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太阳》 裴鹏程解读
《英雄与太阳》|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
“史诗”这个词你应该听过，一些背景设定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小说、电影、戏剧，常被人称为“史诗巨作”。不过，史诗并不是字面上“历史诗歌”的意思，这个表述是从西方来的，简单说史诗就是“古代英雄故事”。它可能是神话、传说，也可能是民间故事 。过去的英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节奏明快、情绪饱满，因此在中文中被称为“史诗”。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是史诗，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故事文本也是史诗，在中国，藏民至今传唱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中国中原地区以前有史诗吗？很多人认为，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诞生了史学，人们更关注现实世界，再加上儒家提倡“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史诗即使最初出现过，也未能流传下来。但今天这本《英雄与太阳》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尽管中国中原地区缺少完整的长篇英雄史诗，但“史诗思维”是中国古人曾有的，我们依然可以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找到属于中国古人的史诗原型。
西方历史哲学之父维柯曾把人类文化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历史。本书作者叶舒宪教授沿着这个思路，搜集了大量史料，做了扎实的研究。他提出，史诗反映的是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英雄的时代”。世界上许多文明都经历了从原始向文明的过渡，因此理论上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英雄史诗。中国上古时期最主要的史诗之一是“羿”的史诗，“后羿”的“羿”。关于“羿”，有人主张古代有两个“羿”，我们熟悉的“后羿”是传说中夏王朝东部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射了太阳、娶了嫦娥的那个叫“大羿”。这些说法都有浓重的传说色彩，真假难辨。我们可以做的，是深入传说背后分析中国古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与古希腊史诗不一样，“羿”的史诗属于农耕定居文明，在中国各地，甚至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老的农耕区都可以找到同伴。尽管“羿”的史诗记载早已零落成泥，但它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借着这本书，我们不仅有机会对世界上的“史诗”有个初步了解，也为我们观察中华文明的萌芽期打开了一扇窗。介绍一下作者叶舒宪教授，他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担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听书曾解读过他的《中国神话哲学》《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在研究并写作“神话与史诗”的课题，这本《英雄与太阳》是他研究上古史诗的学术论文集 。
下面，我们就跟随叶舒宪教授走入史诗的世界。第一部分，我们从世界角度整体了解一下，史诗是怎么诞生的，有什么类型？第二部分，我们走入羿的史诗，它有什么特点，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看，史诗是怎么产生的？
作者结合维柯的观点提出，与史诗对应的是“英雄的时代”，史诗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过渡期。
最初，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的蒙昧状态，后来，一些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开始形成，就像金字塔，顶部是部落大首领，在他下面有许多小的首领，最下层是被统领的民众。这类组织的出现，少不了部落内部的权力变动，部落之间的资源争夺。所以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 。一个部落能否有幸存活、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仰仗部落首领。于是，一些能征善战、智谋过人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了，他们带领民众保护部落安全，并争夺到更多资源。因此，作者把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称为“英雄的时代”。英雄的故事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便是史诗。
