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妆帝国蝴蝶牌》 朱步冲解读
《美妆帝国蝴蝶牌》|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历史学家林郁沁的《美妆帝国蝴蝶牌》，副标题叫“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蝴蝶牌”，其实指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日化品牌“无敌牌”。它的创始人，是知名实业家陈蝶仙。陈蝶仙这个人，是晚清和民国时代江浙地区著名的才子。他出身传统士绅家庭，却对考科举做官没什么兴趣，一边写言情小说，一边醉心于研究近代西方的科技知识，甚至还自己在家动手做实验；在移居上海之后，陈蝶仙索性自己下海，开始办工厂搞实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告诉你，一百年之前，中国曾经出了一个奇人，开场人设像是曹雪芹或者唐伯虎，最后摇身一变，成了乔布斯或者爱迪生。你看，经我这么一说，你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新奇、抓人。
本书作者林郁沁，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研究中国史的专家。2007年，她凭借中国社会史著作《施剑翘复仇案》，获得了美国历史研究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而这本《美妆帝国蝴蝶牌》，是林郁沁于2020年出版的新作。在本书中，作者林郁沁再次发挥了她“小中见大”的写作特色，通过描写晚清民国时代实业家陈蝶仙传奇的生平，以及他创建近代知名日化品牌“无敌牌”的故事，给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中国早期实业家群体的诞生经过，以及中国民族工业早期发展历程中的艰辛与探索。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让我来结合陈蝶仙的早期生平，来介绍下，为什么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民族实业家，在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诞生。在第二部分中，我再结合当时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来为你讲述陈蝶仙投身兴办企业，致力于实业救国的故事。
1879年，陈蝶仙生于杭州钱塘一个小康之家，父亲陈福元以行医为生，而叔叔则在当地做官。1893年，陈蝶仙在杭州参加了乡级科举，当上了秀才，不过自此之后，陈蝶仙就没办法在科举考试这条赛道上更进一步。出于无奈，他只能先在地方官的衙署里当师爷或者幕僚，后来又进入海关税务司当秘书。当然，在陈蝶仙看来，官府衙门里的工作，繁杂且枯燥，自己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另一片小天地，包括经商和文学创作，尤其是言情小说。在发表作品时，陈蝶仙用过的笔名很多，包括“惜红生”和“天虚我生”等等，这两个笔名深刻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雅士与官僚士大夫，对于自身审美和理想品格的定义。惜红，意思是懂得欣赏、珍惜，共情一切尘世间脆弱美好的事物，包括姿色出众的女子。而“天虚我生”，则代表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这也是当时众多无法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读书人，拥有的共同心声。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觉得，按照这个路子下去，陈蝶仙肯定会走上一条传统的放浪才子之路，一边游山玩水，偎红倚翠，一边舞文弄墨。然而，除了写言情小说，陈蝶仙还有一个时髦少见的爱好，那就是倒腾从欧美进口的各种新鲜玩意儿，比如显微镜、试管、烧杯、酒精灯这样的化学实验器具，甚至还亲自在家里做实验。这还不算，到了1901年，陈蝶仙索性在杭州创办了一家店铺，起名“萃利公司”，出售各种进口科研仪器。
作者林郁沁说，对西方进口商品和科技知识感兴趣，是当时江浙沿海地区官绅士大夫圈子里流行的新爱好。传统的士大夫文人的雅集聚会，主要消遣是吟诗作画，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在聚会时候，有了一个新节目，那就是彼此交流欣赏各种稀罕的西方进口奢侈品、科技仪器，甚至新近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实际上，在当时江浙地区士大夫的日常休闲聚会中，就有许多早期接触探索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先进分子，比如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以及化学家徐寿等人。这批生活在19世纪中叶沿海地区，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从而对西方思想与科技文明有所接触的江南士大夫，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命名为“口岸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随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改革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江浙地区的儒家士大夫敢于开风气之先？