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 良舟工作室解读
《责任的重负》| 良舟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托尼·朱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纽约大学执教，专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之一。2007年，托尼·朱特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这个院士头衔，可是英国科学院能够授予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是对一名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他的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思虑20世纪》等。
关于本书
《责任的重负》一书，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之外，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书中的观点虽然具有颠覆性，却都是有根有据、严肃而严谨的学术判断。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几乎被当成了法国历史上最负责任的一批知识精英，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尖锐地指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看似充满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但事实上，那却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那整个时代，则像是一场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闹剧。本书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改变了一贯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理解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行为的崭新的视角。
核心内容
在本书里，从极负责任到不负责任，托尼·朱特用精准的历史眼光、严谨的学术态度，重建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种种事迹，用铁一般的事实配合严密的说理，告诉我们负责社会责任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良知，言行一致。而在整个20世纪的法国社会，只有三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责任的重负》。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8万字，我会用29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知识分子需要听从自己的良知，背负起社会的责任；在法国20世纪的历史当中，做到了这一点的只有三个人，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
20世纪的欧洲历史并不缺乏研究的材料和对此的解读，那100年里发生了太多影响世界的大事，出现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和对此的争论。譬如，涉及如何对待犹太人的民族问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宗教问题，女性要求独立的女权问题等等。各种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这个时代下的国家与人民。但其中最为重要，且具有全局影响的一个议题，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与苏联集权模式的对峙。
在20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中，苏联模式对向往着世界上存在一种“桃花源”般的社会政治形态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而最早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君主专制体制的法国知识分子们，自然也不会例外。他们拼命思考，彼此争论，勇敢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希望能够通过思想的变革，带动社会的发展，引领国家的进步。
就总体素质而言，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无疑是出类拔萃、成就辉煌的。萨特、加缪、波伏瓦等等名字早已在世界范围内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然而，就在世人认为，那一代成就辉煌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事迹已经载入史册、彪炳千秋之时，却有人从凯歌声中看出了不一样的历史。
譬如，有一位学者认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看似充满政治热情，勇敢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当中，肩负起了许多政治责任，但事实上，那却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当时的整个时代，则像是一场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闹剧。这位学者甚至还断言，20世纪法国的最大特征，就是不负责任。言论中，其矛头直指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激进而怪异，颠覆常识；而提出这一个观点的学者，就是本书的作者——托尼•朱特。
那么，这个托尼•朱特究竟是何许人也，敢这样大放厥词，和大家唱反调呢？一句话概括，托尼·朱特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学者，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大家别看有两个“最”字，放在他身上可谓实至名归。我们且摆一摆他的履历。
托尼•朱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在纽约大学执教，专门从事欧洲问题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之一。2007年，托尼·朱特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这个院士头衔，可是英国科学院能够授予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是对一名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他的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思虑20世纪》等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而本文所讲的《责任的重负》一书，则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之外，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书中的观点虽然具有颠覆性，却都是有根有据、严肃而严谨的学术判断。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第一个主要观点，为什么说法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第二个主要观点，为什么知识分子要为法国不负责任的20世纪负责？第三个主要观点，为什么说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担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的重负？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说法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我们如今回望20世纪的法国历史，可以看到一对比较明显的冲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身处于主要战场的法国，其主体却从未遭到分裂。即便是被纳粹占领期间，法国也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但相对于领土上的完整，法兰西民族在纵向的历史层面，却经历了异常频繁的政权更迭。仅仅在1914到1940年的20多年时间里，法国内阁变更就达45次之多。这一种表面上完整而内部却破碎分裂的状态，是法国在20世纪最大的特征。
