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走进群星璀璨的俄国文学

导论｜走进群星璀璨的俄国文学

得到听书的朋友，你好！

我是刘文飞，从今天起，我来给你介绍几本俄国文学名著。我在这个听书系列里一共要讲八本书，它们分别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果戈理的《死魂灵》（1842）、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7）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1）、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最后是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

为什么要选这八本书呢？当然，因为这是得到听书的编辑团队为我开列的书单，是他们给我布置的任务。据说他们经过了激烈的内部讨论环节，最后通过投票才确定下这个书目。当然，我之前也给过他们一些建议。我来给你介绍这八本书，主要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

首先，这几本书都是俄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中的一流名著，了解了这几本书，大致就了解了19世纪的俄国文学。普希金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现代文学就是从他开始的，而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就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普希金生于1799年，契诃夫死于1904年，托尔斯泰逝世于1910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就是俄国文学的黄金世纪，被视为世界文学的第三个高峰，前两个高峰分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莎士比亚创作为代表的17世纪的英语文学。在我要介绍的这八部作品中，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面世最早，在1831年，契诃夫的剧作完成于1903年，这两部作品之间相隔的七八十年，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这八部作品所处的时间框架，基本上我们是每十年选一本，把它们串联起来，也就构成了一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名著的发展史。从普希金讲到契诃夫，我们也就像是在19世纪俄国文学的长河中顺流而下，浏览一下两岸的风景，而这八部文学名著也就像是岸边高耸的山峰，或者壮美的建筑物。

其次，是这些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表现为一种对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的过程，外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巨大，远远超出审美的范畴，而具有了启蒙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意义。俄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后来很快就成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之一，因为有两个历史语境促成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一是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榜样，鲁迅、巴金、茅盾等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都是俄国文学的宣传者和译介者；二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在中国开始大规模译介俄苏文学时，也就是1920年代，俄国文学已经被打上了鲜明的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俄苏文学甚至不被视为“外国”文学，而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本国的文学。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有所谓“俄苏情结”，这种情结其实就是“俄苏文学情结”，也就是对俄国文学的爱好。前几年，中俄两国曾联合举办了一场文化活动，就是相互评选在对方国家最有影响的十部文学作品，我们评选出来的十部作品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的《套中人》、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份名单中，后面三部作品不属于19世纪的俄国文学，而前面七部作品，与我们在这个听书系列里要讲的作品高度吻合。当然，也略有差异，因为我们在评选的时候，每一位作家最多只能入选一部作品，而我们这次，在这个听书系列里面，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分别会讲他们的两部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作品，都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最有地位的俄国文学作品。

最后，我要介绍的这八本书，既是俄国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文学名著，也是具有现代阐释和再阐释空间的作品，既是特定时代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读本。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哈姆雷特。文学名著的魅力，就在于它们是常读常新的，就在于它们是可以让你在它们中间读出你自己来的。我们这个读书节目虽然是一个普及性的文学课堂，但是我还是想能在这几堂课里加入一些比较新鲜的内容，比较个性化的解读和阐释，比如果戈理创作中的自我讽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属性，比如契诃夫创作的现代性问题，希望这些阐释点能引起你的注意，甚至是共鸣。

在开始介绍这几本俄国文学名著之前，我还想再顺便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读一点俄国文学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俄国文学自身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有着很高的辨识度的文学。就整体而言，就其主流而言，俄国文学是一种道德的文学，是一种诉诸良心的文学，俄国大作家往往都是忏悔的贵族，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叛逆者，他们善于、也敢于为弱者发声，捍卫“小人物”的权利和尊严，俄国文学因此是一种人道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它具有巨大的道德感染力量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立场。中国文学的历史同样灿烂辉煌，但在作家个人的道德忏悔意识和作家面对社会的责任感等方面，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学似乎是弱于俄国文学的，被翻译成汉语的俄国文学，或许可以在这一方面起到一点平衡作用。

其次，俄国文学可能是俄国最好的东西。我经常说，俄国最好的东西不是它的石油天然气，不是它的航天和军工，而是它的文学和艺术。在俄国文化和俄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有一位俄国诗人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俄国，诗人大于诗人。”我曾经把他这句话改写为：“在俄国，文学大于文学。”在俄国，文学不仅在文化圈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到过俄罗斯的人，都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作家崇拜”现象，作家和诗人的纪念碑随处可见，作家们的故居博物馆到处都是，作家们的墓地变成了朝觐之地，作家们的肖像和语录被印在各种纪念品上，作家们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街道、工厂、飞机、城市，甚至是巧克力和伏特加酒。这样的现象在全世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样一种“文学中心主义”现象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俄国文学可能是我们接近俄国和俄罗斯文化的一条捷径，了解俄国文学，也就了解了俄罗斯人，也就了解了俄罗斯。

最后，俄国文学更容易让我们观照自己，观照我们中国人自己。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俄国文学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文学之一，也是与我们关联最深的外国文学。现在我们在探讨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时，会把俄国的文学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并列，认为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在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俄苏文学被大量引进中国，它被鲁迅称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被当成改造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的强大思想武器，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像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都成了俄国文学的翻译者和宣传者。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文学更是成了“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改革开放时期，俄苏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又出现一次“井喷”现象，俄国经典文学被重译和重读，苏联当代文学也被如饥似渴地被翻译和阅读着，它们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无疑也是产生过作用的，因此我在一些场合说过，俄苏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发挥过强大的思想资源功能。俄国文学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始终既是文学阅读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同时也是思想的资源，是理论的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阅读俄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阅读我们自己，阅读这一百多年间的社会思想发展史。

这个系列听书节目如果能够得到你的接受和喜爱，我将深感荣幸。之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尝试与“得到听书”团队合作，再讲一讲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20世纪的俄苏文学，甚至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在独具特色的苏联文学时期，在20世纪中叶的解冻时期，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出现过文学的高潮，都出现过“文学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也涌现出了一批举世闻名的文学名著，它们都值得介绍给你。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