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玻璃心”？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玻璃心”？
你好，欢迎回到“名家讲书”，我是王芳。
上一讲里，通过《娇惯的心灵》这本书，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家长、学校和社会在安全主义的影响下对微小的冒犯越来越敏感，进而造成了校园内外的紧张状态。但是听完上一本书，你或许也会心生疑问：对于一些事情敏感一点，一定是不好的吗？比如，正是因为人们朴素的敏感性，很多不公正的现象才能受到关注并得到纠正。那么，敏感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在保持适度敏感的同时不至于走向脆弱？今天的这本书刚好可以承接上一讲，但它是从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回应这些问题的。
在正式开始讲书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中世纪的骑士，他名叫约翰。约翰从小就接受军事训练，使用暴力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饭。他掠夺教堂、强奸妇女、折磨孤寡，有一次，他在一个修道院里砍掉了150个人的手。在平时，约翰也热衷于比武和厮杀，而且跟他相比，他的同伴也不遑多让。在那个时代，谁不“嗜好”杀戮都很难生存下来，而现代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友善、体贴、关怀，在他们的字典里，好像根本不存在。
除此之外，即便约翰在那时的身份很尊贵，毕竟他是个骑士嘛，但他的诸多行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粗鄙。比如，吃饭的时候，约翰会用擤过鼻涕的手直接从盘子里拿肉吃，而用来切肉的很可能就是他砍杀别人的战刀。他还会随地大小便，不在乎是否被人看到。同样，他也无所谓让人围观他的裸体，因为在那个年代，高地位的人在佣人或别的什么低地位的人面前展示裸体是非常正常的。
对比一下约翰的生活和我们现在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令人震惊。即使是古代世界地位尊贵的骑士，也可能做出在现代人看来极为粗野的言行举止。相比之下，我们如今的生活简直太精细，太雅致了。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来，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
在《敏感与自我》这本书中，作者斯文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并细致地剖析了这种变化背后的心理本质，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斯文娅是德国当代哲学家，在《敏感与自我》这本书中，她以“敏感化”这一概念来概括人类文明进程中社会层面的明显变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敏感化社会”，饮食、礼仪等社会行为被规范得越来越精致，人们相互退让，留出自我空间，惩罚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文明，人们对于侵犯性行为的感知也在悄然改变……更重要的是，敏感化的社会带来了敏感化的自我。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敏感化的社会，它又是如何导致了敏感化的自我，随后再来讨论，在这样的敏感化的社会中，我们该如何处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先来说说敏感化的社会。作者斯文娅从身体、心理、审美、道德四个方面梳理了敏感化社会的代表性特征。首先，在一个高度敏感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会保持相当远的身体距离，这是“敏感化”最直观的体现。现代人总是想要拥有一个不被打扰、不被侵入、不被威胁的空间。就像瑞典作家巴克曼在他的小说《焦虑的人》里描述的那样：“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更远，头等舱里没有中间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的确，现代人渴望自己的独立空间就像渴望空气和水。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社交距离”，不希望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离自己太近，如果太近，就会感到厌恶和压力。未经允许不得触摸他人的身体，这当然也成了一条常识，违背他人意愿而接触他人的某些身体部位更是有可能被视作性骚扰而受到法律的惩罚。身体成了一个人尊严和心理边界的具象化体验，同时也作为一种个体权利受到了现代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认可与保护。
这种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不仅表现在身体上，也强烈反映在现代人的心理上。独立就意味着差异，现在我们区分差异、认可差异的能力越来越强。像这样对于独特和差异的极度推崇被社会学家莱克维茨称为“独异者范式”，也就是说，“人们期待的不是一般，而是独特。人们的希望、兴趣、努力，不再依附于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而是寻求罕见的、独特的东西”。于是，非凡的创造力、差异化的审美、敏锐的感受力成了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于是我们就看到，人们通过小众的音乐品位来展示和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市场不断细分，环保主义者、健身爱好者、宅男宅女们各有各的需求；一个好的消费者也被塑造为能够区分不同商品间细微差异的鉴赏家般的形象。特别对于新兴中产阶级，独特的需求和选择也成了这一群体的代表性特征。
