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6》（下） 利益背后，隐藏怎样博弈？
10 《历史的温度6》(下）｜利益背后，隐藏怎样博弈？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馒头大师。
我们接着来讲《历史的温度 6》这本书。
上一讲我们说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他们的命运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大时代下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我们都说，个体是渺小的，那么集体呢？在一个产生利益博弈的十字路口，一个集体，或者说一个集团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日本有关，但相信你听完故事后，可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开始吧。
1987年5月27日，日本东京的东芝机械公司大楼前，忽然出现了大量警车。
蜂拥而入的日本警视厅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逮捕并带走了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
是刑事杀人案件？是经济纠纷案件？是贪污腐败案件？
不明就里的公司员工议论纷纷，却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远比他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抓人的是日本警察，但背后指使的是美国人，而针对的对象其实是苏联人，其中还牵扯进了挪威人，当然，最后要接受惩罚的还是日本人。
你看，这简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十字路口了，是一个多岔路的米字路口。而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东芝事件”。
如果要搞清这件事的原委，那还要从苏联人说起。
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苏联成为堪和美国比肩的军事大国，重工业制造能力一直受人瞩目，但在一些精密加工制造领域，却久久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国防制造业，比如他们一直很看重的核潜艇。
在人类进入“核时代”后，能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都无法躲避电波监测，而能隐藏在深海的核潜艇成了最有效率的核导弹发射基地。要侦测到核潜艇的动向，最好的办法就是监测它发出的声音——来自核潜艇螺旋桨旋转的声音。
在这一点上，苏联一直做得很糟糕，因为他们无法制造出表面高度光洁和形状误差极小的新型螺旋桨——这需要多轴联动的机床。
而苏联恰恰就缺少这种精密机床。
比如苏联的“阿尔法级”核潜艇，拥有多项先进技术和骇人的高速，但产生的噪声极大，美国海军曾开玩笑说：设在百慕大的监听站竟然都能够收听到位于挪威海的“阿尔法”级核潜艇的螺旋桨噪声。
按理说，如果本国无法制造，就可以通过进口来购买，但苏联在这方面却一筹莫展——他们长期受制于“巴统协定”，无法购买到他们需要的核心科技产品。
这里要解释下，什么是“巴统”？“巴统”的全称是“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1949年11月由美国提议成立，因为总部设在巴黎，所以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等在内的17个会员国，都是西方世界国家，而他们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只有一个：
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
在这个委员会开出的禁运清单中，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三大类共上万种产品。他们的禁运对象总数共约30个——苏联自然排在首位，而中国当时也在禁运名单里。
在“巴统”的禁运名单中，多轴联动的高精度机床，是被明令禁止出口给苏联的。
但苏联对此也不是感到很慌，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各国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尤其是他们相信本国的一句谚语——这句话在全世界各国表述不同，但道理都是通用的，翻译过来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时间来到1979年。
这一年，日本和光交易公司驻莫斯科分部举办了一场商业酒会。
在这场酒会上，日本和光交易公司驻莫斯科首席代表熊谷独被他的老朋友，苏联技术机械进口公司的副总裁奥西波夫拉到了一边聊天，得到了一个信息：
“苏联需要一种制造大型船舶推进器的数控机床，日本方面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1978年恰逢苏联遭遇寒流，粮食大减产，所以政府在1979年将有限的外汇储备主要都用来购买粮食，对于工业设备的进口几乎暂停了。而作为当时对苏联最大的工业机械出口方，日本的很多相关企业都心急如焚，纷纷动用各方面资源，想争夺苏联当年为数不多的机械设备购买额度。
在得到奥西波夫的“口信”后，熊谷独兴奋地给交易公司总部发回了这个消息。
事实上，奥西波夫的“副总裁”身份只是一个掩护，他真实的身份是克格勃的高级情报人员，他传递的意思，其实就是苏联政府的意思。
作为一直和苏联做生意的熊谷独，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但他回国后就立刻开始为这桩生意挑选合作伙伴，最终，他选定了制造高精度数控机床实力极强的东芝机械公司。
你看，如果说一直和苏联做生意的熊谷独在面临抉择时是不需要什么考虑的话，那么东芝机械公司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拒绝苏联，还是吃下这笔大单子？
在这个选择面前，东芝机械公司面临的诱惑，自然是一笔不菲的利润，而面临的风险是：他们何尝不知道把这种机床卖给苏联是违反“巴统协定”的呢？
东芝机械公司经过仔细考虑，做出了决定：这笔生意，我们做了！
很快，在和光交易公司的牵头下，东芝机械公司和苏联方面就达成了协议：
