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 贾行家解读
《魏晋清谈》| 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唐翼明，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师从夏志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
关于本书
本书是唐翼明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重新清理了魏晋思想文化史的相关史料，检索对比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资料，还原出清谈的概念、形式和内容；重点研究清谈的发展过程，修正以往史学界的错误观念，具体论证了清谈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价值。被学术界称为“填补学术思想史空白的重量级之作”。
核心内容
清谈是魏晋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进行的一种学术和社交活动。清谈内容以《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主，谈得都是哲学话题，形式上类似于学术研讨和辩论会。清谈代表着魏晋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和“文艺复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造就了学术上的魏晋思潮，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和进化，产生了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审美格调和生活态度。清谈始终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和魏晋的政治混乱没有必然联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是《魏晋清谈》。
说起清谈这个词，你肯定很熟悉，它是魏晋历史的标志性符号。在我们的印象里，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因为“清谈”后面接的是“误国”——清谈误国嘛。这个说法，差不多是千百年来的定论：魏晋的高官名士无心国计民生，整天凑到一块胡侃瞎聊，把整个天下都聊得乱七八糟的。不过，说起清谈来，还有个相对褒义的词，就是魏晋风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富于异彩的一个概念。清谈作为重要的上层文化活动，是魏晋名士展露风度的重要舞台。那么清谈到底是好是坏？它究竟是罪魁祸首，还是替罪羊？或者说，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兼具两种作用呢？
想厘清这个问题，就得回到原点，先弄清楚：清谈到底谈什么，是怎么谈的？它和当时的政治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本《魏晋清谈》出现以前，史学界对魏晋的研究，包括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一直是把清谈混杂在对玄学思潮、政治文化的研究里，没有把它作为单独历史现象研究过。也就是说，关于清谈误国的定论，属于“没问是不是，就说为什么”。关于清谈，虽然是个案，但体现出史学里的一类现象：在取得重大研究突破前，需要足够的资料积累和整理，逐个弄清基础问题。
于是，上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魏晋文化史专家唐翼明决心对魏晋清谈的形成和演变做一次全面研究。本书写作期间，唐翼明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文学名家夏志清攻读博士，《魏晋清谈》就是他的学位论文。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授期间，唐翼明将这本书整理成中文版。著名史学家余英时认为，这是一本能够填补中国学术思想史空白的重量级著作。
《魏晋清谈》一共分6章。上篇的前3章，唐翼明检索对比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资料，还原出清谈的概念、形式和内容；下篇的后3章，重点研究清谈的发展过程，修正以往史学界的错误观念，具体论证了清谈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价值。
这个框架是从专门的学术史角度出发的。我对本书的解读顺序，是按照书里的重点，逐一回答我们最想知道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说了这么久的“清谈误国”，那清谈到底是什么？魏晋名士究竟在谈什么，是怎么谈的？第二个是，我们该怎么看待清谈？比如说，它对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以及魏晋时期的文化，究竟有哪些作用？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清谈的话，这个词会是什么呢？第三个，再回到魏晋政治自身，清谈到底误不误国？为什么？
下面，咱们就先来说说，清谈到底是什么？
先说说清谈这个名词。清谈的中的清字，就是清官的清，这是士大夫阶层的自诩。它最早出现在东汉的“党锢之争”，士人集团用清字来称呼自己这一方，用污浊的污字，形容外戚和宦官集团。清流这个概念，一直使用到清代。而谈字，指的是谈论文雅、高深的话题。
严格地说，魏晋清谈的专门称谓应该是清言，言论的言。后世研究魏晋清谈的主要材料是南朝时期的一本文学名著、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这本书就是分别用“谈”和“清言”来称呼清谈的。
唐翼明对清谈下了一个现代学术定义，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进行的一种学术和社交活动。这个定义，涵盖了谁来谈、谈什么、怎么谈的这三个问题。
