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 王朝解读
《皇帝和祖宗》| 王朝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皇帝和祖宗》，这个标题一听就很有历史感。好像一提到古代中国、提到传统文化，就很容易想到这两个词，皇帝代表宏观的政治制度，祖宗代表微观的家庭观念。特别是传统儒家学说，比如孔子的一句名言，“君臣父子”，君主和大臣的关系，要像父子一样。儒家把皇帝和祖宗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套道德秩序，并且还有一套礼仪规范，比如怎么修族谱、怎么拜祖先等等。甚至有时候古人把皇帝称为“君父”，而大臣们则叫“臣子”，其实就是认为家庭伦理和最高层的政治息息相关，而且结构相同，也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家国同构”。到了今天，我们也还是说“国家”，国和家并列在一起。所以我们往往就有一个印象，好像这就是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普遍观念，一直都是如此。
《皇帝和祖宗》这本书，就会加深你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不但不普遍，而且还有意识地保持“小众”。因为最早的儒家礼法，等级性很强，有没有礼仪相关的知识和使用礼仪的资格，是区分上下层的标志，所以会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按照礼法来拜祭祖先，这是上层专属的特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朝廷都禁止民间自行修族谱、建家庙，儒学在民间并不兴盛。
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普遍都开始祭祖了？儒家的礼法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这就是今天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而且，这本书还能告诉你，为什么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还能维系如此广大的疆域，在文化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观念。总的来说，本书讲透了一个道理，就是皇帝和祖宗的结盟，是古代中国逐渐摸索出来的治理秘诀，到明清才逐渐成熟，是联结古代地方社会和中央王朝的纽带，保障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韧性。这里的皇帝和祖宗，皇帝不仅仅是皇上一个人，而是泛指以皇帝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而祖宗，则代表宗族制度，在这本书里，则以华南地区的宗族制度作为典型案例。
为什么选择华南呢？这和本书作者的背景有关。本书作者名叫科大卫，听起来就半中半洋的，他还真是一个中外混血。他出生和成长都在香港，对宗族文化传统也算是从小耳濡目染，在美国、英国等地求学和任教之后，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还兼任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和中山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的领军者。科大卫既使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方法，广泛阅读方志文献，还结合人类学的视角和田野调查法，始终强调以小见大，从细微处寻找大问题的线索。他经常带着学生到村子里搜集民间流传于世的族谱、碑记等等，形成了一套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因为这一套方法最开始用在华南，所以也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华南学派”，这本书也是“华南学派”的代表作。
当然，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华南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唐代以前还被当做“南蛮”的华南，逐渐变成了盛行宗法礼仪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比中原还要更热衷，正好能说明宗族礼仪逐渐传播开的过程，并且体现了联系“皇帝和祖宗”的宗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所起的作用。
那么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先从宗法礼仪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专属于上层开始，讲讲宋明理学的理论发展，然后我们再把视角放回具体的华南地区，看看礼法观念如何在民间生根，和朝廷的政策配合形成新的宗族制度，最后我们再总结讲讲不断变化的宗族。
好，我们还是回到那句“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出自《礼记》，后面还有半句，“刑不上大夫”。这代表了早期儒学理论里一个倾向，就是认为人和人并不平等，不仅道德上要区分“君子”和“小人”，还要用礼法区分三六九等，什么档次的人用什么档次的礼法规格。但是，早期儒学也有崇尚平等的倾向，特别是在道德和教育上，比如荀子说“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孔子也有“有教无类”的说法，这给后来埋了一个伏笔。
