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为什么说韩非是诸子中最可怜的一位？
《余世存·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第5讲《为什么说韩非是诸子中最可怜的一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余世存。
今天，我们聊一聊韩非。韩非，或者尊称韩非子，法家代表人物，他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思想家之一，除此以外你对他还有什么了解呢？你或许知道，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或者是他善于讲寓言故事，等等。
今天我给你介绍的韩非，可能跟你印象里的不太一样。韩非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的命运非常可怜，年纪不大就被毒死了。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得意的时候，看着自己国家的危亡而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他为人世间的权力设计出种种强化的办法，可以说是大阴谋家、权力的帮凶。后人很多时候提到他，会说他是个可恨的负面人物。
韩非的结局不好，他生前应该预知到了这一点，但他为什么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于韩非，今天我们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我们从韩非的人生经历讲起，介绍一下他的思想，第二部分我会结合我们当代人的视角，从韩非的性格和价值观入手，重新思考法家思想，以及韩非的个人悲剧。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韩非的生平。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韩釐王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80年，韩非出生在韩国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这种出身可以说骨子里流淌着王孙公子之血，容易有身份优越感。相传，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家藏的商、管之书和孙、吴之书，也读各类杂书。商鞅、管仲属于法家之书，孙武、吴起属于兵家之书，少儿时期的韩非就开始读法家的书和兵家的书，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因为，一个少年儿童最需要掌握的应该是生活常识，如何待人接物等等，也就是说读书应该从仁学、礼学开始。尤其是，韩非出生在大贵族家庭，礼仪秩序那更是非常重要的。
前几天，我们讲了孔子和孟子。孔子的童年、孟子的童年虽然艰难，但受的教育是正常的。孔子少年学的是礼学，孟子的母亲把家搬到学校附近，让孟子接受同龄人的影响。后来的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人接受的童年教育都是正常的，司马迁是读古文，接受六经教育；李杜是诗书，也是走向生发的学问。而韩非在十岁之前就开始走向管理、打打杀杀，这就像一个现代孩子，被告知他可以拯救世界一样，给了他无限的傲慢和邪恶的想象。
这说明韩非的家长很可能不太负责任，或者说因为他的家长生活在一个国难深重的时代，收藏的书也以法家、兵家为主，觉得这类书才有实用价值。事实上，韩国当时确实内忧外患，少年韩非很快就知道韩国的处境，据说目睹韩国日趋衰弱，身为韩国公子的他忧心忡忡，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思想保守，昏庸无为，他对韩非的进谏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令韩非非常悲愤和失望。
你可能听说过，韩非有口吃的毛病，口才较差。韩王不接受他的建议，可能与韩非的口语表达能力有关，说半天话都在舌头转圈，说不到点子上。这样的人被周围的人轻视，甚至把他视为迂腐、书呆子、怪物也很正常。但这样的人心理受伤就有反应，他的一生都要用来证明他的有用有效。
韩桓惠王十九年，也就是韩非27岁左右，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这就是荀子。当时荀子离开齐国，辞掉稷下学宫的职位后，来到楚国。楚国公子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收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
我们知道，荀子是儒家大师，韩非师从他。但他的思想与荀子有很大的不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欢“刑名法术之学”。荀子的“人性恶”理论对他的思想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儒家大师都认为人性是恶的，那么韩非更认为人世间就是君王实现威福的丛林。