进一步，随着个体的独立性和差异性被充分认可，自上而下的权威价值观也就慢慢失去了效力，人们的道德观念随之发生了转向。具体来说，情感，特别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在道德判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共情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它意味着即便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人的悲惨遭遇，并为此感到痛心，这构成了“人人平等”这种价值观的基础。我们都是人类，共通的人性令我们能够对同类感其伤、痛其哀。由此，平等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宏大概念，而是可以通过共情来获得体验并付诸实践的。也就是说，只要能触动我们的情感反应，我们就会朴素地在道德层面关怀对方。而且，这一过程也慢慢延展到了人类之外，比如动物身上。不仅是虐待动物，动物表演、穿戴动物皮草，甚至食肉，在现代社会都可能招致反对，这肯定是古人们难以想象的。
小结一下，身体上的区隔化、心理上的独特化、审美上的差异化、道德判断上的情感化，最终构成了作者所说的“敏感化社会”。很显然，这些变化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但这并不表示文明已经尽善尽美。比如，道德的情感化虽然让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结变得更紧密，却好像令群体与群体之间变得更对立和撕裂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社交媒体上，那些格外能激起人们道德情感（尤其是愤怒和厌恶）的内容也格外能吸引人们的浏览和关注，也就格外容易成为道德讨伐运动的引燃点。这类内容如果被持不同政见或道德观点的阵营拿来当作武器，通过引导和煽动将共情指向群体内的成员，将愤怒和厌恶指向群体外的成员，那么群体间的仇视和冲突就会愈演愈烈。这时候，社交媒体就成了一台被操控的“共情制造机”，孕育出的不是期待中的团结与和谐，而是各种极端情绪。
除了上述的社会问题，敏感化的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后果，这就是它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个体，造就了敏感化的自我。
什么是敏感化的自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东西，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马修·利伯曼编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假想你被一群外星人绑架了，他们比人类先进很多，以至于你毫无反抗之力。然后他们告诉你，要想获得自由，你必须接受以下两种大脑手术中的一种：
第一种手术会让你永久性地失去所有的冲动、渴望、欲望和情绪反应；
第二种手术会让你永远不能控制所有的冲动、渴望、欲望和情绪反应。
你会怎么选呢？是放弃欲望感受，还是保留它们，但放弃对它们的控制？也许你会觉得，失去自我控制固然可怕，但是失去了天生的欲望和感受，我还是我自己吗？两相比较之下，还是彻底失去欲望和感受更可怕。好，不管你怎么选，现在我们来更改一下故事的设定：外星人琢磨了一下，改变了主意，他们觉得你很不错，你堪当大任，于是你可以免于手术，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你所在城市的所有人都交给你来管理，可是这些人必须接受手术，现在由你来为他们做选择，是让他们失去欲望和感受，还是失去自我控制，这时你会选哪一个？你的选择会和刚才你为自己选的有所不同吗？你是希望你所管理的城市里的人混乱放纵无法自制，还是整齐划一好像机器人一样？如果从方便管理的角度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想要感受我们的感受，而从群体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倾向于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受。或许可以说，自我的欲望冲动是服务于个人目标的，比如快乐和满足；而自我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社会要求的，比如秩序与和谐。自我，就是在这二者，即内在世界的精神本能和外在世界的法则规范的不断互动下形成的。
在此基础上，《敏感与自我》的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外在的法则越严格，越精细，我们内在的“精神装置”也会相应变得越复杂，同时对外部影响愈加敏感，以便遵守社会规范、符合社会要求。于是，敏感化的自我就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表现为现在很多人谈论的所谓“高敏”人格，即高度敏感的人格。
曾经有一位叫伊莱恩·阿伦的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这种人格特质，将其界定为一个人在处理刺激时更高的敏感度、反思性和唤醒度。她还编制了测验来测量高敏人格的敏感度，其中包含以下的题目，你可以看看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下面的描述：
“我能感知到我周围的细微之处。”
“他人的心情对我很重要。”
“我对痛苦非常敏感。”
“我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心生活。”
“当周围有事发生时，我会迅速地发现并做出反应。”
“我很容易注意到并享受一些可能很微妙的气味、味道、音乐等。”
对于刚才的这些描述，假如你认为自己符合其中多数，那就说明，你可能是一个比一般人更为敏感的人。在阿伦看来，这并不是不好的事情，虽然有时候高度敏感可能会带来一些所谓的“精神内耗”，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澎湃的激情、敏锐的感受力、细腻的共情力以及更大的创造力。
