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大盗》 朱步冲解读
《茶叶大盗》|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美国传记作家萨拉·罗斯的《茶叶大盗》，副标题是“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关于茶叶和全球贸易，得到听书已经为大家讲解过几本相关主题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抵达远东，清朝也被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并且处于一个不平等、受损害的地位，而标志性事件就是两次鸦片战争。而英国之所以向当时的清朝倾销鸦片，就是为了达到贸易平衡，弥补进口一项清朝特产日用消费品，茶叶，所导致的白银外流。
当时，从清朝进口茶叶贸易在英国进口货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一项数十亿英镑的产业。根据当时英国财政部的计算：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占到10%的份额。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和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却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优质茶叶产地。中国在全球茶叶经济中的地位急速下降，以茶叶种植为核心的农村经济遭遇重大损失。同时，英国借助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新技术，大大压缩了茶叶采摘和加工的成本，从此一手掌握了全球茶叶经济的上游命脉。
这一点，大家可能从之前的得到听书作品中有所了解。但是，这个戏剧性的变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本书中，作者罗斯就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原来，印度和锡兰所种植的茶树品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而在这次物种大迁移的背后，是一桩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商业间谍行动：英国垄断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委托一位名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植物学家，于1848年潜入中国，走访了许多名茶产地，对中国茶叶的采摘和加工进行详细记录，并收集了大量茶树幼苗和种子，把它们带到印度种植。这次商业间谍行动，催生了英国近现代茶叶经济，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书名，是《茶叶大盗》。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了解下，掌控全球茶叶贸易，对于扩张中的大英殖民帝国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随后，我们来跟随作者罗斯详细生动的笔触，来回顾下这个商业间谍福钧的中国之旅。
首先，让我们回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自从茶叶于17世纪初，从中国传入欧洲，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当时，整个英国上下，从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已经爱上了喝茶。大城市街头涌现出了很多茶馆，抢走了一部分酒馆和咖啡馆的生意。和让人神志不清、狂躁易怒的酒精不同，当时的医学研究者认为，饮茶对人的好处多多，包括安神醒脑、消除疲劳、稳定心情，使人精力充沛等等，根据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统计，当时的英国人，平均一年要消费差不多九两茶叶，英国政府每年从茶叶进口里获得的收入，就能有400万英镑。
围绕着社交与喝茶，贵族和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社交活动，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下午茶”。为了彰显身份，英国人又围绕茶具、餐点，话题到社交礼仪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矩。当时英国对于喝茶狂热到了什么程度呢？它产生了一句谚语“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意思是“即使把所有来自中国的茶叶都给我，我也不愿意”，用来形容自己的立场坚定。
然而，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茶叶产生的贸易逆差因为中国进口鸦片暂时止住了，但是英国工商业的忧虑丝毫没有减轻。这是因为，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禁烟运动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陷入了低潮，鸦片种植在中国本土也开始蔓延开来。于是，英国人就担心，中国本土鸦片，肯定要比英国提供的印度鸦片要便宜，那么万一中国人不买印度鸦片了，自己拿什么来继续购买中国茶叶呢？
