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来潮去》 刘怡解读
《潮来潮去》|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海关的学术著作，书名叫《潮来潮去》，副标题是《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乍一听，这个书名有些虚张声势。毕竟，海关这个机构，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并不强。除了出国购物时办理退税，还有入境时接受卫生检疫，一般人对海关最直接的了解，大概就是每年公布的进出口商品数据了。至于网上“海淘”，虽然要交进口税，但通常不需要个人直接向海关申报。这样一个机构，怎么就和“现代性”挂上钩了呢？近代中国的海关，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其实，这里头还真有玄机。
如果我问你，海关的功能是什么，我想大多数人一定会脱口而出：收税。没错，征收货物进口税，也就是关税，是海关的主要职能。但近代中国的海关，远不只是一个税务机构，它的功能要复杂得多。除了征收关税，近代海关还代收国内商品税，一度控制了晚清政府1/3的财源，是一个财政机构。它负责为晚清和民国政府发行债券，安排贷款，又是一个金融机构。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语院校，也是海关主持兴办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关还承担了一定的文化功能。更别提，海关曾为晚清政府牵线购买欧洲军火，替中国建设最早的灯塔、海底电缆、深水码头，为出访国外的清朝使团提供经费，甚至直接参与外交谈判。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中国“西风东来”“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海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介。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海关大楼，一度是当地的地标建筑，甚至在整个东亚都很有知名度。
更有意思的是，执掌近代海关的高级官员，是一群黄头发、白皮肤，却操着流利的中文，能熟练引用《论语》和《孟子》的西洋人。他们领着中国政府的工资，拥有清朝的官服官阶、顶戴花翎，却很少受到中国官员的约束，是一个标准的“独立王国”。但要说他们就是一群帝国主义者，是殖民侵略的工具，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在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海关曾提出过反对意见。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还抵制过日本染指中国财政的野心。这就让近代海关的形象，变得非常暧昧。它是姓“中”，还是姓“洋”呢？它独特的运作方式和政治立场，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该如何区分近代海关的半殖民地色彩，和它在具体事务上表现出的现代化特征呢？这些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而我今天解读的这本《潮来潮去》，就是一部用近代海关的演化史，串起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它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在夹缝中生长的“跨界机构”。一方面，它把现代税收制度以及金融、基建等领域的新事物带到中国，给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统治资源，这是“潮来”。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列强在中国的博弈，并随着中国独立意识的上升，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潮去”。其实，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在“西潮”的冲击下，探索国家富强之道，并最终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海关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读完这部《潮来潮去》，你不仅会更加了解近代中国的复杂和艰辛，也会更懂“现代化”这几个字的内涵。
本书作者汉斯·方德万，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也是汉学泰斗孔飞力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精通中文，还擅长研究档案文献，尤其是能从枯燥的公文里，还原出撰写者的立场、心态甚至性格。所以方德万写的书，一方面内容严谨，另一方面可读性还很强。为了撰写这本《潮来潮去》，方德万利用他在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大量查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海关原始文件，考据非常扎实。本书在“豆瓣网”也获得了8.8分的高评分，这对一本学术专著是很难得的。相信它一定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中国海关是怎样在19世纪中叶诞生的，它的两位早期领导人李泰国和赫德，为人处世有哪些不同。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中国海关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扮演的角色，并为你总结，它有哪些先天缺陷和政治立场，它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现代汉语中的“海关”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答案是17世纪末，清朝康熙年间，可以说非常之晚。