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史》 朱步冲解读
《纳粹集中营史》|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德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瓦克斯曼的《纳粹集中营史》。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以及欧洲占领区各国人民的迫害和屠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沉重的一页，而集中营，则是纳粹德国实施这项罪行的主要设施与场所。据统计，在纳粹德国当权的12年里，一共建立了27座大型集中营，以及超过1100座小型卫星集中营。在此期间，大约有230万包括儿童在内的受害者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170万人最终死亡，他们或死于饥饿、疾病和强制劳动，或被有计划地杀害。
早在纳粹党头子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之前，他就在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里，连篇累牍地论述，一个强大的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主人，在欧洲建构“新秩序”；而对于犹太人和其他所谓“劣等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则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臭名昭彰的集中营制度，就是希特勒的“新秩序”构想具体落地实施的工具。
时至今日，对于二战期间纳粹暴行的反思、调查与研究依然在进行。集中营，这样一个巨大的整体犯罪机构是如何诞生、发展和运作的？从纳粹党领导这一级别的顶层设计者，到集中营看守这样的具体执行人，以及集中营里每一个不幸的囚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为何在20世纪高度文明繁荣的欧洲，会出现如此违背人性的罪恶？
本书作者瓦克斯曼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超过80万字，分为两卷的厚重著作。同样研究纳粹德国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盛赞，这是所有语言中对纳粹集中营历史最充分、最全面的记载，有着引人注目的细节和令人信服的分析。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早期集中营的发展历史，也就是纳粹党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破坏法制，迫害进步人士而设置的临时监狱，是如何逐渐扩张，成为纳粹德国常设的恐怖机构的。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随着作者瓦克斯曼的叙述，来看看二战爆发后，集中营如何随着纳粹德国的征服脚步，被推广到整个欧洲，作为系统性种族灭绝和压榨囚犯，为德国战争输血打气的得力工具。最后，我们在结语中，还会简要讨论下，纳粹集中营制度和大屠杀诞生的社会深层次原因。
1933年3月22日，一个潮湿而寒冷的傍晚，120名左右的所谓“政治犯”，被敞篷卡车运到了德国城市慕尼黑附近的达豪。这里有一座由废弃军工厂仓促改建的临时看守所，这些犯人被告知，他们将在这里接受所谓“保护性拘禁”。一个名叫卡恩的囚犯，甚至还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在这里一切都好，请她不要担忧。
然而，卡恩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生命，将在几周后终结，而达豪这个名字，将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代号：事实上，在达豪集中营存在的12年历史中，共计超过4万名囚犯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虽然此时，距离希特勒上台就任德国总理不过两个月，但掌权的纳粹党，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反对者的清算和迫害。1933年2月27日，一场由纳粹党自导自演的“国会纵火案”，成了希特勒动手的借口。在纳粹党的威逼和操纵下，德国国会通过了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公然废除了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及自由，为纳粹德国随意利用执法机关镇压和迫害人民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
随后，一场针对纳粹党反对派的大规模逮捕运动开始了，德国警察和纳粹党掌控的准军事化组织冲锋队，是这场行动的具体执行人。打击对象迅速从纳粹党的主要反对者，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扩大到对纳粹上台表示过不满的德国各界公民，包括媒体记者、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宗教界人士、犹太人等等。据统计，在1933年3月到4月之间，有4万到5万名德国公民遭遇了所谓“保护性拘禁”，到了10月，依旧有大约2.2万人在押。