苏联向东芝公司购买4台MBP-110S数控螺旋桨铣床。
至于价格，东芝公司开出的是每台1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500万美元）——这个价格，超过东芝同类产品在日本国内售价的10倍——日本人知道苏联人不会拒绝这个价钱，因为谁都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
果然，在以往谈判中要狠狠砍价的苏联人，在这笔交易中只是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还价，很快就认可了最终价格：4台机床，35亿日元。
日本人当然知道出口这4台机床给苏联是违反“巴统协议”的。
接下来，就要看他们怎么“瞒天过海”了。
1982年12月，到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发货日子。
熊谷独特地飞回东京，在芝浦码头监督发货工作。
第一台重达200吨的MBP-110S数控铣床被拆分后装进了几十个大箱子，准备发货。
货轮的目的地是苏联吗？并不是，是挪威。
日本人是这样操作的：
他们先是从挪威进口了4台NC2000型2轴数控机床，然后在日本秘密改装成了符合苏联要求的9轴数控机床（挪威还提供了相关的配套计算机程序），然后把出口国依旧填为“挪威”——还是以出口4台2轴数控机床的名义。
加工能力在4台10英尺以下的2轴数控机床，并不在“巴统”的禁运名单里，更何况日本是向同为“巴统”会员国的挪威出口，所以日本通产省并没有严加审核。
为了让这个过程万无一失，和光交易公司找到在通产省有良好信誉的伊藤忠商社申请出口许可证，在货物抵达挪威港口后，再由和光公司组织运送到苏联的相关口岸。
这4台机床被标注为运往列宁格勒发电厂的机床，最后被秘密运送到了苏联波罗的海造船厂。按照合同的约定，东芝公司专门派技术人员到船厂负责组装和调试，同时要培训苏方的技术人员。直到机器正常运转后，苏联才会将之前扣下的10%款项交付。
4台机床组装完毕，日本人如愿得到了一笔天价的全款，而苏联人如愿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机器。
这笔交易既隐秘又成功，且神不知鬼不觉。
然而，最终却被曝光了。
最初的质疑，恰恰就是从“沉默”开始的。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的核潜艇似乎在全世界广袤的大洋中“消失”了。从北约各国的军事监听报告来看，苏联似乎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让他们的螺旋桨噪音瞬间降低到了一个极低的程度。
这些报告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他们开始怀疑：苏联核潜艇的螺旋桨噪音降低，肯定和得到了精密数控机床有关——问题是：这种精密数控机床是“巴统”严格限制出口的。
那么，究竟是谁当了“叛徒”？
1985年12月，一封意外的“举报信”，让当年这件在“隐秘的角落”里完成的交易，浮出了水面。
写“举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全程参与这笔交易的和光交易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熊谷独。
一直觉得为公司立下大功的熊谷独，因为没有后来没有得到许诺的晋升，和老东家和光交易公司闹翻，一怒之下，就向美国商务部和“巴统”写信揭发——后来也有人怀疑，鉴于日本人忠于公司的传统，熊谷独也有可能是被美国人策反了。
按照熊谷独的揭发，当年这笔交易的细节被完全曝光：
1981年4月，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技术机械进口公司、苏联波罗的海造船厂的代表与我们前面说到的三家公司——日本东芝机械公司、伊藤忠商社、和光交易公司的代表签署协定：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方面提供4台9轴数控机床，总价值35亿日元。
日本政府一开始对此事矢口否认，但美国政府通过情报人员得到了大量证据。在证据面前，日本政府只能于1987年4月30日以“涉嫌违反《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的名义，对东芝机械公司提起诉讼，5月27日，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在这笔涉及41.25亿日元的交易中，东芝机械公司获得了37.22亿日元，伊藤忠商社获得了2.77亿日元，和光交易公司获得了1.26亿日元。
如果你数学不错，简单心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总和其实超过了熊谷独“揭发”的35亿日元。
但熊谷独透露，日本不仅仅是给过苏联9轴数控机床，也给过5轴数控机床。
这似乎成为一个让美国最恼火的地方：
你不是只“背叛”了一次，也不是只有一家公司在“背叛”，更不止一个国家在“背叛”。
美国很快就“炸”了。
美国政府内当时的一种声音认为：
“日本只知道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却不承担其自身的防卫费用，如果他们继续向共产党国家出卖技术制品，我们的防卫费用将要增加数十亿美元。”
当时美国国会里有一批议员要求“严惩日本”，主张至少禁止东芝集团的所有产品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五年，另外，日本要至少向美国支付30亿美元的补偿款。
事实上，美国一系列针对日本的相关“隐性惩罚”已经启动：
1987年5月，美国军方取消了一项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购买导弹技术的协议；6月，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原定从东芝进口的150亿日元的计算机合同，而且决定禁止通过与东芝机械公司间的任何新的军事合同；8月，美国国防部空军的电脑投标中，原本认为很有竞争力的东芝电脑落选。
也就是在1987年6月，美国参议院把制裁东芝机械的条款加入贸易法案，同时对东芝集团的所有产品实施禁止向美出口2至5年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2至5年”的区间？因为其实当时美国也面临一个两难境地的抉择，他们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詹姆士等人直接致信美国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呼吁减轻对东芝公司的制裁，因为“美国企业和东芝公司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他们甚至列出了详细测算：
