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Pro版 東西堂主解读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Pro版 | 東西堂主解读
关于作者
万绳楠，著名历史学家，安徽大学历史系创办者之一。早年师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并为陈先生关门弟子。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等，并根据1940年代末陈寅恪在清华讲演内容整理成本书。
关于本书
本书体例为课堂笔记合集。基于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把握，以及对陈寅恪教学风格的了解，较好的还原了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书中语言半文半白，与陈寅恪当年讲演风格保持一致。同时，融入对竹林七贤、桃花源等典故的考证，突出了陈寅恪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
核心内容
本书从魏晋阶级断层入手，揭示了魏晋南北朝乱局的开端。随后详细分析了南北朝对峙的内在机理，并介绍了解决北朝民族问题的三种方案，以及“关陇集团”这一重要的理论创新。最终，为我们从时间、地理、权力博弈等维度梳理了魏晋南北朝乱局的形成、演变和终结脉络。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我们讲的这本书叫《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从体裁看，这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书，而是一部课堂讲演的记录，或者说是课堂笔记的合集。它的内容关于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
以往提到中国历史，我们谈的往往是整段王朝，比如唐朝、宋朝、明朝等等。那么魏晋南北朝又是个怎样的时期呢？说起来，你可能也不陌生。这里魏晋南北朝的魏字，其实就是小说《三国演义》里曹操建立的那个曹魏政权。这是整个时期的开始，至于它的结束，则是一脚跨进了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时代，隋唐帝国。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是处在汉和隋唐两个统一时代夹缝当中的大乱局。
别小看了这场夹缝里的乱局，它前后持续的时间可有将近四百年。在这期间，原有的汉帝国已经崩溃，新的隋唐帝国还没形成。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刻，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魏晋短暂的统一结束，北方的政治形态迅速碎片化，割据政权林立；随后是汉人南迁，开始了和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南北朝时代。在这期间，民族矛盾、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像化学反应一样相互激荡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它在内政、外交，都体现出和其他王朝不一样的包容气度。这是为什么？单看唐朝确实不好理解，但如果我们追溯到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就很明白了。因为李唐皇室就是脱胎于南北朝后期，西北地区的一个鲜卑化军事贵族集团，和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治国的时候，也自然体现出和单纯的汉人政权不一样的风格。
不过说来遗憾，尽管魏晋南北朝这么重要，但学术界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却屈指可数。因为这段时期矛盾丛生、枝节庞杂，即便很多专业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头疼。也正因为如此，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它不仅把魏晋南北朝从历史的夹缝中抽离出来，做了专题探讨，并且讲演者在学界的地位，也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分量。他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
提到陈寅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史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像胡适、钱穆等很多我们知道的文史大师，都是陈寅恪的同辈人。而如今学术界很多关于魏晋、隋唐史的探讨，也都是在他这一代学者奠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陈寅恪一直以博学著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甚至连很多教授都来听他讲课，因此他也被大家尊称作：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但仍然坚持教学。他的关门弟子万绳楠，就把陈先生讲课的有关内容整理成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由于万绳楠也是当代知名学者，学术内行人，所以这些记录和整理很好地保留了陈寅恪的治学风格。
最典型的，陈寅恪一直以研究视角的新锐著称，学养上的深厚积淀，让他能把文史哲打通、以小见大地看到很多同时代的学者看不到的深层次问题，体现在讲演录里就有他对我们熟悉的竹林七贤、桃花源这些典故的剖析。这些剖析即便是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再比如陈先生在讲学期间坚持用文言文授课，这些语言特色也被如实地收录进来。除此以外，对讲演涉及的引文和图例，万绳楠也在几十年后讲演录出版的时候做了恰当的补充，为这部原本是学术笔记的《讲演录》增加了很多可读性。
这期音频，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你梳理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间的政权演变脉络中的关键节点。我们会从三个节点来讲，第一个内容我们来讲讲，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怎样拉开了这个时代乱局的大幕；第二个内容，再来看看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第三个内容，我们再讲讲，魏晋南北朝的乱局是怎样终结的，同时我们还会谈到一个有趣的专题：关陇集团。这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这本讲演录的一大亮点，对今天的学术界都有很深的影响。下面我们就由浅入深一步步说。
