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下） 汉成帝的藏书和武则天的盒子
04 《秦制两千年》（下）｜汉成帝的藏书和武则天的盒子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馒头大师。
上一讲，我们说了两个对“秦制”的开创和完善产生重要作用的人：商鞅和韩非。我们说“秦制”影响了之后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那么，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呢？这就是我们这一讲所要说的内容。
谌旭彬老师在《秦制两千年》这本书里一共分了十六章，从第一章商鞅和韩非说起，然后是秦二世胡亥、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宋明清，他在列朝列代都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证明“秦制”是怎样流传下来和不断巩固的。
那么，怎么在一讲的长度里和你说完这些呢？我想了想，还是用我比较擅长的方式：给大家讲故事。恰好，谌旭彬老师在他的序章里列举了三个小故事，所以我决定就通过自己的方式，和你说说这三个小故事。通过这三个小故事，你或许就可以大致了解，为什么作者认为“秦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小故事很短，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儿，发生于西汉时期。
这一年是公元前27年，也就是西汉的河平二年。东平王刘宇来到了长安，向汉成帝求点东西。
刘宇是汉宣帝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汉成帝刘骜的叔叔。叔叔到长安问侄子求的东西，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几套书。什么书呢？《太史公书》一套，也就是《史记》，以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套，刘宇说他要把这些书带回自己的封地，好好研读。
按理说，自家的叔叔如此勤奋好学，借的又是经典之作，作为侄子的皇帝没有不理由不答应。但汉成帝刘骜却说：叔叔，别急，我先要找人商量一下。
汉成帝去找了谁呢？找了当朝的大将军，自己的舅舅王凤。王凤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他的侄子非常有名，说出来大家肯定知道：那就是后来终结西汉王朝命运的王莽。
一听说东平王刘宇要《史记》和诸子百家书籍，王凤连连摆手，坚决不答应。
为什么不给？王凤是这样给出理由的，他说：
“诸子百家的这些书，与现在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和褒奖圣人的方向是唱反调的，《史记》记载了战国时期那些纵横家在台面下的权谋和计策，还披露了本国开国的不少秘闻，这样的书，是绝对不能赐给诸侯王让他们去读的。”
汉成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去告诉他的叔叔刘宇，说：
“不好意思，不能给，你只要好好读五经就行了，五经是圣人写的东西，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记载在里面了。”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汉成帝说的“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易》经，《礼》经和《春秋》，是当时西汉官方编订并推荐的儒家经典。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已经渐渐凋零，而《史记》更是只有宫廷里才可以看到，等到真正普及流传，要到东汉后期了。
话说刘宇讨要书籍不成，只能悻悻而归。在他回去之后，朝廷方面对他开始了更严密的监视。
第一个小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至于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我们放到后面一起说。
然后是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因为我自己又补充了一些素材。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唐朝永昌二年，也就是公元689年。
这天九月十五，曾经当到过宰相之位的魏玄同被人诬陷，然后被武则天勒令在家中悬梁自尽。到家中监督他自尽的，是御史房的房济。
房济其实一直很佩服魏玄同的品格，所以忍不住暗暗劝他：“你干吗不说你想要告密，这样就肯定能得到武则天的召见，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同当即拒绝了房济的这个提议，他说了一句话：
“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人杀死，还是被岁月杀死，没有什么区别。我堂堂魏玄同，怎么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随后，从容自尽身亡。
