁达会对这个半文盲的渔岛青年马里奥说：“我们先去小酒馆喝个酒，回来我们解决一下我作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以及你的求爱事件的问题。”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诙谐的、幽默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温度的这样一种叙述。如果我们把写作于1985年的这个小说对照着，比如说法国的新小说派，对照着零度写作的那种绝对的抽离，对照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局外人式的生命处境的描写，我们会体验到它的古老，同时会体验到它的新鲜和活力。因为很重要的就是，使这个小说不限于矫情，不限于悲情的，是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自嘲的、嘲弄的叙事语调。这种叙事语调使得这部作品也有别于多数的拉美文学。

尽管我并不真的懂得西班牙语，但是我们都知道，西语其实是一个自身充满了华丽性、情感性的语言。它以大量的繁复的形容词和充满了他们的日常表达与他们的文学表达的丰沛的情感性而著称。但是在这部小说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鲜见的简约，显见的直白、平直和素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它更多的是对一个事件或者过程的勾勒，而不是感情的铺陈。但是相反，正因为他写的是一个作为诺贝尔奖的强有力的候选人，而且在故事中他就赢得了诺贝尔奖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是一个情诗诗人，与一个坠落情网的渔岛青年之间的友谊，所以他的对话本身反而形成了一种极具喜剧色彩的表述。

就是因为诗人要向年轻人展示什么叫比喻，什么叫隐喻，什么叫诗歌的修辞，而年轻人努力地想模仿，想寻找，想制造自己的诗歌语言，于是他们就用着这样的一种充满了诗一样的隐喻、比喻、修辞的语言相互对话，像一个不对等的诗歌的比拼。就是这种平直的叙事语言，顺时叙述的古老的叙事方式，与这样的一个诗意的、诗性的语言的对话之间，本身构成的是一种喜剧式的错落，而不是一个感伤的或者悲情的，或者矫情的这样一种描述。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作为一个刚巧幸运地在“（智利）9·11军事政变”爆发的时候，因为一个电影项目而抵达德国的作者来说，他免除了杀身之祸，灭顶之灾，但是同时，他也因此而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但是他的整个作品序列当中丝毫没有流亡者的悲情和自恋。而相反，他就用生动活泼的，饱含情感热度的，而且直面创伤和死亡的这样一种姿态来向我们讲述故事，向我们经由故事和传奇性的文学场景和变化而强有力地重申着他自己的信念和立场。

这也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小说和想跟大家推荐这个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落点。因为事实上，尤其是20世纪的后半叶有一个奇特的组合，而这个奇特的组合某种意义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它就是诗、爱情与革命的组合。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的新时期女作家，也是我热爱的，我的朋友张洁曾经说：“当年我们并不是读了《共产党宣言》去投奔革命的，而是我们读了《爱的教育》而选择了革命的。”20世纪的作为永恒的青春偶像和传奇的切·格瓦拉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让我还是冒着被人们嘲弄的风险说出来吧，引导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同时大家可能会知道，切·格瓦拉同时是一个诗人革命者，而且就是故事中的主角聂鲁达对他有一句评价说：“这位战士始终没有忘记在他的枪边有一部诗集。”这是20世纪的主旋律，也是20世纪消失之后最大的社会文化的转变，诗、革命和爱情的奇特的连生共体，成为一个被耻辱化，成为一个被罪案化的切入口，以至于大家都会知道，同样为我所热爱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曾经在世纪之交，在21世纪广泛地流传：“他们形容20世纪的后半叶是一个刽子手与抒情诗人联合统治的年代。”

我在这儿不可能展开去讲，这样的两个彼此冲突的叙述分别代表了怎样的不同的观视角度，怎样不同的历史评判，怎样不同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立场。但是我仍然由衷地喜爱在《邮差》当中，他用这样的一则小故事、一则爱情传奇、一则好像流星般地划破个人天空的时刻，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大时代、一段大的历史。从喜剧性的聂鲁达被提名为共和国候选人，到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被害，而聂鲁达的住所被捣毁，他就在“9·11军事政变”之后走向死亡。不止一部电影记录了这个时刻。当然同样，纪录片记录了这个时刻。聂鲁达的葬礼成为首都圣地亚哥的一个蔚为壮观的巨大的送葬的集结。人们在那个军政权的直接的死亡威胁之下，集聚在聂鲁达的身边。近年来确认的消息就是聂鲁达并不是死于他所身患的疾病，而是死于这个军政权的有意识的投毒。最近被确认的这样一个事实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因偶然而接踵而至的悲剧，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遇害和聂鲁达的身亡是同一个政治暴行的相继的两幕。