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江浙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发达，所以导致读书人多，科举这条路竞争太激烈。比如清末著名戏剧研究家、文学家黄钧宰就曾回忆，江苏、安徽两省每年参加科举乡试的考生，竟各有六七万人之多，导致考场检录工作必须提前一天一夜开始。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虽然江南地区读书成风，才俊满地，但朝廷规定的科举中额却有定数，比如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江苏省能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的，不过140多人，由此诞生了大批无法获得功名，走上仕途的读书人。所以，他们必然会在传统的科举体制之外，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途径：在洋务运动逐渐展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逐渐频繁的大背景下，经商、办实业，就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
另外，从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儒学研究，就有讲求实际的传统，在清朝初年，这里就曾诞生了具有强烈批判和入世精神的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早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前，江南士大夫中，就存在钻研学习西方天文物理数学知识的风气。
不过，此时的陈蝶仙，由于不懂外语，所以对于西方科技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他人二手介绍，以及自己的买卖经营。不过，虽然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但陈蝶仙对于外来科技知识和时髦产品的推荐，却是十分热心。比如，他创作了一批通俗诗歌，叫“竹枝词”，每首四句，每句七字，比较像顺口溜。相当一部分陈蝶仙的竹枝词，都是在向读者介绍来自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消费产品，比如有一首是这样写的：“辘轳捷足快先登，浅碧深红两点灯。深夜拱宸桥外去，有人猜说是青磷。” 听起来有些难理解对不对？那我就在这里为你解读一下：这首诗是在通过描写一个诙谐幽默的场景，来介绍刚刚进入中国的两轮脚踏车，也就是自行车。翻译成白话就是，有好事之徒刚刚买进了一辆进口自行车，按捺不住兴奋，来了个夜间骑行。只见他蹬动脚踏板，驱动着那精妙的齿轮机关，让车子飞速前进。在黑夜中，车头车尾两盏红绿色的车灯，烁烁发亮。结果当他骑到杭州郊区的知名景点，拱宸桥的时候，旁边的路人看见那两点飞速移动的车灯灯光，以为是传说中的磷光鬼火，吓了个半死。
作者林郁沁说，从传统价值观上看，文人士大夫应该远离物质生产与制造技术，但晚清时代的中国，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中国被强行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各类进口产品源源不断地以低廉价格涌入中国，比如纺织品、茶叶与日化消费品，严重打压了本土同类产业；而另一方面，晚清中国虽然能出口大量农产品与原材料，比如棉纱、蚕丝、蔗糖、粮食等，但价格往往被国际市场操纵，无法自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振兴实业，主动对晚清经济进行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依附地位，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于当时有资本，有人脉，敢于开办工厂的实业家，几乎都出身传统的官僚士绅或者商人家庭，所以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波振兴经济，实业救国的启蒙运动。比如杭州知府林启，为了振兴当地蚕丝养殖与加工产业，就在1897年，在当地士绅商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蚕学馆”，也就是养蚕技术学校加科研中心，并聘请日本专家，培养专业蚕丝养殖加工人才。
1913年，陈蝶仙正式移居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最繁华的对外开放都市和商业贸易中心。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批又一批来自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与商人富豪迁居到这里，一开始是为了躲避战乱，随后则是被上海的浮华现代生活，以及上海提供的成名致富机会吸引而来。
陈蝶仙在上海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他的两部知名“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黄金祟》和《泪珠缘》都被大名鼎鼎的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买断，每日连载，同时陈蝶仙还在同时创作话剧和电影剧本。由于声名鹊起，陈蝶仙甚至还做起了知识付费，给媒体新人记者、作家，甚至学生开线下写作技巧课。一时间，陈蝶仙靠着手中这一支笔，不仅生活无忧，同时还积攒了大量的财富。那么，他会用这笔钱干什么呢？陈蝶仙琢磨来琢磨去，把目光投向了上海街头不断增多的时髦女性。
