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闫达解读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闫达解读
关于作者
史景迁，又名乔纳森·斯宾塞，是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与魏斐德、孔飞力一同，号称美国的“汉学三杰”。
关于本书
1728年，乡村教师曾静写了封信，希望能说服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事情败露，曾静被捕入狱。雍正利用曾静的反省悔悟，编撰出了《大义觉迷录》，并将这套书利用国家力量向全国推广。《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就是在探究整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其中横生的许多既耐人寻味又匪夷所思的枝节。
核心内容
作者史景迁通过《大义觉迷录》一书在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形成、流传、禁毁的过程，展现了满清政权为了证明自己作为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面临的困境。学界对《大义觉迷录》的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雍正的继位之谜，但史景迁在探究整件事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同时，却将这件奇案视为满清政权在构建自我认同过程中，发生重要转折的标志。正是从曾静案开始，清朝廷由认同接纳汉文化的优越性，转向了强化肯定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书名里的“大义觉迷”，其实也是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是由高高在上的一代帝王雍正，和身居偏僻乡村却意图谋反的乡村教师曾静合著的。作者史景迁通过《大义觉迷录》一书在清代雍乾两朝形成、流传、禁毁的过程，展现了满清政权为了证明自己作为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面临的困境。
说到雍正，想必你立刻会把他跟“铁腕统治者”这个标签捆在一起，所以如果我告诉你雍正不光跟意图谋反的乡村教师曾静一起出了书，甚至还赠送了一千两银子，让曾静回家买房子置地，你应该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吧。对皇上来说，这虽然不是笔大钱，但把钱送给仇家也确实让人感到惊奇。当然，雍正肯定不是因为爱心泛滥，他之所以这样，其实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在汉人被异族统治的满清时代，汉族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对异族政权充满敌视，这对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也是让雍正一直忧心不已的问题。正是因为雍正发现，一味的使用严苛刑法对不同声音进行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汉在族群认同上，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所以在处理曾静时，雍正开始尝试在舆论上对社会思潮进行疏导，修了一套《大义觉迷录》，并利用国家力量将这套书向全国推广。
我们本期要解读的这本《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就是在探究整件事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在其中横生的许多既耐人寻味又匪夷所思的枝节。在如今这个不同文明之间冲突日益加剧的时代，多元文化的世界该如何维系互相间的平衡与稳定，是个日益凸显的话题。而本书对这个话题有着非常值得深思的借鉴意义。
这本书的作者史景迁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与魏斐德、孔飞力一同，号称美国的“汉学三杰”。史景迁这个看起来充满韵味与内涵的中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修史学博士时，由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起的。景是景仰的景，迁是司马迁的迁，可见寓意之深。而史景迁在史学界的成就，也显然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
史景迁的文笔特别生动，写的虽然是史学研究，却让人读起来有小说一般的酣畅淋漓。但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经常被一些批评家，排除在正统的史学研究之外。他们认为史景迁视野过于宽广，没有专心在史料中考据出前人未知的史实，成为某一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但其实中国史学的传统写法之一，就是像《史记》那样，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角度，来展现历史恢弘的全相，用流畅优美的文字传递历史的温度，而史景迁也正是如此。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一共有十五个章节。从曾静的学生张熙受老师指派，向时任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投递谋逆书稿开始，到曾静与张熙被雍正特赦，用了十四个章节。而在最后一章，曾静与张熙两人却在乾隆初年被处斩。