这倒不是因为古代中国不搞进出口贸易，而是因为大多数时候，国内跨省贸易的规模要比进出口大得多；内河跟陆上贸易的规模，又远远超过海上贸易。因此，明朝设立了“榷关”制度，商榷的榷，负责征收商品流通税，既不分陆路海路，也不分省界国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批准外商来华进行贸易，为了方便管理，就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沿海省份设置了“海路榷关”，简称海关，负责向外商征税。但这种安排，只维持了不到100年。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实行“单口通商”制度，所有西洋商船，只能到广州靠岸交易，由两广总督和广州海关负责征税。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土的关税和海关制度。
单口通商这个安排，带来了两大问题。首先，负责征税的官员几乎都不懂财务，他们给进口商品定的税率非常杂乱，导致关税收入很低。比如，18世纪末，清朝中央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4500万两白银，而广东海关收到的关税只有110万两，不到岁入的2.5%。其次，因为海上贸易严重依赖广州，广东的地方官员、洋行买办和外商，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清廷被迫接受“五口通商”时，他们派到沿海口岸筹办新海关的，几乎都是广东人。这些广东籍官员和外商沆瀣一气，对走私行为听之任之，在官场和商界引起了强烈不满。
随后，在1853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上海小刀会发动反清起义，捣毁了负责征税的江海关衙门。当时上海的英美等国商人，趁机找到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他出面施压，逼迫清政府把上海变成免税的自由港。但阿礼国不赞成这个提议，他讲了三点理由：首先，贸然宣布免税，短期内一定会有大量外国商船涌向上海，带来严重的治安和管理问题，而清政府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其次，英国在短期内还不想颠覆清政府的统治。进口商品免税会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它的统治基础，这跟英国的诉求不合。最后，欧美各国政府在免税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由英国单方面做主，日后一定会惹出麻烦。这个责任，阿礼国不想负。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兼顾清政府、英国和外商的利益呢？阿礼国想了一个方案。1854年，他联合美法两国领事，在上海苏州河北岸挂了一块牌子，成立了一个新海关。所有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要先找新海关登记船名、船的吨位、运载货物的类型和重量，随后才能靠岸。新海关会派工作人员上船查验，随后收两种税：一种是商品进口税，也就是普通关税，当时的税率是5%。另一种叫“船钞”，钞票的钞，也就是吨位税，吨位越大的船交得越多。新海关收到了钱，就给外商开具税单。接着，阿礼国找到清政府的两江总督怡良，告诉他：我这个新海关，替清廷代收了关税，这是中国的财政收入，理应交给你们。但你要答应一项条件：所有在上海交过税的外国商品，一旦转运到中国其他省份，不能再加收转运税。怡良满口答应。阿礼国还派了一个英国人去主管新海关，这个人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的英文名叫霍雷肖·纳尔逊·李，当时只有22岁，是个经历奇特的冒险家。他的父亲曾是传教士，当过英国驻厦门的第一任领事，不过很早就去世了。作为一种抚恤，英国外交部把李泰国也弄到了中国，让他跟着著名的传教士郭士立学中文，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李泰国的行政能力非常强，他一上任，就定了三条规矩：第一，新海关的所有文件，必须由他本人签字才能生效，否则视为非法。第二，海关工作人员不得结交中国官员和商人。第三，海关收取的船钞，除了用来给职员发工资，还要修缮码头，绘制黄浦江水文图，设立航道浮标，以改善港口环境。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提过一个概念，叫“数目字管理”，也就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李泰国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接近数目字管理。在他的打理下，上海这个新海关收到的关税，居然比1853年之前暴涨了150%。
效益一好，就出了新问题。按照阿礼国最初的设想，上海这个新海关只是个临时安排；等清政府稳定了上海周边的局势，它就该关张了。没承想，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战败，被迫签署《天津条约》，将沿海通商口岸的数量增加到15个。多开10个口岸，意味着要新设10个海关，而清政府并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去运营这些机构。巧的是，英方出席《天津条约》谈判的首席翻译官，就是李泰国。他诱导中方代表、大学士桂良说，既然外国人管理上海海关的效果那么好，为什么不把这个制度固定下来，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呢？清政府可以收到更多关税，还不用担心人事大权落到某一个省的官员手里，这是稳赚不赔的好事啊。桂良当然猜不透李泰国的心思，还挺感激他愿意出主意。于是在订立贸易规则时，清政府主动承诺，会派一名官员统一分管口岸通商事务，并聘请英国人“帮办”关税。说是“帮办”，其实整个规章制度都是英国人设计的。第一位英方代表，当然就是狡猾的李泰国。