当时的上海，由于繁荣富裕和对外开放，从而诞生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新女性”，同时兴起一股全新的女性思想观念，消费生活模式与审美文化。简单来说，“新女性”这个词儿，包含着女性对独立自主地位的追求，对平等走入社会，实现就业的渴望，以及来自欧美国家的购物消费观念加服饰妆容审美。这些全新的理念，通过各种渠道，在全方位地影响、塑造上海的女性，比如不断建立的新式女子学校、百货公司，以及电影院、舞厅等娱乐场所，还有商品广告、报纸杂志等等。
在这种氛围下，一种全新的城市女性时尚风格，在上海诞生了，叫“摩登女郎”，摩登就是英文单词“modern”的音译，意味着现代和时髦。上海摩登女郎形象的风向标，就是当时上海著名的《良友》杂志和各类消费商品印刷的广告月份牌。根据统计，从1926年到1945年，《良友》杂志一共发行了172期，其中161期的封面人物，都是女性，从电影女明星、女歌手，到社交名媛与富家闺秀，几乎把民国时期的知名女性全部网罗其中，例如胡蝶、阮玲玉、黄柳霜、陆小曼，以及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等等。与《良友》封面女郎相比，上海广告月份牌上的女郎形象，更强调服饰与妆容潮流的传播，从时髦的改良旗袍、连衣裙、裘皮大衣到高跟鞋、波浪式烫发，甚至前卫的马裤、紧身夹克与运动短裤、运动衫，诸如此类。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著名作家章克标，就撰文总结过上海摩登女郎的标配造型，必须包括时髦的烫发、高跟皮鞋、尼龙丝袜，身穿时髦的改良旗袍或者欧式连衣裙，再配上西式的指甲油、红色唇膏以及胭脂和面霜。
这股摩登女郎风潮，自然拉动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消费风潮。然而，相当一部分美妆护肤产品，国内无法自产，必须依赖进口，而普通女性无法承担这些进口产品的高昂价格。在当时上海的报纸媒体上，经常会有相关的评论报道出现，说上海普通女工，家庭妇女和女学生，为了打扮修饰自己，当摩登女郎，不惜当了月光族，甚至出卖肉体，沦落风尘。于是，在1914年，已经通过写作致富的陈蝶仙，索性自己办了一本面向女性的生活类杂志，叫《女子世界》。其中专门有一个栏目，不但介绍各种时髦的护肤美妆产品，还介绍它们的成分配方，甚至教大家如何在家制作面霜，甚至生发油等等。
作者林郁沁说，陈蝶仙的这些努力，宣传意义其实大于现实意义。毕竟，要在家制造这些日化用品，不仅要具备化学常识和实操技术，还要购买一堆昂贵的器具和原料，这是当时的普通妇女无法负担的。所以，通过这些宣传，陈蝶仙普及的是一种理念：西方先进的日化科技和产品，并不神秘复杂，中国人只要通过学习研究和模仿，也能造出来。
1918年5月，陈蝶仙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决心投身实业，开办工厂，把自己的国货制造理念付诸实施。
这家陈蝶仙开办的日化工厂，有一个非常低调的名字，叫“家庭工业社”，其实就是一个当时江浙沿海地区常见的家庭小作坊。根据陈蝶仙女儿陈小翠女士的回忆，工厂最开始的时候，只有10个工人。主要产品是清洁口腔的牙粉，还有护肤的面霜。为了凑够劳动力，陈蝶仙把家里人都动员了起来，妻子朱恕负责制作香料，而女儿陈小翠负责加工制造牙粉的主要原料，碳酸钙粉末。
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提升民族工业的士气，陈蝶仙给自己的日化产品，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无敌牌”。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迎来了一波发展的大潮：背后的推动力，首先是晚清与民国政府的扶持和鼓励。要建设一个健全的工业体系，不仅要有政府投资建立的军事武器和机械制造重工业，更需要民间私人投资的轻工业作为支撑和辅助，培养一支技能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其次，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以“振兴国货”为口号的产业救国意识不断高涨：这种思潮，随着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召开，以及日货的大量涌入等事件，而逐渐被中国民众认同。最后，则是因为开办轻工业企业的成本相对低，技术含量不高，而产品又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刚需”，且价格相对低廉，从而让民族企业能够“扬长避短”，与国外企业展开有效竞争。
在开业之初，陈蝶仙就有一个敏锐的洞察：比起质量体验上的差别，国内民众对于产品的价格更敏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产品拥有价格优势，才能与进口品牌抗衡；而价格优势，则必须来源于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所以，建立自己的完备产业链条，压低原料价格，就势在必行。多年之后，陈蝶仙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说了这样一段直白的话：“中国的工业，要发达，现在还谈不到机器，而是原料。原料不解决，一切成本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比如我国虽然是棉花大国，但纺织业的重要原料棉纱线，还要仰赖美国进口货；而我们的无敌牌牙粉，之能够打败日本的金刚石和狮子牌，就是靠原料自给自足，当时日本碳酸28元一担，我们自己工厂里制造的国货是36元，大家都说我是呆子。现在好了，日本碳酸涨到40元一担，我们还是36块。”
