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卞恒沁解读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卞恒沁解读
关于作者
王学泰，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关于本书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核心内容
第一，唐宋之交的游民是怎样产生的？第二，游民的形象是怎样进入中国文学的？第三，中国文学中具体体现了哪些游民意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卞恒沁。
在开始今天的讲述之前，我先告诉你一句名人名言。诗人闻一多先生说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都住着三个人，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还有一个是土匪。这里的儒家代表入世，道家代表出世，但土匪该怎么理解呢？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这本书的书名叫《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者是王学泰。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天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书名中的关键词是“游民”。什么是游民呢？在作者看来，游民就是传统社会中脱离了家族秩序，又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业游民”。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类似的词：流民。游民和流民有什么区别呢？作者指出，这主要是精神状态上的区别。流民们虽然居无定所，但他们大多渴望过上稳定的生活，游民却是主动选择了不务正业。
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有点抽象。不要紧，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水浒传》里的高俅高太尉，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书里说他从小游手好闲，只喜欢使枪弄棒，还踢得一脚好气毬。高俅没有固定职业，“只在东京城内城外帮闲”，就是陪有钱人吃喝玩乐，勉强混日子。类似高俅这样的人，就是今天这本书里所说的“游民”。
今天要讲的这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讲的主要是游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在我们身上有所体现。你可能会说，不会吧，我又不是游民，游民文学对我能有什么影响？你想想看，我们听到《好汉歌》中“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往往会热血沸腾。我们还爱读金庸的小说，经常梦想自己也能仗剑天涯，行侠仗义，这些其实都是游民文学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回响。
作者指出，唐宋之交的社会产生了大批游民，游民的集体意识渗透进了文学，从此进驻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拆解作者的观点：第一，唐宋之交的游民是怎样产生的？第二，游民的形象是怎样进入中国文学的？第三，中国文学中具体体现了哪些游民意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要想了解游民文学，首先需要知道，游民是怎么冒出来的？
作者指出，游民的大批涌现，是在唐宋之交的时候。这一时期先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然后流民中的一部分人又变成了“游民”。那么“流民”是怎样产生的呢？所谓流民，就是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四处流浪的农民。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安土重迁”，他们世世代代守着自己的土地，受到家族的管束，不会轻易搬家。唐朝前期的农民也是如此，当时的农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耕农，另一种是在庄园中替贵族耕种土地的农民，他们一般被称为“庄客”。自耕农和庄客都很老实本分。但是到了唐朝后期，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庄客，都有很多人脱离了土地，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分开来看。自耕农成为流民，是因为均田制的崩溃。均田制这个概念你可能很熟悉，它是唐朝前期实行的一项土地制度，主要内容是国家向农民授予土地。唐朝政府规定，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可以从国家分到一百亩田，其中有二十亩从此就归你了，死后可以传给子孙。另外八十亩，本质上是国有土地，只是暂时给你种，死后必须还给国家。你想，每个成年男子都能获得二十亩私有土地，那时间一长，人口繁衍，国家的土地肯定就不够分了。而且均田制还有一项规定，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农民自愿搬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连那八十亩国有土地也可以卖掉。国家这样规定，显然是希望农民能去开垦更多荒地，缓解一下人口密集地区的压力，但也给土地兼并开了一个口子。到了武则天执政晚期，土地兼并就已经十分严重了。比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就兼并霸占了都城附近最肥沃的土地，全部改建成自己的田庄。记录唐朝历史的《旧唐书》里用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情况：“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意思是说，全国的农民，已经有一半以上都失去了土地。于是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了，均田制崩溃，自耕农失去了土地，那他们还可以去贵族的庄园干活，怎么着也能混口饭吃，用不着沦为流民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到了唐朝后期，农民连这条活路也断了，因为贵族庄园也崩溃了，连贵族自己都要被迫逃亡。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连续的战乱。
唐朝中期以来，发生了两次大的战乱。唐玄宗在位时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唐朝后期的黄巢起义。在这两次战乱中，贵族的庄园都遭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在黄巢起义中，大批贵族为了活命，放弃庄园，流离失所。贵族尚且如此，农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唐宋之交的流民，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今天要说的游民，正是诞生于流民之中。长期的流浪使一些人适应了冒险生活，即使形势安定下来，有了地可以种，他们仍然不愿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主动选择了不务正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游民”。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时期是游民群体大批出现的关键时期。甚至五代的开国皇帝们，很多都是游民出身。比如开创后梁王朝的朱温，年少时不肯好好干活，成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乡亲们都对他很反感。再比如开创后周王朝的郭威，有一次在一个集市上游荡，一个屠户挺着肚子对他说，大家都说你胆子大，你敢杀我吗？郭威立刻拔刀把他给杀了，集市上的人全都吓坏了，郭威却面不改色。你看，这和《水浒传》里青面兽杨志杀死泼皮牛二的故事是不是很相似？
