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如何成为有共情能力的人？

《余世存·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第4讲《如何成为有共情能力的人？》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余世存。

前两天我们讲了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在他的后世传人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尊称为“亚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这位儒家学派的另一位宗师级人物。

下面我们同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围绕孟子的经历谈谈他的思想，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孟子；第二部分，我会结合我对孟子的看法，谈谈孟子与当代中国人的关系。

那我们就从孟子的人生故事讲起。

孟子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他和庄子以及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跟孔子一样，孟子小时候失去父亲，跟母亲一起生活。在母亲的教诲下，孟子从一个调皮爱玩的孩子转变为努力学习的人。孟母是中国史上最有名的母亲之一，她非常自信，知道该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为了给孟子找一个适合学习的地方，她曾经三次搬家。最终在学校附近定居，让孟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孟母教子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孟子是一个聪明外向的人。

长大后的孟子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他曾经到鲁国拜师学习，向子思的门人求学问道，深入研究孔子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还结合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发展了儒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在《公孙丑》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所以他的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而且他的人生抱负也向孔子看齐，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希望能够让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

孟子游历大约是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可见他此前一直在研学、办教育。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年间。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但齐王听不进去，只送了他一大笔钱，但孟子没有接受这笔钱。

在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那个时候，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孟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孟子在一个未来的一国之君面前展现自己的学术思想，对人性进行肯定，对历史进行肯定。滕文公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对他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勉励滕文，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

后来，孟子接受了宋君的一大笔钱，离开宋国，回到邹国。当时，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请教孟子说，这次冲突中，我们有关部门的人死了三十多人，而民众没有死人，要诛杀这些见死不救的民众吧，诛不胜诛，怎么办才好呢。孟子说，据他了解灾年的时候，邹国的民众流离失所，无数的人都饥寒交迫，而邹国的国库财物多得很，有关部门不管民众的死活。孟子继续说，这就像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

滕文公即位后，孟子来到滕国当了滕国的资政顾问。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百姓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百姓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所谓“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农家的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孟子抓住许行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就是有名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滕国是一个小国，在列强竞争的局面下自身难保，所以孟子后来离开滕国到了魏国的国都大梁。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因为梁惠王这时候打了几次败仗，非常需要有人能够让他富国强兵，孟子这个时候年过半百，也需要实施自己的抱负。他们二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但梁惠王的当头一问，孟子提交的答卷却很空。当时梁惠王的魏国屡败于他国，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即位以来，东面败于齐国，长子都丢了性命，西面败于秦国，南面败于楚国。他对这些国耻耿耿于怀，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孟子大讲仁政，说只要实施仁政，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

可以说，孟子的这个回答并不精彩。学者们总是夸说孟子的义利之辩多么重要，但无论从学理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孟子的回答都是不及格的。梁惠王不重视孟子，对孟子失望就是一个证明。从学理上说，辨别义利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点反而不及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更务实。正义跟利益并不是不可区分的，但正义并非就没有利益，正义本身就是利益。

梁惠王去世后，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很不好，说“望之不似人君”，说他不像个国君。孟子就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那我们看看孟子到了齐国后，又遇到了什么。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公、晋文公他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他听听吗？”孟子回答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说这些霸主的事，所以他也没有听过霸主的道理。既然不了解霸道，不如他给齐国讲讲王道的事吧。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国多想打我的主意，怎么办呢？孟子说，大王赶紧下命令，跟燕国人商量，设立燕国国君后，不拿燕国的财富，以仁义之师离开燕国。宣王不听，结果燕国人起来反抗齐国。齐宣王后悔说，我非常遗憾没有听孟子的话。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没有被采纳。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孟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准备离开。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其实就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停留了三天。有人问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孟子说，如果齐王有心变革，必定要请我，采纳我的意见，所以我走慢一些看有没有机会。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些不愉快。”孟子说：五百年的时间周期中一定有王者出现，他们中间必然有非常出名的人物。从周朝立国算起，有七百年了，这个时候该有王者出现了。如果要治平天下，当今之世，除我之外，还有谁呢？我有什么不愉快的呢？