更让英国人头疼的是，中国的门户虽然打开了，但是茶叶的价格却没有便宜多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茶叶帝国》一书的作者艾伦·麦克法兰的统计：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它成本的三分之一，是从产茶区运出的运输费，和中国境内各路茶叶商人赚取的中间利润。 这一块费用很难通过英国人的交涉来挤掉。另外，根据英国人获得的情报，中国茶叶种植和采摘技术已经几百年没有变过，相对落后，产量有限，成本高。这也变相导致了茶叶出口价格居高不下，所以，英国人的如意算盘的是，在对中国茶叶采摘和加工技术进行深入了解后，尝试进行优化改良，再利用殖民地同样低廉的劳动力，把茶叶价格降下来。
那怎么办呢？说到这里，肯定有聪明的听众说了，英国人可以自己种啊！其实，这个主意，英国人已经盘算很久了。早在1792年，英国第一次派遣马嘎尔尼使团来中国的时候，就曾尝试从中国带走一些茶树种子，在印度种植，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清政府不仅闭关锁国，而且还把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技术，看作是自己的最高商业机密，严防死守，不允许茶树种苗或者茶叶制作工人出境。
这时候，英国已经征服了位于今天印度东北的阿萨姆邦。这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气候地理条件，和中国的名茶产地云南几乎一模一样，同样海拔高，土地肥沃，多云多雨，空气湿度大。而且，频繁出现的霜冻气候，能够为冲泡后的茶叶，增添一份浓厚醇香，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
早在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最先在阿萨姆邦发现了印度原生的茶叶，一种是红茶，称为阿萨姆红茶，另一种是通过走私，用不太好的劣等中国茶种培育而来的喜马拉雅山茶。但遗憾的是，前者的口感并不好，带有一股辛辣的烟草味儿，产量也并不是很高，只能少量用于混合其他茶叶，增加风味。而喜马拉雅山茶呢？冲泡后卖相不错，液体金黄，茶叶轻盈，但是比起中国优质茶叶来，香味严重不足。
所以，要想让印度成为优秀茶叶产地，就必须从中国获得优良的茶叶品种，尝试在印度种植。根据统计，英国能在印度腾出10万英亩的土地种植茶叶，一旦成熟，就能带来每年上百万英镑的利润。
不过这时候，清王朝对于中国土地上的茶叶品种和加工技术，商业保密意识非常强。所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尔科克，直截了当地告诉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哈丁：中国人对英国人尝试获得中国茶种与加工技术的举动高度警惕，也不许任何熟练制茶工人出境。换句话说，如果东印度公司想要拿到它所觊觎的东西，那就只能靠偷了。 而为了完成这项价值重大而不光彩的使命，则需要一个胆大心细，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既是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也得是一个出色的商业间谍。
书里说，福钧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寒的农场雇工家庭，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等级的正规教育，早年的园艺学基础知识，都来自父亲的传授。但是年轻的福钧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最终以一名植物学家的身份，进入了英国皇家园林协会。
这个协会，是一个叫韦奇伍德的英国人，于1804年成立。韦奇伍德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外甥，就是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自然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当时，由于欧洲殖民国家在全球的积极扩张，全新的土地和物种不断被发现，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很多依靠殖民商贸活动富裕起来的英国贵族、商人，也养成了一种风雅的爱好，就是收集全球各地的珍稀动物、植物花卉或者文物艺术品。比如德文郡公爵，就曾经花费100个金币，也就是今天大概12000英镑，买了一盆来自菲律宾的珍贵兰花，叫蝴蝶兰。这里要强调的是，英国殖民者对植物的搜集，不仅在于鉴赏和审美，它还承担着优化整个殖民地经济结构的重任，以提升殖民经济收入：哪片土地最适宜种植哪种经济作物，哪些作物品种可以通过杂交进行增产，都需要植物和园艺学家经过考察和农业试验来给出答案。
1842年秋天，清王朝和英国签署《南京条约》的消息，传回了英国。英国皇家园林协会觉得，这是前往未知的中国内地，进行自然博物考察的大好时机。于是，从1843年至1847年，福钧就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中国内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中国考察之旅，带回了荷包牡丹、中国蒲葵、中国栀子、金橘等多种珍稀花卉植物，并出版了一本翔实有趣的游记。这些成就，使得福钧在英国植物研究学和园艺界名声大震，被任命为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
于是，1848年5月，福钧的植物园，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著名英国植物学家罗伊尔。罗伊尔还有一个显赫的头衔，英国东印度公司农业顾问。在做了一番参观之后，罗伊尔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问福钧是否有兴趣前往中国，秘密收集茶种样品与窃取茶叶培养、加工技术。为此，他向福钧开出了每年五百英镑的高薪，是福钧担任植物园园长年薪的五倍，并且，罗伊尔还允诺，一切差旅开支，包括植物样本寄回英国的费用，也由东印度公司承担。
