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 刘怡解读

《魏玛德国》|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穆勒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这段历史，上承1918年灭亡的旧德意志帝国，下接1933年开始的纳粹政权，在德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本书的副标题“从共和到纳粹”，说的就是它的重要性。但是，地位重要，不等于形象正面。魏玛德国在1933年灭亡以前，已经被它自己的国民批判得体无完肤，说它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简直一无是处。“二战”结束后，魏玛德国更是成了历史学家眼中的反面教材。你想啊，希特勒的崛起，就是在魏玛时代。孕育这么一个大恶魔的政权，能好得了吗？因此，几十年来，研究魏玛共和国的著作，虽然为数众多，但基调都是严厉批评的，没说几句好话。

要我说，魏玛德国，其实很像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政府。它们都终结了漫长的君主制时代，开启了共和政治，但很快陷入内外交困，结局也一言难尽。不过，魏玛德国和北洋政府，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光没有出现军阀割据，强人擅权的局面，反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气十足的政权。为魏玛德国起草宪法的，就有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这部宪法广泛参考了英法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博采众长，在纸面上可以说极尽完美。魏玛德国的“头部”政治家们，也是一群踏实肯干的好人。他们中有兢兢业业的改革家艾伯特，有天才外交官施特雷泽曼，还有德高望重的退役元帅兴登堡。像袁世凯那种位高权重的野心家，在魏玛德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更何况，德国在1918年的经济基础，可比辛亥革命时的中国好太多了。你要告诉那些起草魏玛宪法的大知识分子，这个政权只能维持15年，绝对没人会信。

一部好宪法，一群好人，怎么就给希特勒铺平了上台的路呢？这本《魏玛德国》，回答的就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在26万字的篇幅里，作者穆勒没有延续传统的批判思路，而是开了个“脑洞”。他讲，魏玛政权的上层建筑，的确经过了精心设计，但它真的是当时的德国人最需要的吗？普通德国人，求的是和平与稳定；魏玛政权给他们的，却是复杂的选举制度和抽象权利。普通德国人，早已习惯了单一权威；魏玛政权却为了形式上的制衡，人为设计出两个权力中心。普通德国人，需要政府坚强有力，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后时光。魏玛政权却为了博一个好名声，不断给自己加“紧箍咒”。这种操作，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怎么可能扛得住“一战”结束后德国层出不穷的危机？

这样一分析，事情就豁然开朗了。希特勒的崛起，多少包含了偶然因素。但魏玛政权的失败，却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惋惜的。只不过，希特勒的前半生，戏剧性实在是太强了，许多历史学家宁可去关注他这个人，而不是复盘魏玛德国的失败经过。所幸还有穆勒这位严肃的“解剖师”。他把目光投向魏玛德国历史上，那些信息量巨大的会议和选举，一帧一帧指点我们：踌躇满志的理想，是怎样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被一点一点扭曲和粉碎的。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能了解一段陌生的外国历史，还有机会重新评估理想与现实、愿望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是有意义的警示。

本书作者霍斯特·穆勒，是欧洲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德国历史的领军人物。他曾经担任西德总统谢尔的演讲撰稿人，后来又执掌德国著名的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当了19年所长。穆勒教授的研究方向，就是德国从1918年到1945年的历史。他把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早年从政的经历结合起来，做出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这本《魏玛德国》，是穆勒教授的第12本个人专著，德文原版撰写于2018年，正值魏玛共和国诞生100周年。穆勒在序言里讲，自己写这本书，是想提供“一段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教训”。相信这段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造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怀有怎样的政治理想，这些理想又出了哪些差错。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魏玛共和国在它15年的历史里，是怎样被现实反复打击摧残，直至迎来希特勒这个篡位者的。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给你出道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政府”，就像“西汉”“东汉”一样，并不是正式国号。它是历史学家为了划分代际，人为创造的概念。袁世凯、段祺瑞，并不管自己领导的政权叫“北洋政府”。他们使用的国号，是中性的“中华民国”。魏玛德国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差不多，属于事后命名。那你知不知道，从1918年到1933年，德国的正式国号叫什么？

答案可能让你非常震惊：它叫“德意志帝国”。没错，就叫“帝国”，哪怕它压根没有皇帝。这个国号，是白纸黑字写在宪法里的。魏玛德国的总统，正式头衔也叫“帝国总统”，听起来非常荒谬。总统，明明是共和制国家才有的，怎么还跟“帝国”沾边了呢？这就得说回到1918年11月9日，德国君主制走向灭亡的那一天了。