这个巨大的历史就蕴含在这个短小的、温暖的、迷人的爱情故事之中。这个短暂的爱情故事，这段迷人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我觉得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睡前故事，我们可以含着笑，含着泪读完这部小说，就沉沉睡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留影，也是一个大时代的侧写，一个大时代的回声。我们可以在其中体会爱。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去获得一个重新叩访20世纪，重新叩访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重新去叩访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爱与怕。那个时代为什么被称为“极端的年代”？那个时代又何以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不断地跟大家告白的，我的这个选择是一个逆向的选择，我是先选择了十部被我所喜爱的、被我所重爱的、被我所认可的影片，而后我逆向选择了它们的十部原作小说。这部1994年拍摄的电影，迅速地在全球范围之内获得了流传和热爱和肯定，入围多个重要的电影节，而且在多个国家获得众多的奖项，以至于斯卡尔梅达说：“小说与电影肯定创造了我一生的最高峰，我一生再难抵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因为这是每一个文学艺术家都梦想的高度，它是达到了雅俗共赏，或者叫“既叫好又叫座”的这样一种程度的电影。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1994年的这部《邮差》，它的两位导演，尤其是他的首席导演迈克尔·莱德福（Michael Radford）和斯卡尔梅达一样是一个政治的介入者，是一个鲜明的与资本主义决裂，以社会批判者站在弱势者一边著称的欧洲艺术家。而这部电影几乎是他作品序列当中少有的一部声情并茂，朴素而精准，流畅而充满了迷人的细节，对电影语言的准确的，其实也同样是传统的应用，但同时又是如此点睛地、如此准确地使用电影语言来再现小说所营造的饱含情感的同时又饱含跨越的传奇。

我们说它是一个传奇，不仅是这个贫穷的，同时又是游手好闲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好逸恶劳的、志大才疏的这样一个渔岛青年如何赢得了女神一般的美丽的，被所有人所心仪向往的姑娘的爱情传奇。它同时也是一个渔村青年如何赢得了一个世界知名的文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友情和认可的传奇。它同时也是这个诗人如何自如地生活在这个荒芜的文盲的渔岛之上，如何和小镇的人们之间缔结了这样一种平等的、亲情盈溢的邻里之情，这种社区的归属和认同的传奇。我必须说，后两者其实同时是20世纪的传奇，只有20世纪的人们才会在政治立场的共同，阶级的相互认同和指认当中达成这样的美好。

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是小说的一个忠实的改编本。甚至它的叙述风格，甚至它的叙述方式，甚至它对于语言的选择，尽管一边是文学的文字语言，一边是电影的视听语言，但是它们同样选择了那种似乎传统的、质朴的，又是非常精准的语言。它是被故事、被情感、被人物、被情节的推进和发展，使每一个古老的叙事策略、叙事技巧都因此而丰盈充溢地自主地产生出活力。

原作作者也加入了编剧行列。一般说来，原作作者参与电影改编是灾难，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原作，以至于他拒绝对它做任何的删节和修订。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合作。这就引申到了跟这部电影直接相关的一个真实的传奇，一个和《邮差》的故事在精神品格，在精神基调上极端相像的一则花絮，关于故事的联合导演马西莫·特洛伊西（Massimo Troisi）。大概并不难，我们在豆瓣、在IMDb这样的以用户为主体的电影网站上都会读到这则传奇。

马西莫是一个当时已经名传遐迩、家喻户晓的意大利的喜剧明星。他其实已经主演了无数部电影、电视剧，是一个极受喜爱的，现在我们就说是“顶流的”喜剧演员。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他一直有一个巨大的不满足，有一个巨大的内在的动力，他说：“我想拍一部能感动我自己的电影，我想拍一部有意义的电影。”他本人在读到《邮差》这部小说的时候，就自己一掷千金地购买了它的电影改编权，他邀请了迈克尔·莱德福来作为导演，来共同改编这个故事，因为他被这个故事所感动，他全身心地认可这个故事的意义。于是才有我们说的，包括原作者在内的，同时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编剧团队。

为了把故事改编到欧洲，他们把故事的时间前移，把它改写为聂鲁达流亡的年代，改写为意大利的海边的一个渔岛。于是不再有直接的对1973年“智利9·11”的再现，不再有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作为故事情节当中的一个内在情节的时刻。但是整个叙事的基调因此而保存。

我们回到原作作品当中，我们说原作作品的那种感人之处还在于，似乎现代主义文学当中挥之不去的是死亡的幽灵的缠绕，是一种死亡的召唤，或者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把死亡视为一种生的拥抱，经由死来达成的对生的拥抱。而在斯卡尔梅达的作品当中，他只有生命的盈溢，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于是在小说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读为一个诗人的死，但同时是一个诗人的诞生。

在原作小说当中，我们不知道马里奥此后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只知道这个军政权的调查员带走了他。因为我个人太知道拉美“肮脏战争”的历史，太熟悉拉美“肮脏战争”的历史，因为在皮诺切特执政之后，就是几十万人的人间蒸发，以至于到今天为止，它几乎成了智利电影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寻找失踪者，追问失踪者。无数的电影家在描述这个被蒸发了的人群，它们包含知识分子，包含艺术家，包含很多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士。曾经支持皮诺切特的人们也在这个时刻遭到重创，因为民营企业被剥夺，因为自由职业者被打击，因为整个社会空间迅速地封闭和缩小。

