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史：1924—1927》 刘怡解读

《黄埔军校史，1924—1927》|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书名叫《黄埔军校史：1924—1927》。说起黄埔军校，我们并不陌生。这所1924年创办于广州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到1949年为止，累计招收了23期学生。光是总校的毕业生就超过5万人，其中有3000多人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晋升到了将军衔。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的开国将帅中，有33位是黄埔毕业生，还有3位在军校当过职员。这还没有算上周恩来、陶铸等未参与授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称得上星光熠熠。从历史地位看，以黄埔师生为基干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在1926年到1928年完成北伐，重新统一中国的军事基石。在漫长的14年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军队中高层指挥官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黄埔系”军人。今天，我们甚至会用“黄埔军校”这个词，来形容企业和组织在初创时期，培养核心人才的机制。广州黄埔的军校旧址，更是复原成了1924年诞生时的原貌，每年要接待200多万人次的游客和参观者。

我刚刚讲的这些史实，如果你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多半有所耳闻。但还有一些情况，你就未必清楚了。民国时期军界有个说法，叫“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换句话说，黄埔军校是以实战机会多闻名的，却并不以军事教育水平高著称。这可不是泼脏水啊，举几个例子：大名鼎鼎的黄埔一期，实际受训时间只有6个月，而且只有步兵一个专业。而北洋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不仅是两年学制，还设置了步兵、炮兵、骑兵等多个专业，显然比黄埔军校更“正规”。1925年黄埔一期生首次参战时，连攻城云梯都不会搭。广东的地方军阀嘲笑说：“一群小孩子扛着吹火筒，根本就是胡闹。”另外，出任黄埔军校首任校长的蒋介石，在1924年曾经主动辞职。他觉得军校既缺钱，地位也不高，自己这个校长实在干不下去了。这和后来流传的“蒋介石靠黄埔起家”的说法，似乎也不大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一所偏居一隅，经费紧张，连校长自己都不怎么看好的军校，是怎样在短短几年内，改写中国军事史的？为什么只上过6个月专业课的黄埔生，能迅速学会带兵打仗？另外，国共两党对黄埔军校，评价都非常高。那在建校初期，两党是怎样展开合作，又为什么会走向分裂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时势使然”四个字就不太够了。必须把目光放回1924到1927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本部办学的那段时间，从历史的细节里寻找答案。遗憾的是，当时的黄埔师生虽然留下了丰富的回忆记录，相关史料也比较完整，但大部分研究著作都把重点放在人物故事上，对故事背后的经纬脉络，梳理却不太够。而这本2024年出版的《黄埔军校史：1924—1927》，刚好填补了这块空白。

本书作者曾庆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党史研究室主任，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超过半个世纪。他的学术方向，是北伐前后的广州国民政府、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以及中共在广东的早期活动史。1924到1927年的黄埔军校史，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庆榴用“以校建军，校军一体，以军强校”这12个字，来概括黄埔早期的办学特色。他用翔实的史料，论证了这一叙事线索的合理性，并进一步还原了一代名校背后，环环相扣的政治、经济和时代逻辑。通过曾庆榴的研究，你会察觉，在黄埔军校的传奇里，既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也有现实主义的算计。“天时地利人和”，有时能形成合力，有时却会相互牵制。这种复杂性，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固有特点。学习完这本书，你不仅能重温100年前，黄埔岛上风云激荡的往事；你对历史复杂性的表现形式，也会有更深、更透彻的感悟。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黄埔军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它和国共合作、苏联援助以及孙中山本人的抉择，有哪些联系。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黄埔建校初期的办学特点，尤其是它和“建军实战”深度结合的特殊经历。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大革命后期，黄埔军校遭遇了哪些政治波折，它在1927年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说起黄埔军校的创办，我们得先从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面临的三重考验聊起。众所周知，孙中山自1894年创办兴中会开始，就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但近代中国的革命团体，最初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比如，兴中会最早的286位成员里，有95%是广东人。黄兴和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员主要是湖南人。蔡元培等人发起的光复会，吸收的则是浙江人。大家虽然有着相近的革命目标，但派系门户之见也很突出。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和1912年的老国民党时，希望破除这种地域性，建立真正的全国性政党。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从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孙中山再度投身革命一线。1917年之后，他基本上是以广东为根据地，策动反对北洋军阀的国内战争。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广东化色彩，因此不降反升。1923年，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时，给出的理由就是：“许是广东人。只有用他，其他广东人才没话说。”后来国民党召开“一大”“二大”时，甚至专门配了一个方言翻译，负责把外省代表的发言转译成粤语。北洋军阀政权乘机大造舆论，说孙中山领导的是“广东党”“广东军”，不能代表全国民意。这种说法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怎样淡化革命政权的地域色彩，就成了孙中山的第一重考验。

