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日本史3：律令国家的转变》 裴鹏程解读
《讲谈社日本史3：律令国家的转变》|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继续为你介绍的是“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今天是第三卷《律令国家的转变：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前期》。
在前两卷的介绍中，我们首先见证了日本王权的诞生，大致对应我国战国末期到三国时代，经过500多年的发展，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倭国”这样规模较大的政权。随后，倭国王权不断加强，到唐朝的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倭国仿照隋唐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政体，倭国从此转变为“日本”，大王转变为“天皇”。
但直到这时，日本的历史发展几乎是按照中国历史的节拍前进的，来自大陆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日本列岛的政局。日本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节奏呢？今天这本《律令国家的转变》讲的就是，日本试图挣脱中国影响，寻找自我的故事。
这本书讲的是“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共一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平安时代”开了个头，没有讲完呢？对照中国历史你会发现，这一百多年大致对应盛唐到晚唐时期，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从一个高峰滑落到低谷的历史阶段。唐朝衰落影响力收缩，为日本寻找自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
本书作者是日本史学家坂上康俊，他不仅是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研究专家，还熟知中国隋唐史。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日本既是在自保，也是在反思，另外还有挣脱隋唐影响后的放纵。日本天皇的眼光逐渐转向岛内，与中国渐行渐远，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思想开始从“唐风”转变为“和风”，而这些变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本书的标题《律令国家的转变》，即日本逐渐放弃了“律令制”这个源自唐朝的基本制度。
本书副标题是“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前期”，我们知道日本有两个最著名的古都，一个是奈良，一个京都。这两个古都主导的历史时期，后人分别称作“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在“奈良时代”，即8世纪，日本律令制走向巅峰，而在“平安时代”前期，即9世纪，日本律令制逐渐瓦解。今天这本书论述的中心是9世纪，也就是奈良把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京都的故事。
下面，我们分三部分来了解这个过程。第一部分讲“奈良时代”，看日本律令制如何发展到高峰。第二、三部分讲“平安时代”前期，看走入律令制的日本遇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急于摆脱律令制？舍弃了中国的律令制模板后，日本走上了什么样的自我发展道路呢？
首先看“奈良时代”的日本。公元710年至794年，日本定都奈良的平城京，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作“奈良时代”。
在这80多年间，日本继续派出遣唐使引入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学习唐朝涉及方方面面，比如文字、礼仪、建筑、儒学、佛教、艺术等。但最重要的内容当属“律令制”，这是构建起日本天皇君主专制统治系统的基础框架。
律令制诞生于中国唐代，根据《唐六典》这部唐代法典的解释：“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一些学者作出更简洁形象的概括，“律”相当于唐代的刑法，“令”相当于唐代行政法。总之，通过“律”和“令”，唐朝皇帝编织起一个大网，把全天下的人都网罗进来，最终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总体而言，律令制是通过各种法令来强化唐朝最高统治者权威的。
在当时的东亚，这套制度非常先进，于是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陆续引入。在上一本书《从大王到天皇》中我们提到，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除掉权臣家族苏我氏，掌握大权并推行“大化改新”，改革的核心举措就是引进唐朝法制体系，结合国情建立日本的律令体制。后来，中大兄皇子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当了天皇，继续进行律令制改革。成果表现之一是“天皇”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出现了。