先说说谁来清谈。参与清谈的，大多是出身士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出身寒族的平民。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份和贵族身份，基本上也是合一的。为清谈打下牢固基础的，是曹魏正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40年到249年的一批士族思想家，代表人物是王弼和何晏。王弼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天才人物，虽然只活了24岁，却留下了许多令当时学者惊叹的经典著作。他所注解的《老子》，至今仍然是最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版本。何晏的政治影响力和声望很高，是早期清谈活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从此以后，清谈成为了几乎所有士族都热衷的活动，它既有学术性质，也有社交意义，能够形成阶层内部的风向和热点。魏晋时期的政治人物，往往要通过清谈来提高自己在士族中间的影响力。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把魏国政治搅得天翻地覆，但也一直以名士自居，是当时清谈的主要推动人物之一。晋代士族门阀中地位最高的是琅邪王氏，影响力不亚于皇家，王氏几代子弟既是政坛领袖又是清谈领袖。在士族们被匈奴驱赶到江南，刚刚站稳脚跟以后，王氏中的代表人物、丞相王导就立即着手恢复了清谈。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权臣桓温召集当时的名士举行清谈，每天专题讨论《周易》中的一卦。皇帝司马昱也打算去旁听，但觉得议程不合理，说：“卦的内容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怎么能限定每天一卦呢？” 从这条记载里我们就能看出来，清谈的层次有多高、规模有多大，连当时的国家首脑都对清谈非常重视和内行。
除了士族知识分子，东晋以后，清谈中还出现了一类特殊人物，就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高僧，他们为清谈带来了新的思想。而僧人的目的，是借参与清谈的机会打入贵族学术圈，为佛教思想争取阵地。
魏晋的权贵和士族对清谈如此着迷，那清谈到底是在谈什么呢？本书以前，史学家都认为，清谈除了谈思想和文学，也包括对当时的人物和政治进行评论。唐翼明通过梳理甄别历史材料之后，确定魏晋清谈的内容其实很单纯，始终谈的都是玄学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题目主要围绕《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书，被称为“三玄”。
《周易》是儒家经典中最有哲学意味、与道家思想最接近的一部。早期清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有关《周易》的问题。为什么说王弼奠定了清谈的基础呢？就是因为他通过注解《老子》和《周易》，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打通，解决了在儒家思想背景下谈论“三玄”的合理性问题。王弼的基本命题是：儒家谈论的是有形体和现象的事物，这称之为“有”。道家谈论的是超越物质性的道和自然，这称之为“无”。王弼认为，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体，有是用。
他巧妙地解决了之前人们纠结的理论问题，干净利落地论证出：孔子思想的本体，实际上也是无，但为了实现名教对现实的教化，才更多地关照关乎“有” 的现实问题。这也正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要高于老子的地方。那么，魏晋的士族知识分子，既读圣人之书，就应该不必拘泥于儒家经典中的具体言辞章句，直接领悟其中的根本思想，也就是“无”的思想。王弼的这套学说是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清谈所要谈的，就是由此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因此，王弼被后代认为是清谈的始祖和典范，被称为“正始之音”。
在西晋的清谈选题里，《老子》的地位和《周易》不相上下，《道德经》原文和经典的论文，是清谈家必须滚瓜烂熟的。到东晋时，清谈更喜欢以《庄子》为主题。东晋中期后，传统的三玄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谈论佛家思想变得时髦起来。在喜欢玄学的士大夫眼里，佛家思想既新奇有魅力，又符合他们喜爱虚无的思想品味。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清谈是怎么谈的？
西方文化史上有两个很动人的画面：一个是古希腊时期，在柏拉图学院里，哲学家和学生们自由辩论，探究真理，场面就像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所画的。另一个是十八、十九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说起来，一千多年前，魏晋清谈的场面，也和雅典学院、文艺沙龙很类似。
清谈是类似自由论坛的开放活动，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只要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可以构成一个清谈的单位，这叫作谈坐。谈坐有一人主讲、二人论辩和多人自由讨论等不同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是确定一个题目后，先由主方发言，提出论点，加以简单论证，再由客方进行反驳和诘问，然后主方再进行答辩。经过几轮这样的反复，直到一方理屈词穷。有时候，论辩双方陷入胶着状态，还有在场的其他清谈高手加入进来，进行理论解析和点拨。这些后加入进来的清谈家，往往是学术修养更高的人，《世说新语》里，记录了很多这种场合。
理想的清谈，在内容上，要有自己的创见，不能只人云亦云。发言的立意要高远，条理要清晰，言辞要简约漂亮。在外在形象上，要风度优雅，富于魅力，语音悦耳。清谈发言不同于普通说话，要有一套特殊的发音和节奏。有时候，宾客们会为发言者的语音之美所倾倒，甚至忘了当事人具体说了些什么。为了显示潇洒悠闲的名士风度，清谈中还要手持一种叫麈尾的道具，它形状有点儿像长柄的团扇，柄是玉或犀角的。清谈是哲学研讨会，也可以说是贵族们近似行为艺术的表演。
