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现代人为什么都会有一份档案？

福柯 | 现代人为什么都会有一份档案？

你好，欢迎回到《汪民安讲生命哲学》。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作者的生平讲起。福柯生于1926年，病逝于1984年，只活了58岁，不算高寿。但在法国，他被视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整个西方影响最大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福柯著作众多，每一本都会激起巨大的反响。而且，他的每本书都能开拓一个新领域，毫不重复。福柯的思想关切，也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自己都说，“不要问我是谁，我就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

福柯曾经自问，写作是为了什么？他给出的答案是：写作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固定的自我，不是确定我的身份。写作就是不断摧毁我的身份，写作就是不断改变自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此外，我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20世纪的哲学家，有不少人在某一阶段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被很多人所阅读。比如，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读尼采，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读韦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读海德格尔。但是福柯比较特殊，自从他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以来，一直都被广泛地阅读，一直都是学术界的焦点人物，尤其是受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追捧。

福柯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或者说，他为什么格外重要呢？

我自己总结了三点理由。第一点，是福柯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解释了西方。他的著作涉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从希腊、罗马、中世纪到现代，直至他本人所处的20世纪，他都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福柯从一些非常特殊的角度来解释西方，他研究疯癫的历史、惩罚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的历史、医学的历史、自我技术的历史，等等。这些话题在传统的西方思想界，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福柯透过扎实、丰富的材料，以及卓越的分析能力，打开了西方世界沉睡的一面。他的著作出版后，人们才发现，西方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隐秘，但又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暗面，这动摇了人们对西方的传统认知，引发了一场学术地震。

当然，福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要探讨这些历史，是为了解释西方的今天。更具体地说，福柯是想搞清楚，“西方人”作为一种文明的主体，是如何一步步地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他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实践，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思考，去行动。这就是福柯的谱系学和考古学的意义以及目标所在。可以说，福柯思想的核心，就是探讨今天的主体性的成型过程。

第二点，是福柯漂亮而充满诗意的写作，尤其是他早期的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古典时代疯狂史》这本书，这是福柯的博士学位论文。只要去读一下，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哲学书原来也可以写得像诗一样，每一个句子都经过精心雕琢。在这本书里，福柯不可思议地将华丽和准确、老辣和细腻、抒情和论证、清晰和玄妙结合在一起。到了后期，福柯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激情开始消减，变得朴实、平静、庄重和典雅。福柯后来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也到各地去做演讲。这些课程和演讲，更加明晰、通透、自然，剔除了早期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抒情，回到了古人优雅而朴实的论述方式。他的任何著述都不枯燥，你只要读下去，就能体会到思想和书写的魅力彼此交织。

不仅如此，福柯长年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他的著作里充满诸多偏僻和冷门的档案。按他本人的说法，这些档案在他动手翻阅之前，都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几乎无人问津。福柯就是从这些特殊的、不被人重视的资料出发，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分析能力，历史留下的僵死材料，经过福柯之手，焕发了神奇的解释能力。一些奇诡的思想，就从这偏僻的领域腾空而起。这也是福柯能够出人意料地解释西方的重要原因。他通过这种特殊的利用和分析材料的能力，挣脱了传统学院派思维的束缚，引领了后来的学术潮流。

第三点，是福柯的生活。福柯晚年特别强调，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尤其看重古希腊哲学的遗产。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认为，生活应该变成一件艺术品，这实际上也是福柯的生活理想，他一直都在尽力而为。福柯充满勇气，除了著书立说，他还像战士一样，一直处在各种抗争的前沿。他对政治权力说不，对各种习惯性道德和体制说不，不断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边缘，试图将自己的生活推到美的极限。福柯的书和他的生活有一种奇妙的呼应，可以说，他的书一方面是在解释欧洲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在解释他个人的历史。福柯只活了58岁，但他的生活非常丰富、饱满，并且凭着巨大的勇气撑开了令人窒息的历史帷幕。如果你想了解福柯的生平，可以去看两本传记，一本是美国人米勒写的《福柯的生死爱欲》，还有一本是法国人埃里蓬写的《权力与反抗》。这两部传记中的福柯，绝不逊于任何小说中的英雄形象。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规训与惩罚》。这本书是福柯最有名的著作，福柯自己对这本书也很推崇。从出版时间上看，《规训与惩罚》其实是福柯中期的著作，但福柯却说，这是他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他的成熟之作。福柯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权力思想，就是在这本书中集中论述的。