先来说说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是怎样为整个时代的乱局拉开序幕的？
阶级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语里的原生词汇，指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但在古代它并不是一个常用词。民国以后，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甚至也影响到了陈寅恪。比如讲演录开始的第一篇，题目就叫“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应该说，在当时这还真是个很新潮的视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魏晋三国的变化，一般只是几个字的评语，叫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陈寅恪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止步于大面上的评断，他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把这个时代政权的更替给我们做了纵向解剖。
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在陈寅恪看来，就不是曹操和袁绍个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先说曹魏这边，虽然文艺作品里提到曹操一般都称呼曹丞相。但实际上，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而他父亲则是太监的养子。这种身世在传统儒家看，是很不入流的。但袁绍就不一样了，从他曾祖父那一代，就在东汉是高官，到他这一辈也是门第显赫。
所以本质上，曹操和袁绍分别代表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或者换成书里原话就是寒族和豪族。寒是贫寒的寒，豪是豪强的豪。这样，官渡之战曹魏的胜利就可以理解成寒族战胜豪族，不过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我们知道，魏蜀吴三国最终都被司马氏的晋朝给统一了，但司马氏作为一个家族，远不止三国演义里提到的司马懿、司马昭这二位，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整个司马氏的祖上还是高官，也是豪族。
基于这些分析，陈寅恪大胆地下了一个结论：从曹魏向晋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是寒族和豪族两个阶级的权力博弈。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就是，寒族阶级先崛起又被打压，最终还是豪族阶级占据了上风。这样，整个持续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一开场，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阶级断层的面貌。
这种断层说来抽象，落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是很具体的。做个简单比较：曹魏是寒族出身，选人用人更重才干，而晋朝司马氏的豪族背景，让他们更重视门第出身。我们假设一个没什么背景的读书人，出生求学都在曹魏时代，按照曹魏重视才干的用人路线，原本是可以有很好发展的。但突然有一天，政权更迭成了司马氏的晋朝，用人变成了看出身、看背景，这个人一下就没有出路了。
一个人还好办，但如果牵涉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问题就大了。在这里，陈寅恪从文化角度入手，为我们考证了一个熟悉的典故：竹林七贤。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有七位名士给官不做，宁可在竹林弹琴饮酒，以此表达对世道的不满。在很多人印象里，竹林七贤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人的气节和风骨。
但陈寅恪指出：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这里说不存在，不是说这些人不存在，而是说七个人在竹林纵情饮酒的事迹不存在。通过对《论语》《世说新语》这些典籍的比较和印证。陈寅恪发现：七贤的七，是古代为了形式美感凑出来的数；而竹林是从印度的古称天竺来的。因为当时佛教刚刚流行，社会上有佛教术语和本土语言相融合的趋势。加起来，就造出了竹林七贤的传说。
这个传说影射的实际是魏晋之际，大批知识分子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看不惯司马氏当权，就采取清谈的方式来讨论政治。所谓清谈，说白了就是用隐喻的手法来讽刺现实，这种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那个时代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被打压。而一旦这些士大夫有所反抗，就被宦官们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轻则禁锢言论、终身罢黜，重的甚至丢掉了性命。有了这种打压，当时很多有思想、有学问的名士干脆就不说话了，或者即便是发表看法，也大多是谈一些抽象玄奥的道理，间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东汉灭亡以后，虽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清谈这种手法却保留了下来，并在魏晋之际从士大夫们的政治立场，演化成官僚之间作秀的手段。
