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 高林解读
《1931：货币、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 高林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1931：货币、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
这是一部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巨大的重量级历史著作。作者托比亚斯·施特劳曼是瑞士银行的经济顾问与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史专家。这本书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思考，他想从经济角度，解释二战为何发生。
说到二战爆发的起因，我们大家或许会有一个常识性的答案，那就是“二战是大萧条的产物”。按照这种解释，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引发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让德国的国内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但《1931》这本书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作者认为，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大萧条虽然严重，却并没有失控；而且，早在它发生的几年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就已经处在萧条状态了。所以严格说来，美国大萧条只是加剧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火索并不是它。
作者认为，真正让整个世界落入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并帮助纳粹党在德国掌权的，是1931年的德国经济危机。 施特劳曼认为，一战债务与赔款问题的持续发酵，因缺乏互信导致的国际协调失败，以及当时德国政府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三者一起引爆了这场经济危机，从而动摇了德国当时脆弱的议会民主制，摧毁了德国民众的信心，给希特勒登上权力舞台提供了机会。
接下来，我将分两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们来谈谈一战后的德国经济，在畸形繁荣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在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1931年，德国的繁荣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金融风暴，并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并被纳粹党利用，成为其上台的契机。
首先，让我们回到1930年，当时美国大萧条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不过，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这时的欧洲也是哀鸿遍野，那就大错特错了：欧洲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银行家都非常乐观，认为虽然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反弹，但至少已经触底。大萧条最多持续六到九个月。
但就在这种普遍乐观的情绪里，却跳出来一个讨厌的乌鸦嘴。这个人是奥地利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索玛瑞。当人人都相信经济即将复苏的时候，他却站出来提醒说，1929年以来的危机，只是今后十年危机的开端；他甚至推测未来欧洲经济危机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德国银行体系出现问题。 为什么索玛瑞可以这样未卜先知呢？让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看一看索玛瑞列举的理由，就能明白他的判断逻辑其实既清晰又简单。
首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欠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赔款。准确地说，按照1921年制定的“伦敦付款时间表”，德国光是支付战争期间造成的协约国平民损失，就要赔1320亿马克，而战争全部赔款就高达2260亿马克。顺便说一句，德国直到1983年，才付完本金，而最后一笔赔款利息，是在2011年还完的。
你可能会说，背负着巨额赔款，德国肯定得节衣缩食过日子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自从1918年战败以来，德国政府既没有大幅度增税，也没有大刀阔斧地削减民众的福利。换句话说，他们是既不开源也不节流。不仅如此，德国还上马了一系列拉动就业的公共工程，还为工人修建了当时欧洲条件最优越的公租房。 难道德国政府手里有个聚宝盆？当然可不能，德国政府能如此大方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贷款：德国能有钱上马这些基建项目，用的都是来自国外的贷款。