第一重考验又引出了第二重，那就是国民党的弱势。这里要科普一个小知识：其实，后来领导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中国国民党，并不是清末的兴中会、同盟会以及1912年的老国民党的直接后继者。它是孙中山在1919年，为了改造南方护法运动，重新创立的。问题是，当时孙中山自己还是在野之身，全国大部分领土则由北洋军阀控制。国民党从一开始起，就没有基层组织，完全是靠孙中山的个人威望在开展活动。所谓“三民主义”，几乎成了孙中山的个人学说。1921年孙中山组建新的广州革命政权时，为了争取西南军阀的支持，也没有公开使用国民党的名义。这样一来，国民党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它在南方不是执政党，在北方又没有任何根基。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它是一样都插不上手。这让孙中山不禁担忧：有一天他本人不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又将走向何方？

而这第三重考验，甚至比前两重更为棘手，那就是军队问题。你可能以为，孙中山搞革命，靠的是广东本地军队，其实不然。从1917年开始，中国一直处在间歇性的南北内战中。云南、广西、湖南等省份，都有支持孙中山的军人。他们在本省兵败之后，把残余军队撤到广东大后方，名义上继续效忠孙中山，称为“客军”。孙中山为了笼络客军，允许他们设立防区，自行征税。光是一个广州就驻扎了三四个省的客军。这些客军的领袖，在站稳脚跟之后，逐渐变得军阀化。他们不仅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还时不时勒索钱财，把革命政权的财政弄得一塌糊涂。要制衡这些客军，孙中山只能依靠广东本地军队。偏偏粤军内部也有各种派系，也不可靠。1922年6月，粤军领袖陈炯明公开发动叛乱，拉走了孙中山旗下最精锐的广东部队。虽然孙中山在客军的支持下，于1923年重返广州，但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一支真正听指挥的军队，孙中山就只能继续沦为地方军阀的附庸。这绝不是长久之计。

你发现没有：突破地域性、改造国民党、建立新式军队，听上去是三件事，内里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它们都寄托了孙中山对民主革命之路的新思考。而孙中山的最终选择，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依靠苏联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对国民党乃至整个广东革命政权进行全面改造。关于这次国共合作的详细内容，这里不做赘述，我们只看军事部分。1923年初，孙中山在确定了“联俄”的大方针之后，主动致电苏联政府，提出：派一支1万人的客军，从西南出发，穿过甘肃和内蒙古，抵达当时由苏联控制的外蒙古。他希望苏联为这支军队提供弹药粮饷，直接进攻北洋军阀在华北的核心统治区，一举扭转形势。但苏联方面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完全靠外力组建革命军，很难操作。如果先建立一所军校，培养核心人才，再以他们为基干建立新军，会更加稳妥。苏方还邀请孙中山派出一个代表团，在1923年8月前往苏联，考察他们的军事、政务和军校体制。团长就是蒋介石。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是浙江人。他虽然从1918年起，就在粤军中任职，但因为籍贯问题，一向受到排挤。而孙中山希望借重的，正是他这个非广东人的身份，以免使未来的新军再度落入地方军阀的控制。蒋介石的这次苏联之行呢，前后待了三个半月，参观了6所军校，还会见了一大批苏联党政要员。他对两件事情，印象很深：一是苏联红军有党代表制度，也就是后来的政委。政治决定军事，权责分明。二是红军的基层士兵中，有党组织，它起到了引领、监督、约束的作用。回国之后，蒋介石把这两项发现，写进了呈递给孙中山的报告书。不管蒋介石后来的政治倾向有何变化，他在1923年，是第一个回应了孙中山的现实困惑，并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人。在当时广东革命政权的军人中，蒋介石也是唯一一个对苏联建军模式有过深入研究的人。这才是他受命筹办黄埔军校的根本原因。

