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上） 商鞅的“理想国”和韩非的“理想民”

03《秦制两千年》（上）｜商鞅的“理想国”和韩非的“理想民”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馒头大师。

这一讲，我们要开讲一本新书，书名叫《秦制两千年》，作者是谌旭彬老师。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腾讯网文史频道的主编。

这本书从时间顺序上说，倒也正好接着上一本的《失败者的春秋》，也可以试着解释一下上一本书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当年群雄逐鹿的春秋豪强们，后来究竟是怎么被秦国最后一一征服，天下归一的？

我当年读大学，读的是一个叫“文科基地班”的专业，文史哲都要学。这个班是由复旦大学文史哲三个系的老师自主命题，提前招生的。我当年通过笔试后面试抽到的主观大题，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题目就是：“请你谈一谈，秦朝的建立对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

而谌旭彬老师的这本《秦制两千年》，贯穿整本书的一个观点恰恰是：从秦朝建立，然后到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历朝历代的两千年时间里，几十个大小王朝，几百个好坏皇帝，其实一直在或明或暗奉行秦朝奠定下来的制度——换句话说，秦朝的这套制度，就是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想要理解这本书的这个观点，我们就要先要搞懂一个基本问题：

“秦制”到底是什么？

而要弄懂这个基本问题，我们只要了解两个人就可以了。按照这本书的观点，这两个人，和“秦制”大有关联，甚至可以说，他们前仆后继，联手奠定了影响中国两千年之久的“秦制”。

这两个人，名字你一定听过：一个叫商鞅，一个叫韩非。

这一讲，我们就通过这两个人，来认识下到底什么是“秦制”。

先来说商鞅。

商鞅大致出生于公元前390年，姓姬，公孙氏，原来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其实被人叫做“公孙鞅”或者“卫鞅”，至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商鞅”，是要等到他飞黄腾达后，秦国封给他商地之后才有的称呼。

商鞅发迹前是在魏国的相国公孙痤帐下效力，公孙痤在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让商鞅接替自己担任相国，还告诫魏王说：“这个人能用就用，不用就杀掉，以防为他国所用。”作者认为这段话可信度不高，我也表示同意，历史上这种听上去很爽很戏剧性很有远见的话，多半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而作者更进一步，认为这很可能是商鞅是自己加上去的，为的是给自己贴金。

随后商鞅就来到了秦国。

秦国那时候的国君是秦孝公，他是秦国的第25任国君。秦孝公即位的时候才21岁，而那时候的秦国其实已经失去了秦穆公时期的威风，国力下降，不仅被中原的国家排挤，还被魏国这些国家欺负。这时候秦孝公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是得过且过，守住这份家业，还是发奋图强，重振先祖辉煌？年轻的秦孝公选择了后者，在全国范围内招贤纳士。

秦孝公对人才的渴望很快吸引了商鞅，他通过贿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到了和秦王见面的机会。那是一场很著名的见面，在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详细记载，大致就是说，商鞅见了秦王三次，一开始秦王对他说的毫无兴趣，甚至要打瞌睡了，但到第三次的时候，恨不得和他通宵聊个几天几夜。

为什么会这样呢？商鞅自己的解释是，第一次，他和秦孝公谈的是“帝道”；第二次谈的是“王道”，秦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他谈了“霸道”，秦孝公立刻兴奋地说：“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于是商鞅开始被重用。

什么是“帝道”“王道”和“霸道”，这本书里没有说，我简单解释下。所谓“帝道”，就是尧舜等五帝的治国之道，他们是儒家最推崇的古代圣王，但秦孝公不感兴趣；所谓“王道”，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儒家也很推崇他们，但秦孝公同样兴趣不大；所谓“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这里面充满了残忍和尔虞我诈，儒家并不是很推崇，但秦孝公一听就来劲了，可见他最中意的就是“霸道”。他给商鞅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说的那些圣王之道，需要达成的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按作者在书中的观点，商鞅其实所学庞杂，并没有固定的学术思想，他可以在“帝道”“王道”和“霸道”之间来回自由切换，你秦孝公吃哪套，我就给你上哪套，就有点像那种川菜粤菜本帮菜都有的大杂烩馆子，您要三文鱼要佛跳墙？好嘞客官您稍等片刻；啊？您要毛血旺要九转大肠？好嘞！我去去就来！——秦孝公既然喜欢“霸道”，没问题，那我就给你“霸道”。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时候的商鞅，是不存在什么十字路口选择的，他的方向非常明确，就一条路：做秦孝公的帝王师，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商鞅其实是在测试秦孝公，之前故意说了“帝道”和“王道”，如果秦孝公在之前就表现出了兴趣，那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因为他觉得这并非他要辅佐的明主。但我个人觉得，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就是商鞅三种都能提供，只是秦孝公喜欢“霸道”。