如今现存的史诗，多是在亚欧大陆发现的，作者认为这与战争有关。远古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以及大洋洲，人口较少而且分散，少有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因此缺乏长篇英雄史诗诞生的土壤 。
亚欧大陆的史诗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作者提到，英雄时代正在走出原始社会，人们对神的崇拜习惯没有消散，所以人们认识世界会带着浓重的神话色彩。史诗中的敌人们总是邪恶丑陋的妖魔，这反映了人们与其他族群的对抗；史诗中洪水、大火、地震也常化身为鬼怪，这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不论如何，英雄最终带领大家战胜了它们，维护了本部族的生存与发展。
而且，史诗诞生时文字或许还没有普及，所以需要靠吟唱的方式口口相传。作者引用了别的学者研究，史诗最初的演唱者并不是游吟诗人、民间艺人，而是兼有宗教身份的巫师或祭司。他们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把故事讲好，让部落的民众相信并听从统治者。
另外，演唱史诗需要在特定场合配合特定仪式。演唱史诗并不是为了欣赏和娱乐，而是为了鼓舞士气。为了尽可能鼓舞战士们效法先辈英勇杀敌，史诗演唱常伴有庄重的宗教气氛。甚至演唱者还会“通灵”，假装神灵下降到他的身上，然后借他的口对将士们发表一番演讲。
亚欧大陆上诞生了很多史诗。作者认为，这些史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牧文明的“战马英雄”史诗，一类是农业文明的“太阳英雄”史诗。
先看“战马英雄”史诗。从广阔的中亚草原到欧洲，都属于“战马英雄”史诗流传的区域。特别说一下，尽管欧洲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从古代到中世纪，亚洲腹地游牧民族常常冲击这里，因此为欧洲文明植入了有关“战马”的文化基因。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欧洲文明史其实是亚洲历史的一部分，他的解释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
所以，很多史诗都萌芽于亚洲草原和欧洲冲突最激烈的历史阶段。早在公元前14世纪，以游牧为生的一支雅利安人向南迁徙，经伊朗高原到达了南亚，经过一系列征服后建立了国家，著名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就诞生于这块土壤 。名气更大的《荷马史诗》，故事背景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冲突双方分别是古希腊人和西亚地区的民族。
直到中世纪仍然如此。公元4、5世纪后，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逼近欧洲，一些史学家称之为“蛮族大迁徙”。在匈奴人的冲击下，日耳曼民族孕育了《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几百年后在突厥人的冲击下，法国出现了《罗兰之歌》，西班牙诞生了《熙德之歌》，俄罗斯则有《伊戈尔远征记》。
在这些史诗中，马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运输工具，更是精神纽带。有了战马，原本分散、独立、弱小的小群体可以聚拢起来，变成来去如风、规模庞大的战斗集团。如果看具体的战斗，战马是英雄战斗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的主人公玛纳斯的名言：“要是徒步行走，我便成了一条不能直立的狗” 。
因此，战马往往是这些英雄史诗中的第二主角。它们通人性，会对主人提出忠告，会在生死攸关时刻，救主人的命，进而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北亚地区的《阿拉坦沙盖夫史诗》中讲到，英雄去世后，坐骑把他的尸体带到安全地带，藏在一个山洞里，然后跑到大汗的女儿那里，逼迫她为自己的主人施展起死回生术。在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主人公的坐骑是马头神的化身，身体各部位栖息着许多神灵，尾巴栖息着“克敌制胜的愤怒的众神”；牙齿隐藏着“减轻病痛，平息恶魔的众神”；它的双耳上端是“洞察一切的众神”等等 。
在我们熟知的史诗中，这样的战马英雄史诗占了绝大多数。甚至，提到史诗，战马、英雄、搭弓射箭、长途奔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叶舒宪教授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另一类史诗，这就是农耕文明的“太阳英雄”型史诗。
对于农耕定居民族来说，有了太阳的光和热，农作物才能生长，农民生存才有保障。除此以外，太阳还决定了农耕者认识世界的方式 。太阳有东升西落的规律，为定居的农夫们提供了时间和方位观念尺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建造房屋的时候，门窗朝向太阳，储存食物的时候，要选择背阴的地方。民族考古学专家宋兆麟老师提到，我国很多民族都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生活在云南一带的景颇族将东方称为“背脱”，意思是日出的方向，将西方称为“背冈”，意思是日落的方向。汉字繁体字的“東”，你仔细看是一个“日”落在一个“木”上，这个“木”正是扶桑神木，是日出处；汉字“西”，是个象形字，象征着飞鸟落在巢中 。
