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 徐学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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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荒野上的大师》，它的副标题是“中国考古百年纪”。它讲的是大约一百年前，一批杰出的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和建筑学学者，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创考古事业的故事。

说起考古，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件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事情。一是时间上的遥远，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距离我们今天少则数百上千年，多则达到亿万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遥不可及；二是空间上的遥远，考古学者经常要深入荒野丛林、不毛之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在一个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与古老的化石、遗骸、文物、矿藏打交道，多多少少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除非有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否则，考古学者很少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在潜意识里，我们又都知道，考古对我们有多么重要。考古学者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地质变迁、生物演化、文明进步的轨迹，让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传统的来龙去脉。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也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考古学家就像是从现实世界派往历史深处的侦探，为我们在古老的遗迹和遗存里，找到破解各种现实谜题的答案。

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民国初立，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是，有那么一批了不起的学者，他们毅然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到荒野之中进行考古发掘或地质调查。这批学者包括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灏、贾兰坡、李四光、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他们大多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试图重新发现古老中国的真相，重估文明的价值”。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专业领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不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只是埋首于故纸堆，研究义理、考据、辞章，而是选择“用脚做学问”，去发掘历史遗迹和遗存，把“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新材料”结合，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实物证据。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虽然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们刚毅坚卓，而且成就斐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开创了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由那批学者完成的，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等等，他们发掘出来海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简牍、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量古生物化石。许多被世人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古建筑、古雕塑，也是由他们重新发现，并从此得到保护。而他们当中的地质学家，则为寻找各种矿产资源耗尽了心血，发现了大量金属和能源矿藏，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原动力。

这批从书斋走向旷野的学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因而被作者称为“荒野上的大师”。

这本书的作者张泉是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生活月刊》主编，出版过《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中华文明访谈录》等多部著作，荣获过“亚洲卓越新闻奖”“金鹰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荒野上的大师》是他潜心十年完成的作品，他进行了大量走访和文献研究，用深情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那代学人的凛凛风骨和艰苦卓绝的考古往事。

接下来，我会分两个部分来为你介绍这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中国考古事业初创时期的时代背景，讲述为什么在一个充满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那批杰出的学者要去从事艰苦的考古工作；第二部分，我为你重点讲述一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故事。为什么要重点讲殷墟呢？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在殷墟考古上着墨最多，故事最精彩；另一方面是因为殷墟的地位，殷墟不仅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为后世的考古事业树立了典范。

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在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年代，那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甘愿跑到偏远的荒野，“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艰难的地质勘探和考古工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中国地质和考古研究的大背景。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也就是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那位学者，就曾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七次长途考察。他用4年时间，辗转中国的14个省份，搜集了大量地质材料，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和地质图，揭开了海外汉学家和探险家前来中国勘探、测绘、发掘、探险的序幕。

古老而神秘的中国，虽然从晚清开始逐渐衰落，但它极其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吸引着一大批海外学人前来探访，有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博物学家、建筑学家，包括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谢阁兰，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喜龙仁、斯文·赫定，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等。他们探索中国的地理、矿藏、生物、建筑、文物，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他们是中国大地上考古事业的先行者，是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不过，其中也不乏盗取、收藏中国文物的行为，最著名的莫过于斯坦因与伯希和掠走敦煌遗书和上万件文物的例子。伯希和甚至不无骄傲地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他从中国各地搜罗来的古籍，前来观看的中国官员和学者无不百感交集。

然而，就在海外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却对这些珍贵的遗存视若无睹。用作者的话说，他们“或忙于欺世盗名，或甘愿囿于书斋”，只肯躺在安乐椅上做学问。这是一个极其吊诡的局面，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书中提到李希霍芬对当时中国学者的评价，他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别误会，这可不是什么褒奖的话，而是说中国学者懒于行动——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似乎）自己走路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这种评价或许带有偏见，但中国人历来信奉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倒是不争的事实。文人士大夫看不起体力劳动，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逃离田野，登上庙堂。出门坐轿子，那是身份和体面的象征，是断然不可舍弃的。像明代徐霞客那样不辞辛劳遍访名山大川，进行地质和人文考察的旅行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屈指可数。

不过，在上世纪20年代初，这种局面终于迎来转机。一批留洋归来的学者，不再像传统文人那样困守于书斋，而是走向荒野，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深知田野考察的意义，还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比如，“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如果一年没有上山，便不配称地质学者”，要“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

在野外考察的时候，经常需要风餐露宿，在泥泞的山路、贫瘠的荒漠、荆棘密布的丛林里穿行。他们有时坐着骡车颠簸，有时要赤脚蹚过冰河，有时需要住进牛棚，沿途可能找不到食物，甚至连饮水都成问题。这些都还只是日常的磨炼，更严重的情况是，有人在考古勘探中遭遇塌方和煤气中毒，不幸遇难；有人在深谷里迷路，差点闯入瘟疫区；还有人被土匪抢劫、枪杀，或者被日军杀害。