为什么秦孝公选择“霸道”？很简单，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富国强兵。

那么商鞅具体是怎么上菜的呢？那就是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59年，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颁布了《垦草法》。这其实只能说是大变法之前的一道小前菜。

《垦草法》的目的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明确一件事：农业是根本，是军事战争的根本，也是百姓生活的根本，一切以粮食为纲，一切以种地为目标，禁止商人买卖粮食，鼓励乃至强迫农民种地，把秦国缺粮少粮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垦草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变法。他当时被秦孝公封为左庶长——这是一个除了王室成员之外能担当的最有实权的官员了，也可见秦孝公充分信任他，对他寄予厚望。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对民众施行“什伍连坐法”——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不准擅自搬家，彼此互相监督，如果一家出事，其他九家如果知道不报官的，腰斩；包庇藏匿坏人的，和战场上投降敌人一样处罚；如果去举报的，按等同于战场上斩敌人首级一样的功劳奖励。

第二， 家里面有两个男性以上不分家的，税赋加倍。

第三， 奖励在战场上立功劳，禁止私斗，奖励努力耕种和努力纺织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偷懒者可以贬为奴隶。

第四， 废除贵族的爵位世袭，所有人都需要在战场上立功来取得爵位，田地多少，奴隶多少，都与爵位挂钩，如果没有爵位，你再有钱也不会有社会地位，没人尊敬。

这些变法内容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搁一搁，再来看看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49年，也就是第一次变法的七年之后，那时候，商鞅已经是秦国的相国了。

这一次的变法内容，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及，我这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阐述，其实基本上就是第一次变法的延续：

第一， 废除周朝的井田制，秦国承认土地私有，可以买卖；

第二， 废除分封制，设立“县”一级行政机构；

第三， 统一度量衡；

第四， 进一步加强第一次变法的连坐法，家中两个男子以上必须分家等各项法令。

好，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都在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鞅变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你琢磨一下这些法令，比如“什伍连坐法”和“鼓励举报”，很简单，就是加强朝廷对民众的控制；家中有两个男性以上不分家税赋加倍，这就是把有力量的大家庭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奖励战场立功，不分贵族百姓，一切看战功，其实就是把原来横在中间的那个贵族阶级搬走，让朝廷接管理百姓，激励百姓——同样，也是直接从百姓那里拿到好处，而不流到贵族那里。

所以，有说法认为，商鞅变法是“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一条上升通道”，作者认为不够全面，他认为商鞅变法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

尽最大可能，最大程度提升秦国对资源的汲取能力——这个“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

作者之后引用了《商君书》里的内容，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这里补充说一句：《商君书》究竟是不是商鞅写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商君书》代表了商鞅的观点，这个基本没有争议。

《商君书》记录的商鞅的一些观点，可能和有些人想象中的商鞅有些不太一样，我们接下来说几条：

比如，商鞅提出，要治理好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消灭“六虱”。“六虱”是什么东西？商鞅认为是危害国家的六样东西——并不是你想象的赌博吸毒什么的——礼乐、诗书、修缮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就是爱好和平）。

这些东西，现在在我们眼里是文明与野蛮区别的标志，但在那时的商鞅眼中，却是对国家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因为商鞅认为：

国家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处的，尤其是贫穷的时候，既可以损害敌国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他提到的那“六虱”的烦恼，国家肯定会强大；反过来，国家如果富足了却不去搞扩张战争，老百姓生活就安逸了，就会去讲究礼乐啊，诚信啊，孝悌啊，就会反对战争，这些“六虱”的东西跑出来，国家就肯定会变弱。