4个月之后，福钧就沿着初次前往中国的路线，再次出发。不过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境内那些名茶产区。为了不引人注意，福钧乔装改扮，不仅穿上了中国人的长袍马褂，还剃掉了前额的头发，脑后编了假辫子，学习中国人的做派。在上海，福钧雇用了两个中国苦力，其中一个姓王，会一点英语，为人油滑机灵；更重要的是，王的故乡，就是中国绿茶的知名产地，安徽松萝山。这里也将是福钧商业间谍行动的第一站，然后，福钧计划再去中国红茶的知名产地，福建武夷山探访。
在福钧携带的行李和工具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宝贵的沃德箱，这是由一位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沃德，新近发明的。沃德箱的下半部是木头制成的培养基，里面铺了一层泥土，上半部是玻璃做成的，如同一个小型温室。在长途输送过程中，植物可以吸取泥土中的养分，而在光合作用中释放出的水蒸气，则在夜晚冷凝在玻璃上，变成水分，返回泥土。这项发明，大大提高了植物在运输中的生存率，能够让植物学家们可以直接利用来自远方的成活植物进行研究与试验。
在沿着长江前往安徽的旅途中，福钧假扮成一名来自遥远北方的中国官员，参观了一家绿茶加工厂。他的目的，是为了探查绿茶茶叶加工的详细环节，这可是一件重要的商业秘密。从最初的晒青、炒青，到揉捻，福钧都一丝不苟地加以记录。不过他惊诧地发现，在最后的烘焙工序里，这间茶叶作坊的工人，居然往茶叶里添加了石膏和普鲁士蓝，目的是让茶叶的卖相变得更加翠绿。在化学研究发达的欧洲，这两种化学物质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极为有害。于是，福钧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偷偷拿走了一些染料样品。此后，英国就逐渐减少了中国绿茶的进口。
福钧旅行的下一站，就是安徽松萝山。这里出产的松萝山茶，也是绿茶，自明代以来就闻名中国。福钧不顾11月恶劣的天气，在山里寻找优质茶种。作者说，福钧的到来，让这个身处中国内陆的名茶产地，第一次和广阔的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后来，一小部分优秀的松萝山山茶茶种，成功在印度殖民地培植成功，出口回欧洲。英国本土的茶叶贸易从业者，给予了松萝山茶以极高的评价。
随着1849年春节的到来，福钧暂时回到了上海，马不停蹄地把自己收集来的珍贵植物种子和幼苗打包，共计超过2万件，陆续送往印度。到了5月，福钧离开了上海，前往福建武夷山。这段路途超过300公里，大多是崎岖的山间小道和不相连的水路，这是一片西方人从未涉足过的神秘土地。福钧此行的目的，就是武夷山的红茶，以及乌龙茶。
到了浙江省境内，福钧就改乘轿子，他再次披上那身自己搞来的清朝官服，自称是一名来自北方的清朝要员。福钧回忆说，那时自己已经学会熟练地使用筷子吃饭，作揖行礼，说中文，所以即使自己的外貌是深目高鼻，但手下的中国随从只要解释说，这位大人是从长城外面来的蒙古人，当地人也就信了。
福钧在日记中说，这一路风景优美，自己和苦力们沿着山间开辟的之字形小路缓缓前进，两边群山起伏，山谷中散布着松树、柏树和樟树，自己时不时就从轿子里跳出来，采集植物样本或者土壤标本。但是，眼力所及之处，可以感受到最近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给当地民生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居民因为恐惧而出逃，到处是乞求施舍的乞丐。
经过几周的攀登，他们接近了武夷山脉的顶峰。这条高耸的山脉横跨浙、闽两省，将浙江省内陆地区和福建省沿海地区一分为二，一片片茶田如道道条纹般在每个山腰处延伸纵横。福钧激动地写道：“在我的一生之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幅宏伟雄奇、庄严无比的景象，高大的山脉在我右侧和左侧同时巍然屹立。”从高入云霄、竹林丛生的山隘之上，河流汇聚成瀑布，直泄而下，汇聚成为闽江。
在这里，茶园星罗棋布地点缀在武夷山的每一个角落。采茶工大多是女性，戴着宽大的草帽以避免面庞被阳光晒伤，背上斜斜地挂着个巨大的草筐，用来盛放采下的茶叶，有的还把自己的婴儿绑在胸前。每年4月到10月，是武夷山茶园采摘的旺季，这些采茶工必须通宵达旦地劳动。根据估计，每个采茶女工一天能够采摘大约10磅重的新鲜茶叶。 福钧得知，武夷，在闽南语里，被称为“bo he”。于是，在英语词汇中，武夷山茶的名字，就变成了“bohea”。
在武夷山，福钧借宿在一所佛寺里，这所寺院正好也种茶，晒茶。于是，福钧又对此间的采摘、晾晒工艺加以观察记录，甚至包括中国人泡茶的每一个步骤，以便让欧洲消费者也能摸到喝茶的门道，拥有最佳体验。比如，他在笔记中说，烧茶的水，什么时候温度刚刚好呢？就是水中出现一堆珍珠一样的气泡，旋转起伏的时候。
距离寺院大约一天的路程，有一处悬崖峭壁，叫九龙窠，这里就是福钧此行的终极目标，这里有三棵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珍贵武夷山乌龙茶树。在茶树旁边的山崖上，镌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大红袍”：传说，一位进京赶考的秀才喝了出自这里的茶水，下笔如神，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又用这神奇的茶叶治好了皇后的疑难杂症，于是皇帝下令，将自己的红色披风赏赐这三棵神奇的茶树。于是这种珍稀的乌龙茶叶，就被称为“大红袍”。在采摘季节，从这些茶树上头两次采下的嫩茶价格昂贵，超过黄金。
福钧的计划是，收集这些宝贵茶树的枝条，放入自己携带的沃德箱，然后带回印度繁殖。很快，他就收集到了几千根武夷山茶树的枝条、树苗和茶种。这样即使在运输中损失一部分，也不会血本无归。在离开武夷山之前，对福钧身份一无所知的方丈，还特地送了这位远方来客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另外，由于仆人胡兴过度吹嘘福钧的身份地位，一位老和尚慕名从远方而来，对福钧行了叩拜大礼。这种热情而真挚的行为，让福钧头一次感到了羞愧和良心不安。
