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牧场》 裴鹏程解读
《第三牧场》|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第三牧场》,副标题是“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人性与文化”。
“第三牧场”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既然有“第三牧场”,是不是就有“第二牧场”“第一牧场”呢?还真有。“牧场”是本书作者的比喻,指生命繁衍所在的世界。作者把最初孕育生命的物理化学环境称作“第一牧场”,刚开始初级生命只能被动适应,但随着生物数量种类增加,生命反过来也在改变大气、海水、土壤环境。生命彼此之间也变得复杂了,出现了多级食物链、多重寄生关系,最终构造出层次丰富的生态系统。其中,数以千万计的物种各自占据着自己适应的生态位。这个多层次生态系统就是作者认为的“第二牧场”。
本书要讲的“第三牧场”,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最初,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过着小群落生活。但由于一系列因素的改变,人类生活的环境从扁平碎片变得立体复杂,“第三牧场”出现了,这里有更丰富的生态位,不同生态位对应多样的谋生手段。这个新的生态系统底层的游戏规则是争取更高生态位。从原始社会到近代,人们背负着地位竞争选择压力,展开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进攻防守、威逼利诱,随之,一系列手段、策略、组织模式和文化元素出现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很多有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为什么很多原始部落的民众根本不知道“感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同族群都有各自的“洁净观”?为什么英格兰在中世纪就出现一夫一妻制、晚婚甚至不婚观念?为什么《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只有荣衰共存这一条路?为什么说印度社会其实有频繁的阶层变动?为什么工厂的出现前所未有地促进了社会流动?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本书作者辉格,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如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一样,辉格是一位很神秘的思想者,他出版的作品几乎每本都很出彩。十多年前他写了一本《自私的皮球》,讲到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天性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看起来就像圆鼓鼓、有弹性的皮球,围绕这个假设他在书中分析了很多有趣的经济现象。后来,他又写了一部书,名为《群居的艺术》,讲的是为什么人类能突破“邓巴数”,群居是门艺术,如果你自认为“社恐”,读过后想必会有别样的体会。这两本书“得到听书”都有解读。今天这本《第三牧场》是辉格最新的作品。他一如既往深刻的洞察力、对庞大知识体系的操控力,为我们认识人类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
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正式走入本书的两个主要话题:“第三牧场”,也就是人类社会这个如此复杂的组织是怎么出现的?“第三牧场”的游戏规则是怎么塑造人类历史、社会特征的?
首先看,“第三牧场”是怎么出现的。
作者认为,放眼人类直立行走以后的远古时期,人们几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中。“第三牧场”的出现,恰恰需要打破最初的原始平等。
原始社会的平等给人的印象是低水平的平等,你穷我也穷。其实,“原始平等主义”比我们想得要复杂很多。人类学家迈克尔·古尔文曾说,多数狩猎采集者都是强硬的平等主义者 。比如,今天我们会在获得帮助时表达感谢,但在最初的狩猎采集时代,“感谢”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一支哈扎人,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感谢”一词。因为感激会给施予者带来优越感,给受惠者造成亏欠感,平等主义就被破坏了,互惠共存的生存机制也被破坏了。的确,狩猎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收益极不稳定,好猎手也经常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空手而归。部落为了存续,必须严格执行“集体分享”原则,互相扶持。