又比如，商鞅很支持国家设立举报制度，让老百姓互相监视，因为他认为：罪行发生过后再对罪犯施行惩罚，或者你去奖励那些事后立功的人，都已经晚了，因为犯罪已经发生了。那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在老百姓违法之前提前施行刑罚，要去赏赐那些告密的老百姓，这样才能让犯罪行为消失，国家才会强盛。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商鞅是第一次将“告密”列入国家制度的人，也是第一次将“事先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人。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少数派报告》，说的是在未来的2054年，人类已经可以通过预判你是否会犯罪而决定是否惩罚你，从而消除犯罪——按这个说法，商鞅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再比如，商鞅认为，百姓只有贫穷了才会有追求富裕的上进心，富裕之后就会放纵，贪图享受，爱好和平，国家就没那么好差遣他们的了。所以，商鞅认为，国家要保持富裕，但要采用各种手段让百姓重新陷入贫穷，这样国家就可以强上加强。也就是说，商鞅认为国家应该把百姓的生活控制在温饱线左右就可以了。

还比如，商鞅非常反对“淫道”。什么叫“淫道”？商鞅认为，靠能言善道获得富贵，靠游散求官进入体制，靠著书立说获得名声，总之就是靠口才，靠情商，靠知识，靠人脉来提升阶层获得成功，这些都属于“淫道”，那什么是正道呢？战场上取得军功，或者在农田里好好种地，只有这两种才是正道，才可以获得阶层提升——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总觉得有个地方不太对劲？没错！商鞅自己就是靠游说秦孝公，才获得阶层提升的啊！

听到这里，有些人觉得商鞅的观点是不是和你们原先想象的有些不一样了？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些内容，都是在《商君书》和商鞅的变法内容里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现在只不过用大白话来翻译给你听而已。

总而言之，商鞅的一大观点就是：“民愚则易治”，老百姓越愚昧，越没有文化，越安于种地，国家就越好管理，就越容易强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的有些手法甚至非常极端，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他施行变法的时候，秦国有反对的老百姓，就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杀头；而有称赞变法的，也把他们抓起来，流放边关。

秦国百姓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为什么？商鞅要的就是让秦国百姓闭嘴别议论，减少思考，“民莫敢议令”，百姓都不敢讨论商鞅变法，只管执行，事情就好办了。

商鞅的变法在当时就引发了无数的争议，但有一点却没有争议：秦国确实因此而迅速强大了。商鞅可以说是为当时的秦国，在如何变得富强的十字路口前，指出了一条忽视其他任何因素的最高效道路。

接下来，轮到他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公元前338年，一直力挺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即位，就是秦惠文王。国君换人，聪明如商鞅这样的人，心里肯定是清楚会发生什么事的：

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打压了贵族，让贵族们从嘴里吐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到国家层面，贵族们肯定是恨他入骨的，只不过是秦孝公在，他们也不敢怎样。

现在秦孝公死了，新国君即位，变法带来的红利还在滚滚而来，但新国君先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那必然就是要获得贵族们的支持，而要获得贵族们的支持，就得满足他们的愿望——比如杀了商鞅。

秦孝公一死，商鞅就马上申请隐退，回归自己的封地，希望用自己封地的武装来保护自己，但于事无补，新国君秦惠文王的军队很快就开了过来，商鞅在进行了无谓的抵抗后，兵败被杀，全家也统统被杀。商鞅的尸体被运回首都咸阳，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这里插一句，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商鞅是被活活车裂的，觉得那也太残忍了，后来才知道是尸体被车裂，稍微要好一点。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虽然被认为是罪大恶极被处决了，但他创立的变法，却一点没动，被坚决执行下去了。

好，说完商鞅，我们来说第二个人，韩非。

韩非大概出生于公元前280年前后，比商鞅小了100多岁。他是韩国的宗室，同时也是荀子的弟子。我们都知道，荀子虽然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对传统儒家的观点提出了很多创新，乃至是颠覆，而他教出来的弟子韩非则更进一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商鞅生活的年代是秦国刚刚崛起的年代的话，那么韩非生活的年代，则已经是秦国一家独大，开始进入最后收割模式的年代。

韩非作为韩国的宗室，当然是希望韩国能够好的，所以他劝过好多次韩国国君，也提出过很多建议，但都没被采纳。郁闷之下，他想算了，老子闭嘴吧，专心把我的观点都写出来吧。

写出来有用吗？对韩国国君是没用的，他还是不看，或看了也没觉得啥，但有一个人看了后却惊为天人，甚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哎呀！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能和他交朋友，即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嬴政——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统一天下。