史景迁用华丽潇洒的笔法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诡谲无比的历史画卷，其中的人物都仿佛置身孤舟，在迷雾重重、波涛翻涌的瀚海上飘摇，就连自以为在掌舵的雍正，也最终没能让事件的发展，走向他心中预想的终点。接下来，我就详细跟你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我们先说曾静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的谋反信却能让身为皇帝的雍正非常紧张，这折射出当时满汉两个异质文化族群间，有着怎样难以弥合的矛盾？然后，我们再说编修发行《大义觉迷录》，力排众议特赦曾静的雍正，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最后我们来看，乾隆在登基后，违背雍正的谕旨在短时间内处决了曾静，并禁毁《大义觉迷录》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整件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1728年10月底，当时的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外出办事，在回办公驻地的路上，被一名年轻人拦住了轿子。这名年轻人就是本书主人公曾静的学生——张熙。张熙是湖南人，生活在湖广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家境贫寒，他住在离曾静不远的邻村，平时经常去听曾静讲学。张熙对曾静的文化水平非常崇拜，所以才会在曾静的授意下，千里迢迢地从家乡跑到长安去给岳钟琪送信。在正文前的引子里，史景迁有对当时的场景有非常立体的描述。
被拦下来的岳钟琪最初以为张熙只是个上访群众，但当读完张熙给他的信，岳钟琪就被吓懵了。因为信中先是对岳钟琪夸赞了一顿，尤其还提到他那著名的祖宗岳飞，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批评当时的政治黑暗，并撺掇岳钟琪造反，说只要岳钟琪敢起事，将会有六个省份的人马同时响应。信上留下的笔者姓名叫夏靓，其实这是曾静的化名。因为岳钟琪确实是岳飞的后代，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前一年就有个疯子沿街狂呼“岳钟琪要造反”，所以这么频繁的发生同类事情，把岳钟琪弄得心惊肉跳。
要知道，雍正是出了名的情报专家，政治密探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岳钟琪根本不敢隐瞒。他对张熙稍加审问，而且在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情况下，就马上给雍正写了密折进行汇报，因为如果这事被雍正从其他渠道听说，那岳钟琪就完蛋了，毕竟当时在场的人可不少。
按照史景迁的描述，雍正在了解了事件经过和那封原版谋反信后，大为震怒。因为在雍正看来，信中对皇帝和政府的很多指责都是无稽之谈。比如，关于雍正是用非法手段夺得皇位的，或者因为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就说清朝气数已尽。当然，真正让雍正紧张起来的，是在之后与岳钟琪的多次通信中，他发现这个案子涉及文人谋反的性质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通过岳钟琪的诱导，张熙供出了撰写谋反信的就是教他读书的私塾老师曾静，而在调查曾静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吕留良。
吕留良生于明朝末年，是个在清朝初年颇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吕留良以晚明遗民自居，为了抵制清朝统一要求的辫子发型，不惜落发为僧。更重要的是，吕留良的孙子还在康熙晚期参与过一次反清复明的武装造反行动。可以说，这是个被清政府记入黑名单的家族。被捕后的曾静交代，之所以会产生谋反的思想，除了因为近些年自然灾害频发，让他觉得是清朝即将败亡的征兆外，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吕留良的影响。当然，吕留良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曾静是通过书籍了解吕留良的思想的。
我们知道，清代文字狱非常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标很明确的诋毁皇上或朝廷，比如史景迁提到，有个叫查嗣庭的科举考官，在出考题时用了《诗经》中“维民所止”这句，就被人检举揭发动机不纯，因为“维”和“止”两个字正好是把“雍”和“正”两个字去了上面的笔画。而搜查查嗣庭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查嗣庭的日记中指责康熙与雍正两朝的政治，结果查嗣庭被处以极刑。而另一类文字狱，则是因为涉及“华夷之辨”的言论，也就是质疑满族当时作为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很明显对于统治者来说，后一类文字狱更让人紧张，因为这涉及到满汉这两个文化族群间的根本矛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其实清朝政府对于民间怀念前朝的心思并非不宽容，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康熙年间烧制的瓷器，在底款上却留着明朝的年号，比如成化、宣德等。清代统治者很清楚，如果想让这个由众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稳定，就必须在文化管制上留有一定的弹性。保持各个族群在文化上的特点，并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才是让庞大帝国良好运行的关键。而由于在人口比例上的明显劣势，更是让清朝在定都北京后，就一直试图获取汉人们的支持，比如依然推崇儒家，也吸收汉人进入官僚体系等等。但中原文化和族群的优越感却很难在根本上使汉人认同异族的统治，尤其是在汉族知识分子当中，反满的思想更是难以根除。