知道了怎么建立新军队，苏联又给出了拨款200万金卢布、提供8000支步枪的承诺，下一步自然是快马加鞭建立军校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亲自选定了广州的黄埔岛，作为军校的落脚地。这里原有清末的水师学堂旧址，只需修缮一番就可以开学。但学校的经费，却出了大问题。苏联方面虽然承诺给钱、给枪，但动作很慢，第一批经费要到1924年冬天才能到位。而孙中山已经确定，新军校要赶在6月份开学，招生、盖宿舍、做制服的钱，由谁来出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内定出任军校第一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每天拜访广州的客军军阀，等他们抽完鸦片，心情好了，再几千、几千地“磨”出钱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甚至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陪嫁首饰，就为了给军校第一期学生筹伙食费。军校的前几期学生，因此把廖仲恺尊称为“黄埔慈母”。

反倒是校长蒋介石，流露出了急于求成的性格特质。1924年2月，他私自离开广州，写信给孙中山说：广东政府内部太乱，先建学校后成军，周期很长，自己不想等。他要带兵打仗，才不想当什么校长。本书作者认为，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真正理解军校校长一职的含金量。他认为，自己去办军校，就被排斥在了国民党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因此愤愤不平。所幸在孙中山的苦劝下，蒋介石在1924年4月底，还是回到了广州，和廖仲恺一起主持第一期学生的开学工作。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办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讲话，公开喊出了“以校建军”的口号。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了。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黄埔军校创办的经过。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办学特色。第一步是招生。前面说过，孙中山希望未来的革命军，能摆脱“广东依赖症”；军校的生源，自然也是越丰富越好。问题是，在1924年的中国，黄埔军校是不可能去那些军阀控制下的省份，公开招生的。孙中山把这个难题，摊派给了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外省代表，让他们在返回各地之后，秘密主持招生。刚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就是上海地区的招生负责人之一，北京的负责人则是李大钊。因为招生是秘密进行的，考生在地方上看不到学校简章，没法揣摩考官的喜好。他们只能凭自己原有的学识和思想倾向，完成国文和数理化初试，合格者可以拿到证明和交通费，自己去广州接受复试。1924年6月开学的黄埔一期，原定只招收470人。实际抵达广州参与复试的，却有来自10多个省的1200多人，所以后来又扩招了一部分。最终录取的学生里，湖南人是最多的。因为建军任务紧迫，黄埔二期、三期生，同样在1924年之内招录完毕。他们不仅延续了省籍多样的特点，还有来自海外华侨社区和越南、朝鲜的新生。

除了省籍多样以外，黄埔新生的文化程度也值得一提。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的救亡意识日渐上升，从军报国成为一种流行风潮。而这一代青年，大部分出生在甲午战争之后，从小接受的就是新型中小学教育，文化底子很好。听说黄埔军校招生，许多报国无门的中学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纷纷涌向黄埔岛，打破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偏见。据本书作者统计，在黄埔一期新生里，有68%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甚至有200多位已经读过一年以上的大学或者大专。二期、三期学生，平均文化程度也很高。一期生里的范汉杰，当时已经是粤军少将，入学时都快30岁了。28岁的浙江小学老师胡宗南，因为身高不满1米6，复试前被考官刷掉。路过的廖仲恺看他抱头痛哭，觉得人才难得，特许他参加复试，这才得以入校。当然，也有年纪小的。歌手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当时不满17岁，把年龄改大了两岁才被录取。这些籍贯、年纪、社会背景大相径庭的新生，编在同一个队里，不仅结成了深厚友谊，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之复杂、革命任务之艰巨，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可以说，黄埔虽然偏居一隅，却能放眼整个中国。

有了学生，还得有老师。在这方面，黄埔军校吃到了一个意外的红利。1923年，华北地区历史最悠久、军事学素养最高的保定军校，因为财政困难停办。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教官和年轻军人因此失业。蒋介石曾在保定军校的前身陆军速成学堂读过书，他通过私人关系，延揽了一大批“保定系”教官到黄埔。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张治中、刘峙，都是在“保定系”校友的举荐下，进入黄埔军校任职。在早期的黄埔教官里，“保定系”军人占到六成以上。他们除了理论水平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广东人的比例低：这符合孙中山的建军思路。除了“保定系”，来自云南讲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数量也比较多，他们带来了讲究纪律、重视操练的风气。当然，不能忘了苏联教官。黄埔早期的苏联教官，前后超过80人。他们大部分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对机枪、火炮、无线电、工兵等专业技术兵种有着丰富的经验。没有苏联教官的帮助，后来黄埔军校的“实战教育法”将很难发挥功效。