福柯的权力概念，与传统的权力概念截然不同。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他的另一项发现——“权力-知识关系论”说起。福柯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探究，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古典时代疯狂史》讨论的，是欧洲人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20世纪，对待疯癫的不同处理方式和不同态度。福柯发现，欧洲人对疯癫的认识，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疯癫看作“天启”。古典时代的人，将疯癫看作懒散、非理性和罪恶。19世纪的人将疯癫看作不成熟、蒙昧和“背教者”。而到了20世纪，疯癫之人被看作精神病患者。这样一梳理，你就会发现：有关疯癫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关于疯癫的知识，这跟我们以前的观点和想法截然不同。

在以前，所谓“知识”，被视为绝对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知识不应该受到任何东西的干扰。但在福柯这里，知识恰恰是变动的，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知识永远不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它永远是特定时代的权力干预的产物，是权力创造出来的对象。这就是福柯提出的“权力-知识关系论”的大致含义。

注意了，福柯的这个观点，和启蒙哲学是截然相反的。我们都听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意思是，知识是一种认知自然、改变自然，从自然中获取资源的力量。但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论却意味着，权力才是知识的起源，知识是权力创造出来的。权力在不同的时刻，会产生和制造不同的知识；并且在知识出现以后，它还会形成一套权力-知识框架，对对象做进一步的控制。所以，在福柯看来，世上没有绝对的知识，也没有绝对的真理，知识总是沾染了偏见。这是福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这是福柯对权力的第一个独特看法。

福柯对知识的第二个独特看法，是权力的创造性。通常一提到“权力”，人们就会想到否定和镇压，觉得权力一定是压迫性的，是要让人沉默无声，是使对象变得虚空和消失。但福柯这里讲的权力刚好相反。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压抑和压迫；相反，权力是在产出，是在创造，是在锻造，是使什么东西变成可能，使什么东西变成现实，使什么东西呈现出来。权力不是消灭了对象，而是创造出一个对象。

我们该怎么理解福柯的这个观点呢？

首先应当指出，创造性和生产性，并不是一切权力固有的特征。权力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它的功能也是五花八门的。福柯在这里说的“权力”，特指的是欧洲17、18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型权力：规训权力。它跟传统的权力概念是有显著差异的。而《规训与惩罚》这本书讨论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这个“规训的权力”。

《规训与惩罚》的开篇非常恐怖，福柯描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酷刑。1757年，一个弑君者达米安被法国国王惩罚，他身上的肉被细致地割开，受到痛苦的折磨，最后被五马分尸，焚尸扬灰。福柯说，这种酷刑就是君主权力的表现，它以最剧烈的暴力、最残忍和最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和消灭敌对者。这种权力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权力，它意味着压迫、消灭和否定。可以说，长久以来，这种传统权力在欧洲占据着主导性位置。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启蒙和人文主义观念开始产生影响。镇压式的君主权力，对罪犯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屠杀，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感了。另外，专制君主的酷刑，采取的是斩首示众的方式，组织了很多民众来围观，目的是体现君主制度的威严，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多么不可侵犯。民众在一旁吆喝和观看，就像和君主站在一条线上，对凶手进行嘲讽和呵斥。这一方面意味着，对君主的背叛，会引来更大范围的全民反击，另一方面也试图起到震慑民众的作用。任何胆敢挑战权力之人，都会面临与凶手同样的命运。但是，在行刑过程中，在断头台上，罪犯可能会大叫和咒骂。他反正都要死了，干脆把君主的丑事肆无忌惮地说出来。这反倒可能喊出民众隐藏的心声，会引起许多人的同情，激起民众对君主的反感。所以，围观惩罚的民众，可能会发生心理上的逆转，从斥责凶手，转向对君主和法律的质疑，继而威胁到王权的稳固性。这样一来，公开的处决逐渐被认为是对君主和王权的伤害，应该被废除。