所以按照我的熟悉的逻辑推论，马里奥也许也将成为失踪者之一。但是小说有意识地在这儿留了白，在这儿保持了开放性。而相反，它用一个尾声设置了一个“我”，另一个流亡者。它用这个办法告诉我们说，在故事被述的那个时刻，马里奥成功地赢得了那次诗歌竞赛。他的诗歌在杂志上发表，他被认可为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在诗歌的生命，在诗人的生命意义上，故事记述了一个诗人的死，也记述了一个诗人的诞生。诗歌，或者说诗歌之技艺，比喻、隐喻、修辞的传递，同时成了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拥抱。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爱，所以我们梦想着改变这个社会。我们梦想着让理想的世界降临到我们的现实当中，至少说我们的现实更趋近于理想世界。

而在电影当中，最大的改编就是他们让我们在故事当中目击了马里奥的死。它设置了一个更典型的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社会情境，就是一个工人的聚会，而这个工人聚会当中将包含工人诗人们的诗歌朗诵。我们看到马里奥以马里奥式的忐忑和马里奥式的激情，将要上台去朗读他的诗歌的时候，这场工人聚会却遭受到了军警的一场残酷镇压。马里奥就在这个聚会上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所以死亡转移到了马里奥身上，而到故事结束的时候，诗人（聂鲁达）仍然活着。

于是原作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情节，成了电影当中最迷人的故事。小说当中提供的情节是聂鲁达请马里奥为他录制他深爱的海岛上的诸多声音。而电影则在这个地方改变了原作小说的完全的顺时叙事。我们看到诗人重新返归这个海岛，然后他才惊讶地获知，马里奥的孩子，已经开始长成一个幼儿，长成一个小童，而马里奥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同时，电影和原作小说一样，这原本是一个肝肠寸断的，我们没有想到的生离瞬间成死别的时刻，但是它仅仅在把马里奥之死展示为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抗争的场面之后，立刻转为了聂鲁达第一次听到这些马里奥和渔村上的人们为他录制的，如此丰富的，如此迷人的自然的声音。而原作小说的内容，其中的一个细节被保留下来，就是最后马里奥和他的新婚的妻子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那个婴儿的响亮的，其实是非常尖利的哭声。它用这样的一个场景，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声音的，当然在电影当中伴随着画面的，饱含情感的时刻来终结这个故事。

我们再回到那则花絮，或者传奇之外的传奇之上，马西莫·特洛伊西在主动地选择了《邮差》之后，他去筹备拍摄资本，去运行各种各样的与一个电影相关的事情。到电影终于筹备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已经长时间地患有的心脏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必须迅速地去做相关的心脏手术。但是他从一开始，从购买这个剧本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动力和选择就是他要扮演马里奥，他要主演这部电影，因为这就是他所说的，要使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演艺生涯、他的才能真正获得意义的那部作品。所以他不顾医生，不顾朋友，不顾整个摄制组的劝告，坚持拍摄这部电影。而电影杀青之后12小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是电影史上也少有的一个例子，这部电影是用它的主演，它的导演的生命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像《邮差》的基调。《邮差》当中包含历史的大时刻，包含死亡，小说当中是聂鲁达的死亡，电影当中是马里奥的死亡，而在电影之外，是马里奥的主演者，影片的导演之一所经历的死亡。你可以矫情地把它理解为一个艺术家对电影艺术的生命献祭。你也可以斯卡尔梅达式地，或者特洛伊西式地，理解死亡其实是一个欢笑的时刻，是我们饱含着爱，带着笑所面对的，所经历的。

与生死相比，显然马西莫·特洛伊西更在意最终给人世间贡献一部，或者说留下一部感动了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朴素的标准是如此真诚和重要，也许如果每一个艺术家都问，我相信这个故事吗？它是否感动了我？那也许我们整个的文化生产和艺术现状会有一个多么大的不同。所以再一次说，在我们这个序列当中，很少有一组像《邮差》一样，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基调、风格、美学成就、社会成就都是如此同步、同调、和谐。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文学改编的意义上的忠实原著的意义上，而是在于20世纪在它的最后20年，在它的末端处，它以一个文学的、电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就是当我们的信念是被我们的爱所支撑的，或者说，我们的信念不过是我们爱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对于世界、对于他人，可能有怎样一种格局，怎样的一种连接，它会怎样地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生死——在我之外有他，在个体之外有群体，在个人生命的历程和个人生命的遭遇之外，我们有社群，我们有社会，也许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们有人类共同体——我们如何共同地去承担我们的命运，我们如何共同去改变我们的命运。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