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赘》 回响工作室解读
《累赘》| 回响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格茨·海达·阿利，1947年生于海德堡，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2004年～2010年，曾参与组织“纳粹德国1933～1945年期间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主题文献资料的搜集出版。
关于本书
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经设立集中营，用毒气室和焚尸炉等现代化的高效手段来消灭犹太人，事实上，纳粹不仅有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本国国民中一些特殊群体实行清洗的计划。他们借助医学和法律手段，来消灭那些在他们看来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反而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人群，以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本书就是这段可怕历史的见证。
核心内容
格茨·海达·阿利为我们揭露了德国纳粹是怎样有计划地谋杀掉被视为累赘的本国国民的。第一，纳粹德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净化国民的机构，动员党卫军和医务人员启动了清洗累赘的计划；第二，纳粹之所以要消灭、也能够消灭这些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国民，是因为这些残障人士和精神病人不仅被国家视为妨碍日耳曼民族成为世界主宰的障碍、国民经济的累赘，家庭也希望能在没有良心负疚的情况下摆脱他们；第三，清除累赘、净化国民的行动成为了纳粹屠杀犹太人、在苏德战场上虐杀战俘和别国精神病人的预演，而当代的德国人渐渐寻回了道德上的勇气，开始正视过去这段残酷而令人羞愧的历史。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累赘》，副标题是“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这是一本关于纳粹主义暴行的书，不过，它讲的不是人们都熟悉的屠杀犹太人的事，而是杀害德意志本族国民的事。作者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和披露，探讨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社会一旦被一种漠视个体生命权利、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所支配，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经设立集中营，用毒气室和焚尸炉等现代化的高效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段历史我们都很熟悉。但纳粹不仅有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本国国民中的一些特殊群体实行清洗的计划。他们会借助医学和法律手段，来消灭那些在他们看来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反而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人群，以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本书就是这一可怕历史的见证。了解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揭露纳粹的暴行，更重要的是理解这场谋杀背后的机制，以及当时每一个普通人是怎样被卷入这个机制成为共谋者的。就像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那样，纳粹迫使人们不得不每天考虑如何自我保全，从而把良知和人道从人们的生活中剥除掉了，人们不再思考何为善恶，才有了这场有组织、大规模的谋杀。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格茨·海达·阿利，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记者，他从1981年开始，就着手对纳粹时期的国民净化行动进行调查研究，查阅了各类档案和文献，又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历经32年写成了现在这本书。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年屠杀犹太人，数量大，而且还有一套完备的计划，但你以为他们只杀犹太人吗？那就错了，这本书用真实的历史告诉你，这只是一小部分真相，其实在建立集中营之前，他们连自己人都杀，还专挑那些老弱病残、生活无法自理、对家庭对社会没贡献的人杀，比如残疾人、精神病人、身患绝症的人，他们被一些人视为累赘。这个数量可不小，10年时间，20万。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纳粹的这种人口灭绝计划，有着相当完备、听上去相当科学合理的社会学和医学理论的解释。
作者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他的家族中本身就有这种安乐死谋杀计划的受害者。另外，格茨·海达·阿利出生于1979年的女儿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患了脑炎，导致大脑严重受损，需要额外的照料，如果搁在第三帝国的年代，很可能就属于被净化的对象。格茨·海达·阿利对纳粹制度受害者的痛苦感同身受，同时他也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一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和责任追寻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安乐死谋杀研究。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问卷调查和原始数据分析，揭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罪案。