孟子在宋国待了一段时间，遇到了秦国楚国大战，他也说了一番道理。后来，他离开宋国到了鲁国。鲁国国君鲁平公想要重用孟子的弟子乐正子，还想拜访孟子，鲁平公宠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让鲁平公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意思是，我跟鲁侯没有缘分，这是自然的事情，那个叫臧仓的小人怎么能中伤我呢。

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他就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他跟弟子万章等人整理编辑经典，写成《孟子》一书。《孟子》一书既是他的人生传记，又是孟子与君王、弟子对话录，还是他的教育观、世界观、国家治理观，等等。

我为什么要这么来介绍孟子？因为我觉得孟子的书写得非常高大上，我们用叙事的方式把他拉近一点。尤其是，孟子的弟子，或后来的儒家弟子们没有把孟子的书改写一下，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在我看来，孟子的一生非常精彩，假如把他的周游列国写出来，可能是比后来的文学史名著《镜花缘》《格列佛游记》更精彩更重大的书。前两年我在一朋友家客厅里无聊翻书，翻到《格列佛游记》，我当时就想，要是谁能把孟子到宋国、滕国、齐国、魏国等十来次旅行写出来，一定比《格列佛游记》好看得多。

我这样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看孟子写的书不够，如果变成他者的书，孟子一生的言行就有不少可商榷的。

下面，我会结合我对孟子的研究思考，进一步谈谈孟子与后人，尤其是与当代中国人的关系。

刚才提到，光看孟子写的书不够，换个角度看，孟子一生的言行有不少可商榷之处。换句话说，孟子时代，个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苏醒，生命的喜怒哀乐还没有完全生发开来。在孟子前后，只有墨子和庄子敢于大声歌唱或痛哭。人们的反省反思活动虽然是有的，比如曾子就“每日三省吾身”。但大家的反省反思还是有限的，几乎没有公开地表露出来。要到后来，人们才会公开地谈论忏悔、检讨自己。

现代人写书，晚年总结自己，多少会反省自己一生言行的失误。孟子其实有不少失误之处，如果他能总结出来，那会给儒家思想，给汉语表达提供非常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孟子教育齐国、滕国、魏国的国君，会佩服孟子的头头是道、大义凛然。但仔细一想，这都是孟子的一面之词。我们不知道作为国君是怎么想的。即使从读者的角度看，孟子也谈得太空洞，太迂回了，所以孟子游说国君从来没有成功过。你看，孟子对国君们要么是居高临下地教育，要么是怼人，把一个好兴致的国君怼得“王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说，孟子从来没有抓住到手的机会。国君以为他们儒家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妙计，结果孟子谈的都是大道理。后来的商鞅就是跟孟子一样先从道理谈起，后来看势头不对，就换策略。后来的韩非也检讨他们的经验教训，专门写了游说君主的小册子。但无论商鞅还是韩非都走向了实用主义。所以孟子没有抓住机会，事后在写书时又没有反省反思自己的失误，只是炫耀自己把国君教育了一番。这个问题可以说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太大了。

孟子如果能够反省自己的失误，像孔子一样诚实地承认自己有过一些问题，会对儒家的发展有正面意义。孔子晚年就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儒家尽管一再强调反省，却很少公开自己的失误，甚至以道德制高点自居。孟子就站在义的高点对国君们耳提面命，效果适得其反。

后来的中国历史，凡是乱世，国家需要解决问题时，儒生都帮不上忙。最知道变通的儒家知识分子叫叔孙通，他当过秦始皇的官，后来又跟着刘邦造反，但他很聪明，他给刘邦推荐的都是能征善战的人才，等刘邦当了皇帝后，他才推荐自己的学生。这造成了一个现象，王朝和平年代要靠儒家维持统治，在动乱年代则要靠道家人物比如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一类的人来平乱，来取得安定和平的局面。

我对孟子的这些意见在十几年前特别影响情绪，让我对孟子敬而远之。尤其是，孟子虽然是思辨大师，但他经常强词夺理。他以气势压人，这一点儿影响到后来的韩愈，还影响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论体”文风。我因为厌恶社论体文风而对孟子反感。