不过,作者还揭示了一些更重要的细节,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原始平等主义。首先,绝大多数采集狩猎群体过着游动性生活,哪里有果子和猎物就去哪里,作者提到,温暖地带的群体平均每年迁移8.5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搬一次家。为了搬迁方便,每位成年人最多负重15—18公斤 ,这个负重也包括婴儿。由于搬家频率太高,不太可能累积私人财富,所以大家的财富程度差不多,这进一步促进了平等。另外,原始部落是少数几个家庭的联合体,里里外外最多几十人,彼此都是熟人。规模不大,所以没什么复杂的公共事务需要一位杀伐决断的权威人物处理。这也导致原始平等主义越发强烈。
但我们反过来看,当上面提到的几个要素变化了,原始平等主义也就松动了。
先说捕猎成功率低这个问题,两万多年前 的欧洲曾生活过一批格拉维特人。为了御寒,他们掌握了缝制厚衣物的本领,之后他们把这项技术拓展到狩猎方面,发明了猎网,编出了篮子 ,捕猎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另外,食物保存技术也提高了。有一支施维阿尔人,他们从不分享小型猎物。因为他们掌握了肉类烟熏技术,食物可以保存更久 。这样的话,他们不奉行平等主义原则,不互相接济,也可以活得下去了。再说频繁搬迁的问题。最初的原始部落为了寻找容易采猎的食物要不断搬迁,很多东西没法携带。但因纽特人开发了狗拉雪橇、西伯利亚涅涅茨人有了驯鹿雪橇、汉特人有了独木舟等等,这便化解了游动性和财富积累之间的矛盾。
加剧原始平等主义松动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战争。过去是几个小家庭的联合,公共事务比较少,省心但抵抗力太弱了,容易被团灭。于是他们聚合成规模更大的部落。冲突激烈的战争、大规模的狩猎、集体迁徙、财务分配都需要良好的组织者。于是,一些特权阶层出现了。
上面这个逻辑你可能听过,不过具体情况远比我们想得复杂。那我们就看一下,奉行原始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群体,如何转型为层级明显的复杂社会?换句话,“第三牧场”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过程漫长且复杂,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围绕一类角色展开,这就是传统社会的权贵们。“第三牧场”出现的重要线索之一,便是权贵的形成与地位上升。
首先登场的权贵,作者称他们为“土豪” 。土豪们没有制度化的“权力”,但他们能为群体作出更大贡献,因此掌握了“权势”。例如,一个有钱的土豪总接济穷人,穷人们未必能偿还,于是积累了大量人情债,等这位土豪需要大家响应某件事情的时候,人情债就派上用场了。除了接济个人,部落的防御设施、祭祀庆典等公共项目,土豪们也是主要捐助者。总之,凭借能力、财富和声望,土豪们在群体中积攒了比较大的“权势”。
但要注意,在土豪时代,原始平等虽然瓦解了,但主导人际关系的仍然是传统的互惠互利,而不是强制性权力。这会引发一个有趣现象。一个群体里可能有多个土豪,怎么判断谁的权势更大呢?于是出现了馈赠竞赛。新几内亚山区各部落有个风俗,婚丧嫁娶等场合宾客会向主人送礼,如果是土豪或有志于成为土豪的宾客需要额外多送一份大礼。主人一方则需要回礼,如果主人也想成为土豪或维持土豪地位,需要拿出更多的礼品回赠。如果主人一方只是想做个普通人,回赠等额礼物就好。如果他连等额礼物都拿不出来,从此以后就会沦为Rubbish Man ,直译过来就是“渣男”,会遭到大家的轻蔑。这并不是“无脑炫富”的陋习,反映的其实是原始平等主义的瓦解,阶层社会的孕育。
当土豪地位稳定了,他们就成了“酋长”,也可以叫“头人”,这是登场的第二波权贵。酋长要比之前的土豪更有钱,会定期设宴聚餐,展示慷慨。同时,酋长会把自家的厅堂变成集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趁机掌控公共事务。还有,酋长会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前面提到土豪也资助公共工程,但都是修路、修水渠、拦水坝这些实用性的基础设施,而酋长会组织修建能体现神圣性的工程,比如高大的石碑、巨大的柱子,以及中美洲那样的金字塔形大土台 。酋长与过去的土豪还有一点不同,他们需要展示自己广阔的对外关系网,像酋长家庭的婚事往往要在外部找,越远越好 ;而且酋长格外喜欢收集来自远方的奇珍异宝,这都是在展示自己关系网和影响力的强大。
仅仅到这一步,原始平等主义还没有被完全破坏,因为酋长权力不稳定。作者提到,阶层组织有个特点是存在隔离机制,每个高度内聚的局部成为一个阶层 。也就是说,酋长们的优势必须要被后代不断继承下去,隔离才会出现,否则每一代酋长都得洗牌后从头再来。
但优势积累有两个难题,一是,酋长为了获得众人支持,要表现慷慨,导致自己的财富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向盟友们展示义务的工具。哪家酋长如果把财富传给后代,就会遭到盟友的抛弃和报复。还有第二个难题,很多首领之所以受人尊重,跟他的个人特质有关,比如体格强壮、口才出众、知识丰富,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优秀。
怎么才能把优势传给后代?酋长需要进一步蜕变为“贵族”形态。