以上就是这本书以及作者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讲述纳粹清除被视为累赘的国民的这段历史：第一，我们先来看一看，纳粹德国是怎么启动和实施清洗累赘的计划的；第二，我们来具体分析纳粹为什么要消灭这些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国民；第三，清除累赘、净化国民的行动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代的德国人又是怎样面对这段残酷历史的。
先带你来看第一点，纳粹德国是怎么启动和实施清洗累赘计划的。
大家都知道，纳粹一直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但其实，这个种族主义理论也不是希特勒的原创。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了进化论，将有差异的人种理解为进化过程中的不同等级，还有一些理论更极端也更具体，将日耳曼民族看作是最高等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犹太人则处于种族等级链条的最底端。这些就是后来纳粹主义种族清洗的理论基础。种族主义理论与“优生学”结合在一起，带来的后果更严重了。优生学本来是为了减少病残、提高人口生育质量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但在纳粹科学家那里，优生学变成了种族清洗的理论依据，也成了纳粹政权任意清除所谓无权活着的生命的理由。引人注目的是，纳粹在剥夺这些人的生命权的时候，采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手段——无痛楚死亡，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安乐死”的一种致死手段。凡此种种，都为消灭所谓的无价值的生命做足了舆论准备。
纳粹实施的优化种族计划，除了倡导健康的育龄男女结婚生子之外，还有两项补充措施：一是对有残疾的人群实施绝育；二是对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残障人士施行有计划的清除，也就是有计划的谋杀，这便是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行动。我们来看看谋杀行动是怎样正式启动的。
1939年，纳粹当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叫做“用于对遗传和先天重症进行科学鉴定的国家委员会”，名字特别长，以下我们就简称它为“行动委员会”吧。这个行动委员会干了一件事，就是启动一项代号叫 T4 的行动，针对那些被鉴定为特殊疾病的人群按计划施行安乐死。行动代号叫 T4，是因为执行这项计划的机关设置在柏林的蒂尔加藤街4号。行动委员会还制定了执行的比例，计算下来先期得杀掉7万多人。总结起来，T4 行动的基本流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将患者集中在一些专门的医疗机构，如精神病院、护理院等，加以集中看护，然后甄别出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某处特别的集中营，最后再挑选出其中的一部分，通过毒气室、喂毒药和注射毒剂先杀死，再以最快的方式火化掉，骨灰则寄给其家属，或者迅速葬入公墓。这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中进行。讽刺的是，这个计划还跟今天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医学名词有关，那就是安乐死，当时被纳粹用来实行对国民的谋杀。
1940年4月3日，纳粹有关当局还召集了一次全国性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各地护理院源源不断的病人问题，并形成了一个秘密决议。会议的记录稿中写道：对于人类而言，这些病人毫无用处，只能成为负担，在他们身上花费太多毫无必要，他们就像动物一样艰难度日，还会夺走健康人的食品，需要比一般病人更多的照料，是反社会的、完全没有任何生存价值的人。决议认为，清除掉这些存在物，腾出来的地方可以改用做所有对战事有重要意义的事：野战医院、医院和临时应急医院。因此，决议建议各地护理院尽量使这一类人的护理条件恶化，让他们染上传染病，以加快他们的死亡，然后在医院内部火化，告知家属说，病人死于传染病，只能尽快火化并葬入公墓。决议还针对具体细节做出了详尽的指导，颇有德国式的严谨作风。其中，给公墓管理处的指导是这样的：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有一个包裹被寄到了公墓管理处，包裹里有一封信和骨灰盒，信中除了写明包裹里有骨灰盒需要公墓管理处安葬，还会附上死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处理被害人的骨灰，这听上去就像是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剧。
在这场残酷的清洗行动中，除了党卫军之外，帝国医学部门也没闲着。比如1939年7月18日，全德国的医疗机构都接到这样一份秘密通知，通知称，各医疗卫生部门的医护人员，尤其是助产士，有义务向政府上报有畸形等疾患的新生儿，上报者可获得2马克的奖励。表面上看，好像是卫生部门需要统计新生儿健康状况数据，接下来，被登记的新生儿父母就会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将患病的孩子送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和治疗，而所谓治疗，实际上是一种医疗实验，在各种方法不奏效的情况下，医学鉴定小组会作出决定：主动加速和任由患儿死亡。而这一切，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种族利益的优生学的名义下完成的。1942年《德国医生》杂志上一篇题为《新的德国医生》的文章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消灭种族敌人，即犹太人，是军方的任务，而医生的任务则是要帮助国家淘汰那些有残障的、不合格的生命，以达到净化德意志民族的目的。