回到《敏感与自我》这本书的观点，作者认为，人格上的高度敏感性是对这个越来越复杂和敏感的社会的适应，它引导人们遵守现代文明社会的规范，也就是更加关注内心感受、重视个体差异、体恤他人情感。但是，这种适应也伴随着代价，敏感的另外一面是脆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创伤”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来观察个体脆弱性的发展。大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但身体或心理受到伤害的人首次被算作“战争受害者”，也就是说，“受害者”这个概念不再像更早先那样，只局限于那些阵亡的人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为一种精神障碍被提出，其内涵也不断发生迁延。一开始人们假定，只要一个人经历过创伤事件，就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不受控制地反复闪回有关事件的痛苦回忆、情绪低落、易受惊吓，严重者还可能有自杀倾向。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都会出现PTSD，这和每个人的身心状态有关，在同样的遭遇下，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易感。于是，后来的人们修正了认识，认可创伤是存在个体差异的，然而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在不经意间促成了创伤概念的又一次扩大化，人们开始依托主观感受来定义创伤。比如，只要人们在某一个刺激下感觉到了明显的惊恐、无助或痛苦，就将其定义为“创伤”。这就让“创伤”这一概念的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没有边界的程度，“遭受创伤”也成了一种日常经历。小说里的某个情节、电影里的某句台词、某人说的一句话甚至递过来的一个眼神……几乎所有东西都能让人被“创到”，也就是遭受创伤。然而，随着创伤概念的不断膨胀和泛化，那些真正的、严重的创伤却被淡化和消解了。
可想而知，如果人人处处都可能遭受创伤，个体就变成了一个极度脆弱、极易受伤，因而极需被保护的存在。于是，社会就有义务创造一个个“安全空间”，以保护个体免受任何形式的伤害，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在上一讲里提到的发生在校园内外愈演愈烈的敏感化趋势。在《敏感与自我》这本书里，作者举了一个发生在代际间的例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敏感化趋势在当下社会的表现。这个例子说的是，老一辈人常常抱怨年轻人，称他们为“雪花”，雪花就是一碰就化嘛，在长辈们看来，年轻人就像雪花，什么都经受不住，从未接触过生存的艰辛，也不知道生活的艰难，一直被宠爱，碰不得也说不得，只要不合心意就高举“冒犯”的大旗呼叫“安全空间”来保护自己。对此，年轻人也反唇相讥，指责老一辈人同样又敏感又脆弱，只不过表现不同，比如，一旦失去特权或者传统就会感到恐惧，总是无法顺应新的时代、应对新的挑战。这么看来，似乎每一代人都在不可避免地卷入敏感性的漩涡，群体之间、世代之间的紧张冲突也在不断加剧。
总之，个体的凸显，以及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和保护形成了敏感化的社会，敏感化的社会又进一步塑造了敏感化的自我，而敏感化的自我带来了脆弱性风险，这又制造出个体对于被保护的更大需求。在这样的循环中，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
刚才我们说到，老一辈人总是说年轻人太过脆弱，换言之，就是缺乏韧性，这就把韧性和敏感性放到了对立的两端。哪一个比较重要？恰好，在哲学思想中，韧性和敏感性各有支持者。比如，在上一讲里提到的尼采就有句名言，“凡是打不倒我的，必将让我变得强大”，由此看来，尼采站在韧性的这一边。面对困难，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去解决。如果一遇到痛苦就哭哭啼啼，对什么挑战都畏首畏尾，怎么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怎么进行反抗，又怎么获得成长、走向未来呢？因此，在主张韧性的人看来，敏感和脆弱只会让人受限于外部影响，而只有韧性才能帮助人们超越自己。在荆棘密布的人生路上，人们应该学会自救，而不是哭喊着乞求别人的帮助，或者祈祷世界会因自己而发生改变。
但是，另一位哲学家列维纳斯却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尼采的思想基于粗暴的新自由主义，过度夸大了个人选择和努力的力量，却对结构性因素之于个人的暴力视而不见。列维纳斯主张保护人的脆弱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因而需要爱和关怀，也拥有获得爱和关怀的权利，正是这一点令我们平等并相互联系。也就是说，列维纳斯主张，脆弱和敏感是一个人存在的本质。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弱点，而应该是承认弱点并予以保护。以社会不平等为例，受压迫的群体仅仅因为自己的身份就遭受了偏见和歧视，社会当然要为此做出改变。假如我们只是简单地呼吁受压迫的人加强韧性，让自己变得强大，这种做法反而会在无形中助长社会不平等。
一边是韧性，一边是敏感性，双方的支持者各执一词，听起来也都有可取之处。但是，绝对化的韧性和绝对化的敏感性都不合理。比如，在战争中，士兵被要求表现出极端的韧性。对纪律和服从的强调迫使士兵将情感和痛苦从意识中去除，转而戴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具，把自己和敌人都当作非人的客体，从而可以麻木地做出残忍的杀戮行为，同时也关闭对自身痛苦的反应。在这种绝对化的韧性控制下，一个人就会变得冷漠、僵硬。但另一方面，极端的敏感性也有其缺陷。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指出的那样，当今社会存在“对疼痛的普遍恐惧”。人们越是过得舒适和安全，对于痛苦的恐惧就越大，也就越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每一件可能引起不适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上，那么，留给争议和说理的空间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小。在这种绝对化的敏感性控制下，一个人被降格成了无法自立、需要保护的脆弱生命。