在韩非之前，申不害主张君主应用权术而不是刑法来管理臣下，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主张君主要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即“刑名法术之学”。韩非的思想“归本于黄老"，就是指韩非的理论跟黄老之法有相似之处，都不尚繁华，主张清简无为。韩非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项政策。
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秦王嬴政读韩非书，感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说秦国为此攻打韩国就是为了得到韩非，韩王安三年，也就是韩非45岁左右，因秦国攻打韩国，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的实力。其实，韩王安的这一行为无意中置韩非以死地了。
事情是这样的，韩非出使秦国，但他既是韩国的国使，又变成秦国的客卿。身份的暧昧让他的立场左右摇摆，他甚至天真地上书秦王，希望存韩，他论证了保存韩国的几大好处。但这样一来，就给了他同学李斯灭他而后快的借口。
我给你读一段原文，句子比较好懂，说的是李斯、姚贾想要害韩非，就向秦王进谗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天欲并诸侯，非终为韩而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觉得说得很对啊，这样的人，我没法用，留给别人自然祸患无穷。于是秦王派人打算杀了韩非，李斯就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逼他自尽。韩非想当面跟秦王解释，李斯自然不给他机会。后来秦王后悔了，但为时已晚。韩非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韩非的命运。
可以说，韩非从小读兵家之书，真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是没有方向感的。虽然他也对自己的定位和命运都做过预判，在他看来，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韩非是这样说的：“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意思是说：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死于公法”，还有一种是“死于私剑”，终归是必须走上祭坛，充当牺牲品。
韩非子的命运引起过后人长久的猜想，比如司马迁就说过：“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子研究说话之道已经登峰造极，结果阴沟里翻船难逃一死。但司马迁这一句感慨过于简单，他本人因为个人的遭遇对韩非怀有同情和误解，有失一个历史学家的公允。韩非可悲的并不是写了解决问题的文章而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他可悲的是一生都没能治愈自己。司马迁应该明白韩非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跟孔子、孟子甚至落魄的庄子相比，他的心理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
我们现代人常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辈子，不幸的童年却需要一辈子来治愈。这句话用在韩非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韩非的童年，因为口吃等生理缺陷，父母给他的关怀不够，听任他沉浸在兵书杂书等钩心斗角一类的书中成长，使得他的心理更为扭曲。他后来写书，基本上不涉及人的情感，全是利益算计，就有这种影响。韩非沉浸在人间的算计中而获得了智力上的满足，他当然更需要现实的成功证明他人生的价值，最大的成功莫过于成为帝王师，让君王对他言听计从。
司马迁没有体会到这中间的微妙，他把韩非当作一个书生，为他的命运可悲。他更误解韩非的思想以老子为本，韩非确实从老子那里学到了皮毛。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韩非的思想来源之一。韩非不仅把百姓当作刍狗孩子，就是知识分子也当作孩子。老子提倡无为，韩非也认为，君王理政，不必亲力亲为做得太多，但韩非的帝王术其实是一种躲在暗中的阴谋术，随时要出面处置人的。
刚才我们重点介绍了韩非的个人经历和他的主要思想。接下来，我们更多地思考一下，这给我们当代人带来的启发。
韩非的思想属于法家，而且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这些天我多次提到“时空理论”的分类方法，像儒家是东方之学、春天之学；墨家是西方之学、秋天之学；道家是南方之学、夏天之学；而今天的法家则是北方之学、冬天之学。