许多帝国医生并不是被动地卷入到谋杀当中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希望利用这场行动来进行自己梦寐以求的研究。精神病专家、海德堡大学医学教授卡尔·施耐德医生承认，参与行动的医生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精神病的临床研究。许多教授们都赞同将谋杀无用和累赘之人的行动与临床治疗的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并认为这是合理的。施耐德在一份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将杀死累赘所节省下来的钱拨给他所主持的医学实验机构，他认为自己有权得到这笔经费。施耐德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在白痴、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身上的医学实验来寻找治疗方法，而这些医学实验往往是致命性的、非人道的。各地精神病院则为他的实验室提供实验材料，也就是大量的精神病患者的脑组织。他甚至在一份报告中吹嘘自己的这种非人道精神病治疗研究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就像哥白尼开启了天文学。卡尔·施耐德医生认为自己在重症精神病患者身上做的实验，是为了寻找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他认为自己的研究会推动科学的进步，使德意志民族再也不会有人患上精神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医生是在科学进步的名义下，成为了纳粹手上的屠刀。
基于这种种族净化的谋杀，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没有自理能力的残障人士扩展到其他人群身上。类似的谋杀行动确实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纳粹当局和一些医学专家在1940年还制定了一个秘密的《死亡协助法案》，涉及的人群包括罪犯、反社会人士和结核病患者。法案规定，所有需要在医院接受管束监禁的犯人都是法律制裁的对象。也就是说，T4 行动机关有权越过法律，将任何社会异类处以安乐死。而何为社会异类却很难界定，但这一点难不倒纳粹当局，1940年，他们又出台了《社会异类人员处置法案》，把所谓的社会异类规定为那些由于个性、生活方式，尤其是由于智力或性格缺陷而无法主动达到民族共同体最低要求的人。这就包括乞丐、未履行赡养义务者、小偷、骗子、妓女、罪犯、流浪汉、酗酒闹事者、无家可归者，还有同性恋者，等等。在当时，结核病不仅难以治愈，传染性又极强，结核病人危害了民族健康，因而也被列入异类之列。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德国就把患上肺结核等同于反社会，这些人先是被监禁，然后根据危害程度的评估，有选择性地被批量杀害。
以上就是今天为你分享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知道了，纳粹通过建立一系列净化国民的机构，动员党卫军和医务人员启动了清洗累赘的计划。
纳粹为什么要消灭这些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国民？或者说，这场谋杀活动能够实施的背景条件是什么？总的来说，理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纳粹秉承的优生学理念；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且这个利益，不仅关乎国家，也关乎每一个小家庭。接下来，我就逐一来为你分析。
优生学并不是纳粹的发明，瑞典和美国为了提高人口质量也曾经为许多精神病人做过绝育，但只有纳粹德国，才走上了谋杀残疾人、精神病人的不归路。我们前面说了，纳粹一掌权就开始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希特勒看来，未来世界应该是强者的天下，正如哲学家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将要征服人类，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将要主宰全世界。要实现这一梦想，一方面要通过科学的优生方法选择性育种，鼓励健壮的德国青年男女为德意志民族繁衍更多健康、强壮的后代，把“超人”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就必须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国民，从日耳曼种族中清除不合格的基因，仅仅只是绝育还太慢了，还需要毁灭这些无价值的生命，来为整个民族消毒。
除了净化国民的目标，这场谋杀背后还有一本利益计算的经济账。对花费和利益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整个谋杀行动的出发点，清洗累赘的行动早在规划时，无论是提议者还是组织者，都把国家经济利益作为计划的重心。当时有帝国的统计学家统计过，如果这场谋杀持续10年，能够节省下价值总计88亿马克从食品到居住空间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帝国军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种清除行动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随着战事的进展，党卫军开始尽可能地清空各个精神病院、疗养院、看护中心，以便改造成战时医院，用于接纳越来越多的火线伤员。这样，也可以腾出更多的医护人员服务于战场。出于相同的理由，党卫军在战争期间也大量杀死战俘营里的俘虏，尤其是那些有伤病的俘虏。