如何处置这些犯人呢？纳粹党仓促在德国各地建立了几百个临时拘留场所，很多是由原来的监狱和贫民救济院改造的。然而，纳粹党人还不满足；毕竟，这些监狱有相当一部分是归警察管理的，多多少少还保留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法治传统，被关押犯人还能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这距离纳粹党心目中的真正愿景，也就是随心所欲地迫害、虐待犯人，差得还很远。于是，一批由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建立并直接管理的集中营，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德国境内涌现。
所谓党卫军，也和冲锋队一样，是纳粹党内部豢养的私人武装。不过，它和纳粹党头子希特勒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党卫军的前身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1925年更名为党卫队，它的指挥官，就是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由于希特勒对党卫军极为宠幸，所以它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到了1933年年初纳粹党上台时，拥有的成员已经达到三万人之多。在全权指挥党卫军之外，希姆莱也当上了德国巴伐利亚州警察局局长，逐渐成为德国警察执法机关的实际控制人，彻底让德国警察系统和党卫军变成了自己统治下的国中之国，以及纳粹党镇压异己的帮凶。
党卫队建立的首批集中营，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达豪集中营。卡恩来到达豪后几周，党卫队就正式接管了这里。希姆莱于1933年6月，任命自己忠心耿耿的手下艾克，担任达豪集中营的指挥长官。 随着集中营和囚犯数量的增多，党卫军又在艾克的建议下，组建了一支专职进行集中营看守和保安工作的特别部队，“髑髅队”。在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下，这支特别部队在本书和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著作里，被翻译成骷髅队，但是它的德文名字“Totenkopf”，原意为头骨、颅骨，而骷髅的含义，则是全副白骨。这支部队的袖章和领章，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髑髅标志。“髑髅队”，从此就成为纳粹德国集中营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集中营本身，并不是纳粹德国发明的，最早的集中营制度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三世界掀起了一波反抗西方列强殖民占领的独立战争和解放运动，遭到了列强的残酷镇压。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纷纷在古巴、菲律宾和南非建立了集中营，用来囚禁当地平民，对他们进行集中管理，以便切断当地独立抵抗运动的物资和人力供应。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为了安置大量战俘，囚禁敌对国侨民，就把大型集中营从殖民地移回了欧洲本土，在战争期间出现的各种新技术，比如铁丝网、机关枪和简易工棚，也让集中营的建立和管理变得简捷便利。
虽然早期的集中营还没有变成日后奥斯维辛那样令人毛骨悚然、以集体屠杀为目的的“死亡营”，但是囚犯一旦进入，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艾克曾经对手下训话说，党卫队看守对集中营里的罪犯不该有怜悯和同情，应该时刻保持严格、无情和强硬。 所以，这些纳粹党棍出身的看守，会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来传达一个理念：囚犯的生命一文不值，集中营看守对他们握有生杀大权：囚犯刚刚抵达的时候，都会挨上一顿毒打，从拳打脚踢到用警棍、鞭子痛殴等等。 随后，犯人们还会受到其他形式的侮辱，比如被迫当众脱光衣服，换上破烂的集中营囚服，被剃光头发。在集中营看守嘴里，他们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编号。另外，对于一些纳粹党特别视为眼中钉的罪犯，党卫军看守会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对他们实行枪决，然后给死者扣上一个“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的帽子。这些惯例，也被日后遍布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所继承下来。