奈良时代是日本律令制不断完善，天皇权力走向巅峰的过程，这部分内容展现在《平城京与木简的世纪》 这一卷中，很可惜没有被中文版引入，直接跳到了“平安时代”。
为了对日本历史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概览，在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奈良时代的主要特征。
在奈良时代，日本天皇全面引入唐朝律令制，从行政到经济生活各方面，通过各种法令强化自己的统治。
在行政区划方面，奈良时代的天皇规划出金字塔结构，以天皇为首的中央在顶端，地方依次分为国、郡和里。为了保卫都城安全，天皇还仿照唐朝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两类，按照距离都城远近，比较近的叫“畿”，“王畿”的“畿”，天皇试图直接控制；比较远的叫“道”，“道路”的“道”，有天皇派驻的军团。
其次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天皇下令实施“公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法”。主要内容是，全日本所有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民众都归“公家”所有，注意这里的“公家”指的是“天皇”。土地被丈量登记在册，民众被列入户籍管理，这就是“公地公民制”。根据户籍，天皇把土地“班”给农民耕种，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世袭权，回头还要还回去，这就是“班田收授法”。农民耕种“公家”的土地，也得有所付出，于是有了“租庸调”。“租”就是耕种土地的“地租”；“庸”是各种劳役，比如修路修桥给贵族打杂什么的；“调”就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到中央的土特产。这些同样是学习唐朝的。
通过一道道律令，天皇的集权帝国建立起来了，天皇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位重要人物，桓武天皇，他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把都城迁离了奈良的平城京。
迁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桓武天皇在十年内两次迁都，并且做到了。
第一次迁都是从奈良的平城京迁到位于今天京都市区西南方向的长冈京。迁都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平城京有很多寺庙，佛教势力对天皇权力造成很大干扰，所以天皇打算营建都城，摆脱佛教的影响。其次是由于建造都城和寺庙砍伐森林引发了泥沙淤积，导致平城京西部的港口无法运转，物资输入、人员流动受阻。 于是在784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并推进新都的修建工作。
但长冈京在修建过程中，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长冈并非一马平川而是被若干丘陵分割，施工难度大。当时，桓武天皇已经迁都七年，宫门竟然还没有建好。迁都第八年，长冈京又遭到洪灾。这让朝廷意识到在长冈建都过于困难。而直接导致桓武天皇最终放弃修建长冈京的，则是皇太子患病事件。人们认为，这是因为长冈当地有冤魂在作祟。
最终，在迁都长冈的第十年，桓武天皇放弃营建长冈京 ，选择在东北方向也就是今天京都市区另建新都。这里地势较高，水运条件也不错，更令人意外的是，民众都夸赞新都选得好，异口同声把这里叫“平安京”。这真的是众望所归的天选之地吗？其实，这样“众望所归”的恢宏场面，是朝廷为了稳定民心幕后导演的。
我们回头看桓武天皇迁都这件事情，这其中当然有摆脱反对势力的动机，但如果只从落实难度来说，桓武天皇连续两次迁都，并有序推进，足以看到律令制度实施后，天皇权力的强大。要知道，自倭国时期开始，几百年来，日本的都城几乎都在奈良一带 ，而桓武天皇将都城迁至平安京，此后作为日本的都城竟然长达一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皇迁都东京为止。
可以看到，在古代东亚世界，律令制确实是统治者强化权力的利器。中国古代在唐朝之后便继续延续着律令制道路，比如宋朝有《宋刑统》，元朝有《大元通制》，明朝有《大明律》，清朝有《大清律例》等。
然而，日本天皇深受律令制的好处，却没有继续沿着律令制的道路走下去，仅仅过了几十年，日本就在律令制的道路上转向了。这个“转向”就发生在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那一百年内，也就是本书副标题中的“平安时代”前期。
下面，我们重点看“平安时代”前期。
平安时代长达四百年，相当于中国从唐朝中期到南宋中期，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破旧立新，最终找到自我的时代。如果把律令制作为界限的话，四百年的平安时代可以分为前后“破旧”和“立新”两个阶段，平安时代前期是“破旧”，律令制从巅峰走向瓦解；平安时代中后期是“立新”，武士出现并迅速崛起，将军幕府成为实际的权力中心，天皇逐渐沦为国家的象征，不再掌握实权，日本古代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当初，日本的律令制为什么会瓦解呢？