今天,绝大多数语言中,“贵族”这个词是有文化属性的。一夜暴富的人,我们把他称为土豪,只有经过世代积淀,在生活方式、穿着举止、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方面都有稳定差异的,才有可能是“贵族”。但要注意,贵族最初的事业跟文化没什么关系,他们的基本身份都是武士 ,贵族们会把自己的财富优势转化为杀伤力巨大的重型武器。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地位,并把特权延续给后代。孔子讲的君子“六艺”中,“射”是指军事射箭技术、“御”是指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这样的装备不是普通人能装备得起的。也因此,两三千年前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建立的时候,充斥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血腥暴力,统治者几乎全都实施高压统治 ,例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有活人祭祀传统,历史学者李硕老师也在《翦商》中介绍了商朝残酷的人祭制度。这都是初步登顶的贵族们在进行一次历史转型,把暂时的权势转化为稳定的权力。
还有一小部分人没借助武力,但另辟蹊径也掌握了权力,这就是祭司们。武力可以抵御侵略、保护财产,祭司的巫术同样也能给群体带来利益,比如给敌人施加咒语、为农耕者祈盼下雨、影响兽群的迁徙路线等等 。但巫术这件事情,玄之又玄。对于普通人来说,买装备打仗我没钱,但说自己有法力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吗。最早成为祭司的人没闲着,他们一直在抬高门槛,比如祭司要背诵家族谱系和祖先神话,还要掌握一套繁琐的仪式,擅长某种歌舞,总之不经过长期传授和训练无法学会。普通人同样无法企及。
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土豪,到阶级社会初期的酋长、贵族,我们看到了权贵的不断上升并趋于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新的生态位出现了。贵族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需要武器、宫殿、礼器,有些产品工艺较高需要专门的工匠制造,或者专职商人长途贩运,这些人就从农业生产中分化出来了。另一些分工的出现,源于祭司面临的两个危机。祭司需要掌握足够多的知识,随着知识体系越来越庞大,一个人没法全面掌握,于是只能专业分工。其次,文字传播也破坏了祭司的垄断,以前的知识需要祭司口口相传,现在只要认字就有机会获得知识 。这么一来,祭司们就分化出很多新的职业,比如医药和巫术慢慢分开,历史和文学慢慢分开。一句话概括,贵族的出现催生了一批从事工科、商科的职业,祭司的出现催生了一批从事人文、社科、医科的职业。
到这时,作者所谓的“第三牧场”终于形成了,跟原始社会的简单社群相比,“第三牧场”更庞大、更立体、更复杂。就像权贵们从土豪到酋长到贵族一路攀升,在这个全新的进化系统中,地位竞争成为最基本的选择竞争。人类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文化形态将随之变化。
下面我们就具体看看,人类如何在“第三牧场”中展开竞争?
这场竞争的参与者可粗略分为攻守两方,位于较低生态位的普通人,是攻方,他们的目标是想办法占据更高的生态位。位于较高生态位的贵族们,是守方,他们的任务是保全自己的地位优势。
从攻方来说,暴力对抗是最直接的方法,时间成本低,但成功率并不高,容易彻底出局。从守方来说,基本操作是树立壁垒,拉开与其他群体的距离,比如修家谱、造陵园、编写史诗等等,但真的树起壁垒,走投无路的下层群体就会揭竿而起、玉石俱焚、瓦解社会。
经过无数次试错,“第三牧场”的参与者找到一个较为良性的游戏规则,它既能保障守方利益,同时给攻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会。作者称之为“阶梯构造”,也就是设定游戏规则,允许内部流动。但要注意,尽管各个社会都有“阶梯构造”,但不同社会内部的流动性差别巨大,因此塑造了多样的历史文化。这也是本书中作者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我们详细看看。
作者介绍的第一种社会流动的类型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金字塔”模式。提到过去的等级社会,森严的金字塔模式,可能是很多人的直接想象。其实,只有中世纪欧洲部分地区更接近这种模式。“封建金字塔”模式是军事导向的,中世纪欧洲战争不断,军事物资需求巨大,这就导致每块土地本质上都是某支军队的补给点。在这个大背景下,统治者为了调动其他贵族协同作战积极性,会把土地分给贵族。而大贵族们为了吸引小贵族卖命,会把自己管理不过来的土地再向下分封。由此结成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只对给我直接分封土地的那个人效忠。看起来层级结构也比较明确,这就是“封建金字塔”模式。
