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启示录” 构成中国人时空观念的千古名篇是什么？

《余世存·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第8讲《构成中国人时空观念的千古名篇是什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余世存。

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既然是最后一讲，我会带你首先从更宏观的视角，和你一起梳理先秦中华经典的成长过程。在这些经典中，有几篇在建构中国人的时空观方面很重要，对世界和历史提出了总体性的解释，我把这几篇经典称为中华文化的“启示录”，我会在第二部分和你详细介绍。

那我们首先从中华经典的成长讲起。

在“导论”部分，我提过，“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所涉及的内容是中华文化形成时期的经典，具体说就是先秦时期的经典。

回顾一下先秦时代的中国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春秋时代的文字还没有独立出来成为记录人们口语的工具，它是跟图像一起，记录历史事件的符号。在早期阶段，文字是辅助图像的，是方便记忆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总结，成文的就非常有限。到春秋时代流传的只有六部经典，就是《易经》《尚书》《礼经》《乐经》《春秋》《诗经》。其中，《礼经》《乐经》后来失传了，好在《礼经》的部分内容在《礼记》等书中得到了保存。

你可能还听过《山海经》《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等等，这些书应该只是到汉代才定型成书。而传说中上古中国的“河图”“洛书”，只以图的方式保存下来，连文字符号的说明都没有，这导致我们后来的人无法理解这图书的功能意义。至于《尔雅》这样的字书，以及贵族教子弟用的文字教材，只是当时的工具书。

这些书可以说是春秋时代前的中国知识总量。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创世期，《易经》《尚书》《诗经》《礼记》等“六经”就构成中国文化的时空观。多说两句，“六经”本身的数字六，跟个位数的九个数字一样，具有独特的意义。六代表上下六合，即天地加四方，六也是《易经》时空的最常见的数位字。可以说，“六经”可以统摄一切。这个“六经”或“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观点是近代儒学大家马一浮先生提出来的。

在马一浮先生看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是统摄诸子、经史子集等一切中国学问，也可以以此统摄西方一切学术。西方学术虽浩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数学、物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包含文、史、哲、宗教等在内的社会科学。这些学问都可以归类到“六经”中去。

在我个人看来，到春秋末期，战国时代，文字记录口语的技能迅速发展，文字从辅助图像的记忆符号变成了记录语言的有效工具。加上竹简等书写介质的条件所限，当时人要书写文字要困难得多，不能不字斟句酌。甚至刻上一个或几个文字符号就需要记忆力好的人把文字符号所代表的意思口诵出来。孔子当时说他述而不作，也是因为条件所限制，只能做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比如他把鲁国的史书《春秋》进行了整理，因为文字符号简单，需要有人把史实、意义、孔子的微言大义记住一代代传下去。在传承中，解说《春秋》的材料就成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成书也是要到春秋末战国时代才有可能，孔子们平时的言行虽然重要，但要等文字发展以后，才能被弟子和再传弟子们记录下来，那些记录汇在一起，就是《论语》。到孟子、庄子的时候，他们不满足于只做编辑或传承者了，他们有能力有条件亲自动手撰写文章。

因此，到战国时代，中国文化的知识总量中增添了一倍以上的内容，就是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等诸子的书。跟“六经”不一样，诸子的思考是个人的，“六经”是天地人混在一起的知识，是集体的智慧，是历史的印记。诸子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从天地中涌现出来，从集体中突显出来了。

因为夏商周三代一两千年的宗亲、部落、邦国、诸侯、天下的生活格局打破了，人们卷入到国家和时代的漩涡之中。到了战国中后期，这种时代的节奏变得更加剧烈，时代变化之快、国家兼并战争的残酷，使得很多人来不及沉淀来不及总结生活就成了战争的炮灰。在此之前，晋国的范文子等人就预见了时代的变坏，他说：请大家诅咒我，让我快点死去吧，这样就比灾难快一点，免得我看见大难临头。

当时，时代节奏的加快，也使得一些阶层和个人看到了机会。封建制下一生下来命运就被固定的格局被打破了，底层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高升，边缘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进入中心。这就是现代人说的，时代的风吹起来，猪也能上天。

当时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李斯就坐不住了，他感受到了时代快速发展中的机遇。他对荀子说：我听说如果一个人遇到机会，千万不可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称帝治理天下，这正是平民政治活动家的好机会，他们可以游说四方、施展抱负。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这就好比禽和鹿这类非肉食性动物看到肉却不吃从而枉为禽兽，人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愤世嫉俗、轻视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人的真情实意。所以现在我就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除了李斯，还有一个人对战国时代的惨烈有所感觉，那就是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叙述秦统一六国到秦朝覆灭，感慨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可见，在司马迁的历史研究里，战国时代的格局是前所未有的，跟战国时代的残杀相比，夏商周三代的战争几乎不值一提，炎黄跟蚩尤大战有些血腥，但从那个时代，到战国时代，华夏中国三四千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灭国杀人的战乱。

