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长越保护，孩子越脆弱？

你好，欢迎回到“名家讲书”，我是王芳。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2023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来自《北京青年报》，标题为《老师被扩大化举报背后的隐忧：困于自证，选择“躺平”》，说的是一些中小学老师，动辄被学生家长投诉或举报，夸张的时候一学期可能有十几次。投诉的点则经常是一些微不足道或者听上去很可笑的理由，比如吃外卖被学生看见了，着装在家长看来不够庄重，又或者在某个活动里使用了某首歌作为背景音乐，而这首歌的某句歌词被家长认为不够正能量，等等。这些行为在投诉者眼里统统都会教坏小孩子。你可能和我一样，觉得这些事情不至于上纲上线，可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些投诉还都会被受理，令老师们不得不道歉或改正。久而久之，就像新闻里所说，老师们疲于自证，不如躺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一切可能引发不同理解但本来是正常且必要的教育手段，干脆都不做了，最后遭受损失的是所有孩子。除此之外，近几年关于抑郁症越来越低龄化、大学高中化、大学应不应该建家长群等话题的讨论也成为热点。

在今天推介的这本书的作者看来，类似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谓“安全主义”的盛行，也就是过于推崇对学生们极度周全的保护。然而这样的保护带来的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对过分安全的追求很可能阻碍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这本书名叫《娇惯的心灵》，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副标题，是一个疑问——“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本书的两位作者均来自美国，一位是教育学家格雷格·卢金诺夫，一位是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他也是《象与骑象人》《正义之心》这两本书的作者。他们深度剖析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三种错误观念，以解释究竟是什么令时下的年轻人成了在心理上格外脆弱的一代。虽然整本书围绕美国的现实展开，但很多现象具有共通之处，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借鉴。

第一次听到书名的时候，对读音为“jiao guan”的两个字可能会生出两种理解，一种是园丁浇灌花朵，另一种是大人娇惯孩子，前者是对良好教育方式的比喻，而后者则显然会造成不良的教育后果。我想这或许正是中文版译者的巧思，以此引导我们进行思考：此娇惯为何不是彼浇灌？被娇惯的心灵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开篇，两位作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古老的“智者”（注意，“智者”二字要打引号）名叫米索博乃思，他让前来探求真理的旅人喝下了三杯“智慧”之水。这里的水并不是真的水，而是三条简明扼要的“人生箴言”（同样要打引号）。实际上，米索博乃思这个人并不存在，是作者虚构的，他的名字也饱含深意，其中米索（miso）代表厌恶和逃避，博乃思（ponos）代表痛苦和辛劳，连在一起就是“厌恶和逃避痛苦与辛劳”的意思。给他冠以所谓“智者”的名号也是在说，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将这些话奉为圭臬，并付诸了实践。但在作者看来，米索博乃思的三句所谓的“箴言”其实都属于重大谬误，一方面违背了科学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可能对接受它们的人造成伤害。接下来，我们逐个看看这三句话讲了些什么，又为何被作者视为应被摒弃的谬误。

米索博乃思说的第一句话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所以，远离痛苦，远离烦恼，远离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情。”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哲学家尼采曾说过的一句完全相反的话，尼采说，“凡是打不倒我的，必将让我变得强大”。米索博乃思支持远离痛苦，尼采则鼓励直面痛苦，究竟哪种观点是正确的？

本书的作者坚定地站在尼采一边，他们认为，在成长的过程中，痛苦和风险难以预料，也不可避免，应对风险的最好办法是“用成长得更强大作为回应”。从科学角度讲，也确实如此。适当地暴露于风险中，有利于我们适应环境。例如，在一个名为“花生过敏早知道”的研究中，研究者筛选出了640名可能对花生过敏的婴儿，告诉其中一半的父母必须让孩子完全避免接触花生，而告诉另一半的父母可以适当让孩子吃一些用花生油做的点心。一段时间过后，研究人员发现，远离花生的孩子患上花生过敏症的比例显著高于另一组，他们进而得出结论：适当暴露于风险中可以提高生理免疫力。人类的生理免疫系统需要得到锻炼才可能真正产生防护作用，例如，接种疫苗之所以有用，并不是隔绝了来自现实世界的威胁，而恰恰是让身体接触威胁，只不过是小剂量的威胁，从而让免疫系统有机会去学习和实践，并在未来有可能防范类似的威胁。

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也是。例如，在治疗焦虑症或恐怖症患者时常常使用“脱敏疗法”，即让患者从轻微程度开始，一点点接触令他们感到焦虑、恐惧和强烈不适的刺激，之后逐渐提升刺激的强度，直到患者习以为常，不再表现出非理性的反应。