“礼不下庶人”作为早期儒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也成为一些古代王朝政策的依据。比如说给祖先修族谱，这在唐代之前其实只有皇族和少数的门阀士族才能有此特权，这些记录祖先世系的文献叫谱牒，有官方机构专门组织，禁止民间私自修谱。特别是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选官体制看重家庭出身和背景，谱牒更是成为门阀子弟竞争官职的依据。普通人想遵循礼法记录三代以上的祖先，都是“僭越”了，更何况还要制备举办祭拜仪式的整套工具，所以当时民间的祭祖活动都非常简单，规模也有限，甚至没有专门的地方来拜祖先。《礼记》就说，“庶民无庙，祭于寝。”不过在隋唐时期，门阀士族的特权已经开始松动，比如出现了科举，庶人也有机会竞争官僚职位，也有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强调儒家的教化作用，所以他才会写出《师说》。
到了宋朝，儒学重新开始复兴，道学、新学、理学等等新的儒学思想都认为普通人也能学习儒家经典，甚至应该说，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儒学，而不仅仅局限于小部分人，这样才能强化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礼崩乐坏”。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史学家称为“礼仪下乡”的过程，朝廷根据儒家制定的礼仪法典，逐渐开始和民间习俗相融合，可以说儒家真正开始从贵族、文人向下渗透，从小众走向大众。之所以会在宋朝出现这一趋势，有四大原因。第一，唐末开始出现的大规模战乱，导致维护自己特权的士族彻底衰落，很多专属特权自然就下放了。比如原来规定只有天子和大宗贵族才能祭祀家族的始祖，普通人祭祀到曾祖父，就到顶了。而宋代理学家程颐，就提出普通家庭祭祖也可以打破三代的规定，祭祀共同的始祖，这样形成稳定的家族共同体，实际上打破了固定的礼法格局，更容易形成新的士族。第二，佛教、道教已经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儒家的竞争压力变大。第三，科举制让民间的识字率变高，民间各地逐渐开始出现自己的“礼仪”。而第四大原因，就是因为宋朝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政治中心整体南迁，需要对原先还被视为“南蛮”“边陲”的广大华南地区强化控制，统一在中央指挥棒之下。
总而言之，从宋开始，古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礼仪真正开始普遍化，我们现在熟知的宗祠、族谱，大多数都起源于这个时段，在明清时期逐渐成熟，形成所谓的“宗族”。
好，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思想准备，我们还没有直接看到儒家在民间生根的具体历史。那么我们就拿华南作为一个标志性案例，讲讲宗族的诞生过程。
科大卫说，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宋朝才“打”进华南的。在唐宋之前，华南虽有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广州，但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太远，文化很不相同，而且还因为对外贸易，有很多奇人异事，对中央朝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边疆城市。书里举了个例子，整个唐朝289年间，全广东只35人获得进士，唐宋之际的53年间，全广东只出了8名进士。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岭南地区百姓在北宋以前被纳入户籍登记，中央朝廷可以说除了散布在华南的河流和丘陵之间的少数几个城市，对整个华南都没有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
之所以用“打进”，就是北宋灭掉割据当地的南汉政权以后，儒学才大规模进入华南。南汉这个政权很有意思，虽然国号叫汉，但实际上和中原汉朝关系并不大，反而地方性很强。南汉大多数的高官都是本地人，零星有一些北方人。而且南汉尊崇佛、道，不重视儒家，还融合了本地的巫神信仰，比如有个皇帝尊崇一个叫樊胡子的巫女，她自称玉皇大帝降身，在宫廷里有个专设的宝座，代玉皇大帝宣示祸福，这就是本地巫神和道教的结合。不仅如此，由于商贸发达，当地风俗文化和儒家文人的理想更是相去甚远，北宋的广州知府就说过当地经商赚的钱太多了，所以“好义之心，不能胜于欲利”，只想满足欲望，不喜欢了解义理，更说明当地人缺乏儒家教化。
从北宋开始，华南就大为改观了。北宋总共155年，全广东出了189名进士，相比前面三百多年只出了四十多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个过程有两个方向的动力推动，一面是朝廷和文人从上而下的改造，另一层，就是地方自下而上的响应，这种合力模式，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对宋朝朝廷来说，华南离政治中心近多了，强化控制的需求就增加了。具体而言，华南地区能为朝廷提供丰厚的盐业和商税收入，特别是广州、泉州这种大港口。宋朝皇帝开始注重对华南地区的政治整合，开始用一套新式礼仪统一南方的“怪力乱神”，并且用科举考试招募当地土著做官，把本地人吸纳进儒家教育体制。比如宋太宗就下过两道圣旨，要求岭南百姓在婚丧仪式上，要按照礼仪的规定穿着，特别还强调禁止以人为牺牲，献祭鬼神，凡检举者有奖赏。想想，在宋朝初年，广东都还曾经有活人献祭的习俗，可见与中原的文化差距有多大。此外，北宋尊崇儒学，到处兴建儒家学校，扩大正规儒家教育的体系，华南当然并不例外。