对此，讲演录里单独有个叫“清谈误国”的篇目，讲这段时期的清谈风气：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清谈是为了躲避灾祸。但到了晚期，这种风气传染到了朝廷，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也纷纷以清谈来标榜自己的学问，他们谈的形式往往玄而又玄，但内容却空洞无物。这个时候，清谈就变成了空谈。这种空谈助长了整个官场攀比、浮夸的风气，成为了晋朝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衰落到最终灭亡总要有最后一击。传统史学家倾向把这最后一击归在外族入侵，但陈寅恪却看到了外患背后的内忧，最明显的，司马氏建国以后，把同样属于豪族阶级的皇室成员封在各地。这些人不仅有土地，还可以养军队。但同时，皇帝司马炎为了表示天下太平，又放弃了中央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这两项政策在讲演录里分别叫做，行封建制度与罢州郡武备，是晋在政治上两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呢？司马炎刚死，这种赋予地方军权又不加约束的体制就失控了，司马氏的皇族内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武力夺权。而偏巧即位的司马衷又是位豪族富二代，被陈寅恪点评为白痴式的人物，比如民间发生灾荒，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司马衷却问：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作为旁观者，我们都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人做皇帝，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果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讧之后，晋的元气大伤，最终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灭亡了。
如果追溯起来，造成这种结局的最初动因就在魏晋的阶级断层。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党锢之祸的高压态势下，士大夫通过清谈躲避灾祸，间接表达政治立场。但到了魏晋晚期，整个社会经历了由寒族向豪族统治的转变，清谈又变成了西晋上层官僚们的集体作秀，它让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而晋的内部，也出现决策失误：既给了地方军权又不加以约束，招致了权力内斗，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然而，这还只是混乱的开始，更大的乱局还在后边。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先说下什么是南北朝。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从三个维度给它做个简单的界定：按照地理区域，南北朝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双方的对峙；按照时间顺序，南北朝是排在魏晋之后的。但它的内部，南朝和北朝又是同存在的；按照民族成分划分，南朝的主体依然是汉人政权，而北朝则由更多游牧民族当政。
单纯这么说你可能还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先讲个熟悉的典故。理解这个典故，不仅对把握南北朝的形成过程有帮助，也能让你更好地理解陈寅恪偏重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桃花源的传说。
我们知道，陶渊明写过一篇《桃花源记》，说在南方武陵郡有个打鱼人意外来到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桃花盛开、男耕女织、与世无争。人们自称祖先是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逃到这里的。通观《桃花源记》全篇不足四百字，却用精简、飘逸的文字勾勒出了一幅人间仙境图景。桃花源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通过对史料的考据，陈寅恪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桃花源确实有历史上真实的原型。只不过这个原型不是像陶渊明写的那样在南方的武陵郡，而是在北方。怎么讲呢？
我们刚才说了，晋朝的司马氏皇族内斗导致政权灭亡，但这里的灭亡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司马氏的另一支逃到了南方，在今天的南京另起炉灶，又重新建立了政权。由于两个政权都叫做晋，为了区分，之前灭亡的那个通常称作西晋，而新建立的这个称为东晋。从西晋到东晋的转换，本质上是汉文化中心的南移。
随着这次南移，五胡乱华的时代拉开帷幕，北方成了游牧民族的天下。所谓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大的游牧族群。其中桃花源里的人,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来这里的，但这个秦朝并不是秦始皇的那个秦，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而桃花源呢，说穿了，它实际上是那些没能逃到南方的北方人，为了自保而营造的一种叫坞壁的社会组织。
这种组织成员通常是有亲缘关系的宗族，并且它通常依傍险要的地形而建。这就和《桃花源记》对上了。比如，在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男女老少怡然自得，其实就因为大家都是同族同宗，所以才不分彼此，其乐融融。而桃花源为什么那么难找呢？因为它的本质是为了防御敌人而建，当然要隐蔽起来。
所以在陈寅恪看来，桃花源哪里像陶渊明说的那样逍遥？它分明是老百姓在当时的乱世下迫不得已的选择。那既然民间如此，官方呢？刚才不是说，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的皇族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他们难道就不想打回老家吗？别说，想法是有的，可东晋内部却还自顾不暇。
说起来，东晋这个政权建立的有点蹊跷。它既不像传统的王朝那样，是靠武力打下来的；也不是某个王朝内部篡权的改旗易帜。而是靠南迁和本地的大家族撑起来的。怎么讲呢？我们把镜头稍微往回拉一点，就能看清楚了。刚才说过，魏蜀吴三国最后由司马氏的晋统一。什么叫统一？说白了就是吞并。东晋的首都在今天的南京，之前这是三国当中东吴孙权的地盘。司马氏把东吴吞并了，政权虽然换了，但民间的认同感可不是一两天能建立起来的。尤其在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的另一支皇族司马睿又是落难逃过来的。说不好听点，就是高级难民。如果没有大家族的支持，任凭怎样的尊贵身份也很难立足。
多亏这个时候，同样从北方南迁的王氏大家族公开支持司马睿。王家有王导、王敦兄弟俩。其中王敦执掌兵权；而王导则从中斡旋，协调和本地豪门的关系，不仅帮司马睿在南方立足当上皇帝，也让王家总揽朝纲，形成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当时有一句话形容的非常贴切，叫做“王与马共天下”。其中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兄弟，马指的就是司马睿这一系的司马氏家族。
