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讲稿》（下） 朱由检的最后抉择

08 《明史讲稿》（下）｜朱由检的最后抉择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馒头大师。

上一讲，我们说到刚刚登基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关口经受住了考验，不动声色地除掉了一手遮天的魏忠贤。应该说，朱由检那一波操作是很得分的，在群臣之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但熟悉历史的人也都知道，崇祯皇帝堪称是个倒霉蛋。在他登基后的十六年里——他是1627年8月登基，1644年3月自尽，在位时间其实还不满十七年——虽然说也不可谓不勤勉，却难逃高开低走的命运，最终“君王死社稷”，大明王朝276年的基业葬送在了他的手里。

当然我们也知道，大明朝灭亡这事儿，如果全怪在崇祯皇帝头上，也有点不太客观，确实是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包括有段时间很流行的“明朝小冰河期”理论。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更何况，崇祯皇帝执政十六年，在主观方面确实犯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错误和失误，要说他和大明王朝的灭亡没有关系，那也是在开玩笑了。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朱由检优柔寡断，生性多疑的性格，是造成他一系列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樊树志老师在《明史讲稿》里专门开了一章，专讲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决定大明王朝命运的最关键一个抉择上的犹豫和彷徨，那就是究竟是优先对东北的清进行“攘外”，还是优先对国内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进行“安内”。

在樊老师看来，崇祯皇帝在这道关键的选择题面前举棋不定，瞻前顾后，是造成最后大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而这一讲，要说的不是攘外还是安内，而是朱由检在攘外和安内选择题上丢分之后，面临的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南迁和勤王。

这是一道大选择题附带的最后两道小选择题，也是朱由检坐在皇帝宝座上，能够做的最后两道选择题。

这两道题如果做对了，或许还能挽回些分数，做错了，满盘皆输。那么，面对这最后两道选择题，崇祯皇帝又是怎么做的呢？

好，下面故事开始。

时间来到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换句话说，这支声势滔天的农民军，已经不承认明朝的正统地位了，也不再使用“崇祯”纪年，正式宣布了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明朝，改朝换代。

三天之后，李自成就把大军兵分两路，直扑北京，一路势如破竹，明朝最后的残存精锐望风披靡，一战即溃。这种崩溃速度快到什么地步呢？李自成正月初三正式发兵，到了正月初九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非常有把握地下战书给朱由检：约定三月初十，双方在北京城下决战。

此时此刻，之前还有资格在先“攘外”还是先“安内”两条道路之间徘徊犹豫的朱由检，倒也省心了：根本就没得选了，因为内患李自成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要革掉自己的命了。

在这种关键时刻，朱由检还想最后搏一把，他说自己“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什么意思呢？就是决定要御驾亲征了。

当然，在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皇帝是不可能御驾亲征的，他这么开口，还是希望臣下们能表个态。果然，内阁里一批人站出来，嚷着说要“代帝出征”，最终有个叫李建泰的人光荣入选，要带兵替皇帝去和李自成决一死战。

朱由检那叫一个激动啊，在李建泰出征那天亲自为他饯行，亲自手书四个字：代朕亲征，然后还赏赐给了李建泰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

结果呢？那个戴着大红花，披着红斗篷，在鼓乐声中带队浩浩荡荡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一路磨磨蹭蹭，始终徘徊在北京的南面，不敢亲临一线。两个月后，李自成的部队包围了保定，在保定城内的李建泰当即宣布投降。

这里多说一句，李建泰这个人，投降李自成后当到过大顺的丞相，清军入关后又迅速投降了清朝，成为内院学士——可见朱由检最后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托付了。

但话说回来，“是否御驾亲征”本来也不是一道选择题，朱由检从心里面就没有打算过亲自出马，他只是想找一个人而已。但大明王朝走到这个地步，好用的人不是已经战场阵亡了，就是被朱由检自己折腾死了，实在是找不到人了。