无论日本天皇是否乐意，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始终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变量。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还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这一百年就像是另一个朝代一样，完全看不到盛唐的影子，后人称作中唐和晚唐。中晚唐时期的唐帝国政权染上了三大顽疾：放眼全国，地方被节度使实际控制；在朝中，官员拉帮结派，党争不断；而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被宦官渗透。总之，唐朝在进一步崩溃，对外影响力在进一步收缩。9世纪前后，在中国是中晚唐时期，在日本便是“平安时代”前期。
日本律令制的瓦解，从东亚国际环境来说，是因为唐朝影响力衰落，日本没必要继续实行律令体制了。
提到“律令国家”，你的脑海中是什么样的画面呢？法律完备、秩序井然吗？其实并不是，作者认为，在唐代的东亚世界，与律令国家配套的是军国体制。 日本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天皇”称号的统治者天武天皇曾说：“政要者，军事也”，国家秩序是由军事机构以暴力的手段加以维系的。律令国家的背后，是强大的军事力量。
强大军事力量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唐朝前期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每个“府”都是个大兵营，这些大兵营主要分布在关中周边地区，目的是保卫长安。有这么一句话叫“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意思是通过强化长安城内皇帝的力量来震慑四方。
日本也仿照唐朝设置了众多军团，不同的是，日本军团的布局不是偏重都城，而是遍布全国。天皇为什么要把兵力分散开来，这样不会引发地方叛乱吗？这是因为，与地方叛乱比起来，天皇更需要担心的是外敌入侵。
这里的外敌正是唐朝军队和朝鲜半岛的新罗军队。在讲《从大王到天皇》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最后提到，日本曾经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口，跟“唐朝-新罗联军”打了一仗，结果惨败。唐朝和新罗打败了日本就收手了，但日本却十分紧张，把唐朝和新罗当成假想敌，认为对方随时都会入侵日本列岛。
你看，以前我们提到日本在白村江口的惨败，会说日本被打服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埋头补课。但这背后更关键的，其实是日本对唐朝复仇的极度恐惧。如何化解恐惧呢？引入“律令制”，快速提升天皇军事组织能力和物资人员动员能力。
然而，坐立不安的日本天皇并没有等到唐朝的舰船。而且，几十年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更加不可能抽出手来进攻日本。于是，天皇就考虑解除日本的战备状态，不再严格推进以军国体制为基础的律令制。
但总体而言，律令制对于古代东亚的统治者来说是绝好的统治工具。虽然天皇不至于放弃律令制，但随着放松军事体制，律令制的基础也没那么牢靠了。
这就要说到日本律令制瓦解的第二个原因，律令制在实施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麻烦。
所谓的“律令”，并不是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法律系统，保障社会运转，维护民众利益。律令制的目标是服务最高统治者。
想象一个场景，第一任天皇根据自身需要颁布了一套律令，第二任天皇有新的需求，会再颁布新的律令。如果第三任天皇觉得第一任天皇的律令好，他还会下令恢复早期的律令。可以想到，不用过多久，律令制会多如牛毛而且杂乱无章。
这个现象，在律令制刚引入日本没多久就出现了。701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令》 ，“大宝”是时任天皇的年号。17年后，新一任天皇颁布了《养老律令》 ，“养老”也是年号，这部律令是《大宝律令》的修订版。后来的天皇不断根据新情况修订律令，于是诞生了《删定律令》《删定令格》 。但这就像是在不断修理改装一台老式机器，越改越不好用，越不好用改起来越麻烦。到这个时候，律令制这台机器就得更换了。
9世纪，日本终于放弃了这台老旧不堪的机器。根本原因是支撑律令制运转的税收制度出了问题。
前面提到，日本仿照唐朝推行“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法”“租庸调制”，这是实施律令制的经济保障。简单回顾一下这些税收制度的实施逻辑，土地和民众都归天皇所有，天皇把土地授予民众耕种，相应地民众要交地税，这是“租” ；民众每年还要给天皇义务劳动若干天，没时间的话可用财物抵换，这是“庸”；另外家乡有土特产也要进贡给天皇，这是“调” 。除此以外，日本民众还要承担杂七杂八的义务劳动，也就是“杂徭”，另外还有一种叫“公出举”的税收，春天播种的时候，国家把稻谷租给民众，秋天收获的时候，民众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