在黄埔军校早期的教职员工中，共产党员的作用尤其突出。要知道，1924年时，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还不满1000人，其中至少就有45人在黄埔任教。前三期学生里，毕业前已经入党的更是接近300人。他们不仅给学校带来了组织性、使命感和意识形态武器，还建立了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周恩来。1924年秋天，正在欧洲的周恩来受邀前往广州，出掌黄埔军校政治部。在那之前，国民党自己捣鼓了半年政治教育，却乏善可陈。周恩来上任后，规定每两天就要上一堂政治课，内容不仅有理论教学，还会邀请其他中共领导人和政界名流来办讲座，给学生讲国内外形势，讲农民运动和罢工，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和鲁迅都曾经出现在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另外，政治部还鼓励学生办报纸，成立话剧社，让年轻人有了自我表达、交流思想的机会。这套方法随后也用在了建军的政治工作中。用一期生杨其纲的话说：“从此以后，同学们不仅知道该怎么放枪，还知道枪要对着什么人放了。”

当然，军校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军事教育本身。按照保定军校的经验，培养一名合格的基层军官，至少需要两到三年。但在“以校建军”的压力下，孙中山和校长蒋介石都等不起。于是，在苏联顾问协助下，蒋介石决定把黄埔军校的全部课程压缩到6个月，减少室内理论教学，大幅增加实操练习。注意了，压缩可不等于简化啊。它的意思是，以往3年完成的操练，现在6个月就要做完，理论考试还得照旧。而1924年入学的前三期学生，最初还住在竹子搭的棚户里，一日三餐都吃不饱，没有精神力量绝对撑不下来。为了加快学习速度，黄埔军校在火炮、机枪等技术武器上，采用逐级教学法。从总队长到普通学员，人人都要上手，人人都要过堂，教学相长，有效提升了学习速度。再加上密集的政治学习，每一位早期黄埔毕业生，都是文武兼备的人才。这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是一项创举。

不过，既然办校是为了建军，那学校教育的成果，也得在战场上见分晓。1924年10月，蒋介石在孙中山授意下，组建了直属于黄埔军校的教导团，后来扩充到两个团。团里的普通士兵，主要从湖南、上海和浙江招募，不受粤军左右。当年年底，黄埔一期生毕业后，就成为教导团的连、排级指挥员，营级以上军官则由军校教官担任。作者曾庆榴把这种安排概括为“校军一体，以军强校”。教导团从诞生之日起，就设立党代表制度，党代表配置到连一级。在校园里学到的政治课，现在被落实到了实际工作中。而教导团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迎来了第一场残酷的大考。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巩固大后方，对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军队发动了第一次东征。成军还不满半年的两个黄埔教导团，在蒋介石、周恩来亲自指挥下，以3000人的兵力，一路冲向汕头。3月初棉湖之战中，教导团面对6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一个白昼，死守阵地不退，终于等到援军抵达战场，将敌人彻底击溃。这一仗，教导第一团的伤亡率几乎达到50%。何应钦、刘峙、陈诚等后来的国民党军宿将，都是在棉湖打出了最早的名气。经此一役，黄埔学生军的根基彻底站稳了。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布：将黄埔教导团合编为党军第一旅，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后来又扩编为第一师。“党军”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它意味着军队不再是军阀的私兵，它要接受革命党和革命政府的监督、指挥。直到1925年8月，党军才脱离黄埔军校，改由军事委员会统领。

应当承认，黄埔学生军最初的战场表现，虽然极尽英勇，但经验尚显不足。第一次东征进攻淡水城时，他们连云梯都搭不好。突击队员看到战友受伤，立马过去救助，却把更重要的进攻任务撂下了。这个时候，是苏联顾问及时冲上火线，稳住了局面。所幸，广东革命政府给学生军安排的任务，大致能遵循由易到难、由单线到多线的轨迹，方便了他们循序渐进地积累战场经验。比如，第一次东征，战斗虽然激烈，但学生军只用负责一条战线，可以靠纪律性和斗志撑下来。到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他们已经懂得巧用火炮攻城，从而有效降低了伤亡率。

