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日本史8：天下泰平》 裴鹏程解读
《讲谈社日本史8：天下泰平》|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继续为你介绍“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今天为你介绍的是第八卷《天下泰平：江户时代前期》。
江户时代 大致对应我国清朝时期，只是这段时期，比清朝更早一些。清朝出现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 ，18世纪前后的清朝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破亿 ，但盛世中孕育着危机，清朝发展已经与世界脱节，它的国运将在19世纪迅速衰落。
与中国历史相似，17—18世纪的日本也经历了发展的高峰期。中国清朝有康雍乾三位优秀的帝王，江户幕府前四代将军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出色的统治者。而且，日本也进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这是日本古代历史上最为长治久安的时代。江户，即今天的东京，不仅一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超过了同时期中国和欧洲的大城市，而且城市化水平与识字率均位居世界前列。当时的日本，物产、货币、书籍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一派盛世景象。但与此同时，不时爆发的大饥荒和森严的社会等级也让危机和变革的苗头在盛世之下暗流涌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矛盾局面呢？为什么日本与中国清朝历史发展节奏类似呢？
这就要说到今天这本《天下泰平》。本书作者是京都大学教授横田冬彦 ，他获得过多个历史学大奖，是日本近世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本书书名“天下泰平”四字，出自日本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大坂物语》，顺便说一下，大阪的“阪”最初写作长坂坡的“坂”，但这个“坂”看起来是“士”加一个“反”，连起来是“武士反叛”，感觉寓意不好，所以明治维新后改为我们熟悉的左耳旁的“阪”。下文提到江户时代的大阪，我们都遵照原书写为土字旁的“坂”字。《大坂物语》讲的是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围攻丰臣家族根据地大坂的故事，它用一句祈愿词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尾声：“天下渐次太平，国土安稳，实乃可喜可贺” 。日本自此告别了战国时期，江户幕府一统天下，开启了一段治世。而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是以《大坂物语》开启的这段“江户时代前期”历史作为关注重点，这也是副标题的由来。
作者不仅描绘了江户时代的太平盛世，还分析了为什么长期战乱的日本能实现“天下泰平”。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稳定，而江户幕府为实现社会稳定，就像包粽子一样把社会各个阶层勒得严严实实。这一招确实带来“天下泰平”，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内容，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泰平”，日本前所未有的两百年和平是怎么来的？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繁荣”，咱们来看看，等级森严的社会如何为江户日本带来繁荣，又孕育了什么危机？
从战国时代开始，日本战乱已经持续百年，江户时代的日本为什么能实现“天下泰平”呢？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启新的幕府统治，但幕府将军的位置，他坐得并不安稳，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再到德川家康，“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之所以更迭不断，问题其实很明显，地方大名的力量太强了，他们总是伺机挑战中央、“下克上”的痼疾一直没能根除。怎么解决呢？
德川家康选择了一个突破点，这就是城堡。在聊讲谈社这套日本史的上一册时，我们提到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有个共同点，都曾修筑城堡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比如织田信长的安土城、丰臣秀吉的大坂城。修筑城堡是日本战国时期的风尚。据记载，某一年日本境内的“天守”城堡竟然多达二十五座。“天守”是日本规格最高的城堡，具有瞭望和指挥的功能，也是大名统治权力的象征。而且，每逢打仗，日本各地都会围绕城堡修缮城池，既是为了应对当下的战争，也是为了长久地保全实力 。当初德川家康崛起路径也是如此，他以江户城为基础，一面发展经济，一面整军备战，最终夺取天下。可以想见，如果纵容这种情况发展，出现下一个德川家康只是时间的问题。