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德国的君主制，也是被一场战争终结的。1918年10月，持续超过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曾经捷报频传的德国军队，在日复一日的消耗和封锁下，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开始向本土后撤。皇帝威廉二世，本来还想负隅顽抗。没成想，他周围的大臣和贵族，根本不想继续战争，还反过来劝他发布停战诏书，向协约国求和，并主动退位，承担战争责任。威廉二世被这些进言弄得头痛不堪，干脆在10月29日离开首都柏林，跑去了比利时前线，希望总参谋长兴登堡支持自己，出兵肃清后方的反对者。

放在平时，皇帝离京出巡，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威廉二世居然不告而别，就像是拧开了高压锅的排气阀。德国所有厌恶战争的势力，立马行动起来了。先是北方爆发了水兵起义，接着柏林工人也走上街头，高喊“要和平，要面包”的口号。当时留在首都的最高官员，是威廉二世的表弟马克西米连亲王。这位亲王刚当了一个月首相，就患上了神经衰弱，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局面。11月9日中午，马克西米连干脆破罐子破摔，擅自宣布威廉二世退位。直到当天下午两点，远在比利时的威廉二世，才接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因为兴登堡拒绝庇护皇帝，不愿为了威廉二世，向国内民众开战。威廉二世只能服软，口头承诺退位，并逃往中立国荷兰避难。

注意了，到这时为止，德皇只是退位，不是变更国体。退位的是威廉二世一个人，不是整个君主制。如果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帝位继承人，比如某位皇子，那德国的君主制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但是，又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局面。马克西米连宣布完皇帝退位，就把政权移交给了两位平民政治家艾伯特和谢德曼。这两个人出门吃饭，发现国会大厦门口，围着一堆看热闹的群众。谢德曼走上前去，对他们振臂高呼：“陈旧腐朽的君主制已经崩塌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群众当即热烈响应。几个小时之内，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柏林，再也没有人愿意支持任何新君主了。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共和制，一大半是被谢德曼那一嗓子喊出来的。

为什么谢德曼喊一嗓子，就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呢？原来，他和艾伯特，来自社会民主党，是当时的帝国议会里最大的一个党派。德国的议会，起初权力并不大，只能批准日常预算，管不了军费、外交和税收。皇帝任命首相，也不用报请议会批准。不过，就在1918年10月28日，德国刚刚修改了宪法，允许议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它的直接受益者，就是社会民主党。艾伯特和谢德曼，正是利用这项先天优势，在11月10日组建了新的临时政府，并成功争取到了总参谋长兴登堡的支持。11月11日，临时政府与协约国正式停战。德国的共和制与战败一起到来了。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君主制在德国的终结，纯属阴错阳差。如果威廉二世懂得变通，或者马克西米连亲王愿意自己当皇帝，那艾伯特和谢德曼，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了政权。再进一步讲，德国“走向共和”的过程，比中国的辛亥革命还要仓促。辛亥革命，好歹经历了南北议和、临时大总统选举、前线逼宫，最后才有清帝退位，起码走完了整个流程。德国却在短短十几天里，完成了修改宪法、皇帝退位、组建共和政府的“三步走”。这样赶时间，能不出问题吗？果然，社民党的反对者开始行动了。不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恢复君主制，而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批反对者的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卜克内西。1918年12月30日，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同志罗莎·卢森堡等人，宣布组建德国共产党。他们决心在1919年1月发动工人起义，夺取首都政权。

讲到这里，还得提提社民党的“基因”问题。社民党是德国资历最老的合法政党，1863年就建立了。它标榜的立场，是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却不搞武装斗争或者全面革命。它倡导参加选举，用渐进和妥协的方式搞政治，因此还有个更著名的称呼，叫“修正主义”。德国社民党的领导人艾伯特和谢德曼，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们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但在强硬的保守派眼里，他们却是叛国分子，可以说两面不讨好。面对异军突起的德共，社民党人手足无措。当时德国已经宣布停战，军队全部复员，根本没有正规军。面对德共的挑战，社民党只能向极右翼民兵求助，依靠退伍军人组成的“自由军团”，血腥镇压工人起义，这才站稳了脚跟。