尤其特殊的是，黄埔军校的前三期学生，毕业证都是在出征途中领到的。等他们充分掌握了基层指挥经验，又被调派到其他部队，夯实了革命军的基础，并最终成为北伐战争的基石。当时在革命军中，还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做“黄埔精神”。作者曾庆榴认为，它有三层含义：一是爱国爱民，二是精诚团结，三是勇于牺牲。有了这种“黄埔精神”，军队就不再是简单的战争工具，而是有政治意识和爱国情操，能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的新型武装。这也是黄埔学生军和清末的北洋新军、民国初年的军阀部队，在思想底色上最大的不同。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黄埔军校早期的办学特色，以及黄埔师生组建的党军的崛起过程。随着军校运行步入正轨，校长蒋介石的个人介入开始变得越发频繁。他几乎每周都要对学生发表讲话，勉励他们“为主义、为革命，不怕牺牲”。蒋介石还把清末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练兵的心得编印成书，分发给全校学员，让大家不要满足于只当排长、连长，要有做大事的志向。当然，这些做法的另一层伏笔，是蒋介石最终洞察了“校长”这两个字的含金量。他的身份不仅是“学生头儿”，还是党军总司令，党军又是整个革命政权的武力基石。只要他攥紧黄埔军校，就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把党军和军校，变成了个人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去世。同年8月，廖仲恺也意外遇刺。国民党高层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真空。蒋介石抓住时机，先是和汪精卫联手，赶走了资格更老的胡汉民；接着他又以党军为依托，驱逐了粤军领袖许崇智。两年前还在对孙中山耍小性子，抱怨自己不受重用的蒋介石，到1926年初，已经跻身只有9人的国民党中常会，影响力从军界“倒灌”进了政界。正是在中常委任上，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将汪精卫也排挤出局，正式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实际领袖。他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人，借口“整理党务”，逼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高层组织。黄埔军校内部，也出现了学生团体的“左”“右”之争。

作者曾庆榴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不重视军队政治工作。1926年3月，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一度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从第四期开始，增设了新专业——政治科。这显示，蒋介石对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是心中有数的。但他本着争夺权力的观念，千方百计地限制和排斥共产党人，只会让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越来越空心化，越办越失去方向。所幸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时，波折不断的国共合作仍然在持续。以黄埔师生为基干的党军第一军，不仅作为主力直接参战；许多出身黄埔的共产党人，还在北伐军其他队伍中担任党代表或者军事主官，身先士卒参与战斗。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在这一时期声名远播的。同情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还利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机会，在武汉开设了兼收男女的黄埔军校分校。罗瑞卿、赵一曼等革命家就是从武汉分校毕业的。

然而，随着北伐临近胜利，国民党右派最终将屠刀挥向了共产党人。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两天后，广州的黄埔军校本部也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人遇害。这场清洗不仅彻底破坏了军校的政治教育制度，还导致北伐军的党代表制度就此消亡。失去意识形态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再度回到了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状态。蒋介石也走回了旧军阀的老路，开始依靠地域关系和出身背景维系军队的忠诚。1927年底，黄埔军校在南京重新挂牌，学制也逐步延长到3年。从军事教育水平看，这所学校是越来越“正规”了；但它和当初的“黄埔精神”却渐行渐远。本书记录的黄埔军校的早期历史，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也走向了尾声。

好了，关于这本《黄埔军校史：1924—1927》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作者曾庆榴看来，黄埔军校和近代中国的其他军事院校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它的教育水平更高，而是它将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了“黄埔精神”这个思想基石。当“黄埔精神”与民主革命道路相结合时，才能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以校建军，校军一体，以军强校”的奇迹。路线规划、精神动力、专业能力，三者相辅相成又不可或缺。改写中国历史的，不仅是这所学校本身，更是它背后的思想和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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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黄埔军校的创办，对应的是孙中山面临的三重考验：革命政权地域性过强；国民党过于弱势；缺少自己的军队。而黄埔军校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校建军，校军一体，以军强校”。

2.黄埔军校和近代中国的其他军事院校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它的教育水平更高，而是它将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了“黄埔精神”这个思想基石。

3.“黄埔精神”有三层含义：一是爱国爱民，二是精诚团结，三是勇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