但在现实中，却有许多人喝下了米索博乃思的这第一杯水，表现为安全主义的盛行。“安全”这个词的含义在当下日渐扩大化，从一开始的身体安全扩张到了心理安全，安全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也被调得越来越高，甚至盖过了其他一切考量。比如说，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一点心理刺激，就提前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这看起来是一种保护，但它背后的预设是，如果孩子遇到了威胁，就一定会受到伤害。这种预设认定孩子是脆弱的，脆弱是要保护的，保护是要密不透风的。这几年我们常说“直升机父母”，他们的做法是“你自己走路，但我看着你”；实际上还有“除草机父母”，他们的做法是“你跟着我走，我替你扫除一切障碍”；甚至还有“铲雪车父母”，即“我直接给你开一条道，你来走”，这就是极致的安全主义。但结果却是，越保护，越脆弱，越焦虑，孩子们动辄视自己为受害者，反而加速或者加固了心理问题。

接下来是米索博乃思的第二句话：“永远相信你的感觉，不要质疑自己。”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对，我们拥有感受能力，各种情绪也各有其功能，可以提供给我们具有指导性的信息。但是，问题出在“永远”二字，作者提醒，很多时候跟着感觉走可能带来不利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不完全由我们的理性所掌控。本书作者之一乔纳森·海特曾在另一本著作《象与骑象人》中生动地将人类的两大信息加工系统比作大象与骑象人。大象就是自动加工的直觉系统，它是一种无须付出意志努力的自动化思维，简单、直接、快速，经常为习惯、经验、情感所支配，不用过脑，不假思索就能做出判断；骑象人则是控制加工的理性系统，它是一种需要努力和思考的控制性思维，审慎且深思熟虑，因此更加缓慢，也更耗费认知资源。它们就像是大脑运作的两个挡位：自动挡和手动挡。我们总是以为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非常认真努力地生活，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大象才是占优的那一个，是直觉和情感主导了人们大多数的日常想法、信念和行动。换句话说，我们自以为骑着一头被驯服的象，其实是象在自己决定往哪走，它引领着骑象人。《娇惯的心灵》的作者就指出，正因为大象的力量十分强大，一些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想法便催生了心理疾病。比如，如果一个人过于依赖情感去做判断，当他“感觉不太好”时，就可能陷入一系列僵化的消极信念之中，比如以偏概全（有一个人对自己不够友好便认为所有人都针对自己），比如选择性忽视正面信息（看不到十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只看到一条批评），再比如将可能的后果灾难化（如果被拒绝，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最终可能导致抑郁。鉴于此，我们不能让大象完全主宰我们的判断，而是需要动用骑象人的力量，通过批判性思考有意识地训练理性思维的作用，使骑象人和大象之间可以顺畅地沟通。

举个书中提到的例子，沙迪•哈米德是一名阿拉伯人，在美国工作，他经常被人问到“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模糊，作为少数族裔，被问到时有可能感到不适，有些人也会将其解读为种族歧视，但沙迪本人并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其区别可能在于，在进行判断时更多考虑是对方的意图还是所带来的影响。在听到他人向自己发出模棱两可的信息时，如果用自己受到的影响（也就是不适的感受）来进行判断，大象的力量就会占据上风，觉得对方是在有意冒犯；而当用意图进行判断时，则可能推断对方只是单纯想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并非有意冒犯，此时骑象人占据主导，即可做出更为谨慎的判断。

类似这种非常轻微的冒犯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一般很难断定对方是故意的。在作者看来，如果对这类模糊的冒犯一概只看影响而不看意图，那么只会让人们看待世界和他人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绝对化和愤怒，并且还会加固自身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如果感到不适，可以主动说出自己的感受，并提醒对方意识到这是一种冒犯，在以后不再这么做。而在另一方面，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可能产生不适，对此，作者建议我们用更加开放和善意的解释来理解彼此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在交流过程中持续思考，而非被情感压倒一切，这样或许可以些许缓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冲突，以及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骂战。

米索博乃思说的第三句话是，“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在现实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句话，但在许多影视文艺作品中，这句话却成了许多故事设定和人物刻画的出发点。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道德二元论，即将复杂的人性简单二分，一边是纯粹的好人，另一边是彻底的坏蛋。

道德二元论背后对应着一种“我们vs.你们”且“我们好-你们坏”的心理模式，许多发生在群体之间的冲突都存在这一模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波兰人泰弗尔做了一系列称作“最小群体范式”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泰弗尔以各种无意义的方式，比如扔硬币，正面一组，反面一组，将人们划归到不同的群体中，然后发现，一旦建立了群体，人们就会倾向于认同本群体，支持和偏爱本群体的成员，同时贬低外群体的成员。即使这个群体身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离开实验室就会消失；即使那些所谓本群体的成员根本是些毫无互动的陌生人，甚至根本不存在，只是研究者编造出来的；即使本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并不存在竞争，也没有个人利益卷入其中，这种内群体偏好和与之相对应的外群体贬损都仍然会发生。