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皇权至上的，通常不会有什么人和皇帝“共天下”。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历史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迂回。一方面，司马睿落难来到南方，离开王家支持，几乎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王家同样是外来户，也不可能做得太过分。就这样，各方权力在东晋内部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自己人之间还自顾不暇，也就没有什么动力打回所谓的北方老家了。
除此以外，陈寅恪也补充了一点现实原因：南方缺少马匹，运粮是个大问题。他甚至引用了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计算：南方如果七万人参战，光运粮食就要三十万人。这么大的战备消耗，南方也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基于各方面原因，尽管北方是汉人的故土，但现在却只能任凭它被游牧民族占据着。久而久之，偏居南方反而成了习惯。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长江既是地理上的天险，也是文化上的分隔，南北双方就这样隔着长江相互对峙，长达一二百年。而在长时间的对峙中，两方也在各自的地盘酝酿着新的变化。
其中，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等政权，北方也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名字别说现代人，古人也是很难记的，所以后世就把它们统称为南北朝。比如唐代杜牧曾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叫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北朝这个说法，在唐代就已经约定俗成了。
总体看来，南北朝的形成，始于魏晋末期五胡乱华的游牧民族入侵，但之所以南北方能形成这么长时间的对峙，也和东晋内部长期的权力博弈、皇权不够强大脱不开干系。那么这种情况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吧？这种碎片化的政治格局，最终又是怎样重新归于统一的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魏晋南北朝的乱局是怎样终结的。
提到魏晋南北朝的终结，有一个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关陇集团。什么是关陇集团呢？它是指在南北朝末期，中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它的分布大体在今天西北地区的关中和陇西一带，因此合称作关集团。之所以说绕不开，一方面因为它事关魏晋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关陇集团的理论，本身也是陈寅恪首创的，是他一生重大的学术贡献之一。
比如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剑桥中国史》在提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对这种以集团利益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方法给予了肯定，称陈寅恪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而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叫做谷川道雄，在他自己的著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里，更是直接说：陈寅恪氏的关陇集团论，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这个理论最大的亮点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发展当作一系列孤立、静止的事件，而是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我们举个例子：之前说了，魏晋南北朝是卡在汉和隋唐两个统一时代夹缝中的乱世，在它之后就是隋唐。
在隋唐之前，和南北朝后期邻接的有两个政权，一个叫西魏一个叫北周。陈寅恪观察到：从西魏、北周再到隋唐，这四个政权的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隋唐两代的开国皇帝分别是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很多人以为，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唐朝取代隋朝也是两个对立王朝的更替，但实际上李渊是杨坚的外甥。杨坚本人曾经是北周的权臣，而他的岳父又是之前西魏的重要将领。换句话说，如果把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年的政权剖开来看，会发现他们之间很多中高层人物都是互有交叉的。这难道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这背后实际上都是人为制度设计的产物。怎么讲呢？我们刚才在讲桃花源那个典故的时候曾经说过，南北朝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形成的。南北方之所以会有长达一两百年的对峙，而不是一方吞并另一方，体现在南方是皇权和士族共治，后劲不足；体现在北方则是民族问题。这种民族问题简单说就是：当时北方的军事力量大于南方，本来是有实力南下统一全国的。但由于北方政权是游牧民族和汉人的混合体，文化存在隔阂，让他们没办法专注于统一。
这本讲演录的第十四篇叫做南北对立形势分析，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南北双方的对立中，北方占主导。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则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除此以外，他还专门用了五个篇目来谈民族问题的形成和解决方案。早期的解决方案是胡汉分隔，也就是你们汉人干活，我们游牧民族拿着刀枪逼着。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怎么样汉人多、游牧民族人少，你不把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团结过来，就意味着政权不稳定。
中期的解决方案叫做汉化，也就是一切都向汉文化靠拢。提到这一点很多人应该不陌生，我们都知道：有个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就发生南北朝期间的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为了汉化，不仅把首都从北方迁到原来汉文化的中心洛阳，甚至把自己皇族的姓氏，都从复姓的拓跋改成了单字的元。但从结果看，这样也存在问题：虽然一部分人迁到洛阳，变成了儒家的士大夫，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没去洛阳的人，仍然保留着鲜卑族尚武的传统。