如果制裁东芝公司，那么1988年美国将减少3.4亿美元的税收，而东芝公司在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将至少解雇4000名员工。
反对过分制裁东芝的声音，在美国政府内也渐渐形成了一股声浪。
当然，这里必须要说，这背后也有日本“危机公关”的努力。
无论如何，在事实的铁证面前，日本政府迅速摆正姿态，向美国“全面认错”：
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亲自向美国方面道歉；
被逮捕的日本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分别被判处10个月和1年的有期徒刑；
东芝机械公司社长饭村和雄引咎辞职，两个月后，母公司东芝公司的董事长佐波正一和总经理杉一郎宣布辞职；
日本修订《出口管制法》，凡是违反“安全出口管制”者，一律处以重罚。处罚期限从原来的1—3年提高到3—5年，罚金标准提高到相当于出口贸易额的3—5倍；
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在一年内向14个有巴统禁令的共产主义国家出口任何产品（当时日本和中国还签订有25个合同，全部被暂缓执行）。
当然，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措施外，日本还花了一些其他心思：
1987年5月，东芝公司投入了1亿日元，在美国50多家报刊整版刊登“谢罪广告”；
他们尽一切可能资助和发动他们在美国的说客组成“院外集团”，以东芝公司与美国企业的经济不可分割为理由，呼吁美国政府减轻对东芝公司的制裁，至少，将东芝公司和东芝机械公司区分出来。
1988年4月，美国国会关于“东芝事件”的最终制裁法案出台：
制裁范围仅限于东芝机械公司，不涉及东芝集团；
制裁的时间由原先计划的5年，缩短至3年。
至此，“巴统”协定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桩“泄密”事件——“东芝事件”终于落下帷幕。
好了，讲完故事，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前面说过，日本的东芝机械公司在面临要不要卖机床给苏联的十字路口，做出了抉择，其实顺带拉上了整个日本政府。而从结果来看，似乎他们选错了边。但你仔细想想，他们真的付出了多大代价吗？
要知道，美国国务院最终制裁宣布之日，日经指数上涨了100.44%，而东芝机械公司的股票更是大涨，跑赢大盘指数，连母公司东芝集团的股票也上涨了64.57%。
你说日本东芝机械公司真是付出了什么惨痛代价，好像还真未必。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前面说到，美国在是否严厉惩罚日本这件事儿面前，其实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而之所以面临两难，是因为他们其实心里也很清楚：用“巴统协定”来强制分隔出两个阵营，看似让大家在十字路口选边站，但其实这条十字路口注定是不可能长远存在的。这一点，在“东芝事件”爆发之初，日本方面的辩解就很说明问题，日本人提出的抗议是：挪威也参与了这次“背叛”，美国为什么不惩罚挪威？而根据日本得到的可靠情报，法国早就向苏联出口过“违禁”的机床了，为什么不惩罚法国？还有其他“巴统”会员国偷偷向苏联出口各种东西，其实已经成了几乎公开的秘密了，为什么单独要惩罚日本？就连美国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美苏关系缓和，也向苏联出口过不少“违禁品”，为什么不说自己？
更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日本出口给苏联机床之前，苏联的核潜艇螺旋桨噪音问题已经有明显改善了。
但问题就在于，美国就是咬住日本不放，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恐怕从当时美国国会议员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向日本提供了防卫保护伞，日本却占领我们25%的汽车市场。”
美国之所以抓住“东芝事件”不放，和当时日本经济和科技快速崛起，让美国觉得受到很大威胁是脱不开关系的。
1983年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中称：
在五个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目前只在飞机制造和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领域已经全面落后日本，美国武器系统中的高级电子部件有40%来自日本。至于在民用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等迅速渗入美国市场并站稳脚跟，早已不再是新闻了。
美日贸易的摩擦使得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达到新的巅峰，甚至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议员们竞选时只要选择攻击日本或抵制日货，就会明显得到更多的选票支持。
在这样的微妙时刻，日本向苏联出售9轴数控机床“东窗事发”，正好给美国递了一把刀子。
一方面，美国不动声色地利用国内舆论给日本施压，另一方面，他们和日本进行多轮谈判，要拿到自己原先一直拿不到的筹码，比如日本的一些尖端机密军事科技。
当时日本一直主张独立研制FSX战斗机，多次拒绝美国提出的“联合研制”的请求。“东芝事件”爆发后，美国借机强调这次事件严重影响了美日两国的国家安全，再一次施压日本。1987年10月2日，日本政府被迫声明：放弃独立研发FSX战机，并向美国分享或出售之前的研发成果（包括新型雷达辐射涂料技术等）。
签订协议后，美国国防部长伯温格表示：
“我们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获取日本技术的渠道。”
当然，借“敲打”日本的机会，美国其实也是达到了震慑其他“巴统”成员国的目的。
但是，“巴统”这个组织是一个强行人为划给成员国的“十字路口”，逼着他们只能选一个方向，但事实上，其他的方向却绝非万丈深渊，甚至是肥沃的草原和广阔的大海。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十字路口注定是要消失的。事实上，1994年1月1日起，“巴统”也确实正式宣布解散了。
