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人口流动会让穷地越穷、富地越富吗？

《陆铭·读懂城市》第四讲《大国大城》.mp3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今天我在“读懂城市”系列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我自己在 2016 年底出版的一本书《大国大城》。这本书是由世纪文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今天，我讲一讲这本书当中讲到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想讨论区域经济的集聚和平衡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出现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区域集聚的现象。而这个区域通常要么就是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比如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要么就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周围。那么这样一种经济集聚发展的现象，我在前面讲其他几本书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背后的原因了。

但是即便如此，很多朋友仍然会担心，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是不是会带来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我在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一个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世界范围之内，区域经济向少数地区的集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这种普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地区之间分工的深化。

有一些地方地理自然条件比较好，比如它可能沿海，有大港口，或者沿江——比如靠着长江也有很多很好的港口。而在当今世界的制造业发展中，只要你做贸易，水运（包括内河运输、海洋贸易）是人类到目前为止运输成本最低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国际贸易里，如果一个集装箱从中国的东部海运到欧洲，它的成本大约只有陆上运输的 1/ 3 。所以，在一些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就集聚了大量的工厂（制造业），相应地又带来了人口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又带来了服务业的集聚。

另外一个导致集聚发展的原因就是规模经济效应。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的高度集中，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一个地方在远离沿海、沿江，或者远离大城市的地方，那么如果离得不是很远，还有可能加入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制造业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当中。如果再远离一些，到了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可能就是农业、旅游，还有其他自然资源依赖型的产业。

所以其实地区之间的分工，本质上是一个地理的问题。不同地理区位的条件，就决定了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还有它在整个经济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大家都知道，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容易产生现代的经济增长，因为它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现代经济增长它是没有极限的。但是农业、旅游，还有其他自然资源依赖型的产业，它的经济增长是有天花板效应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担心，这是不是会带来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在《大国大城》这本书当中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我们希望每一个地方之间的GDP规模差距不要太大。那么这种想法，这种对于平衡发展的理解，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现代经济当中的经济集聚的现象，实际上是矛盾的。所以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传统的思维方式里所认为的那种，经济总量意义上的平衡，转化为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所谓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在经济学里通常有三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人均 GDP 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要有所缩小。

第二就是实际收入。因为在相对发达的地方，通常生活成本也会比较高，比如说房价、服务价格等等。而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方，各种各样的生活成本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其实不同地区的实际收入差别，没有名义收入的差别那么大。

第三个人均的含义是生活质量。大家都知道，在大城市人多的地方，通常还有一些非经济的成本，比如说生活的压力比较大、上班的通勤时间比较长等等。所以其实最终不同地区之间，哪怕实际上没有办法实现人均收入的绝对平衡，其实生活质量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于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按照自己的职业以及偏好，在大城市或小城市甚至农村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点就可以了。

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如果大家想清楚了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其实也并不很难理解。那么你可能又要问了，实际生活中能不能实现这种“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结果呢？我的答案是可以的。这就要讲到我在之前介绍的我的另外一本书《向心城市》当中的一个结论。

在《向心城市》当中，我们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相对来说更加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其实是远远高于中国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和日本，经济的集中程度和人口的集中程度非常吻合，那么，如果经济集中了，人口也集中了，其实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差距就非常小。而当前中国的经济的集中程度其实是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比如户籍制度这样的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机制，所以其实中国的人口集中程度是明显低于我们的经济集中程度的。

那么大家想，经济集中了，人口没有集中，那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 GDP 的差距就比较大。我国的地区之间的人均 GDP 的差距，是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地区之间的人均GDP 的差距的。但好消息是，中国的人口仍然是在不断地更加自由流动，相比于以前，我们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是在逐渐提高的。那么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不管是在城市之间、南方和北方之间、东中西之间、城乡之间，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的差距也在逐步地缩小。如果做一个大胆的预测，按照目前中国地区之间人均 GDP 差距缩小的速度，我们大约再花 20 年到 30 年，我们的地区间的人均 GDP 的差距可以降低到美国和日本在当前的这个水平。

那么也由于包括我们在内的学者们做了这样一些研究，普及了这样一些理念，“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观念正在逐步地被广泛地接受。比如 2019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这个提法就跟我今天在经济学原理上所解释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十四五”规划又进一步把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也延续了之前的这些理念。