同时，比起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监狱，集中营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例如在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的伯格摩尔集中营，囚犯们只能住在木材搭成的简易营房里，每间营房大概40米长，10米宽，但居住在里面的犯人超过100人。房间里没有自来水，犯人们必须每天排长队在露天环境下洗漱，床铺上只有稻草垫子。每天凌晨四点到六点左右，犯人们就必须起床，徒步一小时以上，去进行艰苦繁重的劳动，无法完成工作的犯人会被党卫军看守当场殴打或者取消当天的食物配额。实际上，这种劳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创造经济价值，而是单纯的惩罚，因为几百名囚犯所干的事情，本来可以用几台拖拉机在几天之内轻松完成。一个幸存下来的犯人朗霍夫回忆说，因为这种高强度非人的劳动，自己的手上全是水泡，每一根骨头都在疼痛。
对于集中营产生的所谓功效，希特勒非常满意，他下令，从1938年春天开始，集中营和党卫军看守的全部费用，由内政部拨款支持，仅仅在当年，这项开销就达到6300万马克。同时，希特勒还下令，集中营党卫军看守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不受德国法律体系的管辖。在此之前，德国各州的司法机关，还能偶尔对集中营内党卫军的屠杀和虐待行为发起一些零星的调查，甚至提出公诉；但自此之后，这些徒有虚名的监管，也被废除了。
在此之后，一批全新的集中营被建立起来，比如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它们不仅规模更大，占地能够达到80到100公顷，而且位置更为隐秘，管理更加封闭，拥有独立的全套功能性设施，比如囚犯苦力工厂、车库、供应仓库、加油站和水电系统。 这种设计目的是，通过把集中营变成一个个密不透风的独立王国，杜绝集中营里虐待屠杀囚犯的消息被普通德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知晓的可能性。
很快，被关入集中营的犯人，就迅速突破了所谓“政治犯”，也就是纳粹反对者这个类别，扩大到各种被纳粹政权定性为危害社会的人群：比如被认为是劣等人种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以及所谓的游手好闲者、乞丐、流浪汉、同性恋，甚至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
随着集中营规模的扩大，党卫军髑髅队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根据统计，在巅峰时期，纳粹德国集中营至少雇佣了六万人。 为什么很多德国人愿意干这样一份毫无人性的工作？作者瓦克斯曼分析说，首先，当时德国还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原，大批底层纳粹党员急需一份工作。 其次，是在集中营里，那种对于犯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感觉，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事实上，很多曾在集中营里工作过的纳粹战犯，在战后很少会表现出愧疚，反而深刻怀念这段大权在握的时光。最后，由于这是一项不体面的脏活儿，所以进入集中营看守系统后，升迁速度特别快，总体待遇也非常好：例如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鲁道夫·霍斯，1933年他加入党卫军，随后来到达豪集中营守卫队，仅仅四个月后就变成了集中营指挥参谋部的成员。1936年，他被希姆莱提拔为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成为一名党卫军中级军官。最终，在1940年，在工作中表现得热情十足的霍斯，被提拔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从1938年起，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有了一个系统性的大规模升级，而集中营在这种有组织的暴行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仅仅在1938年6月，就超过了4600人。到了11月，由于法国首都巴黎发生了一起犹太人枪击德国外交官案件，希特勒立刻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种族清洗。几天之内，德国各地集中营就收容了超过2.6万名犹太人，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
由于纳粹党长期的反犹宣传，在集中营里，犹太人受到的待遇最为恶劣。首先，是来自看守的随意殴打，刚进集中营几天，几乎所有犹太囚犯都受了重伤 。其次，是故意造就的恶劣生活条件，食物和饮用水的发放完全不定时，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导致疾病流行，包括痢疾、斑疹伤寒等等。一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说，自己能给犹太人的唯一东西，就是死亡证明。
在这种残酷迫害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纳粹集中营里的死亡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犹太人占据了死亡名单的大多数：1938年上半年内，德国集中营系统中的月均死亡人数，是18人，到了8月，就猛增到118人，到了年底，更是每月超过300人。然而，这还只是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灭绝性屠杀的小规模预演而已。
