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对抗的兴起》 高林解读

《英德对抗的兴起》| 高林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政治研究专家保罗·肯尼迪的《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对于普通人来说，国家战略和外交，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但事实上，国家大战略，和日常企业发展战略，乃至个人发展规划，在底层逻辑上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判明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优势，以及竞争对手，制定一个合理的发展计划，同时整合资源，努力建立一个尽可能宽广，对自己友善，关键时刻能帮上忙的合作关系网。所以说，国际政治中，政治家与外交家那些纵横捭阖的操作，也对今天的我们，有相当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而今天我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堪称近代国际政治史上战略博弈的经典案例，几乎没有之一。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今天全球政治格局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研究家，都会告诉你，如果不是英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无可调和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

英德两国关系的演变，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一向被当做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战略博弈的经典案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它们一个是远离欧洲本土，自命为欧洲秩序离岸仲裁者的海洋国家；一个是崛起于欧洲中部，立志改变欧洲乃至世界原有政治格局的新兴大陆工业强国。它们从结盟合作，最终走向全面对抗与战争的过程，看似必然，但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完本书，就会发现双方缓和，甚至携手合作的基础并不是没有，坐下来谈判，达成共识的机会也很多。归根结底，英德关系彻底破裂，只能在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的原因，不仅在于英德两国迥然不同的外交与政治理念，更在于德国政治领导层制定的错误大战略。这种大战略与自身利益和实力完全脱节，并不以获得具体利益为指向，而目的在于彻底改变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格局，这自然是英国，乃至许多欧洲国家无法容忍的。

本书作者保罗·肯尼迪是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领域的大师，他所写的《大国的兴衰》，堪称剖析近现代大国兴衰成败与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经典，而这本《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是肯尼迪耗费十多年时间完成的又一力作。这本书非常厚重，超过八百页。堪称研究一战前英德关系与欧洲政治形势的扛鼎之作。在这本厚重的专著里，肯尼迪一口气回溯了德国的前身，普鲁士自1860年登上欧洲政治舞台中心，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半个多世纪中英德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书中不仅深刻地剖析了两国的外交博弈，还在工业革命与欧洲政治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对两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决策层的政策变化与考量，以及民族主义对双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系列决定英德关系的变量，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可以说，如果你想了解一战前英德两国大战略的抉择、关系的演化，以及对欧洲政治形势的影响，只读这一本书，就足够了。

也正因为本书内容如此浩瀚繁复，所以我们通过精心梳理，提炼出关键的脉络和线索，力图以简驭繁，决定分两个部分，为大家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近代德国的前身普鲁士，于19世纪中期在欧洲崛起时，英普两国之间由于互相需要，而形成了一个关系蜜月期，但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两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以及政治诉求的不同，又如何渐行渐远。在第二部分中，我再以作者肯尼迪的叙述为基础，来为你分析下，英德之间矛盾对抗的逐渐升级，并且如何在猜忌和疑虑中，一再错过了最终和解的机会，滑向战争。

如果追溯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英国和普鲁士都是盟友关系，普鲁士是英国贯彻大陆均势政策的重要支点。究其原因，两国既有共同点，又能优势互补：血统上，同属于“条顿民族” ；经济上，普鲁士需要英国的贷款，资产阶级普遍亲英，普鲁士的农产品和英国的工业产品实现了互补 ；军事上，英国是海上强国，普鲁士是陆上强国，不存在矛盾，还可以合作；宗教上，都信奉新教；王室关系上，两国王室经常联姻。而且这种联系在19世纪中期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腓特烈皇太子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而在民间关系上，两国文化互相输出，相当一部分英国贵族在德国受过教育。怎么看这两个国家都应该友好下去才合情合理。

那么英德关系的反转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按照时间顺序给你捋一捋。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60年代：对于普鲁士的崛起，英国人其实从一开始，是乐见其成的。这不仅是因为，在19世纪初反对拿破仑称霸欧洲的全面战争中，普鲁士是历次反法同盟的积极参与者，和英国并肩作战；更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治家秉承着这样一个观念：中欧出现一个规模适当的强国，对于英国离岸仲裁欧洲事务，保持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均衡意义重大。英国外交政策的历任奠基者，从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到首相帕麦斯顿，都主张“在东西欧列强之间创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就能够阻止法国和俄国在德意志地区进行干涉，也能够对法国、俄国在欧洲以外的冒险，进行威慑”。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制衡体系，是确保实现欧洲稳定与和平的最佳手段。