更进一步讲，太阳还是个坐标符号，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离不开它。比如中国古人把地上的政治区域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以便和天上的星宿对应。在古老的农耕区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十二分野制” 。除了古代中国、两河流域，像北非的埃及、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南美的安第斯山区、印度南部的农耕定居区，太阳都在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定居农耕区与游牧区，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因此，这里诞生的史诗并不是把战马简单替换为太阳，内部逻辑也与战马史诗不一样。
我们具体以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把古希腊《荷马史诗》当作史诗的始祖和楷模，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现中，一部被遗忘数千年的古老英雄史诗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吉尔伽美什》 。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公元前4000年就有了人类最早的文字，公元前3500年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邦国家，凭借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系统，发展起繁荣的文明。后来曾有许多入侵者占领过这个富饶的农耕区，公元前19世纪，围绕巴比伦城又一个新国家出现了，《吉尔伽美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历经一千多年形成的 。
《吉尔伽美什》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有个城名为乌鲁克，统治者吉尔伽美什是位英雄，但他十分残暴，于是，天神创造了一位气力非凡的英雄恩起都与他交战，结果胜负未分，两人不打不相识，结为好友，一起挑战更强大的对手。后来，恩起都受诅咒死了，吉尔伽美什伤心之余开始远游，寻找生命之草，寻求长生不死，但就在他成功返回时，意外被一条蛇叼走了生命之草，追求不死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
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有个关键词“求索” ，最初他求索强者，与之战斗，因为只有挑战强者，才能成为英雄；后来他追求不死，但英雄也难逃死亡的宿命。
作者认为，“太阳英雄”史诗的核心结构就是“求索”。太阳东升西落，仿佛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什么，日出时，古人看到了光明是兴奋的；中午时，太阳当空是极盛；到傍晚，尽管人们恐惧黑暗，但太阳依然一去不复返。这样的观念深入农耕定居区先民的感受和思想里。反映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也在追求胜利，追求永生，他也曾战无不胜，如日中天，但也要遭受朋友离世的悲伤，以及必将一死的恐惧。他努力寻找不死的方法，尽管拼尽全力，最终还是如必然西落的太阳一样，与不死失之交臂 。求索与生死，这是太阳英雄史诗的关键词。
介绍了两河流域农耕定居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国上古的史诗是什么样的呢？
翻看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典籍，我们找不到像《吉尔伽美什》那样的长诗。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史诗散落在《诗经》中。《诗经》的《大雅》部分有五篇介绍周人开国创业的历史作品，但不少人反对，即使把五篇诗凑在一起，字数仍然很少 。
叶舒宪教授提出新的思考角度，与西方史诗、古希腊戏剧相比，中国古人更注重对现实的历史记录，因此上古时期的中国叙事文学并不发达，成熟的小说类叙事作品出现在唐代以后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先民没有史诗创作，我们依然可以在纷繁的先秦史料中，找到太阳英雄史诗的蛛丝马迹。
开头已经提到，中国上古英雄史诗的符号应该是羿。为什么用“符号”这个词呢？作者提到，由于中国古代缺少长篇史诗文本，有关“羿”的记录散落在许多文献中，许多“羿”的故事是断裂、矛盾的，但如果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综合分析，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羿最著名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天上有十个太阳炙烤着大地，民不聊生，英雄后羿为民除害，射掉九个。关于这个故事，过去的学者倾向从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角度分析我国神话的特点。比如，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面对大灾害的时候都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想尽办法去克服它们，除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也是这样。而且，这些英雄人物的命运不是由神安排的，而是它们自己的力量决定的，它们往往和神处在对抗地位，而不是神的顺从者 。