而从地方上来看，除了北宋前期有大量来自北方的儒家文人当官，随着儒学教育的扩大，刺激各地出现了新的文人阶层。特别是在广东，文人阶层的形成时期恰好遇上当地发生侬智高起义，连广州都一度遭到围攻。帮助镇压侬智高的本地力量，后来都获得了朝廷提拔，成为新的一批地方精英，而他们则向朝廷回报了政治忠诚，主动推广中央制定的儒家礼仪，举办各种大规模的仪式，开始祭祀过去的儒家贤圣。比如广东文官特别崇拜两个本地文人，一个是凿通大庾岭，连通江西和广东的唐朝宰相张九龄，还有一个是比较少听说的崔与之。他是南宋名臣，官拜右丞相，封南海郡开国公。还有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宋朝是理学重镇，当地书院祭祀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等等理学大家，也标志着华南精英开始认可官方儒学理论。
此外，儒家教育的向下渗透，还有一层因素，是直至南宋，朝廷才开始把珠江三角洲百姓纳入税网，与此同时，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观念开始流行。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在北方因为和游牧民族的战争才突出，在南方也很多。书里就提到，南方出现了很多人群的称呼，和普通的“民”形成了对立，比如对长期在水上生活的“蜑”、生活在山里的“猺”等等，按当时说法，这些都是不在朝廷统治范围内的人。他们都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不登记户口，不交税，更不遵守儒家礼仪，所以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被视为贱民、蛮族。这些人群的祖上起源，不一定和城市里登记户口的“民”不同族，比如有些逃避徭役的人，也会被称为“猺”。不过，儒家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者，认为这些“他们”不是无可救药的，可以通过大兴儒学，逐渐教化，从“生番”成为“熟户”，成为朝廷统治范围内的“民”，这也是理学推广教育的一大动力。
综合来看，在北宋期间，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广儒学在民间的普及，但此时儒家礼仪展现出的整合力量还是不够，文官阶层毕竟只是一小批读书人，只能说是奠定了教育基础。比如说，直到元明之际，广东社会还是由地方武装豪强所主宰，这些豪强要求下属只忠诚于他们个人，还没有形成符合礼法的宗族社会。更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要到接下来的南宋到清朝才逐步出现，这也是宗族制度逐渐成熟的时期。
这个漫长的成熟期，也有几个因素，让皇权推崇的礼仪观念逐渐变成一套与日常生活和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宗族制度，在普通人生活中建立起“皇帝和祖宗”的基本认识。可以说，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扩张，不完全靠的是“教化”，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基础。科大卫说，这个过程经历了“三造”，创造于12世纪，再造于16世纪，三造于18世纪。这个第一步创造，就是前面说到南北宋两代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就看看第二造和第三造。
第二造，发生在16世纪，主要是说明朝的行政改革和礼仪改革形成了一套新的对土地所属权的认可方式，结合了民间祭祀礼仪和朝廷的法理背书，把礼仪和宗族变成了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工具。
先讲讲行政制度。明朝用赋役黄册登记人口户籍，用鱼鳞图册登记土地，两个册子合起来，就是把人和土地对应上的整套户籍登记材料。在这套户籍材料中，一个“里”辖十个“甲”，一“甲”共十户，所以叫“里甲制度”。这里就要提醒一句，古代中国王朝的编户齐民，是为了规范税收和劳役，因此里甲登记绝不只是统计人口这么简单，而是牵涉到哪家多纳粮，谁家少出儿子去当劳役。我们必须认识到，里甲登记会引发切身的利益冲突，所以实际上里甲制度并不是由朝廷派人强加到当地，而是会根据地方上的实际出现变形，很多地方的里甲登记就成为分配田产的手段。
书里就举了个例子，明初有一个关氏宗族，出了一个叫关敏的英雄，因为拥护明朝而战死，他的族人就给他立了个庙，当地县府还拨了一片供养的土地。这个英雄是独子，又没有儿子，族人就过继了一个侄子给他。在里甲登记时，这一家人就登记在一户，成为一个宗族。实际上，他们全家在当地不过三代，十来个人，叫宗族是夸大其词，借用里甲登记抬高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里甲登记还体现了他们对家族财产控制权的争夺。关敏父亲一辈有三兄弟，除了关敏的父亲，还有大哥和二哥，在登记中，兵役这种苦差事交给了大哥一家承担，而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关敏庙相关土地的控制权，则在二哥一家人手里，因为那个过继给关敏的侄子，就是二哥家的，所以二哥家承担了祭祀责任，并且成为田产的实控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会发现宗族礼仪和里甲制度怎么结合到了一起：承担祭祀责任标志着拥有继承人地位，而通过里甲登记，这种礼仪身份被转化为法律认可的土地权，所以二哥一家合理合法地把大哥的长子地位架空，拿走了最重要的田产。用科大卫的说法，就是“有关田产控制权的法律细节，是能够，并且也经常是通过礼仪条文而表达出来的”。