然而，在普鲁士崛起之初，若干不和谐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作者肯尼迪分析说，普鲁士与日后的德国，社会结构和政治风气都与英国大相径庭。对于普鲁士人来说，自己周围列强环绕，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所以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及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威慑敌人，维持国内秩序；同时，普鲁士资产阶级崇尚权威，思想保守，而英国人推崇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普鲁士内部没有什么吸引力。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可以说是为英德日后矛盾的滋生激化，提供了土壤。

为了实现统一，普鲁士接连发动了三场战争，先后与丹麦、奥地利以及法国兵戎相见。虽然在很多英国人心目中，普鲁士这种穷兵黩武的特色，以及它保守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都令人心生厌恶，但毕竟，比起德国这个新暴发户，欧洲两个传统大国，法国和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和敌意更大。所以，只要普鲁士的统一进程没有损害英国的利益，严重破坏欧洲列强之间的实力均衡，那么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就应该继续维持中立。

不过，随着普法战争的胜利，从普鲁士联合德意志各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的那一刻起，事情就悄悄地起了变化。

我们先从英国的角度看。刚才已经提到过，英国对待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均势主义，不能接受任何一个国家过于强大。针对的目标往往是法国或俄国。 在19世纪中期，俄国是英国最大的对手，两国在亚洲展开了“大博弈”，而且俄国还继续向地中海和中东扩张。法国也让英国抱有戒心，因为法国在欧洲事务和海外扩张上都极为活跃，不时与英国发生利益冲突，让英国人回想起当年拿破仑带来的心理阴影。

德国就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说过，英国乐于见到由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把碎片化的中欧整合起来，这样既能阻止俄国扩张，也能防止法国称霸。因为在英国看来，普鲁士即使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也依然只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不会像俄国或法国那样，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雄。德意志的存在就已经满足了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需要。英国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也不认为需要这国家为自己做什么。所以英国绝大部分政治家都对与德国结盟不抱兴趣。

那么从德国的角度看又是怎样的呢？其实，从普鲁士时代开始，德意志上层精英内部，存在一个想和英国保持亲近的群体。比如著名军事家、总参谋长老毛奇就认为，德国如果能与英国结盟，就会给欧洲带来长久和平。而帝国最重要的亲德人士，莫过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当了几十年太子的腓特烈三世了，在德国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坚定的亲英“自由主义分子”。

然而，从1871年帝国建立到1890年之间，主导内政外交的是深受老皇帝威廉一世信任的俾斯麦。俾斯麦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态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敬而远之。他对英国的先进与强大表示敬意，但作为一个保守的容克地主，他坚信英国推行的那些宪制改革破坏了传统秩序和贵族特权，德国绝不能步英国的后尘。相反，俄国虽然落后，但这个君主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却并不构成什么威胁。更何况，他所效忠的威廉一世皇帝持有坚定的亲俄立场。

所以当俾斯麦向外为德国寻找盟友的时候，发现欧洲那些实行君主专政的保守国家，比如俄国和奥地利，反而和德国更有共同语言，存在天然的结盟倾向。所以在俾斯麦的主导下，德国于1873年、1881年两次和奥地利、俄国成立所谓的三皇同盟，这既能孤立法国，又能让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一起防范自身内部的革命势力。 虽然三皇同盟因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加剧而未再续订，但俾斯麦与俄国单独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一直维持到1890年。另外，俾斯麦又看上了与法国在殖民地事务上有利益冲突的意大利，结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

说到底，在俾斯麦心目中德国就是一个陆权国家，德国的心腹之患是企图复仇的法国与另一个陆上强国如俄国结盟，夹击德国。而英国不仅不能对德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而且与英国太接近反而有害。因为如果德国亲英，就可能导致德俄关系恶化。德俄关系恶化，俄国就可能倒向法国，让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

不仅如此，俾斯麦不愿意和英国接近，还有自己的私心。在德国的权力结构下，帝国宰相的权力基础就是皇帝的信任。老皇帝年事已高，而皇太子对自己的保守政策早有不满。俾斯麦必须在继续赢得老皇帝的支持的同时，为自己的未来早做打算，避免皇太子继位以后把自己一脚踢开。作为德俄同盟关系的总设计师，俾斯麦就认为，只有努力在德国朝野上下制造一种亲俄的氛围，把德俄友好变成一种普遍共识，才能使皇太子继位以后也不能马上把自己赶走，在外交政策上做180度的大转弯。