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家环境下，强调知识分子要负起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十分浓厚，那为什么还说他们不负责任呢？托尼·朱特将原因归结到一个点上，那就是，说自己负责的人和给“负责”二字下定义的人，是同一帮人。20世纪法国的责任二字，用的是那一批当事人的定义，自然无懈可击。后人跳不出陈见，沿用前人的定义，于是觉得就该是这么个理儿。直到托尼·朱特提出异议。他发现那一段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个人是否负责的定义，仅仅取决于这个人参与当时政治的程度，而不管其结果。这就导致了那些声音越大、立场越坚定、说话越多、煽动性越强的，就好像越负责任。
这当然非常怪异。声音大不代表有理、更不代表负责，这本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真正的负责，应该是坚守良知，且言行一致。这就是托尼·朱特对责任二字的理解。而根据这一理解，托尼·朱特从当时法国的整个社会环境中总结出了三大不负责任的罪状，并做出判断：这一时期的法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这三大罪状分别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不负责任。
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当时的法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国家治理的那一系列政治家，时常呈现出一副庸碌无能、毫不上心、高度无知的面貌。这看似很奇怪，一个国家历代政府的政要们本该是社会精英，怎么会那样昏庸无能呢？其实也不难理解，20世纪的法国政权十分不稳，几乎每半年内阁就要被推翻重组一次。
在这样的时局下，人民一言不合就换领导，政治家们没法长期执政，以至于有的人索性就抱定了“首鼠两端啥也不干”主义，而另一些想做事的人则往往还没干出点成绩，就被另一拨儿人赶下了台。总之，谁也没能有所作为。于是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便充斥了一种延续性的不负责任的景象和氛围。
法国政治上的这种不负责任大致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上半页，直到1958年戴高乐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和政权更替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它的后遗症却没有那么容易消除。这就是第二种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种不负责任与政局动荡相伴相生，但又稍稍后于前者。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长盛不衰了近40年。直到萨特、波伏瓦等等那一代知识分子一个个去世了，这个阶段才慢慢消停下来。
这个判断貌似荒诞不经，毕竟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异常活跃。他们的道德介入与道德担当看似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怎么能说不负责任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30年代的法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早期立场，当法西斯政权露出獠牙的时候，他们曾试图为之辩护，而眼见着法西斯将要落败，这些人又忙不迭地调换阵营，加入到了反法西斯的行列。随后便是最经典的一幕，面对自己的黑历史，这些知识分子总能找到一堆理由为自己辩护，大意就是：“不好意思，糊涂了，我其实是你们这边的！”
所以，这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看来不需要做别的事，只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就行了，甚至连派别都无所谓，只需要有一个派别，然后跟着呐喊就行。试问，这样能叫负责吗？
虽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极不负责的人，但就整体阵营而言，他们努力想做的事，依然是思考问题，互相争论，力求解决。只可惜他们在争论中越陷越深，直至忘记了争论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
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分歧而分裂出各个阵营，而彼此对立的阵营则反过来制造了更多的分歧。历史一旦进入了这个循环，从此之后，知识界终日所干的事情，就是不停与敌对阵营展开论争。知识分子每天的功课从研究问题，变成了研究辩题；想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党派在论战中获得胜利。而一旦一方获得了胜利，没关系，原本的反方只要说一声“哦，我原来看错了，其实我的心一直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就能立刻投入对方的阵营。这最终形成了一场场意识形态战争。这就是第三个不负责任：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意识形态战争，空谈学术而不务实。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思考实际问题，终日争论起那些“主义”，那么这个国家又要如何为自己负责呢？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说法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法国充斥着三种不负责任，分别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的法国，所有的三种不负责任，追本溯源，都归罪于知识分子呢？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的内容：为什么知识分子要为法国不负责任的20世纪负责？
我们先明确一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知识分子”四个字究竟如何界定，在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时代当中，有着不同的说法。
仅就本书而言，托尼·朱特所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20世纪法国的那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多都是一些文人，职业包括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教师、学者等等。然而这一些文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选择了从政道路，成为了政府管理者或者党派领袖。所以，本书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确切讲来，其实指代了当时社会中一切拥有文人身份的知识精英。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要为时代的种种乱象负责呢？书中有一句评论历史与政治关系的话，意思是：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对历史的解释，其结果就是，历史成了政治。这一句话看似是在讲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但仔细推究下去，我们能看到另一对关系，即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人，正是这一些知识分子。而对历史进行解读的目的，在于提出方案，推动历史，这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20世纪的法国，政局动荡，又遭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火如荼，知识分子们本该肩负起努力思考、提出方案、带领国家走向稳定和发展的重任。但结果事与愿违，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卡在了解读历史和提出方案之间的一个环节：树立旗帜。他们反思历史，得出结论，而后树立自己的思想旗帜，却没料到竖起来的旗帜不止一面。于是，提出方案这一步便被暂缓了。知识分子们卷入了争论哪一面旗帜更好的问题，并深深陷在了这一问题里，也就是意识形态战争。而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20世纪陷入这一漩涡，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几个世纪的法国历史，找到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位置以及作用。在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当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先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人士组成的吉伦特派掌了权，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但显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派，又叫雅各宾派，觉得第一共和国的政策太过温和，于是实施了政变，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但是没过多久，不但法国人民，连雅各宾派内部都觉得罗伯斯庇尔的政策实在太过激进和恐怖。于是雅各宾派产生了分化，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温和派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建立了热月党人统治。但因为这时候国外的反法同盟势力太过强大，政府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领导法国突围，于是拿破仑应运而生。