这个故事如果只说这一件事，那么比前面一个故事其实更短，但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展开说说魏玄同被人诬陷，以及他临死都不肯告密的那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武则天鼓励大家互相揭发告密的时代。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则天登上宝座的前后渊源，这里就不展开了。武则天初登宝座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紧张的。这其实也是必然的：在一个男性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的传袭序列里，她以一女儿身，代李唐坐天下，肯定有很多反对声音，她也知道很多人想推翻她，置她于死地。
为此，她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就有一招：鼓励告密和举报。
尤其是在徐敬业造反之后，武则天疑心更甚，按《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她索性规定：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人说：“我要去告密举报！”那么，任何官员不能去盘问他到底要举报什么，沿途还要给他准备马匹，准备五品官员标准的餐食（按《唐六典》规定的五品官餐食标准是：“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一路让他安全抵达朝廷来举报。
而且，武则天不仅会封赏举报者，还规定“无实者不问”，就是你诬告也没关系，不会追究你。
既然这样，那么接下来的局面很容易想象：
“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大家都开始告密了，搞得人心惶惶，都很害怕、惶恐。
唐朝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684年，有十几个侍卫军士在洛阳的客店饮酒作乐，酒足饭饱，其中一个人开玩笑说：
“唉！早知道支持武则天没什么封赏，当初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这个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
然后有一个人就偷偷离开了酒席，出去告密了。结果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就已经破门而入，经审问，说这话的人处斩，其余一起吃饭的人知情不报，统统绞死，那举报的人呢？赐五品官。
《朝野佥载》记载的有不少是野史，这件事未必为真，但当时的风气，很多正史中记载的与这个故事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这样的一批人。
来俊臣相对有名一些。这个人地痞流氓一个，因为犯罪被抓进监狱，进了监狱就到处告密举报，想减轻罪行，经人一查全是诬告，气得当时的刺史王续命人打了他一顿。但后来王续因犯事被朝廷杀了，来俊臣一看来了机会，立刻继续举报，说当初是因为举报王续才被打的。
这一路举报最终传到了武则天耳里，她接见了来俊臣，封他做了侍御史，专门检举揭发高级官员。来俊臣简直如鱼得水，发明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酷刑，专门逼人招供，且一上来就是要灭族的那种，还专门写了如何钻营权术，罗织罪名的《罗织经》总结经验。
据说，武则天看到《罗织经》后，仰天长叹——居然有人能那么有心机，而且有那么多陷害人的方法。
索元礼、周兴这批人和来俊臣是一个类型：先网罗各种罪名诬陷你，然后发明各种酷刑折磨你，接着让你举报其他涉案人等——一般是他们想定罪的人——最后把你和那些人定罪，满门抄斩。这里提一句，前面说到魏玄同被人诬告陷害，而诬陷他的人，就是周兴。周兴当年想被提拔受到了阻碍，他怀疑是魏玄同在背后搞鬼，找准机会就陷害了他。
而身为胡人的索元礼，则发明了大量残酷的刑罚。他发明过一个铁笼子，顶部一个人头颅的空间，然后可以用木楔钉入，将人钉得脑浆迸裂。每次审讯，索元礼都会得意地大喊一声：“拿我的铁笼子来！”然后犯人都会立刻吓得招供——你要我供什么就供什么。
一时之间，天下人心惶惶，官员上朝时都要和家人做临终诀别，因为不知道今天还是否能够回家。
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还是有人挤破头想在这个行当里分一杯羹。
有个叫鱼保家的人就是这样。
鱼保家是个很聪明的人，喜欢搞各种发明创造，并且希望凭借自己这份才能走仕途——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奇怪的道路。
他知道武则天喜欢别人举报，所以就专门设计了一个“铜匦”。
这个“铜匦”设计还挺巧妙的，分东西南北四格，各设一个可以投书信的口子，一旦有书信投入，就无法再收回。箱子东面写“延恩”，专门用来投递赞扬武则天的书信；西面写“申冤”，专门用来给申冤者要求秉公执法；南面写“招谏”，专门用来投递对朝政得失的谏言；北面写“通玄”，可以报告各种自然灾害和军事机密。
显然，这就是个“举报箱”。
武则天对此十分满意，命人把这个“铜匦”放在了朝堂之上，然后还分发给各地，要教老百姓怎么使用。
平心而论，作为一种有效监督机制，设置“举报箱”并无不妥，但必须有配套的规章制度，比如至少要保证有两点：
第一，一旦发现你是诬告，就必须有惩罚措施，比如唐朝其实实行过“诬告反坐”的制度（把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诬告人身上）。事实上，唐朝对匿名举报也有“五十大板”的惩罚。
第二，对告发的犯罪行为要有轻重缓急的判断，也要有明确量刑和定刑，而不是一竿子全打死；
如果没有这两点保障而鼓励随便举报，可以想象会酿成什么局面。
那么，难道武则天不知道这事情会带来的恶果吗？当然知道。不然她怎么可能以一女儿身，在中国的封建男权社会正统称帝十五年，并在身后落得一个“政治家”的抬头？但也正因为她是一个政治家，她知道什么时候要放，什么时候要收。