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出动百万大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爆发。同时，令人闻风丧胆的纳粹集中营体系，也随着纳粹德国的铁蹄，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
在希特勒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由两条同样重要的战线组成，第一条是战争前线，德国军队在为扩大德国所谓的“生存空间”而战；而第二条，就是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净化人种，消灭所谓“劣等民族”的战争。
首先被德国征服的波兰，立刻变成了这种种族清洗政策的试验场。因为在希特勒眼里，居住在东欧各国到苏联境内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一样，都是典型的所谓“劣等民族”，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这些囚犯的到来，让德国集中营的收容能力趋于饱和。所以，希姆莱决定，在波兰境内就地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型集中营，地点，就选在了波兰边境城市奥斯维辛。这里首先足够偏僻，适合进行隐蔽的大规模屠杀，而且附近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又方便它持续接收来自欧洲各地的囚犯。 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0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在两年时间里，它就变成了德国本土之外最大的集中营。而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最终变成了纳粹德国集中营制度和种族灭绝的代名词，一共有将近100万犹太人在这里丧生。
对于在二战爆发后进入集中营的囚犯来说，他们的生存条件在不断恶化。首先，纳粹德国打着战争紧急状态的旗号，大幅度削减了囚犯的物资供应。因为占领区的大部分物资要用来维持德国人民的生存和战争机器的运转，而这些属于所谓“劣等民族”的囚犯，就该在饥饿中灭绝。根据统计，一个从事中等体力劳动的成年男性，每天至少需要摄入2800卡路里的热量，然而在集中营里，囚犯的营养水平充其量只有这个标准的40%甚至更低，同时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配发给囚犯的所谓面包，里面掺进了各种杂质，甚至包括锯末；而所谓的菜汤，不过是扔进了一点腐烂菜叶子和盐的开水。饥饿的囚犯为了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惜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去偷窃腐烂的蔬菜和厨余垃圾。
其次，在战争开始后，希特勒授权希姆莱，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看守可以不经审讯就直接判处囚犯死刑。从此，集中营里的屠杀行为就变得毫无限制，党卫军看守可以随意以任何理由处决囚犯。在恐惧和绝望中，越来越多的囚犯选择自杀以缩短痛苦，根据统计，仅仅在1940年4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座集中营里，就有26名囚犯自杀身亡。很快，各集中营都不得不建设了自己的焚尸炉，来处理每天不断新增的囚犯尸体。
1942年1月20日，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柏林郊外万湖旁的一座别墅召开，这里是纳粹德国帝国保安总部的招待所。一群纳粹党和德国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希姆莱的心腹，帝国保安总部首脑海德里希。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实施一件现代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罪行，也就是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所谓“最终解决”，其实就是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行动代号。海德里希强调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尽可能把一切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资源整合调动起来，统一纳入党卫军的指挥之下。六个月后，希姆莱又把手下召集到柏林，正式宣布，对犹太人展开“彻底扫荡”的时刻来到了，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被运送到奥斯维辛等几座大型集中营，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将被直接屠杀；其余的则会进行高强度劳动，在被榨干最后一丝体力后，由集中营进行处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万湖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也就是1941年，纳粹占领区的各个集中营和监狱，已经陆续开始了各种大规模屠杀囚犯的试验。