基于这两点，在18世纪末，欧洲的惩罚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惩罚不再只是残忍的血腥消灭。它开始转变成一种事先的预警，目的是让人们知道犯罪的可怕后果，从而打消犯罪的念头。而且，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司法机关施加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残酷的回击、消灭和抹去，而是要对罪犯进行改造。惩罚是为了让罪犯面向未来，让他重新回到社会，而不是将他从社会中永久性地清除出去。换句话说，这种新型惩罚，是要把罪犯向着有用的、驯服的方向进行调教。

这样一来，惩罚的方向和权力的目标就都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权力开始生产，开始创造。它不是消灭罪犯，而是将罪犯改造成“新人”，将罪犯作为一个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让罪犯成为权力生产的结果，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正常人”。就这样，惩罚从最初的镇压、消灭变成了改造和矫正。在新的惩罚机制下，监狱成为改造的场所，而不是报复的场所。它是让罪犯重新返归社会的通道，而不是镇压和惩罚的暴力机器。简单来说，从18世纪末开始，惩罚在欧洲变成了一套矫正、干预、调教和规范化的处置，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报复和镇压了。

18世纪欧洲的权力发生了何种变化？

不光惩罚的方向和性质发生了改变，福柯还发现，从18世纪开始，欧洲君主的至高权力也渐渐分散了。过去，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身，君主就是权力的光源所在，是一个宏大的、绝对的、一元化的存在。但到18世纪之后，权力开始从君主那里散落下来。它分散到了整个社会的机体中，变成了一系列微观的、碎小的毛细血管，遍布并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一种总体性的、根源式的、主宰式的权力，变成了多样的、齐头并进的、复杂的、到处连接的微观权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微观权力呢？答案要从社会发展史中找。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工厂、军队，等等。今天我们会觉得，它们只是稀松平常的存在。但在当时，这些组织却彻底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形式。过去，国家的每个臣民由专制君主及其代理人负责管理；而这些社会组织产生后，管理的主体变成了一系列微观机构。人们隶属于这些新出现的机构，成为它们携带的微观权力管束的对象。

那微观机构，是怎样管理每个个体的呢？福柯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规训。他尤其强调机构对人的身体进行的规训，以此让个体变得驯服，让他们服从这个机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兴起，资本主义对个体的终极要求是“有用”。一个人必须参与社会分工，必须从事经济生产，这样的人才是“有用”的。而要让个体心甘情愿地服从社会分工，服从“有用”这个目的，就得让他变得驯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权力的主体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技巧和严密的规范。它通过精心计算和深入日常生活的规训，来有效地驯服和使用个体。福柯尤其强调，规训权力针对的首先是每个人的身体，驯服指的是对身体的驯服，“有用”也是对身体的利用。权力的着眼点必须是身体，控制了身体就控制了一切。

那么，18世纪出现的这种规训权力，是如何把人变成驯服而有用的工具的呢？这就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重点所在。

福柯认为，规训权力要在微观组织中“落地”，有几项先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和时间。首先，所有的单个身体都要被集中在某个密闭的空间之内。封闭的空间是规训权力运转的基本前提。在18世纪的欧洲，这样的密闭空间在学校、医院、军队和工厂里最为普遍。

密闭空间找到了，规训权力还要制定时间表，要让其中的每个身体都有一种严格的时间处置。也就是说，在密闭空间之内，每个时刻，身体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不能自由流动。福柯以18世纪欧洲学校举例，规训权力会出台一个严格的课程表，比如在学校里，学生几点钟吃早饭，几点钟在哪个教室上课，几点钟下课，几点钟在操场锻炼，几点钟吃晚餐，几点钟就寝，等等。也就是说，每个身体都被“放置”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坐标之内。身体在这种时间和空间中，将会被定格化。

规训的基本时空前提，就这样定下来了。将身体定格完之后，权力还要施展它的技术，来具体地实施规训。

那么，18世纪的权力，有哪些规训技术呢？福柯主要讲了三种。

第一种是监视。在18世纪的欧洲，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学校、医院、军队，个体永远都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下。每个人在他身处的空间中，无时无刻不被看见。其实，《规训与惩罚》这本书的法语原书名，直译过来就是“监视与惩罚”。福柯特别强调监视的重要性。福柯分析，欧洲的这些工厂、教室、宿舍、部队、医院，都有监视人和被监视人，都有监视的主体和客体。监视是规训最基本的技术，被监视也就意味着被规训。当然，监视自古有之。但福柯特别讲到，18世纪之后的近代规训权力，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监视方式。也就是说，监视技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非常节省成本。