于是，对于韧性或敏感性的片面或过度强调都不可行，理想的状态是，既有韧性又有敏感性，二者共同作用，联结起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其实，韧性和敏感性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即便在尼采和列维纳斯的观点中也都能找到对方的影子。比如，尼采本人就是一个高敏者，他对气候和光线极其敏感，他患有偏头痛，他的精神很不稳定，这些或许都对他的创造力有所贡献。而且，仔细想想，尼采所说的韧性也来自生活中的伤痛（“那些打不倒我的”），你得先去经历它、正视它，也就是对它敏感，才有可能变得有韧性。因此，尼采所说的韧性并非摒除了一切感受的麻木，而是一种敏感的韧性。正是因为有敏感性在前，外界的刺激才有可能对自我产生作用，进而让人变得“强大”。同样，列维纳斯也不认为因为人很脆弱就要拒绝一切痛苦和改变。他主张人们应不设防地公开自身的脆弱性，这肯定会带来痛苦，但也可以通过情感的力量去唤醒人们的责任感，让人们产生共情，进而采取行动。在他看来，袒露的伤口要比坚硬的外壳更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促成社会的改变。
这么看来，尼采和列维纳斯两个人都赞成伤口可以产生力量。一方面，伤口意味着敏感地接纳来自外界的刺激，而韧性则有助于稳住这种刺激，在不产生创伤的同时接受刺激带来的适应性改变。另一方面，承认伤口的存在并勇敢地袒露伤口，也可以提醒外界改变的必要性。因此，韧性和敏感性都是自我所需要的。不过，发展韧性和敏感性并不完全是一个个人层面的任务，社会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具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只强调韧性，让人们在充满暴力和不公的世界里自生自灭，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比如，对于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结构性困境，社会应该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对于那些因为个人难以冲破的阻碍而失败的人，也不应苛责他们不够努力或者不够强大，而应在社会保障、教育机会、技能培训等方面多提供资源。但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只考虑保护个体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就会变得僵化，人们在其中完全没有自主性，也不会有自由，因为任何的痛苦、伤害、冒犯，不管多细微，都会让人们想要寻求保护，那么社会规则、法律以及公权力将会无限膨胀，而属于个体的弹性空间将被无限压缩。一个拥有独立性的个体必须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这同样是不可回避的。
当下敏感性的社会正体现出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对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敏感性切实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帮助了弱势群体争取权利。正是因为人们与弱势群体共情，看到并理解他们的处境，对他们施以援手或声援鼓励，许多受害者才敢于站出来发声。而另一方面，敏感性并不完全等于进步性，共情也不等于道德，当敏感性被绝对化以后，人们就可能蜷缩在自我保护的囊泡里，像豌豆公主一样脆弱不堪，敏感性还可能被对立的群体用作武器相互攻击，进而加剧社会的分裂。因此，除了考虑敏感性，还应有针对性地加强韧性，保证个体的能动性得到发挥。这种韧性当然是一种敏感的韧性，是从伤口中汲取力量，从脆弱中产生强大。总之，敏感与韧性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或许，我们应该做的是，对社会不公和他人的不幸保持敏感，同时也对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与挑战保持韧性。
《敏感与自我》这本书里的最后一句话很适合放在这一讲作为结语——“韧性并非敏感性的敌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它们只能一起掌握未来。”
我是王芳，谢谢你的收听。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人格与自我”这个读书专题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五天来的陪伴，祝愿你一切都好。
划重点
1.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敏感化社会”，人们对微小的冒犯越来越敏感，这塑造了敏感化的自我。如何在敏感与韧性间找到平衡？
2.从中世纪粗鄙的骑士到当代被称为“雪花”的年轻人，人类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敏感。这一变化背后的心理本质是什么？
3.高度敏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人格特质，它可能带来丰富的内心体验，但也可能导致脆弱。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高敏”的特征？
4.随着创伤概念的不断膨胀，似乎人人都可能遭受创伤。当所有人都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真正的创伤反而被淡化了。
5.韧性和敏感性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理想的状态是，对社会不公保持敏感，对生活挑战保持韧性。二者共同掌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