我们想象战国时代，自天子、国王到大夫、士、吏卒，几乎都卷入到一种军国民的生活中去，这种生活是战时生活，人人都被动员组织起来，不仅有敌国、有间谍、有生存的紧张、有严密的组织。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后来的乱世，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明清等时代，未必能够跟这个时代相比。但是，这个时代的个体意识也是有史以来最为明确最为高扬的，其中的一些诸子如墨子、孟子、庄子们追随春秋时代的先贤进行了生存的超越、突破，构建了文明范式，另一些思想家如曾子、子夏、子思，庄子的后学，儒家的后学等人，再度总结，成为大黑暗时代的人性花果，这些人性的光芒真正充盈了天地。

时代愈黑暗、残酷，愈是作践人、侮辱人、损害人，我们中国人反而逆袭赋予了人至高的价值。这些思想成果堪称中国文化的“启示录”。它是中国人在无望年代里对人的肯定，对人的设定，对人的判定。这些“启示录”曾经寄身于《礼记》《易传》《庄子》等书中，到了宋代，大儒朱熹从中找到两篇即《大学》《中庸》将其跟《论语》《孟子》一样称为“四书”，“四书”的地位升格，排到了“五经”的前面，称为“四书五经”。

我们今天在朱熹的工作上，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可以有更公正的判断，那就是《大学》《中庸》跟同时代的《易经·系辞传》《庄子·天下》等文献才归属一个类别，它们对世界和历史有总体性的解释，它们对人间有积极的悲慨和肯定。希腊文化的启示是既富有神性又富有理性，希伯来文化更强调人和神的关系，印度文化的启示则是无常无我，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启示跟它们有同有异。中国文化也把人间存在置于天地神性之中，但中国文化更注重人间秩序的情感认同，更注重人的内在超越。

在具体介绍这四篇文献之前，先说一下，为什么它们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化启示录的样本。

首先《大学》《中庸》两篇的重要性早在宋代就被朱熹意识到了，并升格成为“四书”级别的重要文献。其次《庄子·天下》是现代学术界公认的谈论先秦学术的大文章，是总结性的文献，地位也很高。最后，《易经·系辞传》这篇文章是对《易经》的义理解释，而《易经》是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所以《易经·系辞传》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因此，在我看来，这四篇文献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启示录”的经典。

先看《大学》。很多人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批评《大学》，说它只是空洞的说教，从逻辑上讲，对命题和判断缺乏理性论证；从内容上看，到底如何“心安”，心安之后如何“虑得”，也没说清楚。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这部作品。

《大学》这篇文章只有两千来字，一般认为它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或再传弟子所写的。其中开篇的二百多字堪称总纲，就是三纲领、六证、八条目。“三纲领”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

接下来是“六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能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方能心地宁静，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达到“至善”。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凡事都有终端有始端，知道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就与“大学之道”相差不远了。

再下来是“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段内容很多人都会背，这里就不画蛇添足多加翻译了。

“大学”是相对于“小学”来说的，古人八岁开始上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长到十五岁便进入“大学”，学习诗书易礼春秋，其实就是君子大人之学，是大人之道，安身立命之道。

在大学之道中，“修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内则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步演化出修身；修身之后都是与外之事，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载体”，是桥梁，就如同西方哲学里面，“个人之我”承接了“精神世界”与“现实物质世界”的枢纽，个人的修身，就是这一类枢纽一样的存在。

关于本末问题，《大学》正视财物的存在，但明确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个话题非常有现实意义，有些人只重视财产物质层面的发展，却忽略了其中的道德基础、对财产的正当性也缺乏理解，以至于陷入唯利是图的拜物教的漩涡之中。

我们再看看《中庸》。

《中庸》被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写，但按现在的研究，这篇文章是儒家接力写作、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定型的作品。可以说，在这篇文献里，思想家们的思绪更为丰富活跃。《中庸》是一部由问答、议论、赞美等形式组成的散文集，全文共有三十三章，它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大纲”“正蒙”和“小纲”。

《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段很有名，简单翻译一下。天所赋予人的东西就是性，遵循天性就是道，遵循道来修养自身就是教。道是片刻不能离开的，可离开的就不是道。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小心谨慎，在无人听得到的地方也要恐惧敬畏。隐蔽时也会被人发现，细微处也会昭著，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要慎重。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这叫作“中”。表露出来但合于法度，这叫作“和”。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