依然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一些尚存经济价值的病人，也就是纳粹所谓的有劳动力的病人，则有可能不被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因为他们可以在医院或其他场所干活儿。选择哪些病人送往毒气室，哪些病人继续留在集中营，最终的决定权是在医院院长手里，院长可以根据他的判断划掉一些人的名字，他的遴选标准之一，就是这些人是否仍具有劳动能力。由于这样一种利益计算，我们就不难理解另一类触目惊心的现象，那就是对儿童的谋杀。有病的儿童可以说是毫无经济价值，他们既需要更多的照料，又没有任何劳动能力。最为极端的例子是，1942年冬季的一天，党卫军也许觉得将病人转移到死亡中心是一件很麻烦的是，于是，干脆直接开了一辆毒气车，进到一家残疾儿童医院，就在医院里面把那里的260名儿童全部毒死。
我们知道，纳粹主义一贯奉行国家至上的原则，为了所谓国家利益，便要强行清除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和成为累赘的人群。国家强力机关直接介入作恶，这场清洗行动便成为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有计划的谋杀。但我们也不禁要问，这些人的家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谋杀吗？事实上，在这场谋杀计划中，不仅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一个个的小家庭也是一样的。
残障人士和精神病人不仅被国家视为累赘，他们的亲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即使纳粹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但在掌权之初，纳粹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推行这项政策，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民众的底线。在起草相关法律时，把病人与健康美丽的正常人做对比，计算要耗费在料理残障人士、精神病人身上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轻描淡写地得出需要停止这类人生命的结论。还千方百计地为病人的家属做心理疏导，说安乐死会让病人得到解脱，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疚感。许多人被这种理论说服了，放弃了基督教不可杀人的生命伦理观。当时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七成的父母同意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那些弱智孩子的生命。
面对国家层面的谋杀行动，社会陷于一片沉默。公众沉默，媒体沉默，持不同观点的医护人员沉默，最后，连受害者家属也保持沉默。而公众之所以沉默，除了屈就于国家强权之外，还有出自他们自身利益的考量。“累赘”一词很好地揭示了家属和社会上主流人群的共同态度。长期照料残障人士、弱智的儿童，常常会使得家庭成员承受很大的精神与经济上的压力，难免滋生嫌恶之心。人们没有说出来，纳粹医学将这种想法说穿了，这些理论以学术和国家的名义被提出，减轻了人们良心上的愧疚。清除这些吃白食且毫无用处的人，可以为家庭和社会省下一大笔开支，这是一项很有诱惑力的理由。纳粹当局也利用这种心理，让许多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牺牲掉了那些给自己带来负担的亲人。
如果一位病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会不会最终被杀死，往往取决于外面是否有人等他，是否想要他回去。有一些病人的家属一直在追踪被关在医院里的亲人的情况，定期写信给医院咨询，邮寄食品用具，甚至前往探视，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得以存活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但更多的家属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有不少受害者的家属并不愿意记得精神病院里还有这位亲人，他们选择了有意的遗忘。也可以说，这些受害者首先被自己的亲人所抛弃。即便是战后，有意无意的遗忘依然是很普遍的情形。1983年，人们在莱茵瑙附近的康斯坦茨的一个公墓管理处地下室里发现了192个骨灰盒，上面有死者的名字、死亡时间等信息，但40年来，没有人来领取，也没有人想起过他们，来追问他们的下落，有一些骨灰盒不知应该寄给哪位亲属。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试图与一些受害孩子的父母取得联系，但很少成功，只有少数几位表示克服了巨大的、因羞愧感而带来的心理障碍，同意露面。
第二部分你也听完了，这些残障人士和精神病人不仅被国家视为累赘，家庭也希望能在没有良心负疚的情况下摆脱他们。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清除累赘、净化国民的行动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格茨·海达·阿利认为，对纳粹来说，清洗本国特殊群体的行动，就是屠杀犹太人的预演。谋害本国人民的 T4 行动暴露了大部分德国人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这也让纳粹意识到可以策划更大规模的谋杀行动——如果民众能够接受自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姐姐在毒气室里死去，那么，对于那些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还被视为民族敌人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也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于是纳粹在谋害本国人民的行动成功之后，又把屠刀伸向了犹太人。在一步步测试民众底线这件事上，纳粹也吸取了 T4 行动的经验。为了避免民众的抗议，纳粹以帝国机密的名义秘密地行事，用一些看起来中立和技术性的词汇将罪行包装起来。比如把犹太人强制性地关押到集中营，被称为“向东部投入劳动力”。