而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承上启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所以当曾静的案子开始牵涉到“反满精英”吕留良，案子的严重性就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史景迁在书中写到，曾静在老家湖南接受审讯的同时，北京和吕留良浙江老家的官员们，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忙碌，审查吕留良和他学生们的所有作品，并把发现的问题汇报给雍正。我们刚才说了，吕留良是个以“晚明遗民”自居的人，所以只要去查，就肯定会在他的作品中发现问题。结果，除了大量讥讽满清政府和康熙皇帝的言辞外，审查的官员还在吕留良的作品中发现了影射种族之分高于君臣关系的言论。比如吕留良在评论《管子》时，就说：“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而且在这句之后，吕留良还注明了自己所说的“春秋大义”，就是华夷之辨，是以华夏的文明礼仪为标准，来区分华夏和蛮夷。就这样，就算吕留良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后代和学生还是被逮捕，像曾静一样成了朝廷重犯。
在曾静即将被押送京城，吕留良作品中的问题也被一一查出的过程中，这时的雍正已不再紧张，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完美的计划，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题：面对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雍正为什么力排众议赦免了曾静？
曾静这个人其实文化程度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常年居住在小山村里，只在雍正三年，也就是1725年时，因为萌生迁居到四川的想法，离开过家乡。但曾静当时还没走出湖南就又返回了老家，这是因为他在旅途上听说到一句“五星连珠，日月合璧”的流行语，就认为盛世将要来到，完全没必要劳苦奔波的远赴他乡讨生活。其实曾静对时事的大部分了解，都是通过没有确实根据的道听途说而来的，所以他向岳钟琪投递的谋反书信也相当不靠谱。比如曾静说的，只要岳钟琪敢起事，就会有六个省份响应，事实上这根本就是胡说。按照史景迁在书中引用的供词原文，曾静谈到自己之所以会这么说，只是因为看到了灾荒和瘟疫，就把这当成是“天心不顺”的预兆，而老天不痛快，闹事自然就会有呼应，所谓不约而同。
对于雍正来说，曾静这个人与之前文字狱之中的涉案者都不同，因为曾静既不是官员，也不是文化名流，在此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所以，杀不杀曾静并不是作为皇帝的雍正首先要考虑的，毕竟这么一个毫无社会影响力的普通人，杀与不杀对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没有意义。在雍正看来，与其干掉一个曾静这样的人，不如好好利用曾静去做一番文章。从史景迁的记述中我们能看出，在曾静没有被押往北京前，雍正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1729年的农历正月，对于曾静的谋反信，雍正给湖南审理曾静的官员，发去了一封廷寄谕旨，他说：“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众”。面对一直无法消除的满汉矛盾，雍正深知武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否则也不会有眼下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想通过思想引导，来达到使汉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统治的目的。在雍正看来，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用的工具，就是舆论。
史景迁在书中提到，把谋反案子的细节向外公布，在历史上虽然少见，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比如在14世纪末，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做过同样的事。而借鉴前朝旧例来解决当下的案子，在雍正看来是最合适不过了，更容易获得汉人的认同。
对于曾静的言论，最好的反驳就是所谓的预兆问题，雍正在曾静还没有被押解到京城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在皇上的命令下，各种天降祥瑞现象不停的被汇报上来，比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就声称，在雍正五十岁寿辰当天，他目睹了五色祥云绕着太阳好几个小时，而且第二天同样的景象又来了一次，见证者无数。史景迁在书中的原话是，“在前朝还未曾出现过如此众多天人感应的吉象。”当然，反驳曾静并不是最重要的，雍正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吕留良的身上。
吕留良与曾静不同，他不仅是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学者，而且在江南文人圈中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地位。尤其是吕留良为《四书》撰写的集注，更是很多科举考生的必读参考书。雍正很清楚在学术理论上击败吕留良的难度太大，所以在驳斥吕留良的言论时，只捡了一些由臆想或夸张后的史实。但打败这个已经死去的对手，是雍正不可避免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曾静这个谋反者，反倒成了雍正手中最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而关于曾静思想的改变与塑造，也成了雍正与吕留良博弈的战场。