就像宋朝在侬智高之乱后，华南儒学的建设加快了脚步，明朝也是因为在1449年遭遇了黄萧养之乱，需要进一步强化控制，里甲制度才在华南全面落地。不仅如此，就像镇压侬智高给了宋朝的华南文人上升为政治精英的机会，黄萧养之乱之后的里甲登记，给了更多人合法化土地所有权的机会，就连很多之前不在编户齐民范围内的“蜑”和“猺”，都一举被纳入了朝廷的统治范围，在当地和儒家礼仪相捆绑的里甲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为后来的质变积累着量变。
到16世纪以后，随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行政改革不断推进，很多劳役和杂税都可以用缴纳白银代替，里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从严格要求亲身服劳役，变为注重收取白银；从重视登记户口，变为重视登记田产。虽然看似是朝廷设计的制度越来越走样，但是综合来说，户籍登记发挥的功能还是和先前讲的一样，甚至纽带作用还更加强大了。从一条鞭法之后，地方政府收上了税，财政状况大大改善，衙门的权力也就大大强化，宗族也从劳役中解放了出来，有了更多人手去开垦沙田、考取功名。科大卫说：“从明朝人到今天的历史学家，论及里甲制时，往往认为，明朝政府无法按照自己初衷推行里甲制，是一大失败。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15世纪出现的、把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基石。”
好，再来讲讲礼仪改革，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15世纪末开始的猺乱，另一个是大礼议。
所谓猺乱，是说不遵循儒家礼仪，也不接受户籍登记的猺人，在广西、广东一带的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部分是土司之间打仗，还有很多是劫匪，袭击来往商队，对当地秩序有很大影响。为了对抗猺乱，军户和民户的户籍区别被打破，很多不用负担军役的家庭也主动参加民兵组织，而这些民兵组织的头领，一般就是当地的儒家文官。这些地方文人不只在军事上征剿猺人，还推行一套意在同化猺人的文化政策。比如新会的县丞陶鲁，他带兵平息猺乱时，仗打到哪里，儒家学校就修到哪里。他们仿效宋代的理学家，撰写了不少民间礼仪规范，以整齐划一的礼仪作为教化猺人的手段。而这些高举理学旗帜的家族，当然也是朝廷在地方的最佳盟友。
另一件事，是著名的“大礼议”，是嘉靖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和儒家文官们进行的一系列论争，从1521年持续到1539年。具体细节不在这里展开，只讲影响。为了打击守旧的文官势力，嘉靖推动修改礼制，放松了一大批礼法制度，比如先是容许官员模仿家庙形制建立祠堂，祭拜四代以上祖先，后来又容许官员在冬至祭祖，这些原本都是属于皇帝的特权。在嘉靖皇帝最后击败反对者后，支持嘉靖的臣子们自然飞黄腾达，其中就有好几个来自华南的官员。这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忠诚于皇帝，进一步在华南推广朝廷新改革的礼仪制度，大规模地清扫佛教和其他不合礼仪的民间祭祀活动，也就是“淫祀”，让更多普通人被席卷到了新的儒家礼仪秩序当中。不过，他们创制的新礼仪不完全是照搬传统礼法，而是保留了一些本土特色，比如祭拜洪圣公、杨侯等等本地神仙。
可以说，这一套制度效果极佳。在户籍登记和礼仪普及的过程中，华南的百姓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本地的豪族经过儒学加持，成为新的世族。他们帮助朝廷推广儒学礼仪，而朝廷则确认了他们的特权。但是和前代不同的是，有科举这个竞争渠道，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儒家知识获得官方认可，开创大宗族。有数据为证，明朝开国后八十年，整个珠三角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三角地区产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平均产生6名进士，远超历代。科大卫总结说，经过这次再造，“一个建立在礼仪上的权力结构，的确成形了，它把地方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也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了。”这里诞生的阶级，就是主导儒家礼仪普及，并且大规模参与科举制的地方文人阶层。这些文人士绅开始修建宗祠，编写族谱、家族账目，撰写通行乡间的礼仪规范。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就能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他们既遵循朝廷推崇的儒家意识形态，也保留了地方豪强属性，形成了不断壮大的宗族力量，宣扬对祖宗之“孝”及对皇帝之“忠”的新礼仪。后世历史学家认为“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脱胎于这个时期。
最后说说清朝中叶的三造。前面两造，是说宗族的正统礼仪性质不断加强，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而第三造，反而说的是礼仪弱化，宗族成为财产控制的基本方式，发挥经济作用。宗族确立了一个以祭拜共同祖先为组织原则的社群，而这个社群为了支持每年的祭祀活动，就要维护宗族共享的集体财产，而每个成员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逐渐形成了原始的“股份”概念。到了清朝，开始出现宗族为基础的借贷机构，叫“银会”，白银的银，社会的会，宗族成员集体出资，从中借钱可以获得折扣，实质上等于是招股集资，做起了生意。