对此研究者的解释是，群体分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是因为人类作为长期社群生活的物种，无时无刻不在为群体间的斗争做准备。本书的作者将其比喻为一触即发的“部落开关”。但是，尽管部落开关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不同的动员和应对方式来处理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方式会助长部落主义，另一些则能抑制部落主义。

例如，有一种方式是“共敌的身份政治”，即人们会为了扩大自己所在的部落而制造共同敌人。它背后的逻辑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道德二元论——“我们是被支配的好人，他们是压迫我们的坏人”，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受害者心态”，进而引发群体之间更激烈的冲突。除了影响群体间的关系，“共敌的身份政治”还会影响群体内部的关系，比如可能助长所谓的“取消文化”，即举报违反群体利益的群体内成员会受到奖励，还会导致“美德表演”行为的不断增加，即处处彰显自己的行为符合群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可能滋生对异见者的群起“猎杀”，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人人自危，总是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受到他人的质疑甚至举报。

另一种应对方式正相反，称为“共性的身份政治”，它主张用更为平和的眼光看待群体间的差异。共性的身份政治旨在创造共享的群体内认同，这相当于在各个群体之上又提取了一个上位类别，如北京人上海人都是中国人，男人女人都是人，中国人美国人都是地球人，这样就使原来分属不同群体中的人进入了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中，由“他们”变成了“我们”。换言之，面对各种意义上的他者，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人类，无论在外貌还是文化上与我们多么不同，彼此共享之处依然远多于相异之处，这就是树立全人类认同的重要性。本书作者也指出，这样的应对方式既晓之以理也动之以情，能够同时说服骑象人和大象。

总结一下，“逃避痛苦”“跟着感觉走”“好人和坏人的战争”，这三种谬误广泛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伤害了年轻的学生和孩子们。例如，在父母密不透风的保护下，孩子们越来越弱不禁风；在“感觉至上”和“不是好就是坏”的观念下，孩子们遇到自己不想看不想听的东西，不会默默地走开，而是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运动，要求严厉惩罚内容的发布者，或者通过举报借助公权力让其消失。这些行为显然不利于创设一个多元、开放的成长环境，培养出心理坚韧、包容的孩子。

紧接着的问题是，这些谬误从何而来？换言之，是什么培养了这些娇惯的心灵？作者提出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六大主因，虽然国情不同，但其中一些方面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

作者列出的第一点原因是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和观点极化现象越发严重。例如，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诸多政策观点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直至不可调和。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双方都立刻会以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为依据来作出反应，坚定站在决绝的两端，这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极度撕裂。观点极化还带来了情感极化，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和不信任来自不同阵营的人，认为对方虚伪、自私、思想封闭，不愿与其交往，甚至曾经的好友乃至伴侣都因此而分道扬镳。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的过滤机制（通常过滤掉的是与用户观点不同的信息）和个性化推荐机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令人们的自我区隔程度越来越高，只在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中打转，一旦接触到不同甚至相反的信息，就可能产生应激反应，并将其归结于对方故意挑衅。就这样，如果双方都在以最大的恶意看待彼此，鸿沟只会越来越大，生活在如此撕裂而非存有共识的社会之中，年轻人很难不受影响，他们会习惯于用愤怒和斗争来应对一切不合心意的事情，心理阈限越来越低，极易被各种非常轻微的事件所引爆。

导致娇惯的心灵的第二个主因是，学生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正在蔓延。近二十年来，美国青少年的抑郁率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也出现在全球很多地方。本书作者认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起源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方面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对他们过于无微不至的心理保护，初心虽好，却可能养成适应不良的心理模式。同时作者还指出，抑郁率的上升可能与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存在一定关联。据数据统计，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超过2小时后，继续使用的时间越长，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就越大。原因部分在于，有别于传统线下社交，网络社交模式更像是一种展示版的生活，尤其容易引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的容貌和身体焦虑。此外，网络欺凌、攻击与社交排斥的高发也令孩子们深受其害。

接下来，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现代父母的教育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个美国妈妈的故事：她的儿子向她提了一个请求，就是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配备好足够的装备和物资，然后尝试自己回家。这位母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没想到，这件事流传到社交媒体上，这位母亲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甚至还被网友称为“美国最恶毒妈妈”。大多数人的指责集中于，作为母亲，你不能不管不顾，不考虑孩子可能遭遇的风险。但作者认为，在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当下，这些风险很多都是想象出来的，远不是现实；以及，哪怕孩子确实会遇到风险，父母的监管也不可能伴随孩子一生。于是，更好的做法并不是阻止孩子去追求他们热切盼望获得的经验，而是在此之前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地识别和规避风险。这件事情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为什么现在父母们的教育方式会越来越走向“安全主义”，背后也有社会规范的原因。换言之，倘若孩子受到了父母没有考虑到的风险的伤害，父母们就将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于是不得不小心翼翼，用一种圈养式的方式来保护孩子。而显然，采用这种教育方式的父母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规避风险之中，那些积极正面的因素就被大大忽略了。当任何的教养行动都只考虑可能的坏结果，而不考虑可能的好结果，孩子就很容易陷入前面提到的三种谬误之中。