政权保住了，下一步该干吗呢？社民党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宪。要知道，艾伯特和谢德曼，是德国第一代议会政治家。他们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也没有做过大生意。这两个人前半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议会发表演讲，为自己的主张摇旗呐喊。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问题，都不及制定规则来得重要。为了起草新宪法，社民党人可以说煞费苦心。他们先是在1919年1月，举行全国选举，选出了423位制宪代表。接着又找来法国、瑞士、英国等国的宪法文本和法律教科书，让大家研读比较。因为当时的柏林刚刚经历过大起义，残破不堪，代表们就转移到歌德的故乡魏玛去开会。所以，这部博采众长的新宪法，又叫《魏玛宪法》。“魏玛德国”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起草《魏玛宪法》，总共花了六个半月时间。马克斯·韦伯担任制宪顾问，直接执笔的则是资深法学家普罗伊斯。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商量出了什么好点子呢？主要有两项。一是确立了责任内阁制，总理要对国会负责，而且只能由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来推举。那国会席位，该怎么产生呢？答案是“比例代表制”。这是一个从瑞士宪法里抄来的方案。简单来说，在德国的35个选区里，选民不是投票给具体的候选人，而是投给抽象的政党。任何一个党，只要在某个选区拿到6万票，就可以“兑换”一个国会议席。如果票数特别多，还可以申请额外的“奖励”议席。法学家们认为，这种做法，比“赢家通吃”的传统选举制度更公平。因为弱势群体只要足够团结，凑足6万票，就可以把自己心仪的政党投进国会。他们的声音，不会被精英群体遮蔽。这对巩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似乎是有好处的。

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冷峻。比例代表制最大的问题，是它有利于小党异军突起，却伤害了政局的稳定。因为民意总是善变的，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只要在选举季抓住社会情绪，炒热几个话题，就有希望登堂入室。像后来的纳粹党，1928年才开始参加选举，当年就进入了国会，声名鹊起。这种标新立异的小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越冒越多，最后居然超过了40个。整个国会接近1/3的议席，都被这类小党控制着。大党要牵头组阁，或者通过新法案，就得求着小党。小党一不高兴，就联合起来杯葛政府，导致内阁垮台。从1920年到1928年，德国八年间换了8个总理，任期最短的只干了86天，这就是小党林立导致的。形式上它是够公平了，结局却是一片混乱。

难道魏玛的那些法学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吗？还真不能冤枉他们。为了避免国会陷入瘫痪，《魏玛宪法》设计了另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总统。总统是全国选民一人一票投出来的，也代表民意。根据宪法第48条，他拥有“紧急命令权”。当国会出现混乱，比如迟迟推举不出总理，或者立法环节“卡壳”时，总统可以动用紧急命令权，直接指定一位总理，或者绕过国会，签发新法案。如果国内发生武装叛乱，总统也可以出动军队，恢复社会秩序。

听到这里，你可能又要问了：给总统这么大权力，就不怕他变成独裁者吗？还真不用担心。《魏玛宪法》规定，只要有2/3的国会议员明确反对总统，就可以发起全民公投，把总统赶下台。总统动用紧急命令权签发的法案，要是得不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也需要诉诸公投，由全国选民来裁决。这样看来，《魏玛宪法》建立的，其实是一个“半总统制”政体。国会反映民主精神，总统则扮演稳定器的角色。看上去的确是面面俱到，没什么纰漏了。

当然，《魏玛宪法》也不是一味标新立异。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它就做出了妥协，允许每个州拥有独立的司法、警察和教育权。这项安排，其实是延续了旧帝国的传统。就连“德意志帝国”这个国名，也在天主教政党的坚持下，得到了保留。一个共和国，管自己叫“帝国”，听起来当然不伦不类。但在魏玛法学家看来，只要新宪法能够颁行，只要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践，在称谓上做一点妥协，绝对是值得的。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经过集体投票，正式生效。第二年6月，德国举行第一届新国会选举，产生了三党联合的中间派内阁。不过，为了稳定政局，魏玛德国并没有立即选举新总统，而是留用了地位举足轻重的艾伯特。艾伯特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贵族头衔的国家元首。但他这个总统，可一点都不好当，因为挑战马上就来了。