为了约束各地大名野蛮生长，江户幕府颁布了《一国一城令》，顾名思义，每个地方区划里只能有一座城。更重要的是，这个法令明确了坐镇中央的幕府将军对地方官员大名下辖城池的实际所有权。因为，将军随时会把大名转封到别的国，那时，大名可以带走家臣，但城池带不走，城池内的武器和民众也要留下，转交给这个地方的下一任大名。要知道，一直以来，大名都把城池视为私人财产，是代代相传的。但《一国一城令》颁布以后，一种新的观念确立了：城池和领地、领国一样，所有权都在将军，大名不过是暂时拥有使用权而已。
而换个角度看，《一国一城令》不只是约束大名的权力，其实也保障了大名的权力。你想，“一国一城”意味着，在大名受封的辖区内，只有大名本人可以拥有城池，手下的武士们，势力再怎么强大也无权另建城池，这就避免了大名的手下依托城池以下犯上 。
只是剥夺了大名对城池的所有权，幕府将军觉得还不够。那个时代信息传达速度慢，如果有武士偷偷建造城池，或私下结盟突然起兵，将军也难免百密一疏，所以必须控制大名更多行为。
于是幕府又颁布了《武家诸法度》，给大名制定了行为规范。比如，在《一国一城令》基础上，将军规定，各地大名不但不可以营造新城，就连修补旧城，也必须请示幕府。咱们都知道，打仗前的准备工作，除了需要整军备战，还要加固防御设施；而现在修缮旧城都需要报备，就完全冻结了地方大名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这样一来，大名就不可能再私自备战，只能对领地进行日常管理。
《武家诸法度》还规定，邻国中若有人结党谋反，应当尽早禀报，也就是说大名还要帮将军监视周边大名的动向。再比如，法律禁止大名之间私自联姻，避免了地方势力拉帮结派。
还有一条规定值得注意：如果某武士在某个大名的领地犯事后跑去别的领地，任何人不得藏匿。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条措施落实后，确实有效提高了社会稳定性。在此前的日本战国时代，家臣可以选择主君，如果跟主君合不来，可以投奔别的主君。但这条规定颁布后，意味着武士只能固定在某个大名的城里工作，一旦他不够认真、不够忠诚，便会被这个行业彻底“拉黑”，失去在任何大名麾下任职的机会。这就大大减少了个别心怀不轨的武士流窜作案、煽风点火的机会。
各项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条当属“参勤交代”制度，也称作“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勤”或“参觐”，是“参拜”的“参”字，“觐见”的“觐”字，及“勤王”的“勤”字。简单说，就是日本各地的大名都要定期携带人马前往江户拜见将军。
幕府将军把全国大名按照关系远近分为三类，并重新划分了他们的领地。
第一类是“亲藩大名”，他们与德川家族有血缘关系，所以受封地区要么是军事要冲，要么是富庶之地，他们密切参与江户幕府的政务，使命是帮助德川家族掌控资源并巩固统治。
第二类是“谱代大名”，家谱的“谱”，世代的“代”，谱代大名又叫世袭大名，是指跟随德川家康决战的大名们。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前曾与对手展开一次大决战，史称“关原合战”，“谱代大名”大多在大决战前就已经跟随德川家康。他们的领地距离江户幕府比较近，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仅次于前面的亲藩大名，也有机会参与幕府政务，是幕府可以信赖的力量。
最后是“外样大名”，是大决战之后才被迫归顺德川家康的大名，在亲密度、忠诚度方面，跟前两类大名没法比。所以，他们的领地非常偏僻，不仅没资格参与幕府政务，而且受到幕府的严密监控。
只是给地方大名分类并重新划分领地还没完，幕府将军还要定期“折腾”他们。所谓“折腾”，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参勤交代”或“参觐交代”。
将军规定，各地大名要定期前往将军所在的江户完成一些特定任务。要知道，大名觐见将军不能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而是要带一支仪仗队，风风光光、浩浩荡荡从领地一路行进到江户。这可不是公款旅行，沿途各种花销都要自己负责。距离江户比较近的大名还好，那些领地偏远的大名，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得把家底掏空。但就算没钱，借钱也得完成任务，不履行任务就会被看作反叛。
这就完了吗？并没有。幕府还要求各地大名要把妻子和儿子留在江户。江户一带，有很多名为“广笼”的建筑，正如“广笼”这个名字，大名的妻儿作为人质，被无形的牢笼囚禁在将军的眼皮底下。 当时人们常说“入铁炮出女”，意思是，对进入江户城的火枪和离开江户城的女人，都要严加管控。