确实，在“家庭工业社”成立后，陈蝶仙毅然决定，把公司相当一部分利润，用于开办制造日化用品原料的配套企业。从1921年起，他先后开办了“中国第一制镁厂”，位于太仓的“无敌薄荷厂”，位于营口的“无敌滑石粉厂”等企业，有力地保障了自己企业的原料供应，并有效控制了成本。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家庭工业社”已经成为拥有员工400多人的大型企业，是当时国内第二大日化美妆产品制造商。
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成为当时日化民族企业的龙头，初期阶段主要依靠的就是拳头产品“无敌牌牙粉”，陈蝶仙还亲自参与了这款产品的商标设计：商标的中心，是一个被玫瑰、紫罗兰等鲜花簇拥的网球拍，拍面上有红色的中文名称“擦面牙粉”。网球，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刚刚从西方引进的运动，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在网球拍和鲜花当中，还有翩翩飞舞的蝴蝶。之所以加入这个视觉元素，是因为陈蝶仙的名字里，有一个“蝶”字。其次，在江浙地方的方言里，“无敌”的发音，和“蝴蝶”非常相似，而蝴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美和男女情感的象征。所以，在陈蝶仙的产品进入市场后，许多女性消费者，都会把“家庭工业社”的美妆产品称之为“蝴蝶牌”。
“无敌牌牙粉”之所以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除了大家对于国货品牌的支持和偏爱，也和陈蝶仙精心筹划的媒体造势密不可分。作为作家和报纸媒体人的陈蝶仙，当然知道宣传的重要性，所以产品刚一推出，他就精心组织了一波报纸媒体投放，各有侧重。比如，在接受国内媒体《经济汇报》的采访时，陈蝶仙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心系民族工业，从传统文人毅然转型的实业家；连公司里的机器都是自己动手制作，谢绝进口。同时，自己对待工厂里的工人如同家人，彼此照应，绝对没有外资工厂里那种冷冰冰的压榨和剥削。但另一方面，在接受英文报纸《大陆报》采访时，陈蝶仙给自己品牌立的人设就是，以现代化工艺制造，原料纯正，质检严格，同时还请出居住在上海的外籍化学专家杜普雷给自己背书。
当然，除了原材料，决定美妆日化产品质量的，还有关键的配方。和许多早期民族企业一样，“无敌牌”早期的许多产品，都来自对当时市面上欧美进口产品的仿制。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知识产权法和专利等概念刚刚诞生不久。按照当时的观念，普通日化用品这些制造流程和配方原材料比较简单的商品，不受专利法律保护，许多知名美妆日化产品的配方，其实都是公开的；只要不在仿品的外包装上贴原品商标，冒充正品，厂家也不大会追究。所以，这就给了当时各发展中国家新兴的民族工业，一个难得宽松的发展窗口。
比如，一开始陈蝶仙推出了自己的女子面霜产品“女儿霜”，但在当时的市场上，真正的爆款产品，是来自美国的“三花牌雪花膏”，哪怕国货价格低廉，消费者也不大买账。于是，陈蝶仙在分析了它的配方后，迅速进行了逆向工程仿制，同时重新设计了新商标图案，用日本进口优质玻璃瓶包装，以“蝶霜”这个新名字重新投入市场。由于香型和护理效果基本已经能和三花牌媲美，而价格只有对手的一半，于是“蝶霜”作为进口“三花牌”的“平替”，迅速占领了市场。
陈蝶仙和“无敌牌”的成功，当然也会引发竞争对手的觊觎和仇恨。作者林郁沁就在书里记载说，在“家庭工业社”的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陈蝶仙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来和那些仿冒自己的竞品打官司：比如，1921年，湖北有家“和济公司”，抄袭剽窃“无敌牌”商标上的蝴蝶玫瑰紫罗兰图案，用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进步牙粉”。此案经过江苏实业厅和湖北实业厅的调查调解，最终以“和济公司”同意更换商标而告终。另外，陈蝶仙还通过自己掌握的报纸媒体资源，持续向日化用品零售商和消费者呼吁，要认清正品，谢绝仿冒。例如，1928年，为了让上海零售商支持自己，陈蝶仙还特意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们拒绝售卖仿冒产品，并向他们赠送了六百包正品“无敌牙粉”。
不仅如此，陈蝶仙还非常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以及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毕竟，走廉价“平替”这条路，利润有限。当时，欧美等先进发达工业国家，已经有聘请明星和名人，为商品宣传代言的举动。例如1932年5月到8月，联合利华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力士香皂，在上海一口气进行了三个月的广告宣传，邀请阮玲玉、胡蝶、黎莉莉等当红女明星参与；她们的照片不仅出现在力士香皂的街头广告上，还会出席线下活动，亲自撰写使用证言。这个营销手段，被敏锐的陈蝶仙率先模仿使用，1934年3月，“无敌牌”也在新加坡也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销活动，为“无敌牌”拍摄平面广告的电影女明星包括黎莉莉、王人美和徐来等人，直接给消费者一种“无敌牌”已经能够和进口日化产品并驾齐驱的印象。