除了议论中和性命等核心概念，《中庸》还把人升格，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这个升格为跟道大、天大、地大一样的大“人”，最有代表的就是孔子，《中庸》如此称赞孔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孔子遵循尧、舜的传统，模仿文王、武王。上遵从天时变化，下符合地理位置，好像天地没有什么不能负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又好像四季的更替运行，日月交替光明，万物同时生长发育互不伤害，天地的道同时运行而互不违背。小德如江河流行，大德敦厚化育，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为大的原因。

人可以升格，可以超凡入圣。接下来这段有点长，但很重要：只有天下最高尚的圣人是聪明智慧的，能够居上位临下民，宽大为怀，温和柔顺，能够包容天下；奋发勇健，刚强坚毅，能够决断天下大事，威严庄重，忠诚正直，能够博得人们的尊敬，条理清晰，详细观察，能够分辨区别是非曲直。圣人的德行广博深厚，时时会表现出来。广博如天，深厚如渊，表现出来百姓没有不尊敬的，说出话来百姓没有不信服的，做起事来百姓没有不高兴的。这样，声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延续到蛮貊这样的边远地区。船车所能达到的地方，人的力量所能通到的地方，天所覆盖的地方，地所负载的地方，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霜露落下的地方，凡有血气生命的，没有不尊重亲近他们的，因此说能与天相配。

《中庸》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沟通的方法，至诚。只有天下最高的真诚，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树立天下的根本，认识到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这需要什么依凭呢？需要像仁爱之心那样诚挚，像潭水那样幽深，像天空那样广阔。

当然，《中庸》明确提出，每个人可以成为君子，成为孔子那样的大人。君子的最大成就是以家国天下与天地共参。《中庸》最后一段就这样说：“君子忠厚恭敬，天下就会太平”。《诗经》上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但不声张宣扬。”孔子说：“用声张宣扬来感化百姓，这是最不根本的啊！”《诗经》上说：“德行犹如羽毛。”但羽毛仍是可比的。“上天所承载的道，无声无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这样的文字既是议论，又是思辨，还是抒情，更是天人之际的赞美。跟西方的赞美诗不同，西方的赞美诗专门为赞美、崇拜或祈祷而写，通常写给某个神或诸神，或写给某个著名人物。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在战国到暴秦几百年间，中国人经受的战乱、苦难非常深重，但《中庸》这样的文献却高度肯定了人的意义，甚至以赞美诗般的文字把人升格到跟天地同样伟大的地步。这个思想也影响到同时期的《易经•系辞传》。

《系辞传》总结了《易经》的大义，有学者认为，《系辞传》是把思想家们从战国中期到秦代为止长期不断的思想建设，综合起来做了一个全集式的整理和把握。《系辞传》的成书定型更晚，据说到汉文帝时代。因此它更综合、更全面、更系统。

《系辞传》分上、下两篇，上篇多讲原理，下篇多举例分析。其内容非常丰富：探讨“易”的起源，讲解占卜方法，揭示易学的基本原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易究竟是什么，其实完全可以用“时空”来代指。换句话说，《易经·系辞传》就是探讨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和状态，它测量时空既有经验、统计，又有感觉。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这里的“易”，就是时空，或时空中大大小小的时空。它们从外看来是始终如一，是寂然不动恒定的；从内看来则是波涛汹涌，云起云灭。当它们真正从内到外都安静下来，无思无为的时候，它们跟外界就能感通。就像水在浑浊中跟外界不通，但一旦澄明起来，蓝天白云乃至周围的一草一木全部纳入它的时空中来。

在时空的消息里，《系辞传》把“阴阳”观念发展成通用的理论范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中国人对时空的把握。这种“阴阳对称互补思维”非常重要，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它甚至影响到汉字、文学的发展，使得对仗、对联在中国文化中极为发达。

《系辞传》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及双重性，自然界存在阴阳、刚柔、动静等相反相成属性的万事万物，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运动变化是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动力，阴阳相反相成、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万物化生的源泉。有变化才能生生不息，所以“生生之谓易”。

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衍生的动力是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而归纳出“物极必反”的天道自然规律。用于社会人生的世界观，就形成“顺天应人”的变革精神，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重视“崇德广业”的功业理想。

《易经》时空的把握方式有四种，“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种就是用文字来描述现象，即“系辞焉而明吉凶”，也就是用言辞来阐述吉凶寓意。观察各卦各爻的时候要考虑特定的卦辞爻辞，观象系辞是我们人类对时空先天具有的直觉把握能力，是人在儿童时期就具有的看图说话的能力。