这样的社会模式会塑造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呢?历史上,不少地区都有一夫多妻制度,奉行多子多福观念。但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夫一妻制,而且有当时世界上罕见的晚婚甚至不婚现象 。前面说了,“封建金字塔”社会结构的背景是军事导向,土地财富尤为重要,英国社会很多制度都是为了避免地产被侵占、分割,避免地产价值降低。一夫一妻制也是如此,妻子如果多了孩子就多,地产就碎片化了,贵族势力就会减弱。长子继承制,以及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北欧在当时盛行晚婚、不婚,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保障土地财富的安全稳定。
在中世纪的“封建金字塔”模式下,底层普通人有上升的机会吗?如果这种模型严格运转,普通人没装备、没土地,根本没机会参与游戏。但这个系统在实际运作的时候有漏洞。一些贵族觉得带兵打仗有危险,于是花钱雇人替自己上战场,这就使一些新鲜的血液进入了贵族体系内部 。后来,一些有钱的商人也可以拿钱来换取爵位,或者迂回一下与没落贵族联姻融入贵族系统。总之,“封建金字塔”诞生之初,社会流动缓慢,后期系统漏洞频发,流动性反而改善了。
尽管“封建金字塔”模式后来出现了变形和腐化,但中世纪英格兰社会是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分,社会上下文化共通,对立并不严重。如果在多元文化帝国,族群、语言、习俗十分复杂,就必须要有别的手段了。这就要说到“帝国之伞”模式了。
我们想一下伞的骨架,一个个辐条从中心延伸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帝国之伞”模式的特点是,皇帝的权威可以直接渗透到帝国疆土的各处 ,以此来强化管理。最典型的案例是奥斯曼帝国,最初苏丹统治很不稳定,不仅贵族会蚕食苏丹的权威,连苏丹的亲兄弟也会挑战他。奥斯曼帝国前两百年里,几乎每次继位都会爆发苏丹兄弟间的内战。
于是,相当于我国明朝初年时期,奥斯曼帝国苏丹开始推行“奴隶治国”。苏丹政府每年搜罗几千名十多岁的男孩充当苏丹的家奴。少数长相端正的送入宫廷接受教育,他们会接受到帝国最好的教育,涉及语言、法律、行政、格斗等方方面面,未来成为苏丹的贴身侍从,甚至出任帝国中央部门、地方行省官员。剩下的孩子们会被分派到土耳其农民家庭做奴工,让他们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七八年后再把他们召入“禁卫军团”。“禁卫军团”是苏丹帝国最精英的部队,甚至一度是苏丹国内唯一职业常备军。他们如果表现出色,还有机会外放为行政官员,甚至出任行省总督。
看得出来,这些男孩正是苏丹构造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未来将像辐条一样把苏丹的影响力散播出去。而且,由于他们或是来自战俘,或者是抽签征集后被苏丹培养,已经跟原来的社群完全脱离了关系。离开苏丹,他们将一无是处。而且,由于奴隶出身低,没有资格与苏丹家族联姻,所以威胁不到苏丹皇位。这是苏丹最乐意看到的。这个制度运转了300多年,直到18世纪前期,相当于清朝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奥斯曼帝国“奴隶治国”的独特现象才结束。
从社会流动角度看,尽管一些底层人有机会触及上层权力,但这个通道非常狭窄。奥斯曼帝国民众以穆斯林为主,基督教民众占少数,这些奴隶孩童却是从基督教社群中抽签选的,也就是完全绕开竞争机制,直接从少数样本中盲目抽取。这导致两个不好的结果,苏丹选拔出来的并不一定是社会上比较优秀的那批人;而且多数穆斯林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向上爬升的机会,社会流动性依然很弱。
说到从社会上选一批人来治理国家,你肯定想到了古代中国。作者把中国古代的模式称为“官僚叠床”模式 。
所谓“官僚叠床”,讲一个现象你就明白了。比如,清朝康熙雍正期间实际的权力机构并不在朝堂,你去故宫会看到两个小房子,一个是南书房、一个是军机处,它们分别是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权力中心。再看明朝,明朝本来有权力机构中书省,但后来废掉了,取而代之是两套皇帝的私人班子,一套是用于施政的内阁大学士队伍,还有一套是用于监控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中书省在明朝不受皇帝欢迎,要知道,在元代中书省曾排挤了尚书省,一家独大。但如果回到隋唐,尚书省下辖六部,实际权力才是最大的。那尚书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尚书并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外朝机构,而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所谓“尚书”本意就是“给皇帝捧书”。尚书之所以能变成国家部门,是因为当初汉武帝要削弱丞相职权。你看,从丞相,到尚书、中书,再到内阁大学士,东厂、锦衣卫,最后到南书房、军机处,古代皇帝不断抛弃旧伞,撑开更称手的新伞,一轮又一轮,这就是“官僚叠床”。