那么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就要问我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第二个部分当中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使得经济不用那么集聚，也就不用担心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在之前讲解到格雷泽《城市的胜利》的时候曾经提过。格雷泽说，我们宁愿去选择帮助穷人，而不是去选择帮助穷的地方。

这样一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是无情的，但是实际上它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让人能够自由地流动起来，帮助人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这个是更加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好，位置比较偏远，你就算去加大对它的投资，可能最后所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有限。

那么在中国的背景之下，实际上我们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面，曾经就有大量的区域发展举措来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大投资。其中我特别要提到 2003 年这个年份， 2003 年之后，实际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就有大量的举措来加大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尤其是中西部还有东北地区。都有哪些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倾斜政策。

这里我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地区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城镇地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如果一个地方要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的建设用地，不能说你有钱，你想搞开发，就这样去做，而是需要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你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由中央配置的建设用地指标，才可以把当地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的建设用地。在 2003 年之后，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注意我这里讲的平衡，是传统意义上的平衡，是一种追求均匀的平衡——当时就对于沿海的一些地区，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大城市，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建设用地的控制。而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为了鼓励当地的发展，就给了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

所以在听音频的同学，如果你是在中小城市生活，尤其是中国中西部和东北的中小城市生活着，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在自己老家，城市建设非常快，有很多地区建设了一些开发区、新城，以及和开发区、新城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在 2009 年，为了对抗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实施了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这4万亿支出计划，其实有一部分就进一步地加强了在中国中西部，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的新城建设。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的，但实际上达到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土地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错配。

以住房为例，我们的人口仍然在持续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但是，由于在沿海地区，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收得非常紧，最后就表现出，住房的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入了。结果，房价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而在中国中西部，尤其一些中小城市，一方面在搞建设，一方面人口在持续地流出，结果供给就大于需求。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闲置的住房，甚至出现了一些被称为“空城”或者“鬼城”的现象。有一些开发区建设好了，土地也平整了，厂房也建好了，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投资和企业入驻，最后导致的结果，甚至是在最近这些年日益凸显出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我曾经很早就在《大国大城》这本书当中指出过，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其实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主要是在一些中国内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省份，出现了负债率比较高的现象。什么是负债率？负债率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除以GDP。大家想，如果在一个地方通过借债来发展，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区，如果真的能够带来 GDP 的持续增长，那么负债率作为一个，债务除以 GDP 的比率，它就不会持续地上升。而遗憾的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在过去这些年，欠发达地区的负债率在持续地上升。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我多年前就讲过，这样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持续加大投资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负债率的持续上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很多“预言”得到了验证，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我很多的说法在当年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想讲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大家都知道，房价、债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宏观问题，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看中国的宏观问题，不能只看加总，而一定要在地区层面去看。中国的每一个省放到国外，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都是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这样的体量。大家想，我们在谈论欧洲问题的时候，绝对不会只谈整个欧洲的问题，而一定会谈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的问题，拿到中国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省的问题。在中国，房价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东部的一些省份，又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一些问题。中西部、东北的房价增速其实并不高，有些地方的房价甚至在下跌。而中国债务问题却主要是中国中西部问题。东部比较发达的省份，它的负债率其实并不高。这个是今天我顺便要提到的问题，提醒大家思考中国的宏观问题，一定要看地区，至少看省，甚至需要去看市。

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看待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当然，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今天我只想讲我在《大国大城》这本书当中提出的比较独特的一种观点，就是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跟欧元区那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在经济学的逻辑上做一些对比。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欧洲国家的国家主权债务，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先讲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欧元区，其实也是在那些相对来讲比较边缘的、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负债率更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希腊。而我之前讲过，在中国，也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省份，它的负债率更高一点。

那么这两个现象之间，有没有相似之处？我在《大国大城》这本书里就讲到，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共同的经济学原理的，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在统一货币区之下的欧元区病”。

什么是统一货币区？统一货币区就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比如中国、美国、日本在国内使用同一货币；或者，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也形成了一个统一货币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比如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欧元区，不同的国家都使用欧元。