第二种是观变，万事万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也就是所谓的“变易”。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规律是不变的，也就是“不易”。掌握了变化规律，再去认知世界自然会很简单，也就是“简易”。“变易”“不易”“简易”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易”。日常中体现的最多的就是“物极必反”。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通过《易经》把握时空的两种方式，我们接着说第三、第四种方法。第三种方式叫“制器”，也就是制造各类器具。第四种方式叫“卜占”，也就是“占卜”这两个字，古人遇到大事时，需要向多方求证可能性。这两种方式，讲的是《易经》的实际应用。这其实导致中国文化呈现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关切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却不怎么关注技术背后的科学思维。

《易经·系辞传》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达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接着详细说明古人从离卦、豫卦、随卦等十几个卦的时空中得到启示，比如从表示休闲的“豫卦”中发明了门闩，看一下“豫卦”的卦象你就会发现，这个卦的6爻中，有5个阴爻，中间夹了一个阳爻，古人从中受到启发，发明门闩，结合“豫卦”的休闲这个含义就好理解了。古人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只有把门闩插好，才能在家中放松下来，稍加娱乐，这就是“豫”卦的含义。另外，古人还从跟随的“随卦”中发明了马车牛车；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噬嗑卦”中发明了交易的集贸市场等等。这说明古人其实是在观察时空中发明创造，不断进步的。

这说明中国文化对时空的把握也同样有效。当然，在对时空的把握中，《系辞传》格外重视现实层面，对各类人的表现做出了极富人情味的观察：将要叛变的人，他的言辞中有惭愧，心中有疑虑的人，他的话吱吱呜呜显得枝蔓，君子说话简明，焦躁激进的人话多，诬蔑好人的话游离而漫无边际，失去操守变节的人说话躲躲闪闪。

从《大学》《中庸》到《系辞传》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积极进取精神的表达。除了这几篇启示录，还有一篇文献对这几篇文献的补充，其分量不亚于它们。这篇启示录就是前面提到的庄子的《天下》。

《天下》一般被当作先秦学术的总结。《天下》全文分为两大段，第一段是总纲，第二段阐发六家。总纲又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总括。第二节分析社会各阶层或个人生命维度。第三节介绍“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关系。

《天下》在评点墨家、道家、名家等众多思想家时，既指明它们的优点，也指明它们的不足。这篇文章据说是假托庄子之名写的，其中还评点了庄子本人，说他是“未之尽者”，也就是认为庄子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庄子的地位多么高，但这样评价他带来一个结果，就是阻止了后来者以真理自居。毕竟连庄子这样学究天人的大哲也只是在路上，所以普通人怎么能随随便便抵达真理的彼岸。

文献最后一句话是个感叹，这跟全篇文献的悲观基调一致，强调人类的有限性，个人的局限。因为每个人都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只要不完备不全面，那就都是孤陋寡闻的人。

庄子接着说：很少能具备天地的完美，相称于神明之容。所以，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抑郁而不发挥，天下的人各尽所欲而自为方术。可悲啊！百家各行其道而不回头，必定不能相合。后世的学者，不幸不能见到天地的纯真和古人的全貌，道术将被天下所割裂！

但在深刻的悲观中，《天下》透露了极为重大的消息，那就是社会阶层有至少七个阶层都以为自己活着，自己存在着。七个阶层其实也是个人生命的七个维度。这七个阶层或七个维度是，神、明、圣、王、君子、百官、民。有人认为，神和明是指自然神学和自然哲学，圣和王是指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君子是指社会道德典范，百官是指各级管理机构，民是指社会基础。庄子对天下即对时空的描述中，强调了七个层面本来浑然一体，后来分裂开来。

我们从前面的《中庸》《系辞传》中已经接触到天地神明的存在，庄子在《天下》中如此强调神明，说明在先秦时代，神明离人们并不遥远，这大概是九州中国被称为神州的一个原因，即大陆中国是神在的地方。庄子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在我们的时空中，在我们个人身上，都有神明存在。后来的中国人为此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个人因此认为这四篇文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的“启示录”，其中有时空创世论，有认识论，有通达世界的方法论。这是春秋战国大黑暗年代的文化花果，把人升格到跟天地时空同样的地步，其中有悲观，更有现实，更有积极的一面、赞美感恩的一面。

康德曾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让人敬畏。

我想说，在中国文化的启示里，尽管有人向下看，从百官看民，从民看物，但是，从民上出，历百官、君子而王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尼采曾经羡慕歌德，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但对中国文化来说，还要往上出，从王到圣、明、神的境界。什么是神？从时空阴阳来说，阴阳不测谓之神。就是从确定性的阴阳中回到难以测定的状态，只有这样的神明状态才能给其他阶层或生命的其他维度以源源不尽的能量。这正是国学经典给现代人最大的意义。

好，到这里，“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这个名家讲书活动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国学经典仍然能给你源源不断的能量。

我是余世存，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