我们都知道皇帝与大臣之间的书信来往都属于广义上的国家机密，但身为一个反贼的曾静却在被关进牢房后，得到了接触这些“国家机密”的机会。当然，这些文件都是经过仔细筛选的，目的就是让曾静认识到他在谋反信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比如，雍正与岳钟琪之间大量的书信往来中，足以见得君臣关系非常良好，而不是民间传扬的互有嫌隙；再比如，雍正拿出真实案例，并亲自撰写长篇论述，向曾静说明雍正年间的铜钱不精致，表面字画图案模糊，是因为降低了铜钱中铜与铅的比例。而这是为了维护钱币流通的稳定，因为如果铜钱中铜的比例过高，会有百姓销毁铜钱改造器皿，以赚取贩卖后所得的差价，并不是像曾静所说，一切都是因为雍正用铜料大肆修建宫殿，导致国库铜料储备紧张。
除了拿出这些文件，雍正还经常亲手撰写文章批驳曾静，尤其是在君臣关系高于种族界限这个问题上，引经据典大费笔墨。身为皇帝的雍正能这么花心思，当然不会是为了帮身陷囹圄的曾静消遣时光。曾静被要求在读过文件和文章后，必须写出深刻的思想反省。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曾静在当时的心理动态，但通过史景迁在书中对史实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本以为自己必死的曾静肯定察觉到了一线生机。对于雍正的要求，曾静的配合度非常高，不仅在思想反省中把自己的谋反行为评价为禽兽不如，还在文章中把自己描绘成因雍正的教诲而迷途知返，由禽兽再次变回人。当然，曾静也很识趣地把自己之所以会做出禽兽不如的行为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早已死去的吕留良。这样一来，吕留良就背起了教唆谋反的锅，成了一个诱人走上邪路的怪物。
事件进展到这个时候，所有的进程都在按照计划好的步骤推进，所以雍正要进一步将一切推向他预期中的高潮。
首先，雍正把他与曾静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所有文章，还有从事件开始，大臣们的奏折和他在奏折上的批复，再加上曾静的谋反书稿，编成了一套书，向全天下公布，也就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大义觉迷录》。我们知道，中国出版业从晚明时代开始就已经很发达了，只是限于科技的不足，再畅销的书也不可能在全国覆盖式地铺货，但《大义觉迷录》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是靠国家力量去推广的。按照史景迁在书中的描述，这部书分为四卷，由中央刻板印刷，然后派发各地。并且雍正下了道谕旨，要求各地读书人都要认真阅读这套书，否则被抽查出来，当地官员将受到重罚。雍正之所以这么做，要达到的目的其实很明确：那就是以曾静的心路历程为范例，用自己勤政爱民的事实，在思想上击溃汉人的反满情绪。
这时已经到了1730年的4月，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曾静由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被舆论变成了全国周知的改过自新的榜样，而这也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因为雍正当然不会把自己苦心塑造出来的榜样杀掉。在雍正看来如果赦免曾静，也就等于向天下宣告：不论曾经抱有怎样的反动思想，只要能迷途知返，拥护当今政府的统治，那就都是可以既往不咎的。
当然，曾静犯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如果按照法律，他难逃一死。所以当雍正向满朝文武透露出自己想赦免曾静的想法后，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甚至史景迁在书中提到，连雍正最为倚重的怡亲王允祥也请皇上三思。但雍正在多次希望获得群臣支持无果后，最终决定圣意独裁，不仅特赦了曾静，甚至连帮曾静送信的那个学生张熙也被一同赦免了。而且雍正在赦免曾静和张熙的谕旨里特意强调，就算有一天他死了，他的子孙后代也不可以再就谋反的事，去找曾静和张熙的麻烦。
整件事进展到这个地步，在雍正自己看来一切都很顺利，甚至可以称为完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雍正所梦想的最终结果会达到么？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话题了：为什么被雍正特赦的曾静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死，《大义觉迷录》也遭到禁毁？
制造舆论对于帝王来说虽然不难，但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的。借由国家力量广泛传播的《大义觉迷录》确实成了社会舆论热点，但让当权者没有想到的是，老百姓对这套书中关于“满汉之争”“华夷之辨”等高大上的内容并不感兴趣，相反，书中透露出的宫廷隐秘，倒成了街头巷尾议论八卦的绝佳谈资，比如雍正的登基是否合法，康熙是否是自然死亡等等。虽然书中对这些宫闱秘闻都做过详尽的解释，但如果一件事听者不信，那再怎么解释也是越描越黑。
当然，百姓们的想法并不是最重要的，雍正最想在思想上引导的群体是知识分子，只不过，这件事也事与愿违。因为对于雍正这样一位集权主义者，在政治上最大的对手很多时候反而是辅佐着他的官僚体系。史景迁在书中写到，在《大义觉迷录》派发到各地后，雍正要求官员们搞推广阅读的同时，还要时刻关注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书和对整件事的看法，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一定要上报。但官员们却都秉持着“报喜不报忧”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两项原则，应付着皇上，哪怕是平常工作能力深受雍正褒奖的封疆大吏，比如说时任刑部尚书的李卫。