刚刚我们回顾了魏玛德国诞生的经过。可以说，整个1919年，德国政治家关心的唯一大事，就是在纸面上规划这个新政权。但真正的考验，并不来自魏玛的会议室，而是出现在柏林街头。前面我们说到，德国在走向共和的第三天，就宣告战败了。当时，全国正在服兵役的男性，多达80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1/7。安置这几百万退伍兵，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但是，魏玛政府的知识分子们，却小看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他们既不给老兵安排工作，也不谈发放退伍金的事，只让他们赶紧交出武器，回家待着。帮助新政权镇压工人起义的“自由军团”，也接到了遣散令。他们怒不可遏，干脆在1920年3月发动兵变，占领了柏林，宣称要解散忘恩负义的魏玛政府，把德国改回君主制。

1920年的这场兵变，因为得不到首都工人和市民的支持，只闹了四天就失败了。但它给魏玛德国留下的创伤，却是永久性的。1919年，艾伯特依靠右翼民兵，镇压柏林工人起义，已经得罪了一大帮左派。而在1920年的兵变中，他又成了右派的敌人。这一下，新政权彻底被架在了火堆上。几百万退伍老兵，虽然心有不甘地脱下军装，却组建了五花八门的联谊会，一面缅怀战友情谊，一面咒骂魏玛政权。纳粹党后来的崛起，就和这些老兵社团有关。老兵们还大搞恐怖活动，暗杀他们看不顺眼的政治家。从1921年到1922年，魏玛政府的前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先后死于刺客之手，凶手却没有一个被处以极刑。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气氛有多压抑。

国内一片混乱，国外也不省心。1919年6月，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向德国开出了苛刻的战败赔款条件。德国被要求在42年里，支付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3600亿美元。而当时德国全部的黄金储备，只有1亿金马克，除了支付赔款，还得兑付战争期间卖给国民的1700亿国债。偏偏协约国还盯上了德国的经济基础，要它把大量的煤炭、火车、轮船也交出来，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德国的经济机器就彻底“停摆”了。魏玛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不顾一切地滥发纸币。整个1923年，德国发行的纸币，居然相当于黄金储备的10万亿倍，是人类经济史上最疯狂的纪录。当时，买一公斤面包，就要付860亿马克，满大街都是背着几麻袋钞票，只为买一份报纸的市民。魏玛政府无计可施，干脆宣布停止支付赔款。法国乘机在1923年，出兵占领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酿成了长达两年的鲁尔危机。希特勒崭露头角的“啤酒馆政变”，就是在鲁尔危机期间发生的。

本书作者穆勒指出：德国的这场恶性通胀，彻底摧毁了魏玛政权的民意基础。虽然艾伯特和他的同事们绞尽脑汁，通过吸收美国贷款和发行新货币，在1924年平息了危机，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一辈子的存款，都在1923年化为乌有了。魏玛政权不敢拖欠外国赔款，只能把负担转嫁给国民，这在普通人眼里不仅是丧权辱国，而且是丧尽天良。对那些倾家荡产的德国人来说，再好的选举制度，再漂亮的宪法条文，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在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下，德国从1923年开始的失业率，只有一年低于8%。几百万怨气冲天的失业者，每天看着政治家们打嘴仗，争论什么行为“违宪”，哪种情况适用“紧急命令权”，怎么可能共情？德国政府的形象，自然变得更不堪了。

偏偏这个声名狼藉的政府，内部还矛盾重重。前面说过，魏玛德国诞生时，国会里最大的政党是社民党。但社民党属于弱势大党，只占1/5的席位。它至少要拉到两个中等体量的盟友，才能控制国会多数，组成强势政府。偏偏在德国的老牌政党里，有4个中等党派，彼此还互不相让。社民党只能玩起排列组合的游戏，今年跟A党结盟，明年和A党的死敌B党联手。这样一来，内阁出台的政策，几乎每年都要换个方向，哪儿还能指望人民竭诚拥护？

于是，在1924年12月，就发生了一桩耸人听闻的闹剧。一家地方法院突然宣布：德国总统艾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曾经领导过反战罢工活动，犯下了“叛国罪”。他们要求总统亲自出庭，一条一条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艾伯特当时身患严重的胆囊炎和阑尾炎，法院不让他好好治病，隔几天就给他发一次传票，要他上庭聆讯。左右两翼的报纸，也联合起来攻击艾伯特，发表各种幸灾乐祸的报道。结果，艾伯特居然因为治疗不及时，在1925年2月死在了阑尾手术台上。这个时候，国会里的各大党才发现：没有了艾伯特，政府连个起码的协调者都找不到了。于是，他们在手忙脚乱中，找了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老头来竞选总统。这个老头，就是77岁的退役元帅兴登堡。