后面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嬴政最后见到了韩非，虽然觉得韩非的口才没有文才好，但还是非常赞同他的很多观点的。

那么秦始皇赞同韩非的到底是哪些观点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不是我们后来在《韩非子》里看到的那些寓言故事，而是他那些治国的方针政策和管理老百姓的方法——说实话，这些内容我们一般人如果不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是不会去看的。

那么韩非关于这方面的观点是什么呢？其实他作为一个法家集大成者，从政治思想到法治思想到哲学思想，基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且逻辑清晰的体系了，在这里不可能完全展开。这里要说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也就是韩非对治理老百姓的一些观点。

在作者看来，韩非在如何管理和教化本国国民这一点上，和商鞅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和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并且让它具有可操作性的人，就是韩非。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展开一下。

韩非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大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

民众的认识就和婴儿的心智一样靠不住，你给婴儿剃头啊这些事，他并不知道是为他好，对他将来大有好处，所以他反而会一直啼哭。现在国君让百姓去垦荒、缴税、服兵役这些政策，其实都是在为百姓好，但百姓不高兴，不领情，所以民智是靠不住的。

他还在自己写的《忠孝》一篇里这样表达：

上古的民众好糊弄，随便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而战国时代的百姓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听从君主的命令。

他还在《五蠹》这篇文章里写过，说战国时代的君王如果还想用以前尧舜时代那种治理天下的简单办法，无异于守株待兔——没错，“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那么怎么办呢？

韩非认为，常规的办法，一种就是赏，用利益来诱惑百姓，一种就是罚，用惩罚来恐吓百姓，但这些还不够。韩非的思路和商鞅有点类似，前面说过，商鞅认为国家不能有六种人，称为“六虱”，而韩非认为国家必须清除五种人，叫“五蠹”，“蠹”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那个“蠹”，意思指腐蚀木头的虫子。

哪五种人呢？这本书里讲得比较提纲挈领，我来稍微展开一下，这五种人分别是：

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韩非认为他们依托仁义来宣扬先王之道，讲究仪容服饰来扰乱当今法令，动摇君王决心；

言谈者——指那些纵横家，韩非认为他们招摇撞骗，弄虚作假，借助外国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

带剑者——指那些游侠刺客，韩非认为他们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触犯国家法令来彰显自己的气节；

工商之民——指那些商人和拥有各种技艺的人，韩非认为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还有就是患御者——指那些逃避兵役，依附权贵，充当门客的人。

韩非认为，这五种人，就是国家的蛀虫，有他们在，国家就不会好，所以必须清除。

除了这五种需要被清除的人，还有六种需要被教育的人和六种被表扬的人，这套观点出自他的著作《六反》。同样的，在《秦制两千年》这本书里，作者谌旭彬直接把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归纳总结了，我这里还是适当再展开一下，可能和书里会略有些不同：

韩非的《六反》这篇文章其实逻辑绕了一层。他在里面举例了十二种人，六种他认为是需要批评的，六种他认为是要表扬的，但他认为，原本应该批评的六种人，却在老百姓眼中变成正面典型了；原本需要表扬的，在老百姓眼里变成反面典型了——一切都反过来了。

那么，是哪六种原本应该被批评，却被老百姓认为是正面形象的人呢？韩非认为是这些：

“畏死远难”之人，也就是害怕死亡，逃避为难，战场上逃跑的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珍惜生命；

“学道立方”之人，也就是追求学问，学做神仙的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有学问的文学之人；

“游居厚养”之人，也就是那些四处远游，依旧能够生活条件丰厚的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有能耐的；

“语曲牟知”之人，也就是那些善于诡辩，玩弄智巧的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能言善辩的智慧人士；

“行剑攻杀”之人，也就是喜欢舞剑争斗，行凶冒险之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

“活贼匿奸”之人，也就是包庇大盗，隐藏坏人的人，老百姓却认为他们是舍身仗义的名士。

这六种人乍一看描述，肯定是六种坏人。但作者认为，这是韩非作为个人价值的判断而已。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比如“口才敏捷”和“巧言诡辩”，“满腹经纶”和“故弄玄虚”，你怎么判别？保家卫国的战争大家当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是侵略别国的非正义战争呢？这种判断确实是要因人而异，实事求是，不能一概而论。