但是，我后来在陪年轻人读《孟子》时，重读了一遍《孟子》，让我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意识到，孟子是一个关怀广大而具体的人，他是一个人格极为独立的人，他不会因为现实情境有所妥协，有所委屈自己。他虽然是国君的座上宾，但他从没有同流合污，他坚持了原则，坚持信奉自己的思想。

在我的时空之学体系中，孟子虽然属于儒家的东方之学，但在儒家体系内部，孔子在东方，孟子就是西方。这一点我们稍后解释。

需要说明，就是一个系统内部的子集也有时空特点，它们一起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再跟别的系统共同作为子系统组合成一个更大系统。比如说孔子属于东方，孟子属于西方，他们共同构筑了儒家时空的完整；但儒学作为子系统属于东方，它和西方的墨家、南方北方的道家共同构筑中国文化精神时空的完整。中国精神文化作为子系统属于东方，它和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希腊、希伯来、北方的阿拉伯等构筑起欧亚大陆的完整时空。

东方之学的特点是仁，西方之学的特点是义。孔孟之道就是仁义之道。孟子的义跟利沾边，他讲义利之辩，国家实施仁政就是义，孟子的义是内在的，是人的羞恶之心。这跟墨子的义不太一样，墨子的义是外在的，是义气、道义，甚至是功利。

正是因为同属于西方之学，所以孟子的思想跟儒家正统有所区别，比如儒家非常讲等级礼仪，但孟子就有一种平等精神。他的等级在于“天爵”和“人爵”，“天爵”就是天地间的位置，“人爵”就是人间社会的地位。用他的话说，人应该追求“天爵”，现在的人追求人间的地位，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说西方之学有理性的底色，所以孟子一书中充满了思辨，充满了理性精神。比如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比如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我当年读孟子的书时，特别感动的是他一再强调“不违农时”，他还再三在国君面前为普通人的生活争取权利，普通人家有一百亩土地，只要不夺农时，鼓励他们种桑、养殖，一家人就可以穿得好，吃得好。我觉得，孟子在这方面比孔子要推进了一大步，他这种顾及民众利益的思想其实正是“西方之学”或“秋天之学”的特点。秋天之学特别讲收益，讲产权，所以虽然孟子有义利之辩，但他实际上还是并不排斥谈论利益的。

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其实在我看来，孔子对时间还缺少研究，反而是孟子的时间意识极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间意识强也是秋天之学的一个特点，比如墨子属于秋天之学，所以墨子从时间中发明了墨辩逻辑，他的“三表法”逻辑就是从历史时间入手，评判一个事物要看它在时间长河中的状态。

孟子的时间意识在儒家的传承中是非常突出的。比如孟子说：天那么高，星星那么远，如果找到原因，那么千年的时间可以坐观把握。这是长远时间观，强调需要长远的时间和努力才能领悟天道。“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是节俭时间观，提倡合理安排时间，勤俭节约，以期过上无忧生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变迁时间观，指出人生不可能代代传承，而是会有变化。

“此一时，彼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这是机会时间时、循环时间观、积极时间观，说明历史一时一地，但历史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律。他主张积极着手实现理想，不虚度时间。孟子的这种时间观非常有意义，也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的发展中，孟子是重要的一环。孔子开了一个头，到孟子，儒家的时空观念得到了加强。我们说，孔子是东方的，东方的声音是角音，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孟子是西方的，西方的声音是商音，闻商音使人大方而好义。所以孟子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大气，非常公义。甚至关于人生的快乐，孟子也是把它跟民众、跟周围环境做了深刻的链接。

齐宣王曾在他的行宫接见孟子。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的回答是，当然有，贤者的快乐是跟民众相通的，跟天下相通。孟子的话直接影响了范仲淹，使其总结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还影响了明代的东林党人，使其总结出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

所以说，孟子的出现，使得只有东方特色的儒家精神加入了西方之义，使儒家的时空变完整了。孟子之所以比一般的儒生有底气，有自信，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中有西方和秋天的属性。西方的义利、秋天的收获使得每个人都有立身处世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不求别人，不看别人眼色。所以孟子敢说他善养浩然之气。