作者肯尼迪说，基于个人利益和他眼中的国家利益，让俾斯麦选择了拉拢俄国、疏远英国的路线。其实，他除了维护普鲁士传统秩序、维护容克阶层利益、维护个人权势之外，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并没有什么设想。虽然他也曾一度投入到海外殖民扩张的冒险活动中，但这也是服务于他的国内利益的。俾斯麦曾在私下表示，夺取殖民地对德国没有什么意义，但却能调动人们的反英情绪，压制自由主义势力。 1884年，俾斯麦利用英法两国在埃及发生矛盾的机会给英国人制造麻烦。在英国人眼中，俾斯麦的行径近乎“讹诈”，虽然可恶，但并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英国人可以理解他的动机和诉求。

总之，直到俾斯麦下台前，虽然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各种波动，但他基本上成功地维持了大陆政策的稳定。在他掌权的近二十年中，法国始终没有一个盟友，德国在大体安全的环境下持续稳步发展。但我们也知道，与此同时，英国与德国的传统亲近关系也在一点一滴地流失。

在这种操纵下，俾斯麦成功操纵着德国的外交政策，走上了孤立法国、拉拢俄国而疏远英国的道路。但是，纵使机关算尽，俾斯麦的统治还是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到了头。

1888年，老皇帝威廉一世去世，皇太子腓特烈继位仅仅三个月，也病重不治，年轻的威廉二世登上了皇位。1890年，威廉二世不想再受老宰相的束缚，逼迫俾斯麦辞职。德国真正进入了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威廉二世放弃了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并且试图大幅调整德国的外交政策。从1897年开始，他任命了一大批新的官员，全面贯彻皇帝的新政策。随着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外交体系的瓦解，欧洲的国际秩序也进入了震荡重组期。

在这个时期，英德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十九世纪末，德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德国人口基数、教育水平的优势也不断显现出来，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令人生畏的工业强国、军事强国，在海外也拥有了仅次于英法的大片殖民地。德意志再也不是几十年前那个一群封建王侯领导下的一堆松散的邦国，甚至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了。

而与此同时，英国的国力却相对下降了 ，甚至可以说处在内外交困中，面临着多种威胁：在大洋彼岸，美国强势崛起，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且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已经开始展现出要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的野心；另一边，俄国在亚洲对英国势力范围构成的威胁有增无减；老对手法国也仍然在殖民事业上与英国明争暗斗，拼命建设海军， 还和俄国结成了同盟。所以英国为了维持其海上霸权，提出了海军建设的两强标准：英国海军的实力必须不低于世界第二、第三强国海军的总和。不过这时英国国家战略中的主要假想敌，依旧还是欧洲大陆上的老对手法国与俄国。

在严峻的处境之下，英国出现了希望与德国接近乃至结盟的声音，这对德国来说，肯定是天赐良机：按说这个同盟关系一旦结成，德国那种被法俄两线夹攻的战略不利态势就会大大减轻，可德国却对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不热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威廉二世这时候的判断却是，德国最好是独立于英俄两国之间，成为天平上的砝码，而不是倒向任何一方。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威廉二世和自己的幕僚认为，英俄之间的矛盾，必然比德国与俄法的矛盾更严重，会更早爆发。简单说就是，英俄之间必有一战。在他们看来，英俄在波斯问题、阿富汗问题、中国问题上矛盾重重，两国必然要在亚洲爆发战争。 当初俾斯麦曾担忧英国与俄国结盟的可能性，如今这批掌权者却轻率地认定“俄国熊与英国鲸鱼”绝无关系好转的可能。

于是，威廉二世基于这项认识，就制定了所谓的世界政策：德国要寻求扩张、寻求“阳光下的地盘”，从而必须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这样等到将来英俄开战、两败俱伤的时候，德国就要从英国手中夺取更多的殖民地，就像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菲律宾，英国从葡萄牙手里夺取非洲殖民地那样。

随着出色的海军专家提尔皮茨出任德国海军国务秘书，针对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就被提上了日程。 提尔皮茨公开要求德国海军尽快从近海防御型舰队，转变成一支能够远洋作战的“大海军”，用提尔皮茨的话说，就是“这种大海军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对其贸然发动挑战，否则就会冒自身海军优势遭遇摧毁性打击的风险。”

很明显，这里的所谓“最强大海权国家”，就是英国。德国帝国议会在1898年和1900年，分别通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舰队法，宣布要成倍扩充海军，成立一支拥有34艘主力舰的远洋舰队。这就已经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而是“项庄舞剑，明指沛公”。