所以，这个故事看似是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但其实背后是美国在“巴统”这个强行划出的十字路口前让大家做选择。听完这个故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关于垄断，关于强权，关于壁垒，关于经济战，关于大哥和小弟……
不过于我个人而言，倒还有一点感触很深，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那就是一句放到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都管用的话：
“从来没有一个阵营，永远都能铁板一块。”
好了，说完日本东芝机械公司的故事，我们要来说第四个故事了。这个故事虽然也是一个组织，但不是某个国家的公司了，而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国际奥委会。没错，接下来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奥运会面临的历史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和我们熟悉的那些奥运会项目有关。
让我们先一起回到1896年4月6日的下午3点，地点是希腊的帕那辛纳克体育场，在那里，8万名入场的观众心潮澎湃。
此时此刻，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正在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来自各国的选手，然后庄严地宣布：
雅典奥运会，正式开幕！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留下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纪录，包括奠定了现代奥运会的九大起始项目，这九个项目分别是：
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自行车、古典式摔跤、体操、击剑和网球。
这九个大项，虽然有些在奥运会历史上也经历过进进出出，但截止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还统统都在奥运项目的大家庭中。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项目设置上，有两个“没有”：
第一，没有集体项目；第二，没有女性项目。
到了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的时候，奥运项目就发生大调整了。
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从5月20日开到10月28日，足足开了6个月18天，堪称“马拉松奥运会”。而在项目上，这届奥运会砍掉了举重和摔跤这两个起始项目，但增加了射箭、马术、高尔夫、帆船、赛艇这些现在奥运会上也看得到的大项。
值得一提的是，这届奥运会打破了上届奥运会的规矩：一是增设了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虽然只有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个国家参加，二是允许女性参加了其中两个项目——然而，这并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巴黎奥运会一共设立了36个大项85个小项的比赛——要知道，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只有33个大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也只有28个大项。当时的项目各种各样，连拔河也算是奥运会项目，这个项目直到第七届奥运会才被取消。
早期的奥运会在各种项目设置上虽然整体渐渐趋向稳定，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像摔跤、拳击、马球这些项目时增时减，纯粹看主办国的兴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又比如一些项目本身的规则也不明确和统一。第一届奥运会的赛艇比赛因为天气不好无法比赛，结果这些赛艇参赛选手居然是去临时比了一个100米自由泳比赛，最终决定赛艇比赛的名次；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摔跤比赛，一场瑞典选手和芬兰选手的比赛居然比了9个小时，因为规则并不完善——事实上，早期的摔跤比赛居然不分重量级，大个子和小个子是在一起比赛的。
早期奥运会项目设置的不规范，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当时奥运会的名气，根本不足以吸引世人的目光，所以往往都是跟随四年一届的世博会一起举办的：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以及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如此。
这种“蹭热点”固然给奥运会带来了额外的人气，但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度，在项目设置上也会倾向于主办国的要求，以及更会倾向一些猎奇的需求。比如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就有“障碍泳”比赛（要求选手在河里游泳绕过设置好的竹竿、木板等障碍物）。还有“射鸽子”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射活鸽比赛上，有300只活鸽子被射杀，场面相当血腥。冠军是澳大利亚射击协会会长唐纳德，他只是带妻子来参观巴黎世博会，顺带参加了两项射击比赛。他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奥运会比赛，而自己是一名奥运冠军。
1916年，第六届奥运会原定于在德国柏林举行，但当时欧洲已经全面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没人再想到去办奥运会了。
这也给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带来了一个冷静期。
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开始进入规范时代。