陈蝶仙之所以把活动放在新加坡，是因为他瞄准了潜力巨大的东南亚市场。在上海和中国沿海地区，与进口产品正面竞争，胜算不大，而东南亚地区华侨众多，消费认知尚未形成，且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让他们对新兴的国货产品也更容易有认同感。于是，“无敌牌”，也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率先出海，打开国际市场的日化品牌。
好了，到这里，这本《美妆帝国蝴蝶牌》的基本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作者林郁沁再次发挥了她“小中见大”的研究特色，通过回顾晚清民国时代实业家陈蝶仙传奇的生平，以及他创建知名国货品牌“无敌牌”的故事，给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中国早期实业家群体如何诞生，以及中国民族工业早期发展历程中的艰辛与探索。
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陈蝶仙，和其他许多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感受到了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被纳入全球化这场世纪大变局的冲击：繁荣的通商口岸上海，既代表了西方科技、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输入，也预示着进口贸易对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于是，本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强烈的危机意识，近代第一批传播西方科技与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兴办民族工业的实业家，就在这个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
如果不是生逢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陈蝶仙在历史上可能留下的形象，就是传统意义上才华横溢、涉猎庞杂的风流才子；而早年间的家庭与社交生活，却让他对西方舶来的新奇器物和科学常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陈蝶仙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的科举仕途之外，有一个更加广阔、有趣的新世界。最终，看似“业余玩家”的陈蝶仙，先是通过普及日化产品知识，再躬身入局，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先驱人物。这个成就，一方面固然是他个人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时代风口的作用：一方面，是日化美妆产品所代表的近代生活方式，在中国的逐渐普及；而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精神的逐渐觉醒，实业救国，也成了挽救当时民族危亡，维持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手段。
在本书结尾，作者林郁沁告诉我们，一百年前陈蝶仙的努力和创新，对于今天的中国工业，依然有深远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她生动地把陈蝶仙比作一位20世纪初的创客；纵观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工业，都经历了一条从引进到模仿借鉴，最终完成产业升级，形成原生创新的路径。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规模，产业链最为齐全的工业国家。在今天，3D打印、开源程序与众筹创业等新技术的发展，似乎更加拉平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大公司与个人创业者之间的鸿沟。林郁沁说，一百年前的陈蝶仙，已经证明了中国人从不缺乏创新所需的聪明才智，所以如何在这个技术飞跃的时代，有效地激发新一代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把它转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所需要的活力，是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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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清代中晚期，由于上海等沿海地区对外通商口岸的建立与商业的发达，使得江浙沿海地区的士绅知识分子成为了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人群，从中诞生了一批投身西方科技知识传播与兴办实业的先行者。
2.陈蝶仙的成功，主要归功于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一波发展黄金期，推动力包括政府的推动鼓励，以及“实业救国”思想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