推动这些试验的动力有两个，首先，是一项代号为T-4的大规模安乐死计划，目的在于以纳粹优生学为指导，直接消灭欧洲德国占领区内的所有残疾人，以及所有集中营里失去劳动能力的犯人。 其次，是1941年6月爆发的苏德战争。纳粹德国初期的胜利，让成千上万的苏联红军战俘涌入了集中营，超出了集中营的收容能力。从希特勒到党卫军高层都一致认为，作为劣等人种，苏联战俘必须被安置在“最原始的环境”里，失去劳动能力的就必须处决，这也是一种所谓的优胜劣汰。
为了高效地完成屠杀任务，集中营先后尝试了注射、枪决等各种手段，但仍嫌效率不够高，
还给执行任务的士兵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最终，“毒气室”，被认为是一种最为便捷、“人道”的处决方式。这些毒气室，是一些可以容纳数百人，伪装成浴室的大型封闭房间，囚犯在进入后，党卫队员就通过房顶类似烟囱的通道投毒。用来毒杀囚犯的剧毒物质，是一种代号“齐克隆B”的氰化物。1941年9月，这种新型毒气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了第一次试运行，900名苏联战俘成了“齐克隆B”的首批受害者。随后，毒气室就被迅速推广到其他集中营，而在奥斯维辛临近的比克瑙，建成了四座内置毒气室的大型火葬场，每天可以处理超过4000具尸体。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处决，给集中营里的德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障碍。为此，集中营特意为那些肯执行杀人任务的士兵提供了额外的奖金、度假机会和美酒佳肴，甚至荣誉勋章。这一切都让士兵们觉得，比起在天寒地冻的苏联前线和敌人厮杀，集中营工作简直是一份堪比天堂的美差。
很快，奥斯维辛等几座大型集中营，就变成了系统化的杀人流水线。每月，都有几十趟隶属于纳粹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专列，运送着成千上万，以犹太人为主的囚犯抵达这里。这些全封闭的罐笼列车条件极端恶劣，没有食物和水的供应。由于列车严重超员，几乎所有人都只能以站姿熬过全程，很多衰弱的老人孩子往往在旅途中就已经死去。
到站后，囚犯们就立刻在党卫军看守的拳打脚踢中被赶下列车，他们被勒令交出所有的行李和财产，然后按照性别，被简单粗暴地分成两队。一时间，所有人都遭遇了骨肉分离，配偶、父女、母子和兄弟姐妹绝望地想和彼此再拥抱一次，然而只会被看守粗暴地拉开、殴打。自此，很多人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家人。
随后，这些还沉溺在惊恐和悲痛中的囚犯，被命令排成五人一行，快速走向一小批党卫军军官，接受所谓的筛选。实际上，这批军官是所谓的集中营医生，他们的职责就是快速辨别这些囚犯是否还具备劳动能力，流程就是简单看一眼体态，问一下年龄，然后用手指告诉囚犯，向左或者向右继续前进。作者瓦克斯曼说，囚犯们根本不知道，医生的一个小小手势，就决定了他们是立刻死亡，还是暂时苟活。实际上，在筛选完成后几小时，大部分囚犯就被送进毒气室杀害了，只有大约20%的人能够暂时保住性命，参加劳动。其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儿童，从1942年到1945年，大约有21万儿童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其中只有2500人能够在筛选后暂时活下来，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基本在抵达后就立刻被送进了毒气室。有一些好心的老囚犯，会在列车抵达时借助清理车厢的机会，告诉这些新来者，要想活命，就要努力表现得健康强壮，把自己的年龄报在16岁到40岁之间，然后把孩子交给年长的亲戚朋友。
同时，在希姆莱的直接支持下，集中营里的医生还利用囚犯作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医学实验。根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囚犯被迫参加了这些实验，其中数千人死亡：他们像实验用的小白鼠一样，被蓄意感染各种疾病，注射还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者抗生素，或者被放置在冰冻或者高压舱环境里，用以获取宝贵的人体生理反应数据，甚至被放射线直接照射腹部来进行绝育实验。
当然，在纳粹德国高层领导眼里，庞大的集中营系统，并不只拥有杀人工厂这一种职能，它同时还是一台产能巨大，物美价廉的人肉生产机器，能够为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利用压榨集中营囚犯，来为德国的扩张战争经济输血打气的构想，从集中营诞生后不久，就在纳粹党高层中形成了。1934年2月，希姆莱提拔了一个叫波尔的来自德国海军的财务出纳，任命他为党卫军行政办公室主任。随后，波尔官运亨通，逐渐掌握了党卫军的财务大权。这是因为，在希姆莱眼里，已经是国中之国的党卫军，急需开辟更多的财源来应付各种浩繁的开支，而懂管理和财务的波尔，是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优人选。