安特卫普奥运会项目设置的重大变化，不仅仅是将“举重”“射箭”这些传统经典奥运项目重新拉了回来，更是明确了一个规定：
夏季奥运会的比赛时间必须限制在16天之内。
时间跨度限定，自然给奥运会项目的增减增加了规范性，当然，也带来了博弈的空间。
从安特卫普奥运会开始，这项人类顶级体育盛会开始稳步进入发展期，虽然其间又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摧残再度停办，但还是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和全球经济复苏，很快步入了黄金时期。
奥运会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各国的重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甜蜜的烦恼：项目越来越多，赛程越来越臃肿。
二战后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是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共设置18个大项136个小项，而到了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会，已经“增肥”到了21个大项203个小项。
以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为例，“游泳”这个大项下分出了29个小项，从距离分为“短距离”和“长距离”，从泳姿分为“仰泳”“自由泳”“蝶泳”“蛙泳”“混合泳”，如果以比赛方式来分，还有“单人”和“接力”。
熟悉体育的都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创纪录地夺得了八枚金牌。在奥运会历史上，也只有游泳、体操这类小项特别多的项目，会产生一人兼项拿数枚金牌的现象。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无疑是人类奥运会历史上的一届里程碑——不是体现在竞技水平上，而是体现在商业操作上——商业奇才尤伯罗斯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就把之前一直巨额亏损，已经成“烫手山芋”的奥运会扭亏为盈，从而让举办奥运会成了一项赚钱的买卖，大大增加了各国申办奥运会的兴趣和热情。
在商业利润的撑腰下，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就更像一只被持续吹气的气球，开始不断膨胀：只进不出，只增不减。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有的大项目，从来没有一次被删减过。
到了北京奥运会时，一届奥运会已经拥有28个大项，302个小项了。
国际奥委会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西班牙人萨马兰奇给奥运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关注度，而他的继任者、瑞士人罗格决定给这项人类盛会稍微控制一下“胃口”——他在2001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就提出了“奥运瘦身”计划。
自罗格上任提出“瘦身计划”之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大项和小项的总数上基本没有变动，但对小项的调整力度却比以前加强了，一批项目被淘汰出奥运会，而一批新的项目又加入了进来。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取消了包括乒乓球男子和女子双打在内的8个小项，新增了包括女子3000米障碍赛在内的9个小项。
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委会更是大砍一刀：直接把棒球和垒球给踢出了奥运会，奥运会的项目从28个大项缩减为了26个（不过东京奥运会又把这两个项目拉回来了）。
为什么减项目甚至只是换个项目会那么难？
因为奥运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固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成功经验，却也形成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谁都知道奥运会不“瘦身”将带来严重后果，但该瘦哪个？该换哪个？
动哪一块蛋糕，背后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奥运会项目增减背后的博弈和考量，其实颇有意思。
对每一届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和增减，国际奥委会都有一套详细的评估指标。
除了一些原则精神（促进身体健康，体现公平精神等等）和硬性指标（比如有多少成员，是否举办过世锦赛等）外，总体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作为奥运会的比赛，首先自然是要保证观赏性。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现在闻所未闻的项目，但很多都因为观赏性不足而被踢出了奥运会的大门，而有些项目一直在挣扎的边缘，比如摔跤。
摔跤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第一届奥运会就名列九大项目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摔跤的竞技性和对抗性依然存在，但却只适合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选手，对普通人而言太过危险；另一方面，摔跤烦琐复杂的各项规则进一步降低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观众的耐心——一个项目是否有观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有一套能让观众一目了然的规则。
这也导致摔跤作为一个传统的奥运会核心项目，居然在2013年被国际奥委会决议踢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最终勉强成为东京奥运会的“临时大项”。
第二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点更重要，而这其实也和观赏性相辅相成。