所以说，既然德国对英国的态度是“彼可取而代之”，那德国又怎么可能真的与英国结盟呢？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就明确说过，“真正诚实可信的英德联盟与预期的海军扩张是无法调和的”。 那么剩下的只有一个担心：英国人会不会提前发现德国的计划，在德国舰队完全建成前采取反制措施？英国海军突然来袭，彻底摧毁德国舰队，是德国高层最害怕发生的事情。于是德国外交官的任务就是用友善的姿态先稳住英国，至少到德国舰队变得足够强大时为止。

德国一边向英国表示“这个世界很大，足够容得下我们两国”，一边却拒绝对英国做出实质性支持，或者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比如英国曾希望让德国出面，限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但德国没有答应；以及德国表面上同意推进英德同盟，却在谈判中提出，英国不仅要保障德国的安全，还要连带保障德国的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安全。对于一贯奉行欧洲均衡政策，避免一边倒站队的英国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失望，和完全不能接受的。

更糟糕的是，德国的外交政策还受到国内声量越来越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裹挟。从1899年到1902年，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经济利益，和南非白人殖民者布尔人打了一场为期三年的战争。按说这场战争和德国人关系并不大，但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却打着布尔人也是日耳曼人，和德国人并蒂连枝，血浓于水的口号，煽动反英情绪。在战争中，德国还向布尔人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

时间一长，这种幼稚的两面派手段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满。 越来越多的英国高层开始怀疑德国是敌非友。所以，虽然英德双方在1890年代、1900年代都有彼此接近的意愿，也在殖民地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的接触，甚至签署了一些富于象征意义的协定，比如德国用非洲的殖民利益和英国交换了北海上临近德国的赫尔戈兰岛，但这些妥协和协定却没能成为英德两国走向结盟的基础，反而成了英德两国友好关系的顶点。

在德国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快速崛起的日本成了影响英德关系的最大变数。 20世纪初，俄国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及朝鲜，与同样试图扩张的日本发生对峙。日本与英国结盟，并在日俄战争中出人意料地挫败了俄国。德国期待的英俄大战没有发生，俄国自己却随着战败而陷入了革命和内乱，一度失去了大国地位。法俄联盟对英国的威胁顿时大减。这样一来，拼命扩张的德国就格外显眼了：在英国人眼里，德国原本就强大的陆军，让它能够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同时德国的舰队又威胁着英国本土和海外领地的安全，于是德国在英国眼中，从区域性威胁变成了世界性威胁。

这样一来，英国就必须在外交上做出明显站队了：想要威慑德国舰队就必须在北海部署足够的兵力，那么太平洋和地中海就会兵力空虚。既然法俄的威胁已经较小，而德国的野心却丝毫不见收敛，那德国当然就升级为主要防备对象了。1904年，《英法协约》签订，法国承认英国管理埃及，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权益。1907年，英国与沙俄也通过《英俄协约》调整了两国在西亚的利益，缓和了关系。长期游离在外的英国终于选定了站队。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英国觉得，和法国、俄国之间的矛盾，只是具体利益分割上的纠纷，能通过谈判和让步解决；然而德国所贪求的，是彻底改变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现有的政治秩序，危害英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谈无可谈，唯有对抗一条路。

英国站到了法俄一边，这使得英德结盟不再可能。但是，海军军备竞赛给英国也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1913年，海军大臣丘吉尔尝试说服德国跟英国一起进入“海军假日”，如果德国放弃当年计划建造的3艘主力舰，英国将同意不建造对应的5艘新主力舰。然而威廉二世表示，海军假日的谈判“只可能在盟友之间进行”。在彼此相撞之前踩一脚刹车的最后可能也被断送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想，本来手握一把好牌的德国，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说到底，威廉二世想要的太多，在不同的外交方向上摇摆不定，肯定是一个主要原因：到底是要压制法国、俄国成为欧洲的霸主呢，还是想要夺取更多的殖民地呢？竭力扩充海军究竟是要迫使英国认可德国的权益，还是要彻底打垮英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其实威廉二世自己也没有一贯的想法，而在对英国的敌视程度上，他其实远不如德国政府中的强硬派，但他却控制不住自己好出风头的冲动，总是在各种外事场合说大话、炫肌肉，这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对德国的观感，最终被英国视为最大的威胁。 作者肯尼迪在书中说：在英国看来，德国本来就拥有欧洲最强的陆军，足以碾压周围一众国家；一旦它又获得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就能直接攻击英国本土，这是远比俄国更可怕的威胁。所以英国必须消除这个威胁，哪怕不惜和以往的对手联手。