李卫原本是浙江总督，因为能力强，而且在曾静一案中表现卓越，所以得到提拔。在李卫刚就任刑部尚书的时候，浙江有个叫齐周华的三十三岁文人，一路从浙江自费上访到了远在北京的刑部。虽然齐周华并不认识吕留良或者与吕留良相关的人，但对吕留良撰写的《四书》集注却非常钦佩，所以他对曾静一案的结果表示质疑。史景迁在书中提到，齐周华认为同是读书人的曾静说自己是无知蠢材，把谋反行为全部归咎于吕留良的迷惑，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且就连曾静这种罪孽深重的人都能得到皇帝的宽宥，那仍被羁押的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虽然齐周华为这事搭上不少精力和金钱，但最终也没能让皇帝知晓自己的建议，而且还蹲了五年的大牢。
当然了，也不是件件事都能瞒得住，雍正也确实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与齐周华一样，大多是吕留良的粉丝发出的抗议。正是因为这样，在1731年初，雍正召集了大量学者研究吕留良的学术著作，并要求这些学者对吕留良的观点作出有力的驳斥。史景迁在书中提到，雍正对吕留良一门的憎恨或许也不无害怕的成分在里头，所以群众的呼声在没有帮到吕留良及其后人的同时，甚至还无意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733年1月27日，雍正终于对吕留良及其后人做出终审判决：吕留良和他同样已经去世的长子吕葆中被判戮尸枭示，也就是把尸体挖出来，砍掉脑袋挂起示众；而吕留良仍然在世的九儿子，已年近七十岁高龄的吕懿中被判斩立决；其他仍然活着的亲属只要年满十六岁，都发配边远地区为奴。在这个判决中，有一点很有意思，虽然雍正对吕留良一门处以极刑，但却要求各地官员不要销毁吕留良存世的著作，他仍抱着能在思想的战场上正面对决，战胜吕留良的希望。
当然，雍正直到两年后的1735年去世时，也没能看到一切有好转的迹象，甚至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的背离了他的初衷。比如史景迁在书中指出，《大义觉迷录》所引起的民间八卦皇室的风潮，愈演愈烈，有传言称雍正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潜进宫内砍了脑袋。而这种传言所折射出的，是满汉之间不可化解的矛盾。很明显，雍正力图弥合满汉差异、融合满汉文化认同的尝试失败了。
而继位的乾隆在满族人的自我认同上，开始走向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另一边。本书的译者就在后记中提到：乾隆认为满人之所以能得天下，并非是因为受到汉文化的教化，而是因为自身本就足够优秀。所以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原本逃过一劫的曾静在乾隆登基后，又被拎了出来。乾隆不再纠结于“华夷之辨”，也不在意父亲曾经发布的“子孙不许杀曾静”的谕旨。就这样，原本是正面榜样的曾静，一下子变成了“不知好歹”的反面教材，很快被处决。同时，《大义迷觉录》也被定性为禁书，因为书中透露出太多的皇家私密，让乾隆感到有损父亲雍正的威严。
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他们都希望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虽然这父子俩的做法截然相反，但在史景迁看来，或许他们都错了。雍正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流言，就能让流言不攻自破，但人们最终却只记得了流言；而乾隆以为把书毁掉，便能阻止民众的臆想，但结果却让民众对书中内容更加信以为真。
到这里，《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这本书就聊得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1728年，乡村教师曾静写了封信，希望能说服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事情败露，曾静被捕入狱。在满清时代，汉人知识分子涉嫌谋反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的案件却引起了雍正的极度重视。身为皇帝的雍正试图利用曾静一案，达到从思想上引导汉人抛开“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将君臣关系抬高到民族问题之上。所以雍正才利用了曾静的反省悔悟，编撰出了《大义觉迷录》，并将这套书利用国家力量向全国推广。但雍正试图融合满汉两个族群的文化认同的尝试最终失败。而乾隆开始走向满族自身认同的另一个方向，在包容多种异质文化的同时，开始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曾静也因此从一个正面榜样变成了负面教材，被处决。
说到《大义觉迷录》，学界的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雍正的继位之谜，因为里面有着大量雍正自述的谕旨。但史景迁却将这件奇案，视为满清政权在构建自我认同过程中，发生重要转折的标志。正是从曾静案开始，满清朝廷由认同接纳汉文化的优越性，转向了强化肯定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满清统治的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只推崇汉文化，必然会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最终很可能酿成帝国内部的民族分裂。而满清政权在不同阶段，通过弹性的文化政策，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整合了帝国内部的众多民族，也让统治得以持续。
撰稿：闫达 脑图：刘艳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