这种分离家庭的手段，听起来似乎有点狠，但我们想一下，这些大名的儿子都在江户长大，因此对江户的认同感会非常强。这些孩子长大后前往各自领地，在他们看来是被外派执行任务，不会对领地产生归属感，更不会割据一方反叛幕府，而且没有觉得被控制、被利用。
回顾我们刚才讲到的内容，你会发现，江户幕府为了应对战国时代“下克上”的难题，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幕府这套系统性的方案，让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江户幕府建立后两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地方叛乱。
只约束武士就够了吗？江户幕府考虑得非常周到，天皇的权力也需要管理。天皇虽然早就没了实权，但天然具有最高合法性，这就是个隐患。
在日本历史上，由于人们把天皇看作神的后代，就算他是傀儡也要敬他三分，最多迫使他交出权力，然后派人监视，但江户幕府竟然做了一件前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为天皇制定法律，约束他们的行为。
幕府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开篇便是“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 ，意思是天皇应该把学术和文艺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潜台词是天皇不应该过问政治。这一原则的影响我们在今天仍然能看到，许多天皇都是学问家，甚至在某些科学问题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比如2019年退位的明仁天皇是研究虾虎鱼的专家，曾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
不过，作者提醒我们，江户时代的天皇并非完全不问政事。正确的理解是，皇室不能干预幕府具体工作，但礼仪宗教等事还要由天皇负责 ，像朝廷的各类仪式与大典、向将军与大名授予官位官职、向佛僧授予僧位僧官，以及改元，也就是，将军虽然掌握实权，但日本年号还是由天皇决定的。
敢于制定法律约束天皇，这体现了幕府将军的独尊地位。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以前的武士都希望通过“上洛”来展示自己的地位，也就是前往天皇所在地京都发号施令，当初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在江户幕府初期，前三任将军也都按照惯例“上洛”来统合武士，但从第四代将军开始，将军便直接从江户城发号施令，大摇大摆撇开天皇统领日本，直到两百年后的末代将军都不再“上洛”。
社会稳定往往是经济繁荣的前提，说完了江户幕府如何带来稳定，我们接着看，在稳定的基础上，江户幕府如何实现繁荣。这一部分，我们试着通过推镜头的方法，由远及近观察日本。
17世纪日本已经与世界建立联系，到18世纪，日本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锁国”，没错，就是“闭关锁国”的“锁国”。当初，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都想把日本打造成世界贸易网的关键节点，既然贸易能带来好处，为什么要锁国呢？
日本锁国是审慎权衡后的选择。西班牙、葡萄牙商人在海外贸易的时候，常常夹带私货传播宗教，希望把上帝福音带到每一寸土地。 对于日本统治者来说，外国人来做买卖他们是欢迎的，但传播宗教，幕府将军们是无法容忍的。日本社会本就有神道教信仰体系，将军统治日本的合法性源自天皇任命，而天皇是神的后代，这是神道教的逻辑。然而，西班牙、葡萄牙商人借做买卖的机会宣扬天主教理论，试图制造新的权威和信众，必然动摇将军的统治基础。德川幕府的将军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挡财路。但眼看着日本的天主教信众越来越多，甚至引发了叛乱，幕府将军便下定决心关闭国门，彻底禁止天主教。
这场导致日本锁国的关键事件，是1637年的“岛原之乱” 。简单说，在一个叫岛原的地方，官方执法过程中与当地天主教信徒发生冲突，结果冲突升级为当地民众的暴动，地方政府搞不定，幕府派来军队，经过一轮轮血战，最终幕府惨胜。从此以后，幕府不再信任天主教国家。
话说回来，“锁国”与日本繁荣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可以类比清朝，康乾盛世也伴随着所谓的“闭关锁国”，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江户时代的日本和清朝中国类似，本质上是农业国家，一方面，国家税收依靠农民耕地，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分依赖外国；另一方面，社会稳定有赖民众各安其位，从远方来的传教士，会扰乱社会秩序，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还是江户幕府的将军都不愿看到。