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奥运会的商业价值开始大大凸显，项目能否带来经济效益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比赛有观赏性——电视转播机构愿意转播——有更多的观众观看——更多的金主愿意砸钱赞助”，这已经成了一个各界达成共识的链条。所以，连奥运会的一些项目比赛开始时间也都会考虑到赞助商的利益。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美国的NBC向国际奥委会支付了8.94亿美元的天价转播费用，鉴于美国观众都很喜欢观看游泳比赛，所以北京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游泳决赛都放在了上午举行——要照顾到美国观众的时差。
而“经济效益”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量。棒、垒球被2012年伦敦奥运会踢出奥运比赛项目，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此建造的比赛场馆在奥运会后会长期被闲置不用（其实这也和该项运动在全球的普及性有关），造成主办国的经济浪费。一些比赛场馆建设费用昂贵，比赛后不会被经常使用的项目，其实都面临这样的威胁。
第三就是政治考量了。
体育赛事如果上升到一定关注度，就不可能摆脱政治——奥运会就更不可能了。
早期的奥运会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家”概念，但越往后发展，越成了各个国家展示风采、实力乃至科技的舞台，这固然给奥运会在全球普及注入了强大推动力，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政治影响——东道主对项目设置的决定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奥运会首次在亚洲举行，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也新增了两个项目：排球和柔道。当时的日本女排横扫世界排坛，在这届奥运会上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女排冠军。而柔道一共设置4枚金牌，日本拿走了3块。
摔跤项目能在被踢出奥运会之后成为东京奥运会“临时大项”，背后也有摔跤强国日本的推力。而东京奥运会还增设了空手道项目，拉回了棒、垒球项目，背后的一部分原因也可想而知。
第四个影响项目增减的，是女性的力量。
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放到现在互联网上，估计会被喷死，他说他觉得奥运会应该是：
“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以忠诚为手段的，以艺术为环境的，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子体育精神的展示”。
所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根本不允许女性参加。在此之后，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长期不懈努力，国际奥委会只能步步退让，女性参加的项目从一开始不计成绩到计成绩，从表演观赏性项目到竞技乃至格斗项目，女性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比例逐届增大。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在整个人类奥运会史上或许未必是最出色的，但却也留下了一个里程碑：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届所有项目都设男、女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拳击项目没设女子项目），也是有史以来第一届所有国家都派女性参加比赛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有三个国家没派女性运动员参赛）。
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奥运会上有些女性运动员登上领奖台，负责送花的是男性司仪。
第五个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和趋势。
这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北京奥运会新增BMX小轮车，2021年东京奥运会增设攀岩、冲浪和滑板成为竞赛项目，以及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项目，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那么奥运项目的增减，对各个参赛方有影响吗？当然有！
以中国为例。
众所周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派团参加奥运会，一举夺得15枚金牌，震惊世界体坛。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那届奥运会遭到了以苏联为首的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除了苏联外，东德、保加利亚这些实力国家的缺席，客观上给中国奥运军团的夺金带来了不少便利。
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踌躇满志的中国奥运军团只拿到了5枚金牌，很多国人觉得落差太大，接受不了现实，甚至认为是“兵败汉城”，其实有些人并未意识到1984年奥运会有它的特殊性。而更值得指出的是，汉城奥运会中国其实是沾了奥运会“增项”的光——乒乓球首次被列入奥运会正式项目。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军团在那届奥运会上就只有3枚金牌入账了。
从总体来看，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起点，在奥运会项目“扩容”的过程中，中国奥运军团整体是大大得利的，因为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以下这些项目都还不是奥运会项目：