韩非的文章思想都有北方和冬天的特征。有人就说过，对比《论语》和《韩非子》的阅读，感觉截然不同，《论语》给人温和、亲切、积极向善的感觉；而《韩非子》却是冷峻、犀利，让人不寒而栗。儒家学说像是给人温暖、力量的一缕阳光；法家思想则是冷峭、峻切的利剑，闪着道道寒光！
当然，法家思想属于北方、冬天，并不意味着这种学说思想只有冷酷阴暗的一面，北方、冬天本身是一个时空维度，它有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理性、整齐、休息。法家是可以在这方面为社会的治理提供正面而健康的思想资源的。我们看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比如早期的管仲、晏婴，就是这样。
被后人认作法家先驱的管子，享有“春秋第一相”美誉，不仅政绩斐然，而且个性独具，风采照人。有关管仲的政绩，连司马迁都称道：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于是有了那句我们熟悉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在君王面前绝不低声下气，齐桓公让管仲帮忙治理国家，管仲说：“贱不能临贵。”地位低贱的人怎么能领导地位高贵的人呢？齐桓公就任命管仲为“上卿”；但是国家并没有治好。齐桓公问责：怎么回事？管仲曰：“贫不能使富。”穷人说话富人不听。齐桓公就把一年来从市场上征收的税赋交他使用，但是国家还没有起色。齐桓公再问究竟。管仲曰：“疏不能制亲。”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我管不了。齐桓公就立管仲为“仲父”，结果，齐国治好了。
著名文学思想史学者李劼先生认为，管仲与其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需要满足自己的利益，或显示自己的个性，不如说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首先要让雇主懂得尊重雇员或者让君王懂得尊重臣子。以管仲的心胸，如此一再开价，并非仅仅是意在财富、地位，而更是在向君王表明，你我虽然君臣有别，但我管仲的尊严，不可轻视，更不容冒犯。
在秦国的历史上，国君跟臣子的关系也有过非常平等的时期。比如秦穆公时代的君臣关系，就不存在主子奴才的关系。秦穆公虽然身为君主，但同时又是百里奚、蹇叔等臣子的学生。百里奚、蹇叔他们，在秦穆公面前从没有诚惶诚恐过。
秦国君臣关系的转变是在秦孝公时期，史书记载说，商鞅从中原到秦国，要私下走国君宠臣的门路，才能见得到秦孝公。商鞅能够做的只是，向秦孝公点头哈腰地献计献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从帝道说到王道，从王道说到霸道，哪种主张能够让秦孝公高兴就在哪种主张上下工夫。
商鞅为此得到了帮秦国变法的机会。在商鞅之前，秦国已经走向霸道，秦国吸收了中原的人才，尤其是墨家人才的输入，使秦国有了一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先锋队”，就是在夏商周乃至春秋的国和野；君子和小人等原有的等社会结构之外，有了寄生于国家之中的官吏。商鞅的变法使得这批特殊材料组织的官吏有了用武之地，那就是军国主义国策，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为重，把全国的人力物力组织集中起来，以方便对外侵略、掠夺。这样，商鞅变法就推动秦国更上一个台阶：由霸秦走向暴秦。
向秦国臣服的不仅有墨家的信徒、有法家的商鞅，还有儒家的大师荀子。商鞅在公元前338年被杀，二十多年后荀子出生，卒于公元前238年，比商鞅之死正好晚了一百年。荀子在世时，秦国做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得胜的秦将白起坑杀45万赵国降卒，一件是随后发生的秦昭王企图称帝，还有一件是公元前256年的秦昭王灭东周。
在秦国不可一世的铁蹄面前，同为赵国人的相国平原君，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向暴秦俯首就范；魏国的信陵君盗窃兵符以救赵，楚国的春申君毅然发兵以助赵，更有齐国一介布衣鲁仲连，傲然蔑视暴秦而义不帝秦。唯有儒家大师、曾在齐国稷下学宫做过祭酒，相当于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荀子，白纸黑字地盛赞暴秦。荀子明知秦国“粹而王，驳而霸”，从而认定“其殆无儒邪”，就是整个国家没什么文化，用商鞅的话来说则是“难以比德于殷周”；但他却恭维秦国，民是“古之民也”，吏是“古之吏也”，士大夫是“古之士大夫也”，朝廷更是“古之朝也”；荀子得出结论说：“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