在所谓的“代帝出征”闹剧收场后，朱由检现在真的已经一张牌都打不出了，接下来是真的要做选择题了。

第一道重要的选择题，就是是否要在李自成军队打进来之前，率先离开北京，前往南京。

也就是所谓的“南迁”。

虽然说“南迁”是最后的无奈之举，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确实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案。

当时的北京虽然已经岌岌可危，东北又有清朝的铁骑虎视眈眈，但在长江中游，有左良玉率领的十万大军，在长江下游，还有淮安、扬州、庐州、泗州这四个重镇，由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及刘泽清这批将领扼守长江天堑。

而且明朝一直施行的就是北京和南京的“两京”制度，南京一直也有一套相对独立运行的行政班底，所以如果朱由检决定及时迁都南京，依靠长江天险，像南宋一样再维持半壁江山先不敢说，但缓一口气，肯定是没问题的。

事实上，率先有“南迁”想法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由检自己。

当时朱由检的内阁首辅还是周延儒，由于内忧外患，尤其那时候清朝在东北屡屡得手，朱由检就找周延儒商量，是不是就把首都迁到南京算了。结果消息走漏出去，被朱由检的嫂子，也就是明熹宗的皇后懿安皇后知道了。懿安皇后坚决反对南迁，朱由检非常敬重这位嫂子，再加上自己也有犹豫，所以这件事就作罢了。

眼下，形势比当初更加危急，朱由检自然而然再次想起“南迁”这件事。

但作为皇帝，以朱由检凡事不肯担责任的性格，他自己是不愿首先提的，因为毕竟这件事就有点像是不战而降，望风而逃了，而且明朝列祖列宗的陵寝都在北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放弃北京去南京，都绝非一件光彩的事。

那么，就需要有手下人来提。

率先报出这个提案的，是太子身边的官员，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是强烈支持“南迁”的，之前朱由检就召见李明睿，两人一直聊到深夜二更时分。两人聊完后不久，李明睿就在朝堂上公开上疏，建议“南迁”。

李明睿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

如果皇帝决定南迁，御林军可以护驾，而沿途以皇帝的威望，还能招募数十万勤王的士兵。到了南京，有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坐镇大局，可以稳住阵脚，再图中兴。

朱由检很满意这份奏疏，但他不愿意顶在前面，而是把这份奏疏交给了内阁，让他们讨论后给出意见。

这件事到了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

内阁首辅陈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陈演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才能，当初是靠着猜朱由检的心思和拍马屁，一路升上来的。他持反对意见也很正常，因为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陈演贪污腐败是出名的，所以他有大量的田产和财富都在北京城，一旦南迁，肯定什么也没了。而陈演的这点小心思，其实能代表当时一大批明朝大臣的小算盘。

但陈演并不明着出头反对，而是授意一个叫光时亨的兵科给事中出头。这个光时亨也挺猛的，上来就骂李明睿的意见是“邪说”，并且扬言，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民心！”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说法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愤怒。他当场就呵斥了光时亨，说：

“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且遭。”

你看，朱由检都这么说了，皇帝自己的心意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但群臣就是不接这个话茬，内阁大臣们都不表态——“南迁”这件事，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已经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时间拖不起了，朱由检再次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再一次讨论“南迁”的可行性。

李明睿还是坚持皇帝赶紧南迁，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这次也站出来支持“南迁”了，而且他提的方案似乎听上去更能接受：皇帝先不走，让太子先“监抚南京”，就是先把种子留到南京去，以防万一，万一北京守不住了，还是能保住一个核心。

但是以陈演为首的一批身居要职的重臣，还是都坚决反对南迁。那个时候陈演已经卸任内阁首辅了，担任的是吏部尚书，但官职虽变，观点不变，陈演还故意向外界走漏消息，让大家一起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面对主要官员尤其是自己信任的这批官员的反对，朱由检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陈演，朱由检很希望陈演能够领头，支持南迁，在这件事上担一担责任。