这么频繁的政局更迭，都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只不过这样的更迭，在19世纪的法国并不少见。唯一相同的只是，每一次的政权更迭，都绕不开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解读，而每一次解读，都意味着树立一面新的旗帜。故而有了一种说法：谁掌握了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将这句话稍稍往里推进一层，其底层逻辑其实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政权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树立，离不开对舆论思潮的掌控。紧接着，带着这一个逻辑，历史走到了本书所讲述的20世纪。在法国，民主代议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代议制度究竟是集权多一些好还是民主多一些好，又有了分歧。这时候，俄国完成了十月革命，而“苏联模式”渐渐展现出其独特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像是看到了新希望。
而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舆论思潮的争夺中，知识分子们一部分极度推崇苏联模式，要求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另一部分则拥护资本主义道路，寻求通过政策上的改良来改善社会。以上只是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的粗略概括，实际的派系纷争和政权更迭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但除非相关历史的研究者，一般听众并不需要对这一些派别有十分细致而清晰的了解。我们只需要知道，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大革命以来就渐渐产生了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会为了掌握舆论而展开激烈的学术辩论。只不过当这一种辩论演变到20世纪时已然发展过度，成为了为争论而争论。
昔日的工具变成了目的。磨刀本来是为了不误砍柴工，但若从此只磨刀而不砍柴了，岂不是本末倒置？刀磨得越用力，其实越不负责。此时法国知识分子拼命争夺舆论阵地的行为，变成了实际上的不负责任。而他们的内部分歧与对立，则造成了整个法国社会政治的举步维艰、原地踏步。大脑混乱的法国，在历史进程中迷失了方向。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为什么知识分子要为法国不负责任的20世纪负责。知识分子们，本该理清思想、引导舆论、指引未来，却反而互相争辩没完没了，制约了社会政治的发展，把法国拖入了巨大的混乱当中。而在这一片混乱中，只有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没有随波逐流。于是我们不禁想问，为什么他们三个能例外呢？这就是接下来要为你讲述的最后一个重点：为什么说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担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的重负？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三个人。莱昂·布鲁姆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作家。他出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从小对文学和法律兴趣浓厚，且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后入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行政法院担任法律顾问，并开始跨入公共政治领域。他的政治生涯在1936年达到顶峰，那一年他成为了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首脑和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的犹太人总理。
阿尔贝·加缪大家并不陌生，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作家、哲学家。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1951年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展开论战。在他们决裂之前，世人都把加缪视为萨特的亲密战友，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但加缪本人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
雷蒙·阿隆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出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家庭。对德国哲学和社会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研究，对社会政治中的极权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阿隆的思想对许多当代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称呼阿隆为“我的老师”。
布鲁姆、加缪、阿隆三人，性格不同、经历迥异，却都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清醒、坚守良知、言行一致地担起那个时代的责任的重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三人的家族身份有关。布鲁姆和阿隆都是犹太人，而阿尔贝·加缪则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贫民窟。我们来瞧瞧这身份有多矛盾？
欧洲“反犹”的黑历史自不用说，二战纳粹的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更是将这一历史推到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程度。虽然布鲁姆和阿隆都以法国人自居，可以算是被基本同化了，但这也无法彻底抹去他们犹太人的身份，而他们自己也显然不想刻意遮掩这一种族底色。他们看似若无其事，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其实很难不受影响。
加缪出生时，阿尔及利亚尚是法属殖民地，但随后爆发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当地人要求独立。加缪是个法国人，但因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故而对那儿充满了感情，在这一层面上，加缪其实不太愿意正视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一事件；然而作为一个拥护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者，加缪在理智上又必须赞同阿尔及利亚民族争取独立自治。这就使得加缪的心中始终伴随着一种矛盾而冲突的感情。所以，布鲁姆、加缪、阿隆三人在民族情感上始终总无法彻底地融入到法兰西民族的大家庭中，因为那一个生命初期带来的底色般的身份，总在提醒着他们身上那不属于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然而，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民族身份的割裂，才使得三人在国内的政治参与中，能更多地以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的身份与视角去决策与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能与眼前的局势拉开距离思考问题，始终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客观、理智、清醒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仅仅一个家族出身还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所有行为。同样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乏人在，但都没有达到与他们三人一样的高度。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他们三人都拥有超群的才智。不管是布鲁姆、加缪还是阿隆，都是少年天才，年少成名之后，一路才华横溢、惊艳世人，在有才这一点上，同时代里并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们三个。