因为宗族本来就有强大的财产管理功能，很多宗族成员就会想，那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单独再开一个分支，管理自己的新财产呢？而经过大礼议之后，民间修建祠堂的禁令基本放开，修一间新的祠堂，就代表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族分支。于是，从清朝开始，小宗祠普遍出现，说明宗族开始分支化。科大卫认为，宗族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像“做生意”的组织，这些小宗族，就成为有法人色彩的团体。
比如南海黄氏的族谱，就写到了该宗族兴建祠堂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宗族此时已经高度商业化。1744年，这个宗族号召族人筹款兴建分支祠堂，最后形成的银会有二十人出资，总共筹款350两白银。但是黄氏族人决定，在正式动工兴建祠堂前，先将这笔款项放债取息，每年复利12%，先赚点钱。另外，他们还出售了一间祖屋，获得349.7两，之前捐款最多的成员负责管理这笔族产。到1759年宗祠落成的时候，里面安放的是捐款者最近五代的祖先的神位，剩下的余款，他们又拿去买了当地渡口的股份，为自己这一份族产获得更多利润。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清朝政府税收改革的结果。前面说过从明朝的一条鞭法开始，古代税收逐渐货币化，清朝再向前一步，把各项劳役及税项全部摊入税地，按亩征银，这就是摊丁入亩。特别是清朝修纂了《赋役全书》，从中央财政层面统一了赋役项目，列明了各省每年须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在中央政府形成了统一的财政收支记录，可以说明朝以来的赋税改革终于成功。从此赋税制度和户口登记就基本分离了，人口的户籍登记是作为维护治安的“保甲”继续保留，让邻里承担治安责任，而县衙门可以专注于收税和司法的基本功能。特别是南方的宗族既是地方统治的同盟，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开始追求更多的白银收入，逐渐成为兼具文人和商人双重性质的地方组织，为朝廷保证了大量的税收，而儒家礼法则已经成为一种无人质疑的日常规矩。
经过这三造，儒家礼法从轰轰烈烈地“打进”下层，到后来作为“润物细无声”的背景，逐渐生根发芽，甚至可以说开花结果，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和繁荣。科大卫总结，中央朝廷为地方家族背书，提供官方认可，而地方家族则向政府提供自己的忠诚，支持中央施政，这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双向奔赴”，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不断强化的治理秘诀。
最后，我们也要说说宗族制度在19世纪之后的一些变化。这里也要强调，19世纪以后，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清王朝治理能力受到了重大挑战。皇帝不行了，祖宗也受到了影响。比如随着清朝政府对县级机关的控制力逐渐式微，出现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大规模动乱，地方宗族为了自保，开始逐渐军事化。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皇帝和祖宗的强弱平衡突然颠倒了，原来相对弱势的宗族，居然敢和代表皇帝的衙门讨价还价，导致中央难以从地方获取更多税收，皇帝和祖宗的联盟关系，出现了破裂的苗头，这也象征着中国从古代的传统社会，开始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
原先维护治安秩序的宗族，也因为拥有了武装力量，开始相互械斗，为了争夺利益破坏秩序。不过，宗族到清末还是一个提供税收的基本单位，老百姓还是普遍相信：必须祭祀祖先，而且必须为祭祀祖先而经营祖产。但是原来促进税收的宗族，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成为逃税的温床。科大卫说：“只要清朝还能够摆出个统治天下的样子，则清朝向百姓颁赠功名，百姓也娴熟优雅地套用宗族的行当，于是，清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能够继续建立在宗族意识形态之上。”这也意味着，如果清朝政府丧失了合法地位，已经壮大了的宗族也没有什么必要继续与皇帝合作。皇帝不能维护统一，宗族也就不愿保证繁荣，古代中国的治理方程式，轰然倒塌。
到民国以后，现代思潮百花齐放，就连“家国同构”的儒家正统也受到了挑战，皇帝和祖宗都面临着退场的呼声。于是，城镇中的宗族快速解体，而乡下的宗族虽然仍旧控制土地，但也成了进步的阻碍。在剧烈的社会运动中，宗族的大部分功能被取代，反倒是当年花了几百年确立的礼仪功能，依然顽强地延续到了今天，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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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中央朝廷为地方家族背书，提供官方认可，而地方家族则向政府提供自己的忠诚，支持中央施政，这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双向奔赴”，是古代中国“大一统”不断强化的治理秘诀。
2.如果清朝政府丧失了合法地位，已经壮大了的宗族也没有什么必要继续与皇帝合作。皇帝不能维护统一，宗族也就不愿保证繁荣，古代中国的治理方程式，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