更重要的是，桂良的二女婿，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恭亲王奕訢。1861年之后，奕訢执掌朝政，开始筹划洋务运动，处理中外关系变成了当务之急。关税问题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引起了奕訢的关注。但当时的奕訢对洋务几乎一无所知，他在岳父桂良的建议下，决定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全权处理关税问题。李泰国随后拿出了一个“双重体制”方案。什么叫双重体制呢？就是保留原来的榷关系统，称为“常关”或者“旧关”。常关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对户部负责，但他们只能征收中国商人和船只的转口税。至于15个中外通商口岸，它们有一套新的税务系统，称为“洋关”或者“新关”。洋关的一把手和中高级官员都是外国人，他们由李泰国垂直管理，负责向外国船只和商品征税。李泰国本人只对清政府的总理衙门负责，他在洋关系统内部享有绝对的话语权。
当上海关总税务司那年，李泰国只有29岁，称得上少年得志。但他很快就捅出了大娄子。1862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决定派李泰国到英国购买一批蒸汽动力军舰，并招募英国军人来华参战。不料，野心勃勃的李泰国竟擅自和英国军官阿思本签订合同，任命阿思本为“中国海军总司令”。他承诺会从海关收入里拿出巨款给阿思本发工资；打赢太平天国的战利品，也会分一半给阿思本。阿思本则答应，不接受中国官员的调度，只服从李泰国的命令。这项协议传到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从恭亲王到曾国藩、李鸿章，都激烈反对李泰国的阴谋。毕竟，李泰国在名义上还是清朝官员；再软弱无能的政府，也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军队完全听命于外国人。更何况，买军舰、雇水兵，花的都是中国自己的钱。于是，恭亲王在1863年下令：解除李泰国的一切职务，把已经来华的军舰转手卖掉。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它充分显示：外籍总税务司要和清政府共处，潜在矛盾非常多。
李泰国是走了，他的工作谁来接呢？恭亲王找来了另一个英国人罗伯特·赫德。赫德也是个“中国通”，年纪比李泰国还轻，但两个人的背景很不一样。李泰国从小在传教士圈子里长大，对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他虽然领着清政府的工资，作风却非常霸道，总觉得清朝官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赫德就不一样了，他在英国读过大学，后来考上英国驻华使馆的公务员，做事极有分寸。赫德的中文老师告诉他：中国官场的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跟老百姓的口语不一样。你要想真正学通中文，就得按科举考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于是，赫德读起了《论语》《孟子》《红楼梦》，尝试用中文写信，还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经过几年历练，他连清朝官场那些弯弯绕的隐语都能听懂了，这成了他的巨大优势。后来，赫德干脆把“三年内必须学会中文”写进了海关的规章。恭亲王曾经不止一次称赞说，赫德虽然是个“老外”，但“性情驯顺，语多近礼”，可以信任。赫德对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应对非常得体。久而久之，清政府越来越离不开他了。从1863年开始，赫德这个海关总税务司居然当了整整48年，几乎持续到清朝灭亡，称得上绝无仅有。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近代海关的创办过程，以及它的两位早期领导人。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有个疑问：把关税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外国人打理，清政府放心吗？其实，这涉及财政收入的结构问题。前面说过，鸦片战争之前，关税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笔大钱。每年400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里，田赋也就是土地税占了70%，盐税占20%，其余的都算意外之财。问题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大半个中国陷入内战，许多省份的田赋渐渐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清政府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以填补短期财政赤字，关税自然成了香饽饽。但清廷并没有自己的专业人才，去处理关税问题，只能向赫德这样的“客卿”求助。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过程最多也就是十年，不是什么大事。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清政府这个判断，还真不能说全错。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田赋征收很快就恢复了。到辛亥革命为止，它依然是清廷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但我们都知道，传统耕作方式下，农业的产出是有上限的，田赋收入不可能快速增长。外贸就不同了，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欧美商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洋关的关税收入很快迎来了飞涨。1865年，洋关的总收入只有白银830万两；十年后，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1200万两。到甲午战争前夕，海关岁入已经突破白银22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0%，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源。这个时候，清政府才反应过来：他们把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新部门，拱手让给了外国人。但此时木已成舟，没有后悔药可买了。