莱昂·布鲁姆17岁就写出了一篇哲学文章，被赞誉为拥有“魔鬼般的才华”；18岁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20岁已经在巴黎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布鲁姆并不满足于此，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先后学习法律，参与政治，直至成为一名声望极高的民族政治家，担任人民阵线的领袖，并做到了法国总理的位置。阿尔贝·加缪在写出声震巴黎文坛的文学经典《局外人》时只有29岁，随后参与到当时热火朝天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讨论当中，与萨特等人齐名，直至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声誉响彻海内外。
雷蒙·阿隆是个智力超群，却极端高冷的思想家。他有多天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另一个天才萨特看出。阿隆和萨特同年，并且与萨特都是巴黎师范高等学院的同学，然而在这一时期，阿隆的哲学天赋使得身边的萨特黯然失色。阿隆获得国家哲学教师头衔，并且成为首席教师的时候，才23岁。
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三人超群的智慧，使得他们在洞察力与理性程度上，都远超其他知识分子。然而，这依然不足以完全说明，为何只有他们三人在时局中卓然树立，超越众人。毕竟不彻底的民族身份、超群的智力水平，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多，却也绝对不止三个。所以一定还有一个更核心与根本的原因，使得他们三人鹤立鸡群。
这个原因，说起来简单，却其实最难做到，只有八个字，就是：坚守良知、言行一致。前文我们已提到，20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看似负责，其实并不。他们深陷于派系争论中，成为了派系论战的工具。不管是已声名鹊起的知识分子，还是无名小卒，谁都无力违抗捍卫阵营而非真理的行为逻辑。在这样的群体环境下，有人在装傻，有人在犯傻，只有他们三人始终坚守良知、言行一致。莱昂·布鲁姆身担党内重任，却不时做出违反所在党利益的言论和决策。
譬如当俄国革命成功时，欧洲的左派一派欢庆之声，但身为左派的布鲁姆却站出来说，“暴力革命”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结果他被自己的同志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出于对人类共同体普遍原则的坚守。阿尔贝·加缪早期是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然而苏联和斯大林的一切，让他对这种模式的社会道路产生了怀疑。但他的怀疑却不为身边的同志所认可，以致遭到了昔日伙伴的孤立。这让他内心陷入了激烈而矛盾的道德困境，于是最终只能选择保持沉默，却又因此而触怒了所有希望他坚定信念、声明立场的人。雷蒙·阿隆在一个整体舆论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参与政治的大环境下，始终坚定地如一个清高的隐士般置身事外，冷眼观察而后批判，精确而细致地剖析着当时混乱的时代与疯狂的人们。而在当时，知识分子不参与政治，不选择派别，那就是和所有人作对。
布鲁姆、加缪、阿隆在这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不管会遭遇多少冷眼、误解、敌意和仇视，都始终在做出选择前询问了自己的良知，并且最低限度的，绝不参与到自己不认同的行动当中去。这无关他们的民族身份、无关他们的超群智力，而是他们伟大的道德操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核心原因，使得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当托尼·朱特回望那一段历史时，发现只有他们三人才能称得上“负责”二字。
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法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因为当时的法国充斥着三种不负责任，分别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道德上的不负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不负责任。
其次，我们说到了：为什么知识分子要为法国20世纪的不负责任负责？因为，知识分子本肩负着理清思想、引导舆论、指引未来的重任，结果却陷入了互相攻击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制约了社会政治的发展。
最后，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是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三人担起了那个时代的责任的重负？首先是因为，他们三人都不算纯粹的法国人，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局势冷眼旁观、保持清醒。其次，他们三人都智力超群，拥有敏感而准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最后，他们三人都有着极高的道德操守，始终坚守良知、言行一致。
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一书自出版以来即备受推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行为的崭新的视角。书中对何谓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问题有着真知灼见。虽然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但这一些见解，却又绝不仅仅只适用于20世纪的法国，而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
众所周知，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知识分子们总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喜欢辩论、爱逞口舌之能，则是知识分子们最容易犯下的错误。正如胡适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且强调：舆论界的大危险，是偏向纸上的学说，而不去实地考察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在1919年发出这样的声音，其实正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里，高谈阔论者不乏其人，但彼此针锋相对，吵个不停，党同伐异。然而，热闹的背后，大家互相争辩的却都是一些概念学理上的分歧。
说得天花乱坠，却都是一场场智力游戏，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于是胡适总结道，说到底：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而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都是由于一个懒字。比起研究问题要面对的重重困难，显然高谈主义更加容易。确实如此。其实真要谈好“主义”也不容易，只可惜要把问题解决，其难度还远甚于此。
于是我们能明白，不管是托尼·朱特批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还是胡适将空谈主义的风气归结为懒，其核心都是想强调，知识分子想要真正负起时代的责任是极为不易的。可能多数人，碍于政治派别，选择了迎合权力、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凭着良心说话、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去切切实实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撰稿：良舟工作室 脑图：刘艳 转述：徐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