跟奥斯曼帝国的“奴隶治国”比起来,“官僚叠床”模式尽管皇帝劳心费力,但达到一个有效平衡,既能保障统治者的权力,掌控一批批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同时还能为中下层提供较为稳定的上升渠道。因此中国古代的王朝统治的稳定性,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不过古代中国“官僚叠床”模式有个特点,官僚系统的成员在不断换血,尤其是唐宋以后,宰相的孩子要想当官也要参加考试。但维持优势生态位是人的本能。于是中国古代的官僚们想到一个办法,作者称之为构造“裙带互惠圈”。考试选拔制度的确削弱了家族势力的资本价值,但提升了智力和财力在地位竞争中的价值 。士大夫尽管没办法让孩子继承官职,但他们积攒了财富和人脉,于是盛行抱团取暖的联盟策略,自己的儿子不太聪慧没关系,通过互相联姻,几个家族每一代总能培养出一个像话的。也就是说,《红楼梦》,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关系模式,其实是中国古代贵族最基本的生存模式,别无他法。
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贾、史、王、薛结亲,难道当地只有四个大家族吗?“裙带互惠圈”追求小而精,这是为了保证成员之间关系密度足够高 。但随着人口繁衍和日常社交,这个圈子必然变大,贾宝玉就认不全自己的亲戚。于是,“裙带互惠圈”有了“末尾淘汰”机制。最典型的是魏晋时期,由于东汉地方豪强势力快速增长,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十分泛滥,但向上举荐的名额有限。到底应该培养谁呢?于是“裙带互惠圈”的自我清理机制启动了,这就是著名的“魏晋清谈”。清谈可不是一群有钱人闲来无病呻吟,而是通过才艺展示、人物品鉴等人文沙龙活动,来初筛优秀人才。通过筛选的人,就有可能被家族联盟寄予厚望,获得资助指标。因此,你会发现,清谈的主题越来越玄奥晦涩,可见内部竞争更激烈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叠床”模式就介绍到这里。作者还介绍了一种很独特的社会流动模式,这就是印度的“种姓阶序”。
印度种姓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是,阶层流动十分艰难,甚至到今天也是这样。但作者提醒我们,印度社会存在活跃的社会流动,只是流动的单位不是个人或家庭,而是若干家族组成的内婚群。“内婚群”顾名思义,婚姻只发生在群体内部。印度有大约九万个不同的内婚群 ,每个内婚群出现在几个相邻村庄间,他们奉行自己的仪式标准和洁净规则。作者认为,印度社会不断分化组合的基本单位就是这样的内婚群。如果某个内婚群中有几个家庭发迹了,他们就会发起一次改头换面的升级行动,脱离原来的群体,奉行更严格的仪式和规范;反过来如果家道败落,不仅找不到符合自己种姓的职业,还娶不到本内婚群的妻子,甚至由于贫穷没法按照原来的洁净标准选择食物,他就会被内婚群开除,出现降级。
回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印度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按理说,他们从事不同职业,应该是依次向上供养,首陀罗人数应该最多,婆罗门人数应该最少,这样这个金字塔才能立住。但实际上,在现代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群体的人数比是倒挂的,是5:4:2 ,让两个农民供养5个祭司和4个武士,根本不可能。尽管如此,印度社会的种姓等级似乎依旧稳定。这正是因为,对于印度人而言,属于四大种姓的哪一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种姓中都有极贫和极富的群体,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所属内婚群的实际状况。
而印度之所以孕育出这样的集体升降机制,还是因为政治发育程度比较低。回顾印度历史,绝大多数时期都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它的严重程度即使是中国最动乱的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无法相比。印度各地方统治者,只会把地区边界看成是获取财富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一份需要下功夫治理的产业,所以也就没有像古代中国一样发育出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僚系统。最终,印度的社会稳定只能依赖村长级别的底层治理,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内婚群,这才是印度社会的基本单元。
刚才,我们简要介绍了古代两千多年间社会流动的几种形式。但不论哪种形式,个人或群体在地位爬升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障碍。比如他从事末等职业,就算业务再娴熟,前途也会被天花板压着,无法突破;出身低微,也会限定他能达到的高度,无法突破;做商人积累财富似乎是一条办法,但古代的巨富,几乎没有人能躲得开杀身之祸,即使找到政治保护伞,也总有被敲骨吸髓的一天,正所谓“富不过三代”。那问题来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何最终落幕,走向开放呢?