思想人物的转变，或说时代的转变到了韩非子那里，就非常卑劣、低三下四了。韩非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他谈起事来头头是道，我们在韩非子的书中看到，无论他讲道理，还是讲寓言故事，都有一种理性、客观、冷峻，有一种智力的自负。但是，一面对君王，一涉及君王，他就立马矮了下去。用今天网友的话，他就只剩下跪舔，甚至比网友讽刺的跪舔还要变本加厉，他要百般地作贱自己。用张爱玲的话，他把头低下来，低到尘埃里。在韩非这，面对君王时，华夏中国人的天地精神、华夏中国的慎终追远，造化、父母、个人的颜面尊严，都是归零的。
《韩非子》第一卷第一篇《初见秦》，其开篇第一段就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为了突出自己的忠心，韩非一开口便将不知道却胡说、知道了却不说定为死罪。韩非之所以要把臣子的言论限制到如此严厉的程度，则无非是为了强调他自己所言的既智又忠。可以说，韩非子的这段话不仅让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们瞠目结舌，让管子、晏婴等法家的正面人物们羞于看见，甚至让商鞅等为国家利益谋划的法家人物目瞪口呆。这样的话在先秦是绝无仅有的，只有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的两千年，这类话才成了臣子们的标配话语。
从心理学来分析韩非，他因个人的生理缺陷和人生遭遇早已把自己当作天地之间的孤独者，这个人贵为公子，却生活得没有爱，没有温暖和光明。像是生活在北方的荒凉地带或生活在冬天至暗时刻，这样的人体会不到正常的人性人情，他们无法无天、无父无母，只有为君王服务才是他们最大的存在感，也是他们唯一的存在感。因为他们的头脑虽然极为冷静、推理极为精密，但一提及君王，那就是他们愿意肝脑涂地、不悔献身的对象。这比商鞅在自己的母国受打击一定要到秦国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更进一步。
韩非的这一做法比商鞅、李斯等人的做法在中国文化中更具灾难性。即他把所有的臣民都降级到一个有罪的地位，先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说说而已，是王道乐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韩非为君王谋划的帝王术将使得臣民们都成了待宰的羔羊，君王对臣民有随心所欲处置的权力。
韩非为帝王权力谋划的结果，就是让当时社会的每个阶层都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君王随时可以碾压他们，因为他们追求存在感都是不对的，比如儒者的存在感得益于文字，侠者的存在感得益于武力，但是儒者“用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都是随时可以取缔的。韩非子说，“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用现代人的话说，君王可以把这些名士武士成功人士当作夜壶，要用的时候拿出来，不想用的时候就扔一边，他们全都像是君王脚下的蚂蚁一般，君王想怎么踩就怎么踩。
韩非跟大儒荀子学习，他对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并不感兴趣，儒家的主张在他看来是迂腐的、无用的。韩非还做过一个比喻：小孩子们在一起过家家，和泥巴“做饭”，又是“馒头”，又是“汤”，又是“肉”，这一桌好饭菜啊。可是，天黑了，真饿了，这饭能吃吗？不能吃，还得回家吃去。韩非子毫不客气地讲：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就是这么回事，过家家，玩玩可以，不能当真。
这个思想在我们中国源远流长，有些人经常会说，文化、道德能值几个钱？道德有什么用，文化有什么用？他们因此精致利己，以追求现世的利益为优先目标。
韩非还是老子思想的注解者，司马迁也误以为他的思想归本于黄老，但实际上韩非的清简无为不是老子思想，而是帝王术的托词而已。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在现实目标之上高悬了一个无用之大道，韩非从来无视这一大道，而是字里行间追求有用。
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韩非近似于一个心理有缺陷的人。对正常人情毫无感知，在某个方面却非常偏激执拗，只想把一切资源献给自己在意的某个人。对韩非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用来取悦君王的，他的一切推理、谋划就是把人世间的资源献给了君王，这就是韩非的东方帝王术。
那么，韩非子的帝王权力有什么特点呢？他这样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翻译一下，韩非认为：在明君治理的国家里，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作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跟韩非相比，商鞅虽然也效忠于君王，但开口闭口，却总是国家当先。像什么“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等等。在商鞅的霸术里，国家已然凌驾于国民之上；而在韩非的帝王术中，君主更是高踞国家之上。