1938年，希特勒想出了一项疯狂的大型基建方案：对包括首都柏林在内的德国大城市进行系统化改造升级，以此彰显纳粹帝国的强大和地位。于是，希姆莱指示党卫军成立了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准备利用集中营囚犯的劳动来生产建材，满足希特勒的需求。
当年5月到8月，两个全新的劳动型集中营，分别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弗洛森比格和奥地利境内的毛特豪森成立。这两个地方盛产优质花岗岩，原本就有采石场，但为了迅速扩大产能，上千名所谓的职业罪犯和社会游手好闲者，被关进了这两处集中营，每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艰苦的高强度劳动，开凿搬运石材。由于集中营囚犯每天的薪酬不过0.3马克，所以这桩生意立刻为党卫军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到了1942年，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都遭遇挫败，损失惨重，导致大批德国产业工人被征召入伍，而军火工业还要持续扩大生产，弥补德军不断攀升的装备损失。与此同时，盟国强大的经济生产能力，也越来越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党卫军高层不得不开始考虑，把更多的集中营囚犯投入军工生产。于是，希姆莱决定，把整个集中营系统纳入党卫军经济与管理部，由波尔全权负责。 截至1943年夏天，已经有650万来自欧洲各国的囚犯，作为奴隶劳工在集中营和工厂车间里劳作。
例如，在奥斯维辛附近的莫诺维茨集中营，就是一座巨大的奴隶工厂，为德国化学工业巨头法本服务，生产重要的战争物资，比如人造橡胶和汽油，以及水泥。高强度的劳动，让囚犯的体重以每周2到4公斤的速度减少。一名集中营医生在战后的审判中承认，大部分囚犯会在劳动3到4个月后死亡。为了维持工厂的产能，在莫诺维茨，每周都会由集中营医生进行一次所谓的筛选，失去劳动能力的囚犯会被立刻送进毒气室，由刚刚抵达的健壮者顶替。
另外，为了直接生产至关重要的武器装备，党卫军在德国各军工企业附近新建了一大批卫星集中营，安置在工厂里工作的囚犯。例如在慕尼黑附近，党卫军就建立了一个卫星集中营，让2000名达豪集中营的囚犯，每天从这里前往附近的宝马飞机引擎工厂劳动。
由于盟军对德国本土的空袭越来越猛烈，德国被迫将越来越多的军工生产线迁移到山区的地下工厂中。比如在德国中部的哈茨山里，来自多拉集中营的囚犯就在山体中开凿了两条巨大的隧道，用以生产用于袭击英国本土的V2导弹。超过一万名囚犯长期在不见天日的隧道中夜以继日地劳动，伴随他们的是浑浊的空气、工程事故、噪音和尘埃。根据统计，从1944年初到3月，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囚犯死于施工现场。
只有极少数掌握特殊技能的集中营囚犯，能够通过这种劳动，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比如，大约有140名犹太人绘图师和平面设计师，从奥斯维辛被转移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从事一项机密工作：制造英镑伪钞，目的是从国际黑市上购买德国紧缺的物资，或者投放到英国本土扰乱其货币市场。一位名叫布格尔的囚犯回忆说，自己仿佛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不用再挨打，有充足的食物，每天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闲暇时还能读书、打牌、听收音机。
另外，集中营囚犯们的私人财产，也变成了支持纳粹德国战争的巨大财源。根据作者统计，仅仅在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两座集中营，落入党卫队之手的囚犯财产就高达数亿马克之多，其中一小部分被集中营的党卫军贪污，而绝大部分变成了纳粹德国的政府资产，存入帝国银行的一个特别账户。
惨无人道的纳粹集中营体系，在维持了12年后，终于随着纳粹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土崩瓦解。从1944年夏天开始，随着盟军在东西两条战线上的不断推进，德国占领区的面积在持续缩减，一个又一个集中营，被党卫军仓皇废弃。
然而，对于很多不幸的囚犯来说，他们的生命终止在迎来解放前的最后一刻：这是因为，集中营在撤离时，要尽量带走那些还能劳动的囚犯，无法撤离的老弱病残，就被仓促灭口。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堪称死亡行军的转移之路上，死于疾病或过度劳累。
在这些遇难者中，就包括因撰写《安妮日记》而闻名世界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5岁。1944年10月，安妮和姐姐玛戈，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囚犯一起，从奥斯维辛转移，最终抵达了德国境内的贝尔根-贝尔森。在这个临时设立的过渡集中营里，环境拥挤肮脏，很快引发了大规模传染病：仅仅在1945年3月，关押在贝尔根-贝尔森的4.5万名囚犯中，有1.8万人去世，其中就有安妮姐妹，她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和痢疾。根据其他囚犯的回忆，安妮在临终前，还在努力照顾身边垂死的姐姐，她的遗言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躺在一张床上，在一起，很平静。”