不过，日本的资源无法跟清朝相比，不可能完全锁国。下面，我们把镜头向前推至中景，观察东亚世界中的日本。
尽管日本开始“锁国”，但并没有彻底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面对西方世界，九州岛的长崎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窗口，新教国家荷兰的商人可以继续在这里做买卖。如果仅从东亚范围内看，幕府则是不遗余力地在打造一个“日本型华夷秩序” ，也就是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以日本本州岛为中心的交往体系，这个交往体系包括北方的北海道、西方的朝鲜半岛，以及现如今的东南亚等地。
对象不一样，幕府的应对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幕府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那个时候北海道还不属于日本。有人说阿伊努人就是最初的虾夷人，这个说法目前还存在争议。在古代，本州岛的日本人对于北方的阿伊努人一直有心理优势，就像是我国周朝华夏族对周边蛮夷的心态一样。德川家康没有直接讨伐阿伊努人，而是逐渐同化，并慢慢把管理制度引入当地。具体措施分两步走，先与他们保持贸易关系，然后像对待普通民众一样对待阿伊努人，逐步把他们所居地区纳入日本国家范围。
对家门口的阿伊努人，幕府走的是同化路线。而对稍远一点的朝鲜，幕府就得换一种姿态。之前丰臣秀吉曾经出兵朝鲜，与朝鲜军队、明朝军队作战，德川幕府需要收拾丰臣秀吉留下的烂摊子。
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有个对马岛，幕府以对马岛为跳板向朝鲜派了使节，希望朝鲜能替日本向明朝说几句好话，缓和一下关系。但朝鲜的气没有消，直接拒绝了。又过了几年，幕府彻底灭掉大坂城内丰臣秀吉后人的势力，借机再次向朝鲜喊话：“我们德川幕府把入侵朝鲜的丰臣家族的人消灭了，总算帮你们朝鲜报仇了，你们快派使者过来吧，咱们一起庆祝庆祝。”朝鲜也想恢复来往，但毕竟吃过日本的亏，于是答复日本：“要不你们先发来一份正式的国书，我们请示一下明朝，然后咱们再见？”一来二去，双方在互相试探中恢复了关系。
总之，幕府通过一系列外交动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小的关系网，维持着对外贸易往来。
下面我们继续把镜头推到近景，聚焦日本本土普通民众。
社会的繁荣离不开人数占比最大的普通民众，但日本古代历史一直都是上层人士书写的，普通民众连活下去都是问题。然而，从丰臣秀吉开始，国家开始注重民众，通过兵农分离政策，让民众安心种地。而德川家康则更进一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教会民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第一次颁布法令就提出，鼓励有冤屈的平民直接上诉，在他看来，如果底层疾苦不能传达到上层，就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
之后，德川幕府连续出台多项法令，规范民众行为，保护民众的权益。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当时有条法律：不得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杀戮百姓，即便百姓犯罪也不能动用私刑，应该移交专业部门“奉行所”进行审判。
类似的法令，在过去的日本早就出现了，但此前只存在于寺院那样的特殊场所。通常情况下没人遵守，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没有人会在乎用刑是否合法。但德川家康把禁止私刑的法制推广到全社会范围，并使之日常化。
反对私刑，交予公权力决断，这是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不少地方仍然私刑泛滥。相比而言，17世纪德川家康在保障民众法律权益方面是可圈可点的。
除了颁布法律法规，幕府还想办法让民众活用法律保护自己。活用法律有个要求，看你会不会打官司。会打官司意味着你懂法，而且你应该是守法之人。但要想懂法，就需要学习法律知识。这么一来，幕府又开始促进基层的文化教育。幕府规定，如果在农村搞基础教育，可以免除一部分劳役 。
正因为这样，读写能力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农村快速普及，催生了知识分子阶层。当每个村落都有文化人，不光打官司有了依靠，在理解官方政策、表达村落诉求，还有做生意方面都有巨大进步，这都促进了日本社会的繁荣 。
回顾前面的内容，我们看到德川幕府通过法律体系解决问题，效果很好。对于日本反复出现的武士叛乱、天皇倒幕现象，以及长期被忽视，但群体力量巨大的普通民众，以往的应对之法是武力镇压，但结果总令人失望。德川幕府拿出的是系统性解决方案，给大名、天皇、普通民众都搭建出一整套法律规范，让他们在规范内做事。因此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开出繁荣的花朵。