这么大一笔钱，清政府用它干了什么呢？首先是支付对外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英法两国勒索了白银1600万两的赔款。这两个国家还不接受用田赋做担保，他们表示：清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很值得怀疑，万一田赋收不上来呢？只有基本盘稳定，并且由外国人管理的关税才是靠得住的。于是，赫德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1866年之前，每年收上来的关税，先拿出60%存到汇丰银行，用于支付赔款，剩下的40%才交给清政府的户部。喜欢中国近代史的朋友，有时会读到一个术语叫“关余”。它指的就是海关收入扣除60%的赔款开支，余下的那40%。
不光对外赔款要从关税里支出，清政府其他的战争费用，靠的也是海关收入。我们都知道，清末有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费，就是他帮忙筹措的。但你可能不知道，胡雪岩找来的“金主”，不是哪个中国大富商，而是汇丰银行。这几笔总价值白银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依然是用海关收入做担保，从关税里还上的。
除了赔款和军费，关税的第三项用途，是投资“洋务”事业。在这方面，赫德本人就是个热心分子。1865年，他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文章，叫《局外旁观论》，呈递给总理衙门。文章里建议中国兴办工业，编练海陆军，派遣驻外使节。如此积累数十年，中国必将成为“万国之首”。这番言论，和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言辞还很中听，立即获得了重视。于是，赫德开始充当洋务运动的“经纪人”，把关税收入按需分配给各种项目。中国第一所专业外语院校京师同文馆，就是用海关的收入开办的。把詹天佑送往美国深造的留美幼童项目，背后的资金也是海关支付的。更别提，洋务运动中最知名的几家企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都得到了海关的专项拨款。李鸿章兴办北洋海军时，最早购买的几艘军舰，也是通过赫德在伦敦的私人办事处，在英国造船厂下的单。当然，赫德本人不懂军事，他推荐的军舰性能也不算好。所以到了后期，北洋水师主要从德国购买军舰。但军舰的采购费用，依然是用关税支付的。从这个角度说，赫德就是洋务运动的CFO，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大管家”。
当然，海关自己的本行，也没有闲着。你可能不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岸线上是没有灯塔的。就连灯塔上用的玻璃罩和机械发条，中国都无法生产。赫德上任之后，从海关的船钞收入里专门拨出一块，在英国订购了180座灯塔用的材料，沿着海岸线依次树立起来。他还在海关内部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海务部”，像勘测水文地理、疏浚航道、绘制海图、编写气象预报这些事，就由这个部门负责。海关甚至有一支自己的小舰队，主要任务是打击海盗，缉拿走私船。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就是由海关巡逻舰铺设的。这些举措，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航行环境，方便更多外国商船驶向中国。但它们在客观上拉近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意义重大。
听到这里，你可能又有点疑惑了：赫德干这么多事，终极目的是什么呢？难不成是他真心仰慕中国文化，希望中国强大？当然没那么简单。按照作者方德万的看法，赫德之所以热心参与洋务运动，有两项原因。首先是收入：海关的外籍职员，年薪是很高的。甲午战争前夕，赫德掌管的洋关系统共有3700名职员，其中一半以上是外籍人士，分管26个地方海关。他们每年领取的经费，高达白银170万两，比许多欧美大国的中级公务员还高。赫德认为，海关必须廉洁高效，努力为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样清廷才不会想着收回关税自主权，他们的高薪才有保障。
第二项原因，涉及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开始扶持清政府作为“间接统治”的工具。这项政策，一是为了给英国商品和资本打进中国市场，创造更便利的条件；二是要避免中国被其他竞争对手独占。而中国要具备基本的国防和工业能力，就得兴办洋务，海关又是洋务运动的“钱袋子”。那赫德这个海关总税务司，处境就变得相当微妙了。他名义上是清政府任命的官员，自然要和恭亲王、李鸿章等人搞好关系。另一方面，赫德还得在列强之间周旋，确保自己的“经纪人”地位不受威胁。为此，赫德很是费了一番周章。他自己是英国人，招募新职员时也以英国人为主。但为了堵上其他列强的嘴，赫德也为海关延揽来自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专业人才，而且招考标准定得非常高，这样就没人会说英国独霸中国海关了。某些时候，赫德还会主动介入中国的外交事务。1899年，赫德目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担心俄日两国会取代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于是他撺掇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利益均沾”，反对一家独大。