除了以上三点，作者还提出了第四个导致娇惯的心灵的原因，这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根本就消失了。游戏对“人类幼崽”的大脑发育至关重要，而随着安全主义的盛行，孩子们自由玩耍的机会变少了，别说有机会去探险，连独立地出个门都很困难。与此同时，在密集养育的氛围下，很多孩子从小就要投入“履历的军备竞赛”中，在各种任务的重压下，社交和自由玩耍的空间势必被挤占，孩子们因此也很难享受在学校的乐趣，或者满足自己内在需要所带来的愉悦。作者认为，自由玩耍的消失还可能对孩子的社交和冲突解决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游戏中，孩子们可以自行商议规则，出现分歧时需要协商解决问题，这些沟通和社交技能的锻炼对于他们未来的人际交往至关重要。此外，对于本来就对社交比较焦虑的孩子来说，自由玩耍的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尤其严重，因为他们更可能受到父母的严密保护，也就更没有机会参与自由玩耍，最后会导致他们更加害怕威胁，掉进了恶性循环。

作者提到的第五个原因是美国校园日益官僚化，具体表现为行政管理人员的规模大幅扩张，进而出现对教师和学生的言行过度反应和过度监管，威胁到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本书的作者不建议在学校里以行政手段来干预道德事件，并警告，频繁的行政干预很可能加重学生的“受害者心态”，表现为对模糊且轻微的负面刺激的高度敏感，一旦遭遇冒犯便诉诸公权力、动辄以受害者自居。

最后一方面原因，作者认为，在美国，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经历了诸多重大社会事件，他们对于正义、公平等道德议题的敏感性也有所提高，这当然是积极的。但也应注意，争议性社会事件的反复发生辅以社交媒体的渲染加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难以关注到事件中真正存在争议的部分，同时也固化了某些下意识的反应模式。比如，看到观点不同的信息就感觉被冒犯，看到观点不同的人就觉得对方是坏人，等等，这也完全掉入了三条谬误的陷阱。

就这样，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娇惯下，人们期待中的“钢铁”并没有炼成，反而越来越羸弱。那么，可以做些什么来加以改变呢？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全社会使用全新视角来看待童年，摒弃过度安全主义。作者提出的建议有以下三点：

第一，与其为孩子铺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路。教给孩子们识别、应对风险的知识和技能，并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来自亲身实践的体验，这是大人们可以给到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第二，使用一些方法来训练孩子们理解和应对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的能力，避免完全被头脑中的“大象”掌控。比如，心理学的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有效调整过度放大、以偏概全之类的非理性信念。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种方法的应用，非常建议通过阅读全书去了解。大人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做正念练习，这可以提高不加评判地接纳情感体验的能力，也就不至于遇到一点点不适就对引发不适的人或事产生过激的反应。

最后，在真实具体的生活中，我们依然应传递给孩子宽以待人、保持善意的理念，带领他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与人的多样性，同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犯错，进而保持谦逊。此外，作者还对学校教育提出了建议，比如，减轻低年级孩子的作业负担、给孩子更多的休息和自由玩耍时间、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联想到我们社会中孩子们的状态、家长们的状态、老师们的状态，然后就会时不时地在一些共通的现象和情感上获得领悟或者找到共鸣。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初衷并不在于追究是谁要为问题负责，而在于看到和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厘清是哪里出了问题，并思考修正的方法。

我是王芳，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切都好。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本书剖析了“逃避痛苦”“跟着感觉走”“好人坏人战争”三大谬误如何在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娇惯下，阻碍孩子培养坚韧、包容的心理。

2.政治极化、青少年焦虑抑郁、父母过度保护、自由玩耍消失……本书揭示了美国社会六大因素如何塑造了一代脆弱的年轻人。

3.过度保护阻碍孩子培养抗压能力，更易患抑郁。本书建议家长学校摒弃安全主义，让孩子在玩耍冒险中学会识别应对风险。

4.过于相信感觉，容易陷入消极信念，引发抑郁。本书教你如何训练孩子理性思考，避免被情绪主导，提高心理免疫力。

5.将人简单二分为好坏，易滋生群体偏见和对立。本书呼吁以开放善意看待差异，在共性中消解敌意，创造包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