和德国政府一样，德国企业也是贷款大户。1920年代后半期，德国企业通过贷款大规模修建新厂房、更新机械设备、引入新式管理制度，从而让德国工业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制造成本也减下来了。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甚至让德国成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仅有的一个繁荣国家。同时，德国的服务业也欣欣向荣，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都可以说遥遥领先。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经济一片繁荣，德国还款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索玛瑞还说德国的银行业马上就要暴雷呢？因为德国的繁荣其实是非常畸形的：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民不愿意储蓄了，因为钱放在银行里也是贬值，还不如拿来消费；再加上德国出口恢复，城镇工人工资水平高了，大家更愿意过一阵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所以，德国银行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并不来自德国民众的储蓄，而是外国贷款：而外国投资人之所以愿意贷款给德国银行，首先是因为德国银行给的利息普遍非常高，有的甚至能达到10%。在10%的利息基础上德国银行还要再加上自己的利润，结果就是企业贷款的利率往往超过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第二，德国银行愿意接受非常短的贷款期限。1930年德国总数接近270亿马克的私人外债里，有将近一半都是短期贷款，最短的还款期限甚至只有六个月。
了解了以上这些事实，你就明白了，德国的政府、企业甚至普通民众，都在拼命透支未来，靠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运转。根据统计，1929年底，德国外债总额是3100万马克，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如果再算上赔款，就占据GDP的86%。 这种局面下，德国经济其实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最脆弱的环节无疑就是银行，只要政府的外债、赔款有任何波动，或者企业的投资遭受任何重大打击，德国的银行业就可能暴雷。到了1930年，德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这就是为什么索玛瑞预言，德国经济危机一定会从银行业爆发。
那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德国的政府和企业要冒着暴雷危险，这么拼命地借钱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道威斯计划，给德国打开了借贷方便之门。但要解释什么是道威斯计划，我们就暂时得跳出这本书的范围，来补补课。
刚才已经说过，德国打输了一战，背负了巨额赔款。这笔巨款要怎么赔呢？战胜国把它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头两期五百亿马克必须尽快支付，而另外八百二十亿，说白了主要是为了满足战胜国的民间舆论而设置的，并不真的指望德国还。但是这一笔赔款在纸面上的存在，就深深地激怒了德国的民众。
德国民众的反对，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德国政府不敢用正常的方法去还款了。德国并不是负担不起五百亿马克的赔款，但不管谁执政，都不敢去积极赔付，因为这意味着失去选民的支持，在政治上自杀。所以，即使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支付赔款，德国的政治家也要想方设法地避免采取征税或者削减福利的手段。
于是，从1921年到1923年之间，德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极端化的办法。为了应付赔款，德国政府故意滥发纸币。两年之内，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两千马克兑一美元，暴跌到一万亿马克兑一美元，这就是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胀。 当马克变成了废纸，德国经济也彻底崩坏。这就让急于拿到德国赔款的英法两国，和急于让英法偿还自己贷款的美国不得不采取行动，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给德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德国有支付赔款的义务，但德国对外支付的总额应该维持在德国经济能够运转，不至于崩溃这样一个水平。为此，道威斯计划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去监督德国的关税、工业、金融、铁路等各个领域，以此确定德国的支付限额。同时，为了让德国的赔款有价值，德国马克必须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这就意味着要让德国马克的价值与黄金挂钩。没有相应数额的黄金储备，政府就不能发行钞票，这就是所谓的“金本位”。 但是为了让德国实行金本位，就必须让德国拥有足够的黄金，所以必须给已经破产的德国再提供一笔贷款，可是德国已经背负了一千多亿赔款，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再借钱给它呢？
于是道威斯计划就设置了所谓的“转移保护条款”。这个条款宣布，当对外支付危及德国经济的时候，德国可以延期偿还赔款，但私人贷款不在此列。这就意味着，因为德国有权延期支付赔款，所以它欠的巨额赔款客观上可以暂时忽略了。同时，德国又有几千万高素养，有技术的人民，又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有丰富的资源，它的内债又因为1923年恶性通胀被一笔勾销了。这些利好条件加在一起，让德国在华尔街投资家眼中，反而成了一个资质好到不能再好的优质借贷方：比如华尔街就为德国发行了一笔专门的“道威斯国际贷款”，反响热烈，推出后，认购额居然超过了预计的10倍。