作者对于这部分的解释也很精彩。一个人从事某项职业,是否能凭借职业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第三牧场”的竞争中获胜,关键要看“事业的纵深”。在古代传统社会,只有少数事业有足够纵深,能经由职业阶梯本身直接爬到社会顶层,包括官员、军人、教会人员、包租人、大宗贸易商人。古代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无法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一定会退而求其次转向以上几种职业。其余职业,绝大多数的纵深非常有限 。不过,有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这就是工业革命。
关于工业革命,我相信你听过太多解释了,本书作者从地位竞争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关键原因之一是,多次产业革命使得许多职业阶梯被极大拉伸了,直达上层,甚至直达顶层,社会流动的路径变得大为丰富,几乎每一轮都有大批新贵涌现出来。
作者介绍了很多要素,比如运输和通信技术创新、大众传媒的发展。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工厂化。工厂化绝不只是让产品生产速度更快了,它带来的真正意义是知识的显性化 。过去生产一点东西都是口传心授。今天走进工厂,有标准的设计图纸、工艺说明、操作手册。这些显性化的知识就像是魔法符咒一样,大多数人可以很快上手。
而知识显性化带来的结果是,企业可以把更多资源投入生产以外的环节,比如推广品牌、改进产品、扩大营销、优化管理、提升服务效率等等,也就是说行业分工在深化。在这个背景下,白领职位大量出现了,下层青年拥有了向上发展的广阔通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庞大的白领群体中,部分人也可以升得更高,尤其是工程师这个职业,可以通过专利技术获得财富,跃入上层。比如工业革命时期,铁路之父乔治·史蒂芬森本是矿工的儿子;发明大王爱迪生的第一份工作是报童。但最终他们都跃入了上层,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而且分工变多了,就需要有人统合,于是过去的行业是以制造本身为主,现代的行业无一例外以经营和管理为核心。而经营管理的目标是增加利润扩大生产,这进一步推动了行业分工,社会流动更加明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晋升通道完全被打开了。知识的显性化,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知识更便于积累。我们常说“现代社会的知识指数级增长”,期刊、专著、教科书、分析报告,海量的显性知识塑造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专业知识库。而一个人智力的施展空间越大,高智力者在职业表现上与同行拉开距离的潜力也越大,于是又出现了新的门槛。有些职业常被称为专家职业,比如会计师、建筑师、药剂师、医生、律师,这是因为从业者需要在入行之前就获取大量的显性知识。不过,跨越这个门槛要比在传统社会跨越种姓出身和职业地位要来得容易。
时间关系,关于这本《第三牧场》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围绕地位展开竞争的“第三牧场”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当地位竞争成为一种新型选择压力,它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和文化形态,最终传统的“等级社会”又是如何走向开放的。
时至今日,第三牧场也在面临很多新的难题,而且越发碎片化,比如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等等。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人类的进化在沿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前进。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提醒我们,生命系统进化的复杂度和适应度会随时间而提升,但生命进化方向是多元的。其中的一个方向可能朝着“真社会性”的方向发展,进化出像蚂蚁、蜜蜂那样的超有机体,个体只是功能性组件,没有利益,没有意志,也没有悲欢苦乐。但人类并没有选择这个发展方向,而是选择了我们当下的这一条道路。这条路显然更加曲折更曲折,但也孕育着更多的机会。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第三牧场”为人类进化构造了一个全新舞台,这里有更丰富的生态位和谋生手段,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是“不断争取更高生态位”。
-
一个人是否能凭借职业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第三牧场”的竞争中获胜,关键要看“事业的纵深”。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之一,是许多职业阶梯被极大拉伸,社会流动的路径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