有时候，他们也会陷入自我怀疑，会去问自己“书生何以报国”。国难当头，外敌入侵，进行考古发掘和地质考察对国家到底有没有用？就连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一度想放下考古的铲子，扛起枪去前线打仗。 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忠于考古和地质事业，“虽九死其犹未悔”。

那么，他们进行考古发掘的精神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对科学和历史本身的探索兴趣，自然不必多说。除此之外，那代人进行考古事业，还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的驱动。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中华民国建立，国家迎来新生，但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没有马上得到改变。国家要独立富强，必须有强大的文化作为支撑，而考古工作为中华文明探源，是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从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到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再到殷商时代，一项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向世人宣告：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始终存在着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我们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有着一度领先世界的璀璨文明。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勤勤恳恳进行考古工作，未尝不是为了报国雪耻。他们不只是在学术上求自立，更是为民族崛起重拾信心，这是考古人特有的“救亡图存”的方式。

用学术成就来捍卫民族尊严，是那一代学者普遍的情结。比如，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地质学家翁文灏说：“即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倡议中国学者奋发图强，挑战西方汉学界，“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

明白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一代学人的精神面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作出那样的选择。书中多次引用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杨铨的一句话：“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所谓的考古“黄金时代”，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一代勇毅的学者在荆棘丛林之中，用血肉之躯劈出一线光明来。

好，说完那个时代考古研究的大背景，第二部分，我们再来重点说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殷墟考古发掘的故事。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央院史语所的考古组一共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确定了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出土了无数国宝级的文物。而最重要的是，它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往前推进了几百年。所谓“信史”，就是可以确信的历史，它是与神话传说相对的。在殷墟被发掘以前，殷商时代是否真实存在是存疑的，而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和其他文物，让这个传说中的时代得到证实。

前面提到，殷墟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这项殊荣是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回顾总结上个世纪的考古成就时，用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评选出来的，殷墟无可争议地以最高票当选。其实，早在193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就曾盛赞，殷墟遗址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

殷墟之所以闻名天下，是因为出土了海量的甲骨，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那么接下来，我就从甲骨的故事讲起。

清朝末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进行耕作的时候，经常在地里挖到一些碎骨片，有的骨片上面还有一些没人能看懂的符号。当地人把这些骨片叫作“龙骨”，认为它可以用来治疗痢疾，因而，经常有药材商跑来收购。

1899年，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偶然间买到这种药材。他出于好奇，对上面的图形符号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符号其实是一种远古文字，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甲骨文”，并通过古董商人大量收购。甲骨文的名声不胫而走，后来，经过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收藏、整理、研究，甲骨文的名气越来越大，“甲骨学”成为一时显学。罗振玉还派人到访出土甲骨的小屯村，指出小屯村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墟的遗址。

龙骨从止泻药摇身一变成为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材料，它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前来小屯村收购的古董商和药材商络绎不绝。对当地村民而言，挖龙骨成为一件比种庄稼更有利可图的事，当地人开始疯狂地发掘。这样没有组织、也没有科学方法的滥挖，持续了差不多三十年。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大多数金石学家和村民都认为，小屯村的甲骨已经被挖完了，再挖也是徒劳。于是，当地村民重新把坑填满，去打理自己的庄稼。

1928年8月，一位对甲骨文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历史学者，风尘仆仆地来到小屯村。他叫董作宾，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同样任职于中山大学的傅斯年结为知交。他来小屯村探访，正是受傅斯年的委托。在小屯村经过一番调查勘探之后，董作宾认定，在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处，一定还埋藏着有字的甲骨。于是，他写信给傅斯年，建议由国家学术机关用科学方法发掘殷墟甲骨，而且时间刻不容缓，迟一天就有一天的损失。

傅斯年收到信之后大喜过望，发掘殷墟是他的一个心愿，或者说是他庞大学术计划的第一步。傅斯年被后世誉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后来长年留学欧洲，涉猎非常广泛，关注的领域包括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物理等等，他甚至还听过爱因斯坦的课。

在他留学期间，欧洲学界正兴起一股东方学的热潮，研究东方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许多欧洲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掌握的材料甚至比中国人还多。傅斯年在关注这股学术潮流之余，也热切地期望有朝一日能在国内开展相应的学科建设，把东方学的正统从欧洲夺回中国人自己手里。

他回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还创办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国民政府筹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由昔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傅斯年向自己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议，在中研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提出，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材料很丰富，但是，国人对这些传统瑰宝不重视，任由欧洲人搬去乃至偷去了，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蔡元培同意了他的提议，让他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创办史语所。几经筹划，中央院史语所设置历史、语言和考古三个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担任主任。