最终，这两批人在理念、文化方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酿成了内乱。内乱过后，北魏分裂成了西魏和东魏两部分。其中，东魏占据了今天山东等传统富饶的区域，西魏拥有的则是关中、陇西等当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按理说，在和东魏的军事对抗中，西魏是不占优势的。但最后偏偏是它，在逆境中孕育出解决北方民族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表现出来，就是刚才说的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奠基者叫做宇文泰，这个人是西魏的权臣。他看到了之前几个政权失败的教训：不汉化不行，汉化过头了也不行。那怎么办？那我就走一条中间道路。首先在顶层设计上，他搞了一套叫做八柱国的体系，就是由八家军事贵族共同执掌兵权。从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八柱国形容这些军事贵族像柱子一样，支撑起这个国家。这样一来，鲜卑人都高兴了。因为他们一看，这不就是我们之前鲜卑族古老的八部落制吗？而另一头，汉人也高兴。因为这八柱国里，除了宇文泰本人不算，还有一个柱国是皇室只挂虚衔，也不算，那剩下的只有六柱国。而六这个数字，在汉文化里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周礼》就曾经说过：只有天子才能执掌六军，大一点的诸侯国只能执掌三军。现在，这实质上的六柱国和汉文化里的“天子掌六军”是遥相呼应的，自然也取得了汉人的认同感。
在顶层设计解决了之后，宇文泰又开始在中层动起了脑筋。它大胆地启用了很多当时有才智的汉人，但启用的方法很巧妙。之前北魏孝文汉化改革不是招来很多鲜卑人的不满吗？那我就反着来，把这些汉人再给他鲜卑化。这样就既利用了汉人的才智，又得到鲜卑人的认同。比如有两个人分别叫杨忠和李虎。这俩人是谁呢？他们其实就是后来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和唐高祖李渊的爷爷。其中杨忠的杨，就给他改成了普六茹；李虎的李就改成了大野。这些都是鲜卑族的姓氏。这样，无论是国内的汉人还是鲜卑人，都说不出什么。
除了这些改革，宇文泰还给这些带兵的军事贵族授予了大量土地，并且把土地上的鲜卑游牧民和汉人的农民都发动起来当兵。通过这些方式，就把政权内部的鲜卑人和汉人紧紧地拧成了一条绳，形成了所谓的关陇集团。最终这个关陇集团打通了民族隔阂，再统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果然后来，关陇集团内部产生的隋统一了全国，至此，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乱局最终落下了帷幕。
总的看来，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如何最终统一，不同人有不同人的观点。但陈寅恪从集团视角出发创立的关陇集团理论，确实有他的特色。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不是孤立、静止的，尤其后期的西魏、北周直到隋唐高层相互交叉的现象耐人寻味。从这个切入点出发，陈寅恪给我们例数了这几百年间，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最终历史选择了关陇集团，从这个集团内部诞生的隋，最终结束乱世，重新统一了中国。
好，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期音频的内容。
第一，魏晋南北朝的乱局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讲到魏晋之际，整个社会出现了阶级断层。原本躲避灾祸，表达政治立场的清谈，演化成了西晋上层官僚的集体作秀，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而晋的内部，也出现决策失误：既了地方军权又不加以约束，招致了权力内斗，最终导致了魏晋短暂的统一时代结束。
第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说到五胡乱华期间，游牧民族大量入侵。汉文化中心南迁，形成了士族和皇权共治的局面。这种局面让东晋无法进行有效的北伐。最终南北双方隔着长江形成对峙，开启了南北朝时代。
第三，魏晋南北朝的乱局是怎样终结的，我们说到陈寅恪的关陇集团理论。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不是孤立、静止的，后期西魏、北周直到隋唐高层都是相互交叉的。从这个切入点出发，陈寅恪给我们例数了几百年间，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最终历史选择了关陇集团，从这个集团内部诞生的隋结束乱世，重新统一了中国。
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我们就讲到这里。对于这本书，虽说它是大师的思想精华，但也不能说里边讲的就是绝对正确、无可挑剔的。实际上，这些年关于陈寅恪提出的很多理论，学术界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而这些争议本身也在推动着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在这本《讲演录》的前言部分，整理者万绳楠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本稿终究是一部笔记，不能说是陈老师的著作。在本稿中，不符合陈老师观点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这要由我负责。
在这里，虽然不能说万绳楠多虑了，但我们退一步说：即便这些观点真的存在可商榷之处，如果陈先生泉下有知，他也应该是欢迎探讨的。这方面，陈寅恪留给后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叫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是1927年，他在纪念王国维逝世的碑铭上所提的。这其实也是他一生人格和治学精神的体现。
在学术方面，陈寅恪一直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即便是自己的观点，他也敢于打破。在此我们也遵从陈先生的开放精神，把这本《讲演录》定位为陈寅恪在某一个时段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希望你在听了以后，能够对认识魏晋南北朝这个纷乱的时代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撰稿：东西堂主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