但作者认为，羿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对抗，还有同一性 。注意，这是我们理解“羿”史诗的关键。
我们先把作者的假设抛出，再逐步分析。作者认为，羿很可能是一位太阳神，但他因为杀害兄长而失去神的身份，落入凡间，后来他在人间为民除害，希望恢复不死之身 。
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不着急，我们先看作者的第一项假设，羿可能是太阳神。
叶舒宪教授提到一个有趣的洞见，神话的本质在于先民对事物的象征性解释。由于他们不掌握抽象的词汇、繁复的逻辑，所以需要用想象来完成解释，最常用的方法是类比。类比是神话创造的原则，也是语言创造的原则 。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把光线叫作“射线”，把光照治疗叫作“放射”治疗。但我们知道光并不是一根一根的，把光线称作“射线”是个古老的记忆遗存，反映了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说回“后羿射日”，试着看“羿”这个字，它就像两支并列着的箭，后有箭羽，箭头向下。羿作为受人敬仰的英雄，最突出的特点是擅长射箭，在《左传》《论语》《孟子》《韩非子》等很多上古典籍中，羿都是神箭手。
善于射箭，这是上古很多太阳神共同的特点。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太阳光就是他的金箭，可以置人死地。古巴比伦神话中，太阳神马杜克的主要武器也是弓和箭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把太阳光类比为箭，这个原始观念甚至要比神话本身的产生年代还要早。前些年，人们在我国云南仓源发现一幅原始岩画，画的主体是个太阳，太阳中有个人张开双臂，一手持弓，一手持箭，这体现了太阳、人、弓箭的相互统一 。
但我们想，如果说羿是古人心中的太阳神，为什么羿要射日，这不会矛盾吗？
我们接着看作者的第二项假设，“羿射九日”反映了血亲相争的上古历史。
《山海经·大荒南经》讲到，天神帝俊和妻子羲和生下十个孩子，由于羲和是女性太阳神，所以十个孩子便是十位小太阳神 。结合前面作者分析的，后羿、射箭、太阳之间的统一关系。作者提到，在古人观念中，后羿是帝俊和羲和的十个太阳神之子中的小儿子，被他射落的九个太阳，应该是他的九位兄长。
听起来是一场惨烈的血亲相争，实际上隐约透露了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讲的“幼子继承制度”。古代大多数父权制社会组织，实施长子继承制。在更早的原始社会，则是由更年幼的子女继承家庭遗产。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解释是，幼子之所以继承遗产，是因为哥哥姐姐离开家庭后，只有幼子与父母同住，自然负担起奉养的义务，也就拥有了继承权利。这种继承制度除了南亚、非洲的某些原始部落，在大多数文明社会已经不存在了。不过，由于这种制度起源古老，在上古神话传说、史诗以及后代的民间故事、童话中，印记仍然难以磨灭 。
只是前面这些内容，羿与太阳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还是不够牢固。如果羿的故事对于中国古代的影响力足够大，应该还有更多证据。
作者提到，汉民族周边族群中大多有射日传说，只不过主人公不叫“羿”或“后羿”，取而代之是本族群的英雄。作者列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像纳西族的桑吉达布鲁射日、布依族的翁戛射日、黎族有万家射日、傈僳族是一对兄妹射日等等。其实，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并不重要，这也很难追溯。比较确切的是，英雄与太阳的统一对立关系在中国各地上古先民的思想中很普遍。
我们接着说。前面讨论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时提到，太阳英雄史诗有两个突出特征，“求索”与“生死”。羿的故事碎片能满足这一点吗？
如果把有羿的故事拼接起来，我们也能看到像吉尔伽美什一样的“求索”路径。
羿的生命历程是从东方开始的，古代典籍对于这个问题基本统一。比如《山海经》记述他是东方天神帝俊的儿子。闻一多先生也说：“羿为夷族，本居东方”，这里“夷族”是古人口中“东夷西戎”的“夷” 。前面提到，羿射九日掀起了家族内部斗争。《山海经·海内经》的描述是，东方的天神帝俊赐予后羿弓箭，让他下凡 。作者分析，这是羿因为自己的暴行而被帝俊逐出天庭，贬降尘世，成为凡人。
羿最终是在南方成为英雄的。《淮南子》提到，尧帝让羿在畴华这个地方杀死凿齿。畴华是传说中南方一处水泽地带的名称，凿齿是生活在南方的猛兽。另外，羿还在洞庭杀死了大蛇。我们都知道洞庭湖，站在中原看，洞庭也在南方。在南方这些壮举，是羿的高光时刻，他因此成为光彩夺目的英雄。
尽管成了英雄，但羿还有一件心心念念的事情，这就是恢复不死之身。这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后羿前往西北方向的昆仑山求取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与《吉尔伽美什》的情节很相似，尽管后羿拿到了仙药，但嫦娥偷药导致他还是与不死失之交臂 。
从东方开始，在南方极盛，最终没落于西方，这跟我们看到的太阳的轨迹是吻合的。羿先通过战斗成为英雄，尽管荣耀无限但还是得面对死亡的威胁，于是从追求胜利转为追求永生，这正是“太阳英雄”史诗的基本逻辑。