从表面上看，1914年英国是为了兑现保护比利时的条约而参加一战的，但这并不是英国参战的根本原因。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已经认识到一旦德国入侵法国，英国必须派遣远征军援助法国。但他们无法以“我们为了保护法国乃至俄国而参战”为由来说服众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内阁“选择不作决定”。但这种不作决定其实是在等待一个适当的理由。也就是说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已经决定站在法国一边参战了。后来德国为了借道进攻法国而入侵无辜的小国比利时，激起了公众的广泛义愤，正好给英国提供了绝佳的参战借口。实际上，在普法战争前夕，俾斯麦就曾询问英国的意见，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提出的警告就是，英国虽然不会介入战争，当会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保卫比利时的中立：这枚早就埋下的地雷，终于在半个世纪后炸响。

好了，这本《英德对抗的兴起》，它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上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保罗·肯尼迪用他在国际政治领域耕耘多年而形成的深厚学养，为我们回溯了英德关系在一战前半个世纪走过的风风雨雨，对两国的政治战略变化、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社会文化习俗的差异，以及欧洲政治大环境，都做出了丰富而翔实的探讨。

作者肯尼迪总结说，两国皇室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都没能让英德两国走上结盟的道路。同样，自由主义在两国的衰落，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不是两国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跟这些因素相比，一种流传很广的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它将英德对抗的深层原因解释为“老牌工业强国围堵封杀新兴工业强国”，这看上去非常深刻。但肯尼迪告诉我们，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在经济生产的很多领域，迅速崛起的德国确实成为英国的强劲对手，但这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比如，德国成为欧洲第一钢铁大国固然让英国钢铁业受到了冲击，但英国的造船业却从德国的廉价钢铁里赚到了钱。德国的工业产品固然大量倾销到英国，但英国成熟的航运、金融、保险行业都从德国工业崛起中赚得盆满钵满。伦敦金融街的银行家们不仅不是战争贩子，反而最担心与德国爆发战争，还为此展开和平活动。 事实上，真正赶超英国成为第一工业强国的是美国，但英国自知无法阻止美国的崛起，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

真正要为两国兵戎相见负主要责任的，是德国轻率鲁莽的外交政策。即使为了德国的利益必须与英国疏远乃至敌对，德国执政者的举措仍然显得极不明智，既没有阻止宿敌法国和俄国相互亲近，最终结盟；还通过一系列神操作，比如海军军备竞赛和攫取殖民地，让原本对自己抱有善意中立的英国和自己逐渐反目。

而德国会如此举措乖张，根源就在于，迅速诞生并成长的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缺乏一个明智而负责的决策中枢，无法制定一个明智而稳定的国家长期大战略，所谓：“因为漫无目的，所以斤斤计较”。即使是一代政治与外交大师俾斯麦，也没有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相反给德国设定了一套复杂扭曲的政治制度：议会没有反映民意的能力，人民、政府和德皇之间彼此牵制，而又不通声气。随后，赶走了俾斯麦的威廉二世又心智不够成熟、情绪反复无常，无法在自己的各种目标之间区分出轻重缓急，而德国政府各部门又因为局部利益各行其是，争相通过影响皇帝，让自己的一己之私变成德国的大政方针，再加上德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甚嚣尘上，最终让德国在外交中既不肯妥协，又到处树敌，还把原本有可能成为盟友的英国变成了敌人。

相反，英国的精英们在面临国力相对衰落的困局时，务实地对各种利益的优先级进行判断，灵活地调整政策，及时地作出抉择，始终注意争取多数的团结和舆论的支持。同时，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也最终证明有效：在德国快速崛起之时，英国利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分别和宿敌法国、俄国实现和解，用舍弃部分次要利益为代价，和他们构建了稳固的同盟关系，始终让德国处于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这些都证明了英国人对各方实力和局势发展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他们较之德国同行更为成熟的表现。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却标志了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那种追求实力均衡与协调的传统离岸外交政策的失败；在战争爆发前夕，各国风起云涌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工业时代的军事总动员体制，也根本没有给英德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以足够时间，耐心去坐下来进行磋商。战争让两个昔日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国同时衰落，而心怀怨恨的德国则因为战败，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策源地。不过，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政治家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今天的世界，依旧可以从百年前英德两国的关系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一个多极均衡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和平的保障；同时，利益分歧的各国，应更多追求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将冲突在激化之前，尽量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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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却标志了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那种追求实力均衡与协调的传统离岸外交政策的失败。

2. 一个多极均衡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和平的保障；同时，利益分歧的各国，应更多追求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将冲突在激化之前，尽量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