英法两国为什么支持这个明显利好于德国的方案？因为一战让它们财穷民尽，所以都希望能够把德国赔款和美国贷款问题捆在一起，自己可以不要德国赔款，美国最好也别追着自己屁股要债。不仅如此，英法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对于英国来说，德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更希望德国的经济能够早日恢复稳定，所以赔款不那么重要。而法国呢，虽然想要钱，但它更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英国美国距离德国挺远的，自己却在德国隔壁。如果再打一次战争，法国根本无力单独对抗德国，所以它最害怕德国重整旗鼓，所以希望通过赔款问题，让英美两国在中欧的安全问题上站在自己这边。所以1923年，当英美都倾向于对德国宽大处理的时候，法国也接受了道威斯计划。
同时，别国愿意贷款，而德国也乐意借款，既然能靠贷款搞到钱，政治家都不会选择民众痛恨的征税。同时，既然德国每年对外支付被道威斯计划规定了上限，这也就意味着，德国需要还的贷款越多，它付的赔款额度就越少，还能申请延期支付，那么拼命贷款，就等于摆脱赔款。所以当时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们欠的债越多，其实也就安全。”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索玛瑞能看出来的危险，德国政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不出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政府觉得这种借新债还旧账的把戏，能一直玩下去。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事件悄然改变了德国的命运。道威斯计划本身是一个为期五年的临时计划，协约国要求接下来必须制定一个永久性的计划，来解决德国的赔款问题。于是1930年1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这个永久性赔款解决计划，也叫杨格计划，出炉了。
表面上看，杨格计划对德国来说，是进一步利好。首先。对德国经济的监管被取消了，德国得到经济上的完整自主权。其次，德国每年需要支付的赔款数额也被削减了。 但说完这些好消息之后，坏消息就来了：杨格计划对道威斯计划里的“转移保护条款”进行了重大修改。
前面咱们说过，在道威斯计划里，规定国外私人性质的贷款，德国必须优先偿还；如果德国的支付额度完全被私人贷款偿还所挤占，那德国理论上是可以完全延期支付战争赔款的。但是杨格计划里设置了一个“绝对年金”。所谓绝对年金，就类似咱们平时信用卡或者网贷里的“每月最低还款额度”：不管德国的经济会不会崩溃，德国还欠多少私人贷款，都必须定期支付一笔固定的赔款。这个绝对年金的数额虽然只有6亿多马克，但它却给德国的信用评级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道威斯计划执行的年代里，德国和各国银行，可以不把战争赔款当回事儿。但到了杨格计划里，德国却成了一个每月新增债务5千多万马克的老赖，德国的借贷信用，一下子降级了。
为什么时隔短短五年，协约国就对德国转变了态度，痛下狠手？这是因为，在道威斯计划的扶持下，战败的德国在20年代后半期持续繁荣，然而英法的经济却陷入低迷之中。 德国不仅工业、服务业蓬勃发展，更可怕的是它潜在的军事实力也恢复了。比如，德国在1918年投降的时候，把自己全部的远洋商船队都赔偿给了协约国，但战后没几年，它再次打造了一支世界第四位的远洋商船队。这让严重依赖航运和贸易的英国感觉紧张，所以立刻站到法国的一边，主张不能再让德国过得太舒服。这样一来，美国也没法和2个昔日的盟友唱反调，于是也就默许了杨格计划。
于是，杨格计划一出台，德国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就真的玩不下去了。
既然原来的游戏玩不转了，那该怎么办？德国政界和金融界就开始动歪脑筋，寻求一个既能保住经济，又能摆脱赔款的计划。于是，一个公认的聪明人布吕宁出现了：他是公认的财政专家，1930年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布吕宁是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套自以为高明的计划，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布吕宁指出，既然德国的政府、银行、企业、个人都在借新债还旧债，而杨格计划已经卡死了德国继续贷款的门路，那么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能产生效益的领域。其中，德国政府是唯一有可能继续争取到国外贷款的，所以只要采取紧缩政策，把此前十年应做而未做的加税、削减开支等措施落到实处，德国政府的收支状况就能好转。到时候，凭借德国政府的信用，国外贷款就能继续流入德国，等政府用这些钱改善收入之后，再去救助企业，投资公共工程拉动就业。
说白了，布吕宁决定先牺牲德国老百姓，保住政府财政，再用政府财政去救企业，振兴经济。布吕宁相信，为了重振经济，民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忍一忍，德国经济反弹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自然也会恢复了。
其实，布吕宁还打了这样一个小算盘：自己大搞财政紧缩、压缩福利、增加税收，固然会苦了德国老百姓，但这一幕如果传到英国法国那边，有利于唤起他们对德国的同情。一旦英法不再把德国视为威胁，转为同情德国，德国就可以利用这种善意，推动杨格计划的修改，把德国战争赔款的规定再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变一变。
布吕宁认为他的方案，是德国在1930年唯一的出路，当然这个方案的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让已经在1923年经受过恶性通胀的德国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布吕宁心里也明白，任何政府要推行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都等于是自掘坟墓，毕竟老百姓手里还有一件终极武器：选票。布吕宁没办法，只能呼吁德国议会里各个政党能够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但其他政党却不愿跟他一起背锅，开始唱反调。