说了这么多，上古羿的史诗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吗？
读中国上古神话，你是否发现，“后羿和嫦娥”几乎是唯一一个直接讨论生死的故事。嫦娥急于吞服仙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死亡的恐惧。叶舒宪教授认为，羿的史诗开启了中国古人对死亡话题的严肃讨论 。
面对死亡意识的巨大威胁，中国儒家拿出的方案是“族类不朽”。人类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三类：家族，这是血缘类；乡亲，这是地缘类；同行从业者，这是业缘类。三类中，血缘类组织是最原始、最基础的。古人总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作者认为，这正是儒家对死亡话题的回应 。既然个人的肉体无法永生，那就努力让家族永恒绵延，让有限的个人生命融入无限的与天地同寿的社会进程中。
不过，这种思路还是粗糙了些，人们恐惧的生命终点还是会到来。有什么办法能让个人生命独立地实现永恒绵延呢？儒家提出另外的方法是，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只有尧舜那样的圣人才能做到；立功，也得是治水的大禹那样的英雄才配得上；相对比较容易的，或许是立言。
很多人都能背得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成一家之言”是很多中国古人的追求。也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保存文字记载最丰富的国家，原因便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立言”不朽境界的不懈追求。
虽说留下文字能让后人记住自己，但是面对肉体的死亡，我们还是会恐惧的。
于是道家提出了循环生命观。道家的“道” 含义之一是“规律”，道家认为，生死循环、气聚气散，这是宇宙规律，我们应该顺应规律，遁入时间中。
道家会先对古人进行一番精神按摩。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他见到一具骷髅，就问骷髅生前因何而死，然后枕着骷髅睡下。随后骷髅托梦：“纠结因何而死，这是你们活人才有的烦恼。让我讲讲死的快乐吧，死后就没有君臣礼法，没有饥寒病痛，无忧无虑与天地自然共存” 。
缓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紧接着道家还要解释人的肉体消亡后，将向何处。道家有个说法叫“尸解”，蝉会脱壳，蛇会蜕皮，道家认为人也可以摆脱肉身束缚，开始新的生命 ，化入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中。这与太阳的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不可谓不一致。
关于这本《英雄与太阳》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跟随作者叶舒宪教授了解了世界上的史诗。充满战争的“英雄时代”，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因此记录英雄事迹的史诗，便成为我们了解文明萌芽期的窗口。
作者把世界上的史诗分为“战马英雄”类和“太阳英雄”类。上古中国属于农耕定居区，因此孕育了“太阳英雄”史诗。由于中国人倾向记录现实历史，如今并没有完整的史诗留存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原地区以及周边许多农耕区找到史诗的碎片，这关键的就是有关“英雄射日”的传说。这些传说不仅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启发了古人对生死这个终极命题的思考与解答。
今天我们多次提到神话传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神话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或许它反映了一些古代史实，但一定不多。做了数十年神话学研究的叶舒宪教授有一番心得，也许能启发我们对神话的看法：神话讲述活动大大早于文字的起源，它先是伴随最初的口传文化，文字起源后成为书面最早记录的重要内容。神话并不是文学的一个子类，而是文史哲、宗教、政治、艺术的共同源头，也是我们追寻文明的“婴孩时代”首选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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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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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牧文明的“战马英雄”史诗，一类是农业文明的“太阳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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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讲述活动大大早于文字的起源，它并不是文学的一个子类，而是文史哲、宗教、政治、艺术的共同源头，也是我们追寻文明的“婴孩时代”首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