在统一货币区里，如果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注意，我这里要加重语气再强调一下——在统一货币区这个条件之下，如果再加上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就可能会蕴含着这个统一货币区内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债务危机。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来看劳动力流动障碍。我多次给大家解释过，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不同地区之间，它的劳动生产率或者人均 GDP，就可以缩小差距。大家想，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人均 GDP 差距，而你又可以自由流动，那你一定就会从收入相对较低的地方，向收入相对较高的地方流动。一直流动到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逐渐差不多的状态，才会停下来。这就是前面我讲的“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结果。反之，如果劳动力流动存在着障碍，那在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就没法实现。

但是问题是，在一个统一货币区之内，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它只有一个汇率，那么我们想想，这个汇率怎么决定？经济学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汇率其实跟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劳动生产率高的话，这个国家的汇率应该是升值；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低，那么汇率就应该是贬值。但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或者国家，结成同样一个统一货币区的时候，这个汇率的制定就比较麻烦。比如说在1999 年，不同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一个欧元区，在这之前，法国有自己的法郎，德国有自己的马克，但是，结成同样的一个货币区以后，不同的国家的货币必须只有一个汇率。怎么办？

如果按照比较发达的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来制定欧元区的汇率，那么它的汇率就会偏高。但如果盯住像希腊这样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它的汇率又会比较低。所以折中的方案就是，盯住欧元区国家的某一个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欧元区的汇率。那么这就一定会导致，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讲相当于是货币贬值了，但是对于希腊来讲，实际上货币相当于升值了。

好，那我们来看，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首先，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缺乏竞争力；但是又因为语言、文化、宗教方面的障碍，它的人口没有办法持续流出到收入更高的国家去。结果就在法国、德国和希腊之间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两倍左右这样的差距。

那么再接下来，希腊等相对来说欠发达的一些欧洲南部国家，人口没有充分地流出，就需要为这些人口来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竞争力又不足，又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怎么办？只好去借钱。这个就是在统一货币区之下，对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导致它债务累积的机制。

那我们来看中国。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是存在不够通畅的情况，一直到今天（2023年前后），最发达的省份和最欠发达的省份，如果用人均 GDP 这个指标来看，它的差距可以达到 4 倍多。那么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大家想，第一，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竞争力比较弱。第二，又不能单独地对人民币进行贬值，来提高自己的比如出口的能力。第三，还有大量的人要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需要有大量的支出。

那么怎么办？要么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我钱，要么就有极大的一种冲动，通过借贷来进行融资，去做投资，来创造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地处内陆，人又太多，就可能导致发展的机会有限，但人多又会摊薄人均GDP。而事实证明，在我刚刚所讲的机制之下，这种统一货币区之内的一种债务产生的机制，就主要会出现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或者在欧元区内部出现在相对欠发达的国家。

这个道理我觉得，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经济学的问题。但几乎所有人听完一定会问我，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又回到劳动力流动上来了，只有当劳动力充分地在地区之间流动起来，从欠发达地区角度来讲，一方面人口的流出减少了这个地方的财政支出的负担，另外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果它的经济结构是农业、旅游、自然资源，那么人口适当的流出是有利于提高那些留在欠发达地区人口的人均收入和人均 GDP 的。与此同时，不同的地区之间，借助于人口的流动，人均 GDP 差距越来越小，那么在统一货币区里就不至于出现欠发达地区会面临汇率过高的问题了。因为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人均 GDP 的差距如果持续缩小，就可以有条件地去实施同样的汇率。

好，今天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国大城》这本书里最主要的三个问题：一个是集聚和平衡的关系；第二个，是不是能通过加大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帮助他们发展，以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在欠发达地区大量投资、投放建设用地指标所带来的一些不好后果；第三就是统一货币区内部的欠发达地区的债务问题。

《大国大城》这本书里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户籍制度，还有有时会被读者问到的贫民窟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讲解。有时间的话，也推荐你把《大国大城》这本书找来读一下。

在今天讲解的最后，我特别想讲一个评论。就是在我们一系列的书的讲解当中，请大家特别要学会去区分，什么是全球经济发展出现的普遍规律，什么又是在一个国家特殊的特色之下产生的一些结果。我在《大国大城》这本书的开篇就讲到，如果把时间放长远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规律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但是它又在每个国家特殊的环境之下，开出每个国家特殊的花朵。这个含义真的很像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所以，如何去理解全球经济的普遍规律，又如何去理解每一个国家的特色所导致的一些问题。这个的确是我们通过阅读能够获得的一种启示。

好的，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