在鼓励举报和告密一段时间后，武则天知道自己根基已稳，就需要摆出另一副姿态了。
这时候，还以为靠举报和告密能加官进爵的人，就有点“拎不清”了。
武则天信佛，曾颁令天下禁止杀生吃肉。有一天，有个叫张德的谏官，中年得子，实在是喜不自胜，在家里杀了头羊，偷偷叫几个亲近的同事来家里面吃饭庆贺。
就这样一个小范围的饭局，还是出了一个举报者。
这个同事叫杜肃，吃饭时不声不响顺了块羊肉饼当证据，第二天就去检举揭发张德杀羊吃羊，希望能借此升官。
第二天，武则天在朝堂上当众对张德说：
“听说你得了一个儿子，我也为你高兴。”
张德忙感动得谢恩。
但武则天随即又问：
“但你吃的肉是哪来的？”
张德一听，知道是有人告密了，汗流浃背，赶忙叩头请罪。
武则天说：
“我规定不能杀生，但喜丧这类事情除外。”
然后她就拿出了杜肃的举报信，又加了一句：
“但是，你以后请客，还是要挑挑人啊。”
当时杜肃就在场，满脸羞愧。
按《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之后，大家看到杜肃，“举朝欲唾其面”，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想对着他来一句“呸！”
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同一年，武则天释放了另一个信号：免罪名臣狄仁杰。
狄仁杰是被来俊臣诬告谋反，被捕入狱的。一入狱，狄仁杰就认罪了，因为一来可以免受酷刑，二来当时规定，只要一问就承认，可以免族人被株连之罪。
来俊臣既然得逞，就等着择日杀狄仁杰，放松了警惕。狄仁杰将申冤书藏在棉衣里递出监狱，让他儿子面呈武则天。
武则天看到狄仁杰的申冤书，其实完全可以不理的：罪名你已承认，让来俊臣砍你的头就是了。但武则天详细过问了整个审理过程，宣布这是起诬告案，免狄仁杰死罪，贬为地方官，并且一再拒绝杀他的建议。四年之后，武则天又重新起用了狄仁杰。
经过这两件事，明眼人应该都可以看出，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了。
第一个倒霉的是周兴。
周兴接了那么多举报信，结果自己也被人举报了，负责审理他的人，是他的同道中人来俊臣。
来俊臣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周兴被举报了，而是请他吃饭。席间，来俊臣问周兴：
“向您请教一件事，我办案的时候，囚犯如果硬不认罪，那怎么办？”
周兴哈哈大笑：
“这还不简单？把犯人放到一个瓮里，四周点上炭火，你想，他还会不招供吗？”
来俊臣竖起大拇指，连连称妙。然后就让人抬来了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四周点起了炭火，然后对周兴说：
“有人密告你谋反！朝廷要求严查，对不起，请老兄您自己钻进瓮里吧。”
周兴一听，顿时就跪下叩头求饶，表示愿意全部招供——“请君入瓮”的典故就是来自于此。
按罪名，周兴是死罪。武则天念旧情，免他一死，流放岭南。
但像周兴这种人，一旦被剥夺了权力，其实就等于被剥夺了生命——还没到岭南，他在路上就被复仇的人杀掉了。
然后是索元礼。
索元礼也是被人举报，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嘴硬不肯招供。负责审问他的官吏于是大喊一声：
“来人，把铁笼子拿来！”
那个铁笼子，就是索元礼自己发明的、可以把人钉得脑浆迸裂的铁笼。
一听这句话，索元礼浑身发抖，立刻认罪。
最后，索元礼死在了监狱里。
当然，不能忘了来俊臣。
来俊臣诬告得上头了，到后来想罗织罪名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顺带还想告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谋反，结果正好也有人举报他，这批人就势反告。
来俊臣很快被捕入狱，判死罪。武则天一度想保他，但众怒滔天，她审时度势，下令将来俊臣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
那天，来俊臣刚被斩首，尸体就消失了——围观的人争相去剐他的肉，把五脏六腑都给掏了出来。
最后，再来说说那位聪明的鱼保家。
就在呈上“铜匦”之后不久，这个装置里就出现了一封举报鱼保家的信——说他为叛军制造武器，造成朝廷军队大量伤亡。
那位曾被武则天赞誉有加的鱼保家，随即被捕入狱。
负责审问他的，是不久之后也一命呜呼的索元礼。
不问证据，不问口供，索元礼只是大喝一声：
“抬我的铁笼子来！”
鱼保家立刻认罪。
这个发明举报信箱的人，最终因为举报信箱里的一封信而被捕，他的命运结局是：腰斩。
好，第二个故事听完，我们把道理先放一放，再来听听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很短。
第三个故事发生于公元1103年，也就是北宋的崇宁二年。
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接到了朝廷给的一单买卖：要他刻一块石碑。
他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这块石碑叫“元佑党籍碑”，又叫“奸党碑”，这块碑上要刻上309个所谓“奸党”的名字，然后在全国都要树立，让天下人观看。那这有什么问题吗？因为这些“奸党”以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这些人为首，而他们都是名闻天下的正直之士。
那个叫常安民的石匠是这样说的：