最后，我们把镜头推向繁荣的花朵，这就是日本都市。
一直以来，古代日本的政治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发展重心，比如室町幕府时代的京都、织田信长的安土城、丰臣秀吉的大坂城，而江户时代的日本大城市很多，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当时日本有这样的俗语：“京都人讲穿，大坂人讲吃，江户人讲喝”，以及“京都八百八寺，大坂八百八桥，大江户八百八町”。因此，京都、大坂、江户三个城市被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都”。
你不妨把前面两句俗语，当作日本风土人情的介绍词，回头去日本可以试着验证一下。所谓“京都人讲穿”以及“京都八百八寺”，是说京都作为日本古都，长期是天皇所在，因此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不乏能工巧匠，制作的衣服等产品品味不俗，工艺精良。而“大坂八百八桥”是由于大坂作为重要港口，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好。同时，大坂物流发达，汇集各地食材，得以成为“天下厨房”，所以“大坂人讲吃”。再说江户，这里有各地的大名和他的家人们，还有来寻找机会的普通人，所谓“大江户八百八町”是指这里人口密集。但这么多人漂泊在江户，难免遇上烦心事，排解忧愁的方式就是喝酒，即“江户人讲喝”，因此如今东京的施工现场常常会挖出江户时代的酒瓶。
当时繁荣的城市，不止这三个，作者还提到长崎。长崎位于九州岛西侧，靠近朝鲜半岛和中国，你可以把江户时代的长崎理解为清朝中国的广州，是对外贸易的窗口。
但正如清朝中国，看起来繁荣的康乾盛世暗藏危机。17世纪的日本出现了什么危机呢？
1642年，日本爆发了“宽永饥馑”，也可以叫“宽永大饥荒”，“宽永”是当时的日本年号。这是江户幕府统治者挥之不去的一大阴影。这场危机虽然是由暴雨、洪水、虫害等天灾引起的，但面对饥荒地方管理者反应迟缓，加剧了灾情，史料记载“自江户至京洛，北国沿线人马皆饿死，道路上躺满了尸体” 。
这个事件或许为江户幕府敲响了第一声警钟。幕府中央集权制定重重法规，限制各个层级。社会的确比以前更稳定了，却也变得僵化了。而与此同时，幕府在积极推广教育，普通民众素质得以不断提高。结果是，一方面民智被启发，民众有了更多的追求，另一方面社会却愈发僵化，民众的自由被抑制。社会冲突也便不可避免了。另外别忘了，那些被幕府将军苛刻对待的外样大名，他们的领地远离江户，谁能保证不会日久生变呢？这些都是江户时代逐渐浮现的不安定因素。
关于江户时代前期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江户时代的日本摆脱了动荡，走入“泰平盛世”，但这是一个封闭、僵化的盛世。
你可能听过一本史学名著，名为《叫魂》，讲1768年的浙江农村，一位农夫为报复侄子而用了民间巫术，后来当地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并从江浙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最后乾隆竟然把这件事情定性为企图颠覆清朝统治的阴谋。有学者说，《叫魂》这本书把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乾隆盛世的魂，给叫了出来。看起来森严的帝国其实并不牢靠，一个谣言，便能让它狼奔豕突，狼狈不堪。
这样的逻辑似乎也适用于同时期的日本。有人说江户幕府前期是“战国后的治世，现代文明的前夜”，看起来一切稳妥的江户幕府统治，如何应对全球格局的剧烈变化，以及僵化统治中的暗流涌动呢？敬请期待“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江户时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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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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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往时代，德川幕府拿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给天皇、天皇、普通民众搭建出一整套法律规范，因此实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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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三都”繁荣：“京都人讲穿，大坂（大阪）人讲吃，江户人讲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