傅斯年构想的学术版图极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史语所的研究考察能从洛阳出发，一路西进，直到中亚各地，并在洛阳、西安、敦煌、吐鲁番等地设立几十个工作站。

在收到董作宾的来信后，这个庞大的学术计划有了一个极好的起点，那就是安阳小屯村。这里已经出土过一些文物，而且，学界对殷墟遗址的大致年代已经有一些推断，比较容易入手。于是，傅斯年费尽口舌，从中研院讨来了一千银圆。这笔钱对刚成立的中研院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傅斯年把这笔钱寄给董作宾，让他在小屯村组织发掘工作。

1928年10月13日，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在董作宾的主持下开始。后来，10月13日被史语所内部定为“考古节”。这次发掘总共进行了18天，挖了几十个坑，一共出土了784片有字的甲骨，还有一些其他文物。虽然挖掘出来的数量远低于预期，但傅斯年还是决定要把发掘工作推进下去。董作宾并非考古学出身，而是由传统金石学转向考古，但他依然努力借鉴了一些科学考古的方法，派人绘制了平面图和剖面图，拍摄了照片，并对出土文物进行登记编号。但他的专业背景和学术兴趣，决定了他最看重的还是甲骨。

考古组主任李济在看了董作宾的考古报告后，更加确信，小屯遗址就是商朝最后一座都城殷墟遗址，而出土有字甲骨的地方一定是都城的中心之一。不过，李济对董作宾的发掘方法颇有微词，他认为董作宾绘制的地图太简略，没有注意对地层的记录。而且，董作宾痴迷于甲骨，对其他文物，比如商周的铜器、石器，汉简，唐代的瓷器，以及更早期的动物遗骸缺乏足够的重视。

董作宾挖到人类的头骨，觉得这是对死者的冒犯，于是赶紧重新掩埋。而李济认为，人类的骸骨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历史线索。他曾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读书期间，深入了解过人类骨骼的特性，能从碎骨片推断出骨头所在的人体部位。

几年前，他主持过山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积累了不少考古经验。他强调测绘的重要性，关注出土文物的科学价值，而不只是搜集甲骨。不过，尽管李济和董作宾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两人还是友好地决定联手，并很快明确了分工——董作宾主攻甲骨文，而李济负责研究其他文物。

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次发掘由李济主持，他运用了“三点记载法”、“层叠记载法”等更为科学的考古方法。这几次发掘，出土了几千块甲骨，还有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绿松石、兽骨、蚌壳等等，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也就是四块比较完整的、有卜辞的龟腹甲。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商朝宫殿、墓葬、宗庙的遗址，并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三种文化类型的先后顺序。殷墟的考古发掘从一个个坑点，逐渐变成了有规律的线，再形成整体的面，殷墟地下世界的整体轮廓越来越清晰。

后来，董作宾则主持了第五和第九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发现了商朝人居住的圆穴洞等建筑，以及储藏甲骨的地窖。第九次发掘，还在小屯村附近找到一个新的发掘点——侯家庄，在那里挖出了著名的“大龟七版”，包括六块完整的腹甲和半块背甲。在这七块龟版上，发现了137条卜辞。后来在侯家庄还发现了几百座墓，还有不少青铜重器、石器、玉器等。

此后的第十到第十五次发掘，由史语所的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主持。其中最值得说的是第十三次，这次发掘由郭宝钧领衔，但实际工作由更年轻的石璋如负责。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进入最后一天，考古队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车马葬坑，坑里有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的遗骸，这是殷墟考古以来头一次见到。就在大家以为这可能是这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时，当天下午4点，一个编号为YH127的坑里，突然出土了海量的龟甲片。在不到半立方米的泥土里，仅仅一个半小时就挖出了3760块甲骨，而埋在土里的甲骨依然层层叠叠，数不胜数。石璋如当即决定把发掘日期再延后一天，根据以往的经验，第二天怎么着也能把剩下的遗存全部清理完。

但没想到，第二天一直挖到晚上，还是源源不断地有新的甲骨出土。考古队意识到，这个洞穴非比寻常，他们不能再沿用老办法来处理。于是，他们连夜商量出一个特别大胆的计划，要把这块包裹着层层甲骨的土块完整地切割下来，然后装箱运回南京，再一点点来清理。

计划制定下来了，但是，实践起来的难度超乎想象。考古队整整忙碌了四个昼夜，才终于确定了土块的范围，把它们切割下来后，再套上木框，再把五吨重的巨型土块一寸寸地拖出坑口。接着，还要把它们运到火车站。当时找不到好的搬运工具，只能依靠人力，七十名工人抬着这些土块，每走几十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这样一步步挪移，整整花了两天，才把土方抬到火车站。