但陈演坚决不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财产都在北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提出“南迁”这种事情其实就是逃跑，以后要是秋后算账，那就是要背锅的。而他是深知朱由检性格的：有事情拜托你的时候说得花好稻好，一旦出了事，第一个甩锅的就是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头上，而且还一查到底，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与其帮朱由检背锅，不如自己保命保声誉。

所以朱由检后来对陈演说过一句话：

“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这句话里的“朕要做”的事，指的其实就是南迁，朱由检其实是非常责怪陈演的。

但也并非陈演一个人看出了其中利害。接任陈演内阁首辅位置的是魏藻德，他没有陈演那么激进，坚决反对，而是更老奸巨猾一些，每当有人提“南迁”建议而朱由检问他意见如何时，他就装哑巴，一言不发“捣糨糊”，让朱由检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朱由检自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他由最初自己支持南迁，变为反对南迁了。

他当众表态，要死守北京。

至于理由是：如果朕单独离开北京，在北京的宗庙社稷怎么办？列祖列宗的陵寝怎么办？京师的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那么，让太子先去南京呢？朱由检也不同意了，他的理由是：

以我的才能，经纬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像我儿子这样的小孩子人家，他又能做得了什么事？去了也白去！

所以后人评价朱由检优柔寡断，一日三变，还是有道理的。而像这种话说出来，已经有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了。

于是，关于“南迁”的第一道选择题，朱由检是几经犹豫，做出了鱼死网破的选择。

那么这种选择后来造成了什么影响呢？书里面没有说，我来简单展开说两句：

李自成的军队是三月十九日彻底控制北京的，但一直到四月初，由于消息断绝，在南京留守的明朝势力还不知道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四月初七，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还在到处张罗，准备率兵“北上勤王”，几天后，南京的大小官员都喜形于色，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朱由检已经从北京逃出，正从海上返回南京，而太子也逃了出来。

当时大家都觉得士气大振，觉得还是可以收拾旧山河的，结果第二天就传来了朱由检已经上吊自杀的消息。结果南京顿时乱成一团，从大臣到显贵到太监到手握重兵的将帅，立刻就陷入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内斗中——到底拥立哪个藩王成为正统，来延续大明王朝的命脉。

在这场内斗中，各方势力根本没心思管其他的，主要精力全放在未来立的那个皇帝是否和自己有关，自己是否能够立功，分到一点羹。而南明时期的核心人物史可法，也在这场重新立继承者的斗争中犯了不小的失误，导致后来处处受到掣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你看，如果当时朱由检决定南迁，或者至少让太子先南迁，那么后来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不可能发生。我们不能说后面南明小朝廷就一定能够重振旗鼓，光复河山，但必须承认，南明后来那种“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的风气根源，朱由检是要负上责任的——按照他当时的想法，颇有点法国路易十五的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而在做“南迁”选择题的同时，朱由检当时其实也在做另一道选择题：

“勤王”。

所谓“勤王”，当时也只有调动北方的边防军来包围北京了。

但“勤王”也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因为你一旦要把北方的边防军调回京师，也就意味着要把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让给清朝。

这似乎又回到了最初“攘外”还是“安内”的大选择题上了。但事已至此，连朱由检也知道两头只能顾一头了。

崇祯十七年年正月十九日，朱由检提出，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带兵入关，保卫北京。和“南迁”一样，他把这个想法也抛给了内阁，要他们给出意见。

以内阁首辅陈演为首，就是不吭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同意，就意味着关外的大片国土要沦丧，这是要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他们不肯担这个责任。

两天后，恼火的朱由检再次给内阁施加压力，一定要他们拿出一个明确意见。陈演看避无可避，也只能表态——“一寸山河一寸金”，明确反对征调吴三桂。但问题是，“一寸山河一寸金”的道理谁都懂，如果不调吴三桂，有什么其他办法吗？陈演自己也拿不出来。

兵部尚书张缙彦的表态更绝，他说：

“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两决。”

什么意思呢？就是调不调吴三桂，就看你要不要放弃宁远城，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了。