这显然是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随着近代中国的进一步沉沦，海关这个“财神爷”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甲午战争失利后，清政府被迫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而且必须在三年内付清。这笔钱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财政收入，清廷根本拿不出来。于是，赫德牵头拉来了英德两国银行，借了一笔为期45年、年息4.5%的贷款，用贷款还了日本的钱。问题是，到这时为止，海关每年70%的收入都被抵押出去了，根本无法为新债做担保。于是，赫德要求清政府把华东地区的厘金，也就是国内商品转运税的征收权，也交给海关。借款协议还规定：未来45年，中国海关由外籍人员管理的安排不能改变。只要英国对华贸易的份额依然排在第一，总税务司就必须是英国人。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赫德又把中国的盐税和常关税的征收权拿了过来。到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彻底破产，再也没有油水可以榨取了。
对清政府来说，赫德这个能干的“经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仅被授予头品顶戴和太子太保衔，还一度在上海外滩拥有一座铜像。1911年赫德退休之后，他的外甥梅乐和居然也扶摇直上，后来也当了海关总税务司，继续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执掌海关，长达14年。不用说你也能猜到，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借的各种外债，依然是用海关收入做担保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海关在上海的账户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接管。
如果不做进一步分析，你可能会觉得：近代海关就是一个高效的“工具人”，它毕竟没有用飞机大炮侵略中国，反而稳定了当时的国家财政。但作者方德万却说：没那么简单。要知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经长期处于贸易出超状态。它出口的茶叶、丝绸，在世界市场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随着外籍职员把持的海关开始运作，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率长期被控制在5%的低水平。这方便了外国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摧毁了民族工商业兴起的可能。中国茶叶和丝绸的市场份额，也逐渐被印度、日本等竞争者超越。更重要的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制度。白银的价格极不稳定，经常暴跌，这意味着中国在购买外国商品时，需要付出更多金钱。而民国政府直到1928年以后，才通过艰难的谈判，上调了进口税率，避免了财源流失。所幸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关税系统。洋员、“客卿”把持国家财政大权的怪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好了，关于这本《潮来潮去》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方德万教授这本35万字的著作，看上去只是讲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往事，但它的内涵却非常丰富。近代海关曾为中国带来了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和财政制度。它还通过洋务运动，为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枪炮、机器、港口设施。这些新事物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和世界的连接，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整个海关系统的基础不是独立的，如果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要由李泰国、赫德这样的列强代理人去掌控国家财政，那“现代化”也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一个志存高远的国家来说，接受新资讯、新科技的开阔视野，与独立自主的坚定意识，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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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海关的收入逐年上升，到清末已经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源。洋务运动的大部分开支，就是由海关关税支付的。
2.赫德作为洋务运动的CFO，一方面实行“数目字管理”办法，竭力增加关税收入；另一方面游走于列强之间，为英国的外交和经济利益张目。
3.由于海关被外籍职员把持，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率长期被控制在5%的低水平。这方便了外国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摧毁了民族工商业兴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