到了秋天，满载而归的福钧回到了上海，不过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在经过3个月的漫长颠簸之后，第一批寄往目的地印度的茶树幼苗，只有三四十株还活着，而那些茶种，也都无一发芽。
经过实验，福钧立刻做出了改进，茶种不再用帆布包，或者普通木箱和包裹运输，而是被放在沃德箱里，深埋在泥土之中，这样它们就能够在适宜的条件中自然生长发芽。于是，一批又一批能够成活的中国茶种，从上海远洋跋涉抵达印度，最终被种植在大吉岭到阿萨姆邦各处的茶园。作者在书中说，在印度，来自武夷山的乌龙茶种和原有的阿萨姆红茶进行了杂交，形成的新品种花香扑鼻、醇厚甜美、口感丰富、叶片柔韧性强，成为全球茶叶中受人追捧的珍品。
好了，这本《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它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讲完了。作者说，福钧这次史无前例的商业间谍之旅，几乎改变了全球茶叶经济的格局，为扩张中的大英殖民帝国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借助印度等殖民地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效率的种植园制度，茶叶变成了一项价格低廉的全球日用消费品，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没有茶叶，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工业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加了糖的茶叶，同时给饮用者带来了热量，还保证了健康，这是一种比烈酒更有益的饮料。麦克法兰就统计过，当时的欧洲工人阶级，日常食品预算的十分之一，都用来买茶叶和白糖。另外，茶叶贸易给英国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为了给欧洲消费者供应更多、更便宜的茶叶，英国等殖民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了一波全新的扩张。殖民地原本的农业生产结构被打破，转而以种植园制度来生产茶叶等利润丰厚的经济作物。 由于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比如育种、除虫、施肥，与机器加工，从而导致这些大型种植园的产量和质量之高，以及成本之低，是中国传统茶农无法比拟的。根据统计，售价1英镑的印度茶叶，采摘时所花费的人工成本只有1便士。
然而，中国本土的茶叶种植与加工，却因为英国这次不光彩的盗窃行为，一蹶不振。根据统计数字，1882年，从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超过了6000万磅，占据福州当年茶叶出口总量的70%，但仅仅8年之后，福州向英国的茶叶出口量就下降了一多半，锐减到了2300万磅，直接导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口收入锐减，茶农纷纷破产，进一步瓦解了本来就已经水深火热的中国农村经济，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与矛盾，更使中国人陷入痛苦与贫穷之中。
同时，在茶叶种植业蓬勃发展的印度，广大印度劳工也没有从这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中获得什么好处。为了保证利润，茶叶劳动的薪水长期被压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直到20世纪90年代，茶园劳工的收入也不过每天1美元左右。不仅如此，茶叶出口的盈利，也都流回了英国本土，并没有投入印度本地的公共设施建设和人民福利。更可怕的是，英国殖民企业大规模推行茶叶和其他出口作物种植，反而使印度缺乏足够的土地来生产自己急需的粮食，从而引发了数次大规模饥荒。
然而，对于这一切，福钧本人并没有什么意识，他在此后继续当过几次博物探险家和植物猎人，把包括茶叶种子在内的经济作物和花卉带回欧洲和美国，最终回到英国度过了一个富裕的晚年。作者说，福钧的中国之行，虽然促进了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的物种扩散，优化改良了它的生产与加工，让全球各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茶饮，但同时也让茶叶的故乡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注定要背负谴责的历史人物。
当然，作者的本意，并不仅限于讲述这次不为人知的商业间谍行动，而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改变全球经济和消费结构的日常消费品，是怎样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狂潮中，被传播普及的。同时，作者想要提醒今天的读者，这种普及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发达国家，从茶叶经济的转型中，收获的只有巨大损失和不公平待遇。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作者的本意，并不仅限于讲述这次不为人知的商业间谍行动，而是想告诉读者，一种改变全球经济和消费结构的日常消费品，是怎样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狂潮中，被传播普及的。同时，作者想要提醒今天的读者，这种普及不是没有代价的：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发达国家，从茶叶经济的转型中，收获的只有巨大损失和不公平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