说到这里，你可能想到一个词“苛捐杂税”。日本民众需要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国家要想让这套繁重的税收制度正常运转，就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户籍”管好每一个人，一手抓“账目”数清每一分钱。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户籍每六年更新一次，国家根据户籍情况重新划分土地，并规定税赋。但很多民众被重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宁可不种那几块地也不愿意被国家控制。于是，当时出现很多逃亡者和流民 。结果是，不仅流民聚众闹事，反抗中央，而且大量土地被荒废，国家税收缩减，律令制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当律令制无法持续，日本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
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制在瓦解，新的要素也在成长。
还是先从军事和外交说起。
前面提到了，防御唐朝是天皇加速推进律令制的直接原因。但唐朝安史之乱后，天皇感到威胁消失了，一方面派出使节弥合两国关系，另一方面下令裁军，给国家减负。
780年，日本朝廷向靠近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下达指令，要求恢复到732年的警备状态，也就是只在被攻击时才动用武力，这是一种消极的防卫战略。十多年后，天皇甚至废除了负责防御工作的“防人司”。四年后，沿海地区大部分烽火台也被停用了。 随着军团规模不断缩小，保障律令制的军事力量渐渐消失了。
摆脱外来律令制的同时，天皇们也在从传统中寻找日本独有的东西。比如日本有一种古老的仪式叫“镇魂祭”，原本这种仪式是为了镇压和封存那些在死于征服战争之人的灵魂，后来天皇借用这种仪式来平息皇族成员的灵魂。
你可能听说过日本著名的“怨灵”文化，这种文化正是在9世纪被强化的。当时发生了不少惨烈的宫廷政变，比如桓武天皇过世后，继任的天皇统治时期发生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药子之变”，情节比较复杂，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不少皇族丧命，而且死得很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些人在死后变成怨灵，纠缠天皇，危害国家。天皇们认为，对于这些怨灵，只靠普通的“镇魂祭”是不够的，于是升级版的“御灵会”，这是一种控制怨灵的神秘仪式。
中国古人讲“子不语怪力乱神”，但“镇魂祭”“御灵会”在天皇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功能，这是天皇从传统中找到的日本特有元素。
为了构建一个不受唐朝影响的小世界，天皇除了挖掘传统彰显自我以外，免不了大动干戈，重构日本列岛内部的政治格局。在9世纪，日本列岛并没有完全归属天皇，尤其是北部有虾夷人，以及九州岛南部说不同语言的少数族群，他们被称作“隼人”，“鹰隼”的“隼”。对此，天皇一方面连续发动对虾夷的战争，通过武力开疆拓土；另一方面把日本民众的权利义务推广给“隼人”，把他们当作普通民众一样对待，利用时间来同化外族。
在这个过程中，天皇在日本列岛内构建起自己的“小帝国”。上一部分提到，律令制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天皇有什么新的办法来管理自己的“小帝国”呢？
我们看政治方面，面对越来越杂乱的律令，天皇应该怎么办呢？
简单说，天皇的办法是用“格式”代替“律令”。这不是一声令下就实现的，而是个逐渐替代的过程。
“律令”是基本法典，颁布之后，难免会与后世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这时就要针对性地发布法令来纠正。但这样的法令是不成体系的，时间久了会积累得越来越多。这时，官方会组织人手分门别类地整理，并编纂新的法典。由于这些法典是由零散的法令汇集而成的，所以你会发现法典中的法令都有各自的颁布日期。后人把这类特殊的法典叫“格”。
与“格”放在一起讲的，还有“式”。“律令”是基本法典，“格”是针对性的单行法令，既有“律令，又有“格式”，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存在矛盾，有时却留下漏洞没解释清楚，这就要需要提出实施细则，这类实施细则便是“式”。
其实，“律令格式”都是唐朝的发明。《唐六典》规定：“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令”是基本规范，“格式”是修正偏差。正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格式化”这个词，就是指把事物处理成相同的规格样式，恢复一定的秩序。
只是，唐朝是把“格式”作为补充，但日本的“格式”却喧宾夺主，不断推出“格式”作为新规范，导致律令的使用范围渐渐缩小。“律令”的特点是体系化，“格式”却是散碎多变的，是在破坏“律令”，因此日本加速摆脱了律令制。
前面提到，律令制瓦解还有一方面的原因，繁重的苛捐杂税，很多民众逃离土地，动摇了日本律令制的经济基础。