“我只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肯定理解不了朝廷的深刻用意，但即便我也知道，像司马光大人这样的人，大家都称赞他非常正直，现在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之人，我实在是不忍心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负责摊派这项任务的地方官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只能妥协，但还是保留了最后一丝抗争，他说：
“我只是个小老百姓，也不敢推辞朝廷派下来的任务，那么我就只有一个请求：不要让我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篆刻者刻在石碑上，这样后人也不会知道‘奸党碑’是我刻的。”
常安民不知道的是，他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同一年，在江西九江有个叫李仲宁的石匠，接到了和常安民一样的任务：刻“奸党碑”。李仲宁同样婉转地拒绝了，他说：
“我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是靠把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到了温饱。现在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我想到自己以前的工作，实在是下不了手。”
幸运的是，和常安民不同，给李仲宁摊派任务的九江地方长官很理解他，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因为很钦佩这个普通石匠的品格，还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让后人知道。
好了，三个故事，一长两短，到这里都讲完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三个故事，和“秦制两千年”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可以简单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西汉的汉成帝不肯赐《史记》和诸子百家书籍给自己叔叔去读，而且因为知道叔叔想要读这些书，反而加强了对他的监视。
如果你还记得上一讲我们说的商鞅和韩非关于“理想国”和“理想民”的设计，就应该会记得，这两个人都是反民智的，也就是“民愚则易治”，商鞅和韩非认为，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民众的愚昧和无知基础上的。既然理解了这一点，你也就能理解汉成帝为什么不肯借《史记》以及诸子百家书籍给自己的叔叔了——正如大将军王凤说的那样：这些书里记载了太多他们认为不能给人看的计策和谋略，以及本朝开国时期一些真实的内幕和历史，除了统治者，别人都不适合知道，不光百姓不能知道，连有可能危及自己统治的皇亲国戚也不能知道。
这里顺带延伸几句。有人可能会纳闷：既然秦制能帮助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建立大一统王朝，那么秦朝本身为什么那么短命呢？这又如何能证明“秦制”是有效的呢？
这里就涉及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秦朝的短命，是因为“秦制”没什么用，还是因为秦国统一六国的时间太短，还没有时间去施行、巩固和完善秦制呢？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秦灭六国后，还没来得及在原本根本就不奉行秦制的其他六个国家推行和实施一系列制度，也来不及去驯化新降服的那批六国遗民，就因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胡亥的一系列昏招导致王朝被颠覆了。
而刘邦虽然和其他起义军一起推翻了秦朝并击败了项羽获得了最终胜利，但西汉其实是继承了秦朝的秦制的，并且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不断去巩固和完善这套制度，让秦制渗透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最终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封建王朝。
而汉成帝不肯把相关书籍给自己叔叔看的这个故事，恰恰也是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反映了这一点。
再来看第二个故事，说的是魏玄同在生死关头，都不肯放弃原则用举报去换活命的机会，以及武则天时代那段举报成风的往事。
同样，回到上一讲说的商鞅，他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制度列入封建王朝制度的人，因为他认为与其让罪行发生再去补救，不如防患于未然——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鼓励甚至规定百姓之间必须相互告密。
即便是到了唐朝，武则天还是深谙其中的道理的。什么道理呢？武则天作为统治者，其实需要的并不是举报带来的真相，而是举报制度给大家带来的恐惧，只有让那些举报者和酷吏尝到甜头，才能让百姓和官员觉得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检举揭发，因此互相猜忌，互相怀疑，惶惶不可终日，不敢有什么出格的行为。这样，武则天就更能巩固自己的权力，控制住官吏和民众。
当然，武则天也知道张弛之道，长时间的高压必然会带来崩溃，所以在非常时期过去之后，她很快就摈弃了运动式的告密鼓励，适当地摆出了一些姿态。不过，告密作为一种常态化制度，绝不会彻底退出封建王朝的历史舞台——直到明清时期，明朝的东厂西厂、清朝康乾年间的“密折制度”，依旧还是封建王朝统治者重用告密制度的一种体现。