作者谌旭彬在这本书里以他的观点做了一个归纳总结，他认为，韩非把这六种人划为坏人，但其实这六种人是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判断，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这些人这对国家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和物力形成了阻碍，所以韩非认为必须批评。

那么除了这六种应该批评教育的人，韩非又列了六种被大家看不起，但其实应该表扬的人。

这六种人分别是：

“赴险殉诚”之人，也就是奔赴国难，献身君主的人，却被老百姓认为是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

“寡闻从令”之人，也就是见闻很少，只知道服从命令的人，却被老百姓认为是浅薄愚昧的人；

“力作而食”之人，也就是那些只知道种地的自食其力的人，却被百姓认为是除了种地没其他本领的人；

“嘉厚纯粹”之人，也就是那些品德优异，单纯朴实的人，却被百姓认为是蠢笨呆板的人；

“重命畏事”之人，也就是那些重视命令，谨慎办事，尊重君主的人，百姓却认为他们是胆小怕事，不敢反抗的人；

“锉贼遏奸”之人，也就是那些打击奸贼，提醒君主的人，百姓却认为他们是奉承讨好，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同样的，这六种值得表扬的人看上去确实也都是好人，但这也是韩非下的定义，在现实层面，如何判断，如何定义，也不是字面上来的那么简单，比如如何定义“贼”和“奸”？秦桧不是也说岳飞要造反吗？如何定义“品德优异”和“单纯朴实”？王莽不也当初万人称赞吗？如何定义“重视命令”和“胆小怕事”？这些都要看谁在解释，怎么解释。

而作者谌旭彬在书中做出的总结是：这六种人，是韩非眼中的“理想民”。

前面说到过，有老百姓反对变法，商鞅会惩罚，有老百姓赞成变法，商鞅也惩罚，反正商鞅希望老百姓不要动脑子，无论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老百姓毕竟不是工蚁，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何让自己国家内的子民都变成理想民呢？韩非的建议是这样的：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怎么理解呢？“禁言”大致可以理解为不允许自己著书立说，“禁事”大致可以理解为不准去游学或经商，至于“禁心”，韩非给出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

什么叫“远仁义，去智能”？从字面理解，就是抛弃仁义，废除智能。要知道，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大家提倡的都是“仁义”，讲究的是“仁者无敌”，韩非直接公开跳出来反对，说君主越讲仁义，国家就越混乱，要国家强大，只能靠“法”。

而作者谌旭彬在这本书说，韩非口中的“远仁义，去智能”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两者结合。他用了一个东汉时期五斗米教张鲁的例子。五斗米教发展信徒的方法就是：“有病自守其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得病，就忏悔和反思一下自己犯过什么过错，病就会好了。

但是张鲁是不会告诉那些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不需要医治。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反省后病好了，张鲁就可以说：你看，信五斗米教没错吧？如果有人反省后病还没好，张鲁就会说：那是因为你自己反省的还不够深刻，不够透彻。

张鲁建立了这套错误的逻辑关系，就牢牢控制了五斗米教的教众。

好，说完这两个人，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站高一点，再来回看从商鞅到韩非所处的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春秋的骑士之风烟消云散，战国的胜者为王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大逃杀”中幸存下来的各国君主，早已接受了“礼崩乐坏”的事实，纷纷撕下了最后一层温存的面纱，甚至再也不会顾忌最后的一丝体面。

出现在他们前面的历史十字路口，不是“仁君”和“暴君”的选择，也不是“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疑问，而是，“如何变强”“如何吞并”，或者至少，“如何活下来”。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商鞅和韩非们注定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因为他们能提供的东西，就是秦孝公们所梦想的东西：迅速地富国强兵，然后把权力和利益牢牢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别说老百姓，连贵族也别想分到一块肉，最多跟着喝点汤。

一个商鞅，一个韩非，前者依靠变法，初步建立起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而后者通过大量的著作，基本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民”。

他们的人生结局都是以悲剧收场的，但他们提供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却深深影响了秦国，乃至秦朝，乃至之后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这也是本书取名为《秦制两千年》的原因。

好了，今天这一讲就先到这里，下一讲，我们来聊聊，商鞅和韩非创立和完善的这套“秦制”，究竟是如何影响之后的封建王朝的。下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