乒乓球、羽毛球、女子柔道、女子举重、双人跳水、跆拳道、蹦床。其中有些最晚是到2000年奥运会才被列入的。
没错，这些项目都是中国的优势项目。
当然，中国也不总是受益者。巴黎奥运会将举重项目一下子就砍掉了4个小项，对举重强国中国影响就不小，而新增的攀岩、冲浪、滑板和霹雳舞，中国没有一个是强项。
这里插个段子：当初霹雳舞被宣布成为奥运会项目后，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孙红雷，因为孙红雷当年号称“霹雳舞小王子”，网友笑称他可以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奥运会每一个项目的增减，都会影响到一批国家。
就以摔跤项目之前被踢出奥运会为例，焦虑的不仅仅是日本，俄罗斯、伊朗等摔跤强国也心急如焚，这些国家的奥委会官员其实是一起抱团在向国际奥委会“施压”，最终才让摔跤成为“临时大项”的。
而另一方面，也有日本的媒体抱怨，之所以是摔跤项目被踢出而不是同样高危险性的跆拳道项目被踢出，和韩国奥委会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有关，其中不排除有“金元外交”因素。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男子100公斤自由式摔跤冠军科特·安格还抱怨：更应该被踢出奥运会的是无论普及性还是观赏性都不高，却长期霸占奥运项目位置的“现代五项”——我相信不少人大概都不熟悉这个项目吧？
但是，现代五项之所以还留在奥运会，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项目是顾拜旦创立的，而萨马兰奇的儿子一直是现代五项协会的第一副主席，而且是国际奥委会执委。
项目调整会影响到国家利益，也会最终影响到这个国家从事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尤其是这个项目如果没有市场化支撑或职业联赛体系，地位就立刻会一落千丈。以中国为例，棒垒球、摔跤这些项目是否是奥运项目，将很大程度决定国家对这个项目的经费投入。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取决于奥运会是否会受到各国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折射出奥运会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个全世界人类的体育文化盛会，在走过一百多年后，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奥运会成了一个无底的“吞金洞”，导致1984年奥运会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申办。结果凭借尤伯罗斯的超级商业头脑，奥运会反而在他手里成为名利双收的“摇钱树”，这才让后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到申办之中。
然而时至今日，命运又一次轮回：
2024年的奥运会只有巴黎和洛杉矶两个城市参与申办，另几个本来提出申办的城市，比如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罗马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都因为民众觉得奥运会会导致劳民伤财而退出了竞争。这导致国际奥委会的筛选过程简化成只要决定谁先办就行了：巴黎办2024，洛杉矶办2028——之所以要这样做，可能也因为如果淘汰了洛杉矶，那2028年恐怕就没城市愿意申办了。现在2032年的奥运会主办城市也出来了：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这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竞争产生的，而是通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推荐的。
奥运会又开始面临困境了，这背后的原因，自然有互联网时代人们娱乐渠道和手段更丰富多彩的因素，但也无法回避一个原因：奥运会项目越来越臃肿，观赏性确实在逐步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运会项目的更迭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试图吸引年轻人的兴趣，所以出现类似冲浪、攀岩、滑板乃至霹雳舞这样的项目，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在不久的将来，一群戴着耳麦、操控着鼠标的少年坐在电脑屏幕前代表自己各自的国家搏杀一块奥运会电竞的金牌，这样的场面并非不可能发生。
奥运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每一代人，但它也需要不断变换承载精神的容器和载体。
没错，每一次的项目删减或改变，从单项委员会到国际奥委会，都面临一个抉择和博弈的小十字路口，但这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因为无数个类似的小十字路口汇聚到一起，是决定整个奥运会未来走向的大十字路口。
谁都不希望这个人类盛会慢慢走向落寞乃至消亡，但这取决于国际奥委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值得一提的是，留给奥运会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好了，今天的这一讲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对这些关于十字路口抉择的故事感兴趣，欢迎你去品味《历史的温度6》里更多的故事——如果你想阅读电子书版本，得到电子书架上就有。
事实上，我所有的10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也很荣幸能作为一个讲书者，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四位老师的作品，外加给自己的书打了一个小广告。
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希望我们以后能再有机会一起聊历史、讲故事，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各自的人生十字路口有方向、不迷茫。
我是馒头大师，再次感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