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元佑党籍碑”事件的背后，其实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旧法之争”的余波。刻碑这件事幕后默认的是宋徽宗，台前操办的是蔡京。蔡京一开始是王安石的“新党”，后来又投靠了司马光的“旧党”，在宋徽宗登基后审时度势，再次批判“旧党”，并把司马光等人列为“奸党”并刻碑。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尽管激烈，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品却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很多争论的焦点也是“对事不对人”，这也是两个最普通的石匠不肯把司马光等人称为“奸党”的主要原因。这些内容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里想说的还是“王安石变法”，这个变法尽管争议很多，褒贬不一，但王安石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以及效果是在于“增税”而不是“均税”，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当然是要国家富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富强”并不是建立在“税负公平”以及让老百姓减轻负担、安居乐业的基础上的，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税收，填充宋神宗自己的国库，把封建国家能从百姓那里汲取的人力和物力最大化——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商鞅和韩非关于“秦制”的设计和操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举个例子，比如王安石非常看重和满意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官方文件上描述的也是好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青苗钱”，贷款利率远低于民间的高利贷。但在实际操作中，“借青苗钱”变成了不按照实际情况的摊派，你有钱也要借，越有钱规定必须借得越多，最后变成了官府强行对老百姓放贷，增加国库收入。
所以，这三个故事看上去是三个片断，实际上都反映了秦制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的影响。
在这本书序言的最后部分，作者谌旭彬讨论那句我们几乎耳熟能详的话：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对于这句话，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而谌旭彬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后人之所以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是因为他们中有的人得到的都是“假的历史教训”，而根据假的历史教训做出的反思和总结，自然还是错的，所以看上去像是“从没有吸取过任何教训”。
那么，有人吸取“真的历史教训”吗？谌旭彬认为也是有的，比如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这些人，作者认为他们都吸取了“真的历史教训”，那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光武帝反思西汉终结以及王莽篡位，提出了“三纲”；唐太宗反思隋朝灭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说，他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事做，就会骄奢淫逸瞎折腾，所以需要不断劳役他们，让他们不停地工作和干活，这样统治才能稳定；而朱元璋看到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就决定执政后一定要下“猛”药，他推行“知丁法”，将每个人都重新打回原子状态，牢牢固定在自己的层级，把一个社会的活力尽可能抽干。
而这些，作者认为都是对“秦制”的传承和发展，都是从“真的历史”中得来的教训。但这种吸取教训，对统治者而言似乎必要，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意味着是灾难。
也正是因此，第三个故事里那两个普通的石匠，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值得青史留名，更应该被大家知道。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在历史上可能并没有留下名字的个体一起，在万古长夜中闪耀了点点星火，在刺骨凛冬中留下了粒粒春种，让人感受到了历史冷酷背面的温度。
好了，关于《秦制两千年》这本书，我就讲到这里，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可以去阅读这本书，得到的电子书库里就有。
让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