谁来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当然是皇帝啊！张缙彦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种事情，只要你皇帝拍板就行，想找我们背锅，没门儿！

朱由检一看，既然你们都这样，那我来下命令吧：他决定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然后让吴三桂入关勤王。当时的吴三桂等边防军将领都表态，愿意接受调令，入关勤王，但那帮内阁大臣又站出来说话了——他们不说明确反对，但抛出一系列问题。

比如，放弃宁远之后，山海关如何防守呢？撤退的军民如何安置呢？是不是要等拿出细则之后再操作，这样比较稳妥？

这些内阁大臣说的问题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谁不知道呢？但时间来得及吗？不是现在要救火吗？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反复列举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要留档的，以后万一问责起来：谁应该为放弃关外领土负责？他们就能说：这锅我可不背，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当初我可是反对的，我还把问题都提出来了。

你看，这样的场面，是不是有点眼熟？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能在有些工作场景中看到类似的场面：面对一些不得不做但确实存在利弊的事，有些人他们就是只说问题，不说解决办法，不肯拍板也就算了，还要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结果这事儿一拖就拖到了二月初八，当时连太原都已经陷落了，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联名上书，主动请求调吴三桂入关保卫京师。朱由检直接把这份奏折拿给陈演和魏藻德看——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就差跪你们面前了：两位，你们就点个头，好不好？

结果呢？结果两个人对视之后，还是一言不发，离开后合计：

“上有急，故行其计，既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

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皇帝是着急，所以有这个放弃关外之地的想法。等接下来事情搞定了，他反过来说是我们主张放弃失地的，要砍我们的头，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不肯担责任。

到了这个地步，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臣越怕皇帝以后让他们背锅，就越不肯表态；而大臣越不肯表态，皇帝就越要大臣表态；皇帝越要大臣表态，大臣就越害怕：你看，就是要我们以后背锅呢！不然自己拿主意不就行了？于是就越不肯表态。

所以皮球最终还是踢回了朱由检的脚下，而这时候，朱由检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了。

三月初四，忍无可忍的朱由检终于亲自拍板：加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两天后明确下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等人率兵保卫北京。

吴三桂接到调令后，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五十万军民启程，每天走几十里，十六日进入山海关，二十日抵达今天的唐山附近，而就在前一天，李自成已经率军攻进北京城了。

让我们再回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这一天。

这一天，李自成的西路部队已经抵达了北京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北京城墙。

这个时候，紫禁城内，朱由检还在进行早朝，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这时候，这帮大臣倒是积极提意见了，有的说，要么把当初受到魏忠贤牵连的所谓“阉党”一派重新起用来挽回大局吧；有的说，要么再给带兵的总兵加官进爵，激励他们赶紧来勤王。

这时候，可能是朱由检最清醒的时刻：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

到了中午的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这时候，明军守卫这三处城门的还有所谓的“三大营”，但已经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了。面对李自成的精锐部队，守城军队只是放一些空炮进行敷衍。

不久之后，守城的太监曹化淳按照约定，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之后其他几道门也依次打开，李自成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地涌入，北京的外城已经被攻破了。

这时候，朱由检和他的内阁大臣们开了最后一次会。大臣们的话掷地有声：

“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

那么，所谓的“巷战”有没有发生呢？

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向内城发动进攻的时候，负责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就是要皇帝自己说放弃宁远的那个，就率先开门投降，然后负责守卫宣武门、齐化门的这些大臣和太监也纷纷开门投降，从头到尾就没什么“巷战”发生过。

三月十八日晚上，农民起义军就控制了北京的整个内城，将紫禁城团团围住。

这天晚上，朱由检在自己最信任的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了煤山瞭望，在看到内城确实已经陷落之后，返回乾清宫，把皇后和嫔妃聚集在一起，和她们吃了一顿酒宴，然后要求她们全部自杀殉国。尤其是对自己的两个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朱由检是亲自挥剑砍杀的，昭仁公主当场毙命，长平公主被砍断了一条手臂——后来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里，她成了独臂神尼。