我们再来看经济和社会方面。当民众不堪重负不愿种地，天皇应该怎么办？
最初，天皇认为，人能跑得了，土地跑不了，反正我手里有土地，总有老实的百姓是不逃跑的，所以只要控制好眼下的百姓就好。 但逃亡的民众越来越多，税收在肉眼可见地变少。面对这种情况，天皇出台了各种措施，但收效甚微 。
在古代，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民众逃离土地，逃离天皇的户籍约束，事实上削弱了天皇的权威。我们不禁要想，人都跑哪儿去了呢？很多逃离土地的民众都投奔了地方豪强。
原本全国各地就有一些相对富足的豪族，当民众由于税收负担过重逃离土地，这些土地就会落入当地豪族手中。天皇为了鼓励民众种地交税，把越来越多土地的所有权下放，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豪族囤田。
逃离国家土地的民众也更愿意给豪族服务，因为他们只需要接受一层剥削，而不是层层盘剥。而且，豪族为了守护自己的田产，设有武装力量，所以在豪族的土地上干活儿，更安全。
放眼9世纪的日本，你会发现，天皇可以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变少，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豪族，他们的土地逐渐汇集成“大庄园”，他们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成武士阶层，天皇的力量被蚕食，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说法：9世纪是日本从模仿中国文化之皮毛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亚洲唯一的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社会的萌芽期。
到这里，这本《律令国家的转变》就为你介绍完了。
9世纪，是日本与从古代中国学来的范式分手，试图探索自我的开端。无论是自主的，还是被迫的，摆脱成熟的律令制，另寻一条道路难免磕磕绊绊。尤其是，天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集权统治，开始遭到蚕食。
你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放弃律令制的原因之一是，律令制长期实行会导致冗杂，为什么中国从唐代到清代一直实施律令制而没有崩溃呢？
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是中国古代始终坚持重要理念，这就是“孝道”，放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下就是“祖宗之法”。比如赵匡胤提出“不杀士大夫”，此后两百多年，宋朝的读书人就是活得很好。在中国古代，忤逆“祖宗之法”那是大罪，著名诗人、改革家王安石，在北宋之后的中国古代史上，大多数时候是反面典型，原因之一就是他推行变法，这是在推翻过往皇帝所立的“祖宗之法”。
但“祖宗之法”的观念在日本并不存在，纲纪伦常的约束也就无从谈起。如果你从网上搜索“日本天皇世系图”，你会发现日本天皇家族的乱伦情况层出不穷，比如我们前面讲的桓武天皇，他的父亲光仁天皇就娶了侄孙女为妻。乱伦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是可怕的。你会看到，天皇家族父子兄弟相残的事情非常多，比如推动“大化改新”的天智天皇，他逼死了叔叔和哥哥；日本第一位使用“天皇”称号的天武天皇，皇位是从侄子弘文天皇手里抢来的，因此还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动乱“壬辰之乱”。
本书作者提到，那个历史时段内，日本人的家庭关系和亲族观念相对松散，一家人只是在一个屋檐下暂时共生，随时可以散伙跑路。因此，天皇仿照唐朝在日本实施户籍管理，难度非常大。当户籍制难以为继，国家税收也就不再稳定，这样的话，律令制还如何实施呢？这是日本律令制无法存续的根源。你看，由于唐朝和日本国情不同，同样的制度无法生搬硬套。
总之，当日本摆脱律令制，一系列我们熟悉的符号开始出现：日本武士、将军幕府、日文假名、文学名著《源氏物语》。这些符号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诞生的呢？敬请期待“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四卷《武士的成长与院政：平安时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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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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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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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人家庭关系和亲族观念相对松散，同时期中国式的户籍管理无法在日本落实，造成律令制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