了解了清谈是什么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它对学术思想史的具体影响。魏晋时期虽然是一个分裂的乱世，但从学术和文艺上来看，也是一个融合创新的时代，是一次小规模的“文艺复兴”。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个时期文化思想的特点，可以说是自觉。其中，清谈也发挥了促进作用。
我们先来说清谈对于思想自觉的促进。在魏晋之前，儒家已经保持了三百多年的思想独尊。汉代的儒道之争，不只是哲学思想之争，更是两种政治力量“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斗争。而王弼在魏晋初年完成了调和儒道两家的理论预备工作以后，清谈家们能够以尊孔的名义，来讨论他们更偏爱的道家思想了。
清谈活动在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为学术而学术”的自觉思想，在魏晋时期，先秦的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术得到了恢复。由于名家思想重视逻辑，是辩论中的有力武器，也成了清谈家们竞相研究的热门理论。
思想自觉的前提是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局面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社会动荡使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社会对异端的承受力变大了。另一方面，士族和知识分子属于同一个上流社会，对内利益和观念趋同，对外则是封闭的。在皇权被削弱之后，士族的思想和言行变得宽松了。
在清谈中，那些过去属于大是大非、轻易不能碰的问题，如今都可以公然讨论。只要说得有理、说得漂亮，能为参与者和旁观者带来思想和视觉上的愉悦，就会举座尽欢，成为历史佳话。西晋的权臣王衍，也出自琅邪王氏一门，也是重度清谈爱好者。他有一次问名士阮修：“老子、庄子和儒家有什么异同？”阮修态度随便地回答说“将无同”，意思就是“差不多一样啊”。这种说法要是放在汉代肯定是邪说，但王衍听了大为赞赏，立刻就提拔了阮修的官职。这留下了一个叫“三语掾”的典故，就是说三个字就能换一个官做。
对于“究竟有没有鬼神”这样关乎世界观的话题，也经常在清谈中出现。在辩论中持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也是常有的事，并不会被抓小辫子。
《庄子》和佛家思想的流行，更是个性自由的现象。《庄子》的核心观点是主张摆脱拘束、实现个体的极致自由。而以《庄子》为题的清谈，已经不再是辩论了，而是参与者各自用华丽的辞藻，对《庄子》思想进行一次阐释，表示完全的赞赏。
思想的自觉也催生了文学上的自觉。魏晋文学富于强烈的个性色彩，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将魏晋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战乱和社会动荡，魏晋的文人对命运的无常有更强烈、更复杂的感受，需要通过清谈和文学创作来抒发个人思想和情感。魏文帝曹丕说，权势富贵只是一辈子的事，而文章却是不朽事业，把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升到了接近圣贤的地位。
我们前面说过，魏晋名士在清谈中表现出来的言行和思想，成了古代文学名著《世说新语》的主要题材。《庄子》成为文学经典，也起源于魏晋清谈。由于玄学发展，魏晋时期曾先后有数十名学者注解《庄子》，其中，以向秀、郭象两家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注释，让当时的名士们认识到了《庄子》的思想和文学魅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六朝时期曾发生过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在南朝的齐永明年间，出现了声律理论，确立了“平上去入”这四种声调。永明体的诗文，奠定了后来的格律诗基础。一般的文学理论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由魏晋骈文和佛经传入而产生的。但唐翼明在研究魏晋清谈时发现，四声理论的出现，和清谈过程中对于音律的追求和实践有关。
除了思想和文学上的自觉，魏晋名士还通过清谈来表达生活观念上的自觉。提起魏晋，人们会自然联想到“魏晋风度”这个词。魏晋风度是个不太容易体会的概念，简单地概括，可以说是拥有坚定的自我认同，自觉地追求活得漂亮一些。表现在名士的身上，就是拥有强烈的个性和尊严，当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变故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除了泰山崩于眼前的极端情况，日常的谈坐，是他们试炼和展露风度的最好场合。
说起魏晋风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了。他们几乎是清谈、隐逸、放达等等魏晋风度标签的代言人。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向秀，不仅文学成就高，而且也都是清谈大家。尤其嵇康，他的清谈逻辑严谨，思想原创性很高，王导过江以后，在谈坐中只谈三套理论，其中的两套都来自嵇康。
说到竹林七贤呢，我们顺便说说唐翼明的一个发现。他经过研究，认为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对外宣称过的政治团体或者清谈团体，他们的思想、人生轨迹和文学成就都各不相同，最多只是常常凑在一起喝酒而已，而且时间上也不超过三五年。竹林七贤的结合点，是在老庄哲学的外衣下，以不问世事、放浪形骸的生活姿态来回避政治。也就是说，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像竹林七贤这样通过放浪形骸来标榜自我的文人，其实各个时代都有，但唯独在魏晋时期，他们得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广泛赞赏、宣传和仿效。哪怕不会清谈和写诗作文的人，也要模仿他们酗酒放荡的行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是士族们追求风度的时尚标杆了。魏晋文人的行为虽然显得颓废，近乎荒诞肤浅，但所欲表达的，是在个人观念和生活上追求自觉与自主，这也是道家思想在现实中的演练，如果控制得好，魏晋风度是生活的艺术化，如果控制不好，也算得上是种消极的行为艺术吧。