到了三月十九日的凌晨光景，朱由检带着王承恩，在煤山寿星亭附近的大树下，上吊自尽。

三月二十日，北京全城投降。李自成的人之后发现朱由检的遗体后，还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其中有几个点。

一个是写了一句：“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句悲壮的话后来被证明是朱由检自己有点加戏了：李自成并没有为难他的遗体，他让人买了两口柳木棺材，把他和周皇后安置后好好埋葬了。

另一个是写了一句：“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也就是他要求百官都到太子的东宫去。在三月十八日，朱由检曾写手谕，要求成国公朱臣纯辅佐太子，但他的想法又太天真了：朱臣纯早就开门投降了，而且太监把朱由检的手谕送到内阁的时候，那些号称要“以死殉国”的内阁大臣早就跑得影子都没一个了，太监回去复命的时候也找不到朱由检了，所以朱由检到死还以为大家都去辅佐太子了——但事实上，他之前拒绝太子先南迁，所以北京城一破，包括太子在内的他的所有儿子，都成了俘虏。

还有一句，写的是四个字：“诸臣误朕。”

可见朱由检临死之前，是有怨念的。

但还好他是死了，如果他知道他死后那些他信任的大臣的表现，恐怕要气得从棺材里跳起来的。

朱由检死后，和周皇后的遗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接受大家祭拜。

结果在他棺材前下拜哭泣的大臣，不过就三十个人；下拜行礼但没有哭的，大概有六十个人，其他大臣经过时都像没事人一样，看都没看棺材一眼。

四月三日，朱由检和皇后的遗体被葬入墓地，沿途给他们送葬的除了太监，就只有老百姓了，一个明朝的大臣都没有。朱由检自杀的时候，北京城有明朝的大小官员3000人，但为皇帝自杀殉国的，加上他家的亲戚在内，一共也就30多个人，其中倒是包括一直苦劝朱由检南迁，或者至少让太子南迁的那个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

那么其他大臣呢？他们其实还真挺忙的，忙什么呢？忙于向李自成效忠，劝李自成赶紧登基。

那个在反对“南迁”和“勤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陈演，李自成一进城，就献上四万两白银作为自己投降的筹码；那个说谁提南迁就应该杀头，应该誓死保卫北京的光时亨，也是在城陷之时就投降了李自成。

还有那个一直装傻充愣反对南迁的内阁首辅魏藻德，被俘虏后李自成问他：“你作为内阁首辅，为什么不自杀殉国啊？”他的回答是：“我正准备为您效力呢，哪敢去死？”后来他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急得通过窗户对外面人喊：“你们只要用我，给我什么官都可以，何必要把我关起来呢？”

在三月十七日的最后一次早朝时，面对百官出的各种馊主意和放的各种马后炮，朱由检曾在桌子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后抹去。

据说，其中有六个字，是“文臣个个可杀”。

显然，在朱由检的心目中，大明的江山，最终是坏在这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臣手里的。

但那一刻，他是否又有检讨过自己呢？

清朝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张岱，曾感慨朱由检这个皇帝确实是用功的，但也用十六个字来形容他的缺点，这十六个字是：

“焦于求治，渴于用人，刻于理财，骤于行法”。

他还有其他几个“四字诀”来形容朱由检，说他的政策“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说他用人是“黑白屡变，捷如弈棋”。

因为不是探讨朱由检这个人，所以这些“四字诀”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看下文稿。我个人觉得还是形容得相当精准的。

应该说，朱由检从诛杀魏忠贤开始，其实是开了个很好的头的，但最终还是葬送了大好开局。这里面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朱由检的主观因素也绝不能忽视。

至于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责怪文武百官，道理么也不是没道理，但仔细想想，追根溯源，还是他自己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前一次次做错了选择，那些大臣只是跟着他，顺着他，甚至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罢了。

好了，这一讲就说到这里，我是馒头大师，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