韩非学说一面是帝王术，另一面就是奴役术、控制术。韩非奴役术的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国民的自由，彻底剥夺国民的权利。所有想要享有个人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人们，都被韩非列为去除对象，叫作“五蠹”，就像后代的“黑五类”一样。
韩非认为，当时危害社会、蛀食国家的五种人：儒家学者、言谈纵横家、游侠带剑者、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韩非认为他们无益于耕战，应当加以清除。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还有商工之民，活跃于天下的士子市民，几乎被一网打尽。
韩非子如此病态、恶劣，但他的思想得到了当时很多战国君王的认可，他们都把部下、民众当作工具，暴秦崛起，混乱纷争……幸好当时社会没有长久地处于病态之中，社会生命系统终于回归正常。当暴秦的统治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等人推翻，刘邦建立的汉朝就回到了儒家、道家的立场上，以忠孝治天下，以清静无为相标榜。
跟商鞅、吴起、韩非、李斯等卑躬屈膝的法家知识分子相比，儒家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为国为民的风骨，如西汉的辕固生、东汉的陈蕃等人，到了唐代，为民请命的儒家知识分子更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秦汉以后的王朝政治，并没有把韩非子的思想当作治国的思想。尤其是，经过汉代的儒道思想的奠基，后来的王朝政治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思想特征，即假设民众为良，假设官员为恶，承认君王有所不能。这三大原则构成古代王朝政治伦理的人性论基础。
假设民众为良，这是儒家、道家思想的深入人心，视民如伤、吉凶与民同患。因此，即使有刁民，也只是良民的异端化，是可以谅解的。即使出现匪寇一类的恶民，也可以安抚，实在不得已才剿灭。而官员为恶，则是韩非等法家思想的灌输，朝廷对官员必须严加控制。而对君王自身，承认其有所不能，即使明主也可能发昏，遭受蒙蔽，因此，皇帝下罪己诏就可以获得天命和民心。
尽管古代君王在术的层面都是向韩非学习，这就是我们说的儒法表里，外儒内法的现象，但向韩非学习的古代君王们并没有成功。后人总结了很多道理，甚至古代帝王学内部也说，学通韩非，不得好死。从今天的认知来说，韩非的帝王术，是建立在假设人性缺失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学说可以得逞一时，却不能得逞一世，他们甚至先一步自食恶果，为自己参与搭建的绞肉机所绞杀。在经过韩非掀起的腥风血雨或严冬之后，社会仍然迎来人性的复苏乃至繁荣。
当然韩非仍有他的意义，他的犀利无人能及，他的眼光自有独到之处。比如他对成功的看法就极为深刻。他说，人要成功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不顺应天时，即使有十个尧也不能在冬天让庄稼结出谷穗；违背人心，即使是孟贲和夏育也不会竭尽全力。所以掌握了天时，不用努力劳作，庄稼就会长出粮食；赢得了人心，不用督促，人们就能自我勉励；依靠技能，即使不急于去做，也会快速完成；拥有势位，不用追求，名声也会树立。
跟现代启蒙思想家们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命运，等等相比，韩非的认知要全面许多。很多现代人都以为自己一招就可以获得成功，而忽略了人在天地之中的复杂性，忽略了敬畏天地自然。汤因比在《历史的研究》中也意识到韩非所涉及的问题，汤因比说：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并最终获得成就，在于时机、群众基础、自身才能和地位非凡之人的扶持。可太多的人浮躁盲目，不想耐心等待这四种因素的齐集，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其中一两种，认为自己掌控了人间的法则，可以飞黄腾达。是的，他们或许可以办到，但办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如流星一样迅速陨落，沦为跳梁小丑。
韩非的法家理念，是以为只要搞定君王，就可以成功；现在有些人也以为只要有知识，有钱，有权，就可以搞定一切，因此，在通向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以卷的心态弱肉强食；他们像韩非法家一样，在别人面前高高在上，头头是道，在势力或资源面前卑躬屈膝。他们玩火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成为跳梁小丑。
时间关系，韩非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我们将一起读《庄子》。
我是余世存，让我们继续探索“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