说起魏晋的这一代知识分子。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认为：竹林七贤是隐士，他们饮酒清谈还不至于误国。但那些在朝廷上负有重要责任的高官、甚至连皇帝都整天谈论玄远话题，不屑于具体事务，这种清谈就是误国的了。那么，本书通过把清谈现象从魏晋政治里剥离之后观察，又得出了哪些不一样的结论呢？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话题，从魏晋清谈和政治的关系来看，清谈真的误国么？
先来看看清谈和政治的真实关系。这本书之前的魏晋历史研究，认为早期的清谈不是谈玄学，而是谈实际的政治问题，会影响政治决策。有些早期清谈是评价官员的表现、举荐地方上的能人，类似于干部考核推荐谈话。这两类清谈都有实际的政治功能。到了东晋，由于士族思想的腐化，清谈才蜕化成只谈三玄，这是士族政治倒退的表现。
而唐翼明发现，这个观点来自一个史学上的错误：刚才提到的那种早期士人聚集起来批评时政、议论政治人物的集会，应该叫作清议，和清谈根本没有传承关系。清谈的真正起源，是汉末太学——也就是中央最高学府的一种叫游谈的学术活动，游谈兼有讲学、交流作用。清谈的前身是学术活动，也一直都是学术活动，和政治从来没有关系。
我们说过，清谈在魏晋士族中间，除了学术交流，也是一种主要的社交方式。在某些场合，还有游戏意味， 围观清谈名家对谈，就像观看国手下棋一样，是一种精神享受。《世说新语》里记载，在一个谈坐上，大家不服气某个占上风的名士，会立即去接来另一位清谈家，非要把他当场打压了下去才罢休。对这个智力游戏，名士们是相当投入的，常常彻夜清谈不倦，还有被清谈活活累死的记载。
那么，这种沉迷和过于认真，会不会最终演变成误国呢？
最早将清谈和亡国联系到一起的，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里直接将西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士族的清谈。对这类说法，需要观察当时的语境。顾炎武因为对明朝的灭亡而愤慨焦急，想来想去，就认为这是晚明时期的学者整天谈论理学心性，不关心现实事务造成的。他寻找这种作风的源头，就找寻到了魏晋清谈头上。顾炎武虽然是思想大家，但当时的头脑显得不够冷静，这个归因的推导过程，太过于片面和武断了。
关于清谈是否影响政治的争议，早在东晋时就有了。著名的书法家、也是当时士族中的重要头面人物王羲之就对清谈风气不以为然，直接对谢安表达了不满。谢安的回答也是清谈式的，思维很跳跃，他说：“秦国任用商鞅，后来秦国灭亡了，这也是清谈闹得吗？”表面上看好像在强词夺理，实际意思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很复杂，西晋的灭亡，是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没搞好，和学术活动没有关系。把亡国的原因归结到清谈身上，是表面化的“皮相之见”，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
谢安自己就是个好例子，他维护清谈的出发点，好像只是出于自己的爱好。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谢安，除了好清谈，也是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八万北府兵克八十万前秦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组织了有效的北伐，足以名垂千古。而且，政治家、军事家精于哲学，擅长逻辑思维，绝对是有益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位出色的哲学家。
任何嗜好都可能使人沉迷，假如负有重要政治责任的人因为沉溺爱好而误事，那么，这暴露的则是一个政治机制问题。直接把清谈作为魏晋的亡国原因，就像说李煜是因为写诗而葬送了南唐，唐玄宗是因为迷恋杨玉环而触发了安史之乱，只是种陈旧的历史观，也可以是说思维上的懒惰。
总之，清谈是学术而不是政治，虽然它同魏晋的政治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持“清谈误国”论者以为的那种关系。分析历史问题，要建立清晰的逻辑，政治的要归政治，学术的要归学术。这一点，正是本书作者唐翼明努力告诉我们的。
好，关于《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我们说得差不多了，下面再来回顾一下要点。
第一，清谈是魏晋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进行的一种学术和社交活动。清谈内容以《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主，谈得都是哲学话题，形式上类似于学术研讨和辩论会。
第二，清谈代表着魏晋时期的一次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造就了学术上的魏晋思潮，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和进化，产生了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审美格调和生活态度。
第三，魏晋清谈始终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和魏晋的政治混乱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历史上有一类现象，每到政治分裂时期，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反而可能因为权威的离散而出现新增长点。史学家吕思勉发现，在中央政权控制力减弱的时期，一些远离首都的地区就会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思想界也是如此。中国学术的活跃期，第一个高峰在春秋，第二个高峰在魏晋，并不是偶然现象。清谈最后的消失，是由于隋朝统一后，士族阶层这个清谈的主体衰落了，同时，科举制度又为文人提供了新的兴奋点和游戏规则。但是，魏晋清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做出过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扭曲和忽视的。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