谋杀本国人和屠杀犹太人之后，在苏德战场上，党卫军的特别行动小组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不仅虐杀苏军俘虏，同时也杀害占领区精神病院的病人。1941年冬天的苏联极其寒冷，德军进驻到一个东正教修道院，那里除了神职人员之外，还收留了几百名精神病人和残障人士。德军的 A 突击队在请示了帝国保安总局之后，将修道院里的240名精神病患者枪杀，给德国士兵腾出了栖身之处。B 突击队记录的战绩更加突出，在1941年冬季，仅被 B 突击队下属的5号突击小分队杀死的就有15110人，其中包括政治犯、游击队员、犹太人，还有300名来自基辅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
在纳粹主义极权制度下，几乎没有人可以有把握不受到迫害。帝国的净化行动不仅针对本国的累赘和异类、无辜的犹太人，这种罪恶甚至还会通过战争被带到世界各地。在日后的种族冲突中，如印巴分治冲突、波黑战争、卢旺达大屠杀等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人道主义灾难中，都可以看到种族主义的幽灵。可以说，纳粹政权清除累赘、净化国民的行为，伤害的不仅是某一时期的某一些人的生命，同时也是对人类伦理价值和生命尊严的严重践踏，是反人类的罪行。即便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多数德国人依然保持沉默，努力遗忘这些痛苦的事情。比起面对这些残酷的记忆，人们更愿意躲藏在集体遗忘当中，逃避良心的谴责。这本书的作者格茨·海达·阿利无情地揭开了掩盖在历史记忆上的那一层纱布，将心灵的病灶揭露出来。这虽然是痛苦的，但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治疗。揭露历史伤疤，好让国民认清这一段历史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和邪恶的，同时，也是对于德国民众压抑在内心的焦虑和罪恶感的一种释放。承认就是一种治疗。
格茨·海达·阿利之所谓把这本书取名为“累赘”，也是希望读者能够把注意力多放到这些被害人的身上，他们生前得不到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待遇，他们的名字在死后也无人提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一度被亲人遗忘，但在这些被害人的孙辈乃至曾孙辈中，有许多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打破了家族的沉默。他们开始寻找那些消失了的、素未蒙面的亲人的故事，试图重绘受害人的人生轨迹，还非常支持为这些被安乐死的牺牲者建立一个公共的数据库，把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众。除了作为永久的纪念，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受害人多少重新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哪怕只是一个名字。
格茨·海达·阿利在《累赘》这本书里，为我们揭露了德国纳粹是怎样有计划地谋杀掉被视为累赘的本国国民的。第一，我们回顾了纳粹德国是怎么启动和实施清洗累赘计划的；第二，我们分析了纳粹之所以要消灭、也能够消灭这些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国民，是因为这些残障人士和精神病人不仅被国家视为妨碍日耳曼民族成为世界主宰的障碍、国民经济的累赘，家庭也希望能在没有良心负疚的情况下摆脱他们；第三，清除累赘、净化国民的行动成为了纳粹屠杀犹太人、在苏德战场上虐杀战俘和别国精神病人的预演，当代德国人渐渐寻回了道德上的勇气，开始正视过去这段残酷而令人羞愧的历史。
以上就是《累赘》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纳粹的暴行，也促使我们去反思，是什么纵容了这样残忍的行为。恶之所以横行，不仅是因为纳粹本身的邪恶，而是因为纳粹利用了人性之中的自私、懦弱与错误的道德判断，使得无数人成为恶行的共谋。而每一个个体，不论是否有劳动能力、是否健康，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感受和尊严，这是一条底线，只有坚守住这条底线，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抵御不公和邪恶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近代以来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所带来的冲击。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达尔文主义等相关思潮，在研究物理世界和生物界的规则时固然是一门科学，人类在他们动物性的一面也循着这种丛林原则行事，但人类恰恰是能够超越自身动物性的物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味地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来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这就为极权主义政治强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人们以强者的逻辑来建立社会的时候，那些“弱智”就面临被清除掉威胁。当弱肉强食的逻辑与极权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政权的执政方针和整个社会共识的时候，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就都处于危险之中。在民主国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种族优化理论和优生学等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但很难在国家层面通过强力手段来推行，相反，保护弱者、弱势群体及个人权利是一切民主政权的法制基础，这也是为了防止国家走向极权的制度保证。
撰稿：回响工作室 张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脑图：刘艳 转述：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