好了，这本《纳粹集中营史》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讲完了。这部上下两卷，总计超过80万字的厚重历史著作，堪称有史以来，对纳粹集中营制度最为完备、深入的研究。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在读完之后，有一种沉重而震撼的感觉。因为这里记录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灭绝人性的一页。作者瓦克斯曼说，集中营象征着对人类进步和文明信仰的摧毁，以及把残暴发挥到极致的能力，以至于人类对自身的一些基础判断，都因为这种无比邪恶的存在，而被深深动摇。专门收集纳粹大屠杀相关资料的耶鲁大学福图诺夫档案馆负责人杰佛里·哈特曼也曾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在奥斯维辛之前，我们都是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罪恶的儿童，而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儿童。”
通过作者瓦克斯曼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纳粹集中营体系，如同一个有机体，是随着纳粹政权的建立，以及德国在二战中的对外扩张侵略，一步步从一个纳粹党破坏法制、迫害异己的临时性机构，逐渐变成了一台系统性屠杀和压榨占领区人民，推行种族灭绝的庞大机器。所幸，这个恐怖的制度，连同希特勒的所谓“新秩序”，由于全世界的反对和抗争，存在了12年后灰飞烟灭了。
英国哲学家齐格蒙·鲍曼，就在他的名作《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说，如果追溯根源，曾经被人类无限推崇和赞扬的现代社会，就是孕育纳粹种族灭绝暴行的温床，集中营体制，从本质上说，来源于支撑现代社会的两大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和官僚管理体系：它其实与后两者非常相似：同样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强调服从和纪律，追求高效率。更恐怖的是，这种精密复杂的现代化体系，能够通过分工和宣传，让每一个成员，都保持一种价值观上的中立，只求完成任务，丝毫不考虑体系的行为和目标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道德。正如我们在瓦克斯曼这本著作中读到的那样，正是千千万万个循规蹈矩，讲究服从的德国人，其中更包括了许多各个行业的专家，正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一步步地把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和其他所谓“劣等民族”的疯狂构想逐渐细化，落地执行。
在战后，即使是那些侥幸从纳粹集中营生还的幸存者，这段黑暗的经历也给他们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他们同时被自己遭遇的纳粹暴行，和极端恶劣环境中暴露的人性丑恶所折磨，甚至自己的幸存本身，都带有一种罪过的属性。幸存者在此后的余生中，基本都被各种心理创伤所折磨，许多人更是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 例如，于1987年自杀的意大利知名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莱维。他在自己的集中营回忆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囚禁中的经历见闻，更对自己的良心进行了无比严格的拷问。在他看来，在集中营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每一个能够活下来的人，都或多或少违背过道德和自己的良心，这些罪责永远无法被洗脱。于是，莱维在书中发出了沉痛的呼号：“在集中营里，最优秀的人首先丧命，活下来的，都是糟糕的人。”
所以说，站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这段黑暗的历史，唯一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人类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达成了一种共识：类似的悲剧应该永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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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 集中营体制，从本质上说，来源于支撑现代社会的两大体系，工业生产体系和官僚管理体系。
2. 集中营象征着对人类进步和文明信仰的摧毁，以及把残暴发挥到极致的能力，以至于人类对自身的一些基础判断，都因为这种无比邪恶的存在，而被深深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