于是，一场政治闹剧发生了：1930年7月16日，当布吕宁发布第一个财政紧缩提案，要求加税、增加社保缴纳比例、削减福利的时候，国会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布吕宁没办法，只能解散了国会，依靠总统兴登堡的支持，越过了国会这个坎儿，强行通过了自己的1930年年度预算案，把自己的财政紧缩政策变成了法律。
布吕宁虽然暂时度过了自己的执政危机，但换来的却是整个德国政界，乃至社会的撕裂，而且让德国的经济社会危机急剧激化。
事后看，布吕宁的决策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他误判了德国财政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认为用一次坚定、果断的财政紧缩，就可以扭转投资人对德国的信心，恢复德国政府和马克的信用，让德国从外汇枯竭的局面里解脱出来。但作者分析过，德国此前优秀的信用评级，是道威斯计划带来的，一旦杨格计划去除了原本那些优待德国的条件，德国就只不过是一个身背巨债，还刚刚爆发过恶性通胀的国家。结果，布吕宁的方案一实施，贷款还没盼来，资本反而开始外逃，德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不断减少。
其次，布吕宁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紧缩带来的物价下跌上。他相信只要德国的物价变得足够低，人民的消费能力就能恢复，德国商品在国际上也会恢复竞争力；而只要消费和出口恢复了，投资就能恢复，德国的经济就能反弹。但事实上，由于欧洲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通缩紧缩带来的内需低迷，德国经济连续两年不断触底，却始终没有反弹，失业率大大上升。到1932年初，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突破六百万，适龄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处在失业状态。
最要命的是，布吕宁高估了德国人民对生活困苦的耐受力：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德国人民可以撑过这段艰难岁月。但经过1923年的通胀，大部分德国民众的财产已经一夜归零，他们从此也失去了储蓄的意愿。现在又遭到失业的打击，生活立刻陷入绝境，大部分失业者最后的希望是政府救济金，但政府救济金，又是布吕宁紧缩政策的重点打击对象。到了1931年6月，连德国医学会都发表声明，提醒政府“德国人民即将沦为饥饿以及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的牺牲品。” 简单一句话：德国老百姓没活路了。
民众的贫困化，立刻导致了政府反对派，尤其是极右势力的抬头。布吕宁之所以敢于抛开议会，依靠总统授权执政，原因就在于他相信苦日子不会超过一年。只要他顺利解决了财政问题，就可以得到德国人民的谅解与支持，把极右势力压制住。
然而，问题在于，极右翼势力恨不得让布吕宁立刻完蛋，哪儿还会给他一年时间。比如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立刻拿德国人民的困苦大做文章，来攻击布吕宁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一些极右势力，还翻出老调来重弹，要求立刻停止赔款，和协约国再次开战，宁可战死，也不要德国人给协约国做牛做马。
老实说，德国民众在1923年前后遭受的各种困难，确实都多多少少跟赔款有关系。所以极右势力关于废除《凡尔赛和约》，整军备战的主张，是一直有市场的。正是在1923年恶性通胀的最高峰，希特勒领导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这次政变虽然只是一场失败的闹剧，但希特勒却从此声名大噪。1930年，面对杨格计划，希特勒再次跳出来，鼓吹用武力反抗协约国所谓的“压迫”。此时，杨格计划和布吕宁紧缩政策，不仅让德国老百姓活不下去，也得罪了德国企业家，所以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家加入了希特勒支持者的行列。比如有个德国媒体大亨胡根堡，就允许希特勒使用自己强大的全媒体平台，让纳粹党可以在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宣传片里发声。 希特勒的活跃，为他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纳粹党也一跃崛起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成为德国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了安抚咄咄逼人的纳粹势力，布吕宁又采用了部下提供给他的一个馊主意，那就是“德奥关税同盟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打着振兴出口经济的旗号，德奥两国互免一切进出口税，同时在对其他国家贸易中，采取统一关税标准。布吕宁感觉这是一步好棋，对外可以威慑英法，敦促他们赶紧在赔款问题上向德国妥协；对内，可以安抚纳粹和极右势力，向他们说明，布吕宁内阁并不是一味地对英法卑躬屈膝。恢复德国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依然是本届政府的目标。
但是，布吕宁再次失算：纳粹和其他极右翼党派对这种小打小闹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坚信布吕宁已经山穷水尽，只要把布吕宁赶下台，自己就可以取而代之。 而在欧洲外交界，布吕宁的这个方案彻底激怒了法国：法国认为德国一直就在卖惨哭穷，试图欺骗协约国，换取同情，赖掉欠款，这下来了现成的证据：你看，德国明明还想兼并奥地利，谁说德国人吸取教训，准备服软了？
布吕宁这种各头不讨好的措施，如同一个庸医，把德国经济这个病人折腾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1931年6月，德国的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但英法各国却出于对布吕宁政府的怀疑，丝毫不考虑加以援助。
