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学》: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陆铭·读懂城市》第五讲《大国经济学》.mp3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读懂城市”系列的第五本书,是我与其他 9 位经济学家一起,在 2023 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大国经济学》。这本书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一起出版的。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背景: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高速的时期。但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过了短暂的四万亿支出计划的刺激以后,从 2010 年左右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型。
那么,这种增长速度从高到低的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是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这个问题,中央层面有过一个明确的判断,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有经济周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存在着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在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型的这个过程中,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以及中国存在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到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我们就能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能够让中国的读者客观、公正、科学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逻辑,同时也能够让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朋友,更好地来理解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一些主要的想法。
首先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因为要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中找到某一个桥梁。所以我们在书中提出,不管是哪个国家,全人类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要追求一种共同的发展目标,我们把它称为“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
那什么是“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长期”就是指经济发展不能只注重短期,还要注重长期的目标。比如说在经济推动发展的政策工具当中,有一种就是投资,只要你不断地加大投资,至少在短期里,这个投资是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就业机会,还有政府税收的。但是如果投资太高了,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去消化它的话,那么这种投资它就没有回报,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所谓“全局”,就是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也有不同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发展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不只能看一个地方、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这就要求一个大国内部通过统一大市场来优化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各个地方要形成一种相互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在前面我们在介绍其他书的时候也讲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区域经济将呈现出向少数地理条件优势比较强的地区集中的发展格局,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一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而所谓“多维”的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不能只关注经济增长这一个数字,而应该关注多维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不仅关注收入的增长,还要关注环境的质量、收入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教育的质量),等等。所以一个好的经济发展,应该在多个维度的发展目标上齐头并进。
那么这样一种理想当中的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它就需要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相配合来实现。
市场经济的一些机制是有利于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的。比如说在长期维度上,要是你在短期里加大投资,市场经济就会告诉你,你投资过度了,没有回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压缩短期的投资,以避免投资过度这种现象。而全局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通过地价、劳动力价格还有资源的回报等等这些市场信息,来引导经济资源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总是会配置到投资回报比较高的地方去。而多维,市场经济就会告诉你,一个地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不注重公共服务,那么老百姓就会不满意,甚至会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地方。
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机制都能够自动地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也需要政府适当的干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这个时候政府通过对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业的投资,可以有效地缓解在纯粹市场经济之下,对于多维目标不能够满足的那些方面。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理论的起点,我们的《大国经济学》这本书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解释中国曾经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现象,已经超出了现代经济学能够解释的范畴。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明确提出,不是这样的,中国的高速增长恰恰非常吻合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中国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是在三个“化”的过程当中实现的,分别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超过 80% 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而我们在农村地区实际上就有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城市化率逐步提高,到现在已经超过 65%。所以农民进城和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劳动力的供给。
但是,光有劳动力,肯定带来不了现代经济增长,那么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来源就是资本积累。我国国内的储蓄率非常高,这一点既符合整个东亚经济的特征,也跟我们国内的体制比较鼓励投资、鼓励储蓄有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还大量地引入了外资。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资本跟劳动的结合,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由于有了一些前面有关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那些书籍的介绍,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背后的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空间分布的,我们的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是在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好的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大城市周围实现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大国的空间经济分布的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高度依赖开放,依赖出口。尤其是 2001 年,中国经济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后,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非常高,以使得中国国内的生产拥有了一个能够消化国内产能的国际市场。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制造打败了全球其他国家,占领了全球各个国家的市场,尤其是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
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另外还有一个“化”非常重要,就是市场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没有市场机制,没有价格机制,也没有生产要素跨地区、跨部门的配置,在企业内部实施的是“死工资制度”,工资对于劳动力的激励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那么在这样的计划经济之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就非常低。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借助于价格机制,借助于市场的生产要素配置功能,以及企业内部组织对于员工和管理者的激励机制的改进,市场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在这些维度上,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成功,跟现代经济学所讲到的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市场化的理论是高度吻合的。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它也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改革的一些方面。
具体来说就是,将近 20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高投资加高出口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组合。
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占比过高的现象。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同期的数据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的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是偏高的,那么它反过来就是,中国经济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不够高的。其中在消费内部,尤其是服务消费的占比较低。