在魏玛德国的历史上，兴登堡是一个形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旧帝国最著名的陆军将领，在“一战”初期打赢过好几场大仗，民间威望很高，的确可以稳住政局。但另一方面，兴登堡从来没有搞过政治，对魏玛政权也没什么感情。站在他的角度，明明是文人政治家们把国家弄得一团糟，现在要他来救场。他当然不会跟这样的国会精诚合作。于是，宪法第48条纳入的那个“紧急命令权”，就被兴登堡高强度地用起来了。1930年3月，德国再度遭遇经济危机，国会却陷入了严重的内讧。兴登堡当即决定踢开国会，直接任命经济学家布吕宁为总理。从那时起，总理的任命权，就变相转移到了总统手里。国会要是不同意呢？那就再用一次紧急命令权，直接从总统府签发法令。

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数字：1930年，德国国会一共通过了98项法案，总统利用紧急命令权签发的，只有5项。但仅仅过了两年，兴登堡直接签发的法案就上升到了60项。反而是国会正常通过的法案，只剩下5项了。你可能要问了：宪法不是给了国会反制的权力吗？别忘了，赶总统下台，需要2/3的多数票啊。群龙无首的各政党，哪里凑得出这么多票数。更何况，兴登堡两次参选总统，赢得都很漂亮，他是有民意基础的。国会跟总统唱反调，非但没什么胜算，反而会被直接解散，举行新的大选。每选一次，传统大党就溃败一次，势头越来越颓。像资格最老的社民党，1930年大选时还能拿到1/4的议席。短短三年后，它的得票率直接跌到18%，还不及小字辈纳粹党的一半。

社民党的溃败，原因在哪儿呢？除了前面说过的比例代表制的先天缺陷，作者穆勒认为，还有代际变化这个因素。魏玛德国初创期的几大政党，像社民党、中央党，都是在19世纪末诞生的。那个时候，德国虽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南部和东部还存在大量农业省份，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更是只有23个。动员这样的选民，并不需要庞大的基层组织。但“一战”结束后，德国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都柏林的面积直接膨胀了12倍，常住人口增加了200万。新生代城市居民，大部分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从事服务业的青壮年。他们在魏玛德国层出不穷的经济危机中，已经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对现实极度不满。而传统政党受思维所限，根本吸纳不了这些力量，等于变相把他们“推”给了纳粹党。可悲的是，制定《魏玛宪法》的那些知识分子，主动下调了选民的年龄限制，认为这样可以体现民主精神。结果，新生代城市居民，居然变成了纳粹党的重要票仓，直接敲响了魏玛德国的丧钟。

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说法：希特勒是德国人一人一票选上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纳粹党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虽然成功跃居国会第一大党，但只占1/3的席位，依然无法正常组阁。这个时候，是85岁的兴登堡误判了形势，以为纳粹党已经所向无敌，于是再度动用紧急命令权，给了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机会。可以说，魏玛德国不是直接死于民意，而是死于它的创造者们设置的“稳定器”。1933年，纳粹党胁迫国会通过《授权法》，把国家大权完全转移到内阁手中。至此，魏玛共和国宣告终结，德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好了，关于这本《魏玛德国》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许多人在回看德国现代史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诞生过黑格尔、马克思、歌德这样伟大思想家的国度，竟然出现了纳粹这样的野蛮浩劫，实在是反常。而这本《魏玛德国》告诉我们：它不是反常，而是“聪明误”。那些设计《魏玛宪法》的杰出知识分子，想到了民主精神，想到了制度设计，甚至想到了权力制衡，唯独忽视了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他们把棘手的经济问题抛在一旁，大费周章地在纸面上构思“理想国家”，最终遭到现实的残忍报复，留下了永恒的教训。这段历史，再度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理想，要是脱离了现实，只会成为废纸一张。如同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关乎可能性的艺术，是关乎可行性的艺术，也是关乎次优的艺术。”这个道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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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设计《魏玛宪法》的杰出知识分子，想到了民主精神，想到了制度设计，甚至想到了权力制衡，唯独忽视了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他们把棘手的经济问题抛在一旁，大费周章地在纸面上构思“理想国家”，最终遭到现实的残忍报复，留下了永恒的教训。

2. 这段历史，再度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理想，要是脱离了现实，只会成为废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