这时候，德国就只剩下美国这一根救命稻草。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胡佛公布了胡佛计划，核心内容就是德国暂停向英法支付赔款，英法也暂停向美国支付贷款，以此重振全球投资对德国经济的信心。 但英法却对胡佛计划态度冷淡，尤其是法国，更是公开表示反对。
直到7月6日，法国政府终于批准了胡佛计划，但为时已晚：德国经济已经崩溃，银行业首先爆雷：7月13日，德国多家银行发生大规模挤兑，储户们试图把自己的存款变成现金，甚至换成外汇。 这时，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才意识到自己的以邻为壑政策，要遭报应了：德国经济崩溃，势必会席卷整个欧洲，甚至反噬美国；因为德国此时累计拖欠的美国和欧洲银行贷款，只能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即使美英法三国肯倾囊相助，也错过了所谓的“最佳治疗期”——7月13日，德国宣布全国银行歇业，停止提款。7月14日德国又宣布取消金本位、实行外汇管制。
德国银行信用的崩溃，如同推倒了一连串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迅速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各种股指应声暴跌，英格兰银行也因为挤兑，外汇储备濒临枯竭，工党内阁垮台，而新内阁的首要措施，就是照抄德国的作业，宣布英国也废除金本位，并取消自由贸易。
到1931年秋天，以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为基础的欧洲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其冲击立刻波及了大西洋彼岸：美国银行纷纷倒闭，又经受了新一轮更加猛烈的经济衰退。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在各方谴责中，黯然下台。倔强的他直到最后，还认为自己的方案没错，只是运气不够好，是摔倒在了“终点前最后一百米”。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1933年1月，希特勒如愿以偿，就任德国总理，把德国人民绑上了自己征服世界的战车。
好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介绍完了。身为经济学家的施特劳曼，利用他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洞见，为我们追溯了1930年到1931年之间，德国的经济危机，是如何以杨格计划为导火线，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最终以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而告终的。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场灾难如果要找一个最高责任人，那只能是一战之后，以《凡尔赛和约》为基础构建的欧洲政治秩序，以及身为离岸操盘手的美国。
一方面，实力最强大的美国身为一战中英法协约国的债主，只想坐地收债，不愿意继续为欧洲输血，帮助它们渡过战后的经济难关。另一方面，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让德国背上了沉重的赔款，妨碍了德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这种压力又被德国政府转嫁到了德国普通民众身上。
同时，自作聪明的德国总理布吕宁，为了逃避战争赔款，同时又想挽救德国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方案，导致德国民众先是经历了1923年的大通胀，财富清零，然后又经历了大通缩，失去了工作，最终让他们对共和国政府，连同欧洲经济政治秩序一起，彻底灰心失望。而纳粹党，正是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骗取了德国人民的支持，得以上台执政，一步步把德国拉入了二战的深渊。
这段历史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它所包含的历史教训却并没有过时：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局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都会升级为影响多国的经济危机。作者提醒我们，任何多边经济协作方案，都必须在各参与国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达到平衡，不过度损害其中任何一方，才有希望实现其初衷，并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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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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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局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都会升级为影响多国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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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多边经济协作方案，都必须在各参与国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达到平衡，不过度损害其中任何一方，才有希望实现其初衷，并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