投资占比较高,国内消费又比较不足,中国经济增长怎么实现?那就是依赖出口。我们把自己国内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实现经济增长了。但是,这种模式也不可持续。我们的净出口——这里讲的净出口,是干净的净,也就是出口减掉进口——占 GDP 的比重曾经高达 GDP 的9%。这样依赖出口的模式,曾经在中国经济体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如果再大量依赖于把中国制造的产品卖到其他国家来推动我们自己的经济增长的话,大家想,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哪有那么大的市场来消化中国出口的产品?而且对于中国来讲是贸易的顺差,对别的国家来讲就是贸易的逆差,别的国家也不干。
那么经过若干年的调整以后,当前中国提出,我们要实施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在坊间经常被误解为,中国经济是不是不要开放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所讲的内循环为主,实际上就是指要摆脱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净出口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 左右,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出口依赖水平。
那么第三方面,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中国比较不利的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对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居民的福利水平是比较不利的。因为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是依赖于投资,这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高不起来。中国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换句话来讲,大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所获得了,而普通老百姓,因为我们的收入大量来自劳动收入,这就使得我们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获得感,好像看上去没有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快。相应地来讲,因为我们大量的 GDP 是体现为投资和生产,而消费占比并不高,但居民的福利其实主要是来自消费。这就使得我们的福利的增长又不如 GDP 增长的数字那么好看。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当前提出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式的调整,提高消费的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其实就是要去克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不利的那些方面。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些体制性的特征,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我们先来谈谈问题。这里就需要谈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理当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曾经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地方间的这种竞争,以及地方官员追求税收和 GDP 最大化——有的时候我们说上级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有基于 GDP 增长的考核——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体制是有利于促进地方官员去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诀窍。
真的是这样吗?在《大国经济学》这本书当中,我们讲到,由于我们有了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讨论地方政府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很多地方政府所追求的那种经济增长,不管它是出于税收和 GDP 最大化,还是为了晋升,它所实现的增长其实都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单维的经济增长。
换句话来讲,很多地方政府所在意的,就是不断通过加大投资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而且很多经济增长是通过地方政府借债来实现的。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在一个地方主政大约只有 3 年多,他怎么会在意长期的经济增长呢?他怎么会在意当下的投资有没有足够的回报?他怎么会在意当下政府所借的债是不是未来能还得起,等到当地需要还债的时候,借债的官员老早就离开了。
第二,很多地方官员所关注的经济增长,就是本地的经济增长,他其实是不太在意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所以其实这些地方官员非常容易采取一种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换句话来讲,在产业结构上非常容易出现,你要什么产业,我也要什么产业,这样一种相互之间的竞争和相互拆台。
而且,很多地方官员所在意的这种经济增长往往是一种单维的经济增长,他追求的往往就是那个 GDP 增长的数字,但是对于当前的本地的公共服务、环境、消费等等却不是很在意。在经济增长内部,对于工业的发展,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地方政府是重视的。但是对于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却兴趣不大。因为服务业往往因为小规模很难收税。
所以,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地方政府的这种晋升、激励、考核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其实更多是有利于短期、局部和单维的增长,但是却不利于长期、全局、多维的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经济增长会越来越需要去追求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这个时候,传统的那种,地方官员通过加大投资来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
那反过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它一个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统一大市场。由于有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大市场,它有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形成相互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的提高,它有利于一些现代产业链能够在大国内部完整地布局。比如说汽车这样的行业,它需要很多个环节,很多个部门相互配合。一般的小国,像这种比较大的行业,很难完整地把这个产业链在自己国家内部落下来。但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比较有利于一些比较大的产业,整产业链的在国家内部有所发展。更不要说像大飞机这样的行业,基本上只有一些大国才能发展商用大飞机,在欧洲都需要不同的国家之间共同来发展大飞机。但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有利于这些比较大的产业链在国家内部有所发展。
这样一个产业统一大市场,还非常有利于消费多元化。一个大国内部有些地方生产水果,另外一些地方生产汽车,还有一些地方风光非常秀丽,可以发展旅游。所以这就有利于大国内部的居民,能在不同地区所能生产的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寻求某种多样性的组合,来提高我们的福祉。
而这样一种促进消费的作用,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创新。因为创新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些巨大的前期投入。如果一个国家规模大、市场大,就有利于那些创新者迅速地实现市场销售,然后能够分摊前期的创新的投入。
那我讲到统一大市场是中国的优势,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往往又有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这些行为,它又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这种优势的发挥。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我们国家的中央政府在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公路、高铁的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就成长为全世界高铁里程最长的国家。中国还发挥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在地区之间发挥着很好的协调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在污染的防治上,空气的污染还有水的污染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跨界的污染。比如空气的污染,我在本地发展重化工业,GDP 是本地的,但是我的排污风一吹,吹到别的地方去了,成本是由别人来给我分摊的。水污染也是一样的,上游的城市发展工业,GDP 留在当地了,但是水污染顺流而下,污染了下游地区,所以中国需要通过中央政府来实施跨界协调,进行污染的防治。最近这些年在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的治理,在长江全流域的保护,在太湖流域的水污染的防治等等,都体现出了这种跨界的协调作用。
第三方面就是,重大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央来进行协调。大家看中国的航空航天、大飞机产业、高速计算机产业等等,都有中央协调的机制的身影。
所以我们认为,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应该尽量地去发挥中央协调的作用,来实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尽量地减少地方政府分割市场、重复建设等不利于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行为的出现。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还有着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服务业特别是个性化、小众化、带有体验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产业政策上,我们特别希望依赖于政府来实施一种标准化的、统一化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但是到了服务业越来越多的这个阶段以后,这种模式恐怕也很难再起到以前工业化阶段那么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促进生产方面的作用非常强。但是在消费领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在服务消费领域却存在着大量在供给侧的管制,比如说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当中,我们的服务业还存在着大量的管制,尤其对于一些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还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进入壁垒,这些也都需要进行改革。
当前我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想都是对这些未来发展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我们这本《大国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还谈到了中国的所有制问题、产业政策问题、金融市场问题、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共同富裕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本《大国经济学》可以非常好地被大家用作学习中国经济的参考书,也可以被大专院校作为教授中国经济的教科书。对于政府公务员,对于 MBA 的学员,也可以用来作为学习中国经济、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参考读物。
好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相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