北宋建立以后，游民开始大批涌进城镇，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游民”，就是类似高俅那种，住在城镇里，又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这批人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是因为宋朝城镇经济的繁荣。这种繁荣又和宋朝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有关，叫作“不抑兼并”，就是国家对土地兼并放任不管。我们知道，宋朝对士大夫是很优待的。这种优待不仅是政治上的宽容，还包括经济上的放纵，也就是任由士大夫去兼并土地。所以，宋朝的土地交易非常频繁。辛弃疾写过这么一句词：“千年田换八百主。”意思是说，一块地放上一千年，就能换八百个主人。频繁的土地兼并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土地集中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地主们拥有了更多剩余产品，就会用来交易，这又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易主要是在城镇中进行的，于是城镇经济也越来越繁荣。宋朝的城市和唐朝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唐朝城市里的居民区和商业区是严格分开的。居民区叫作“坊”，街坊的坊。商业区叫作“市”，市场的市。坊和市的周围都围着高墙，进出都要接受盘查。到了晚上，还要实行“宵禁”。要是有人晚上在路上走，就会被抓起来。宋朝的城市里没有这么多规矩，居民可以沿街开店，居民区和商业区混合在了一起。宵禁也逐渐被取消了，很多城市里都有夜市，可以通宵营业。
宋朝城镇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大批城镇游民的出现。你想，唐朝的城市管理那么严格，很难有游民的容身之处。宋朝的城市管理相对松弛，商业也很发达，游民进了城很容易找到地方立足。他们租不起房，经常露宿街头，政府也一般不管。诗人陆游就说过，汴梁城里挖了很多沟渠，供下雨天排水用。这些沟渠挖得又宽又深，很多游民就长期住在沟渠里，还给沟渠取名叫“无忧洞”。那游民们靠什么谋生呢？要是老实一点的，就给人当临时工，工资按天结算。不太老实的，就可能变成地痞无赖，坑蒙拐骗，敲诈勒索。南宋有个叫陈世崇的诗人就曾经说过，临安城里靠诈骗为生的有几万人之多。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足以反映当时城市游民的生活状态。《水浒传》里对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泼皮破落户”。前面提到的泼皮牛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总之，均田制的崩溃和唐朝后期的战乱引发了大规模流民的出现，那些适应了流浪生活，主动选择了不务正业的人群，就是所谓的“游民”。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和城镇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镇游民人数的增加。也正是从宋朝开始，游民的形象开始大规模进入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宋两朝。唐朝通俗文学的代表是“传奇”，传奇的主人公经常是才子佳人，比如《莺莺传》里的张生和崔莺莺，《柳毅传》里的柳毅和龙女，都是其中的典型。但是在宋朝以后，游民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角，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宋朝出现了一种叫作“话本”的文学体裁。比如有一部著名的话本叫《大宋宣和遗事》，讲的是宋徽宗年间的故事。其中提到了梁山泊宋江起义，这一部分就是后来《水浒传》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里的许多人物，都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行走江湖的游民。那么游民的形象究竟是怎样进入中国文学的呢？下面我就带你看看其中的门道。
刚才提到了话本，话本和游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话本的主要创作者就是游民。游民当中除了给人打工的和为非作歹的，还有一类人叫作“江湖艺人”。江湖艺人根据才艺不同，又分为很多种，其中有一种的专长是“说书”。说书人作为游民的一分子，走南闯北，非常了解游民的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他们把游民的经历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话本”。宋朝发达的城市经济，又为说书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当时有很多城市中都有供说书人演出的场所，这些场所被称为“瓦子”。今天北京的天桥、护国寺、白塔寺等地，都曾经是著名的瓦子。除了这些固定场所，说书人还经常流动演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演，哪里有观众就在哪里演。荒郊野店，茶楼酒家，都是说书人的舞台。有的说书人因为技能过硬，很受欢迎，甚至受到过皇帝的召见。南宋的宋高宗赵构就特别爱听说书，经常召说书人入宫为他表演。
正是这些行走江湖的说书人，使游民形象走进了中国文学，因为说书人的话本讲的主要就是游民的故事。我在前面提到，五代时期的皇帝有不少是游民出身。有一部著名的话本叫《新编五代史平话》，主角就是这些皇帝们。而且，这部话本中还强化了五代皇帝们作为游民的形象。比如前面提到的后周太祖郭威，他本来确实是游民出身，正史上对他的负面形象刻画得不多。但在《新编五代史平话》中，他十一岁时就用弹弓杀死了邻居家的孩子，长大以后一贯蛮不讲理，喝完酒不付钱，还把店主和酒保给杀了。你看，完全是一派流氓恶霸作风。说书人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掺杂了他们对于游民生活的记忆。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本来和游民关系不大的历史人物，也被塑造成了游民的典型。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兄弟，就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存在一定的距离。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亲如兄弟，誓同生死的故事，在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过在正史中，这三人虽然关系很好，但并不是结义兄弟。《三国志》中说刘备和关羽感情深厚，用了八个字来概括：“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意思在名分上是君臣，在感情上如同父子。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刘备和关羽年龄差不多，怎么能比作父子呢？其实比作父子就对了，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君臣之间不可能是平辈的，君臣关系只能比成父子关系。所以皇帝经常被称作“君父”，大臣经常被称作“臣子”。刘备和关羽如果成了兄弟关系，那是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严重违反。既然这样，为什么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刘关张三人就成了兄弟呢？其实，这个设定最早出自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平话的第一回，就虚构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说书人的演绎，逐渐深入人心，后来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把它保留了下来。于是今天我们说起刘关张，就会想到桃园结义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三国志平话》为什么要虚构桃园结义的故事呢？这是因为在游民的日常生活中，称兄道弟，拉帮结派，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游民的生活非常不稳定，经常伴随着风险，这时抱团取暖就显得尤其重要。于是，游民们就经常彼此结为异姓兄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和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结成所谓的“义社十兄弟”，这些人后来成为帮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的核心班底。我们带着这样的视角重新去审视桃园结义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本质上是游民文化对三国历史的再加工。刘关张三兄弟经过说书艺人的改造，变成了游民的励志典型。他们亲如手足，闯