孟子眼里的国家就是如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他看来，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可以做天子。如果君王危害到国家政权，就另立新的贤王。如果社会财富积累得很多，大型活动美轮美奂，却还发生天怒人怨之事，就要另建新的国家政权。

孟子的这个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前期，还不算什么，到了后期，就是明清时代，统治者就神经衰弱得受不了。所以朱元璋当年读孟子的书，非常生气，下令把孟子的书删节才能出版。朱元璋说，“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朱元璋下诏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并放出狠话：“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但朱元璋还是低估了孟子的力量，诏令一下，引起了社会的抗议，最后朱元璋重新下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极不情愿地作出了让步。

当然，在这里有一个话题可以提一下，那就是庄子和孟子是同时代人，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最渊博的人。两人没有见面，对后人来说，多少有些遗憾。他们的前辈，老子和孔子有过交集，有过交流。如果他们两人能够见面，会对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想象。但他们就是没有照面，而且他们的书中也从未提及对方。他们活得都很精彩，因此，不可能不知道对方。

宋代以来，大儒朱熹等人就猜想过孟子和庄子没有见面的原因。朱熹给出的解释是：当时庄、孟的活动范围，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地理上相隔较远，这直接造成了二人的互不相知。到现在为止，人们总结了好几种原因。

比如有人主张“时代不同说”。孟子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庄子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两人不在同一历史时期，难以见面。这个原因是不成立的，按今天的材料看，二人基本上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孟子比庄子大一点。

还有人主张“地域不同说”。孟子主要在齐鲁一带活动，庄子主要在楚地活动，两地相隔，不便往来。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因为庄子也到过魏国，如果二人想见对方不可能见不到。

另外也有“思想不同说”。孟子继承孔子儒家思想，庄子创立道家思想，两家思想理念差异很大，孟子不会接受庄子的思想，因此两人没有交流的动机。

除此以外，还有“生活态度不同说”。孟子积极进取，庄子超脱逍遥，性情不合，难以相见。

我个人也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不过，从常情常理来说，两个人不见面，也不提对方，还是可以理解的。孟子年龄大一些，但孟子活得比较风光，他虽然不为国君所用，但他经常是国君们的座上宾，是国君们聊天的对象。相比之下，庄子就比较落魄，虽然庄子也曾经很有名，但他得的实利很少。用我们现在的人话，他的生活跟他的名声是不相匹配的。在孟子眼里，庄子是小字辈。他不来拜见自己，自己没有必要去见他。在庄子或当时的人看来，孟子是顶流大咖，各国国君送孟子钱，一次送的钱都相当于当时中产家庭的财产，孟子出行，称得上前呼后拥，“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而转食于诸侯”，可以说非常气派；庄子虽然有些名声，但自己生活窘迫，见孟子应该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二人既没见面，也不在书中提及对方。孟子思想上的论敌有农学家许行等人，对老子、庄子他都没有提及。庄子对儒家有很多批评，但他没有提到孟子，他提到最多的人是孔子，但对孔子也是温和的。

这个文化机缘之所以让我们有兴趣，是因为庄子和孟子是道家和儒家顶级的思辨大家，如果他们能够当面相见，肯定能产生不少哲学的文化的命题。就像庄子跟惠施一起看着河水，就有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哲学命题。

最后，我想说一下，孟子的书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

孟子通篇很少谈论《易经》，但他一定是深通《易经》的。因为他的时间意识那么丰富，正是读《易经》的结果。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云南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山东籍的教授曾告诉我，他认识山东济南的一个《易经》高手，说是有家传，传的是孟子的易学。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公开的文献上根本没有孟子易学，或许孟子易学一直是以家传形式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家学没有公之于众，只是在家庭内部流传。

我相信这个说法，就是因为在孟子的书读到了时间的很多命题。我相信这个说法，也是相信孟子的学问有显有密，所以他能够征服很多王侯大人。尽管他们觉得他迂腐，但他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当得起大英雄、大丈夫这样的字眼，当得起“亚圣”这样的荣誉。

时间关系，孟子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我们将一起读《韩非子》。

我是余世存，让我们继续探索“时空理论下的国学经典”。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