福柯特别提到一个著名的监视意象，这就是“环形监狱”。英国18世纪思想家边沁最先提出了“环形监狱”的设想。这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实现。所谓的环形监狱，指的是一个个单人囚室不间断地连接在一起，但它们不是笔直地而是呈封闭的环形状连在一起的，所以称为环形监狱。环形监狱中间自然是一块空地，空地上竖立着一座很高的瞭望塔，瞭望塔的顶端建造了一个可以转动的房间，有一个人就坐在里面监视下面囚室中的犯人。而地面上的每个单人囚室都有一个窗户，以便光线能够照射进来。这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环形监狱利用特殊的光学设计，使得每一个单人囚室里的囚犯永远看不到瞭望塔上方的监视者，但是监视者能瞬间看到囚犯。而且瞭望塔的顶端房间在不停地转动，这就意味着，囚犯永远都无法知道是否那个人正在监视着自己。为了不被惩罚，他只好想象自己一直处在被监视状态，他也就这样持续不断地被规训着。

边沁的这个“环形监狱”设想，但福柯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规训技术的隐喻。在资本主义时代，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微观组织，不仅希望自己的成员循规蹈矩，还要让他们把组织的规则变成内在戒律，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逾越。

在福柯看来，监视是权力的第一种规训技术，第二种则是规范化。它意味着，在每一个小型机构内部，在所有封闭的单位空间里，都会设置一套规范。之所以要建立监视体制，就是让个体符合这些规范。还是拿18世纪出现的那几种组织举例。部队里，每个士兵要通过体能测试，列队走正步时，脚的步伐和手的抬举都要达到某个标准；学校会以某个分数作为及格线；处理疾病也有一套规范化的指标；在工厂里，一个工人应该完成多少产品，都是事先规定好的。就这样，每一个小型单位都根据规范化的要求，设置了一个小型的审判机制，达不到规范就要进行惩罚，超过规范则会受到奖励。在这套机制下，一个人高出规范多少，比规范低多少，规范化不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它还测定了每个人的差异。

福柯讲到的第三种规训技术，是把监视和规范化结合到一起的检查，或者说，考核。这个也非常好理解。一个大学生，经过几年的规范学习，要毕业了。最后一个环节是通过论文答辩，这就是最终的考核。一个病人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医生给他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检查，判断他能不能出院，这也是最后的考核。部队训练了很长时间，高级将领来阅兵，看一看训练成绩、训练风貌如何，这还是考核。考核本身同时包括了监视和规范化，它通过观看和监视，来判断客体是否达到了最后的规范。

监视、规范和考核，这就是福柯眼中的权力的三种规训技术。它们把每个个体作为一个“产品”创造出来，完成了权力的“生产”过程。每个学生都要经过一系列考核才能毕业，军人要通过上级的检阅才能达标，病人要通过检查才能出院。在这三种场景里，个体的最终形态都是“产品”。而且，所有考核的结果都会被记录在案，成为档案。档案就成为有关每个个体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规训了个体，并且生产出一套有关个体的知识。权力和知识，就是这样连接在一起的。

有些哲学家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按照福柯的看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被权力塑造和生产出来的，每个人都是被“锻造”而成的。权力和知识结合在一起就对个体有了限制。这些观点，无疑同萨特主张的“主体的自由选择”针锋相对。对福柯来说，萨特强调的“主体自由选择”太乐观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就陷入了悲观绝望，对他来说，反抗仍旧是可能和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福柯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

福柯的这本《规训与惩罚》，我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明天，我们要读的是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代表作《千高原》。很多学者认为，德勒兹是20世纪法国唯一一位可以和福柯相提并论的哲学家，福柯本人也曾经写文章评论说，总有一天，20世纪将会被称为“德勒兹的世纪”。

“汪民安讲生命哲学”，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