然而，这还只是这趟神奇旅途的开始。火车从安阳开到南京，路上好几次风雨大作，还遭遇了土匪抢劫，保安队不得不开枪还击；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因为土块太重，车轴被压坏了；到南京装卸的时候，又撞伤了工人。从6月12日发现这批文物，到7月12日成功地把它们运到位于南京的史语所，整整用了一个月时间。

不过，这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收获是空前的。经过整理，从这些土方中一共清点出17096片有字的甲骨，超过殷墟全部十五次发掘总数的一半。此外，考古组还复原了300多版完整的龟甲，数量之大，甲骨之完整，堪称奇迹。

能有这样重大的发现，看起来完全是靠运气，但李济后来总结，这其实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他们经过长达八年的摸索，用理性推论加上田野经验，才完成了这次壮举。考古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方法，需要的是一铲一铲“刨根问底”的决心和耐心。有时候，这项工作可能会枯燥无趣，但你只有保持十足的耐心，才可能得到机会的眷顾。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上大学时选修过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他记得，李济反复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假如你要在一片草地上找一个小球，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将草地画成一根一根的直线，循着直线来回走，走遍草地，你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史语所考古队，用的就是这种看起来并不聪明的方法，但他们用这样的方法一次次创造出奇迹。

当然，对那一代考古人而言，这项工作的挑战远不只体力和智力，这两样挑战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克服的，而更难应对的是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至少有这么三样：

一是经费短缺。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战争连年，武夫当道。对于不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考古工作，政府能给予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有时候，学术与政治甚至成为一种交易。作为国民党元老和昔日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政界和知识界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当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中研院才终于争取到财政拨款；而当他开始批评国民党，拨款就会大打折扣，减少到原定的五分之一。

在考古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幸好有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和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伸出援手，殷墟考古才得以推进下去。科研经费短缺是当时学术机构面临的普遍困境，但即便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李济和董作宾还是给考古队定了一条规矩，那就是不准收藏文物。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曾经被很多人觊觎，但他们身体力行，决不收藏或盗卖，一切出土文物归公，只作考古研究用。

第二重挑战是战争的侵袭。史语所的工作最初受制于西北军阀冯玉祥和他的部下韩复榘，后来又遭到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干涉，直到1930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安阳考古才算有了比较安宁的外部环境。但不久后，日本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再后来是卢沟桥事变。考古人始终在跟时间赛跑，要抢在战火烧来之前，完成各项文物发掘工作。当战局恶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不得不将这些珍贵的文物辗转运到西南边陲，以免它们落入敌寇之手。在战火硝烟之中，以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重挑战是舆论的压力，这种压力如影随形。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盗墓案频发，而考古学家的工作经常被外界误认为是盗墓，还有人怀疑这些抬着人类骸骨的人“以吃人为生”。不只普通百姓分不清楚，就连一些行政官员、知识分子也搞不清。

比如，国民党元老、曾担任过中山大学校长和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就曾直接致电蒋介石、蔡元培和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等人，把考古发掘和盗墓相提并论，要求立即停止考古发掘。他发出质问：今天的中国弱极了，学术教育败坏极了，要做的事情不知道有几千万种，为什么偏要发掘墓葬，才能做学问呢？他甚至威胁说，古代私自挖掘禁墓的人，要被凌迟处死，今天的学者应该“致力于救国救民之学”，而不是掘墓，这样才能“正民心，平民怨”。尽管这番言论被蔡元培反驳，学术界也群起声讨，但行政院还是作出决定，严禁发掘古墓。当时人们对考古的误解之深可见一斑。

虽然困难重重，但那群杰出的考古学者不畏艰险，逆流而上，一次次发掘出令全世界瞩目的遗迹，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等等，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我们都非常清楚考古的价值，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就无从认识人类文明演进和生物进化的历程。现代诸多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考古发现的成果之上。今天的考古手段已经有了巨大进步，比如，可以使用基因测序的方式，来考证人类遗骸或古生物化石的形成年份，可以用遥感、声波、热红外测量等技术来探测地下世界。

但是，当我们回望那个并不遥远的中国考古起步年代，我们依然会对那群“荒野上的大师”肃然起敬。他们生逢国家不断裂变重组的乱世，但他们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努力恪守知识分子的本分，勇敢地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他们知道，民族复兴有赖于对历史的正本清源，只有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寻找到中华文明的法统和道统，才能凝聚起民族共识，建立起强大的文明共同体。对此，考古人责无旁贷。

在那样一个“急起直追”的年代，每个人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地质学家丁文江曾说，“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工作，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那群勇毅的知识分子，不停地奔走前行，在历史的夹缝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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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上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创了考古事业，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由那批学者完成的。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等等，他们发掘出来海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简牍、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量古生物化石。

2.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央院史语所考古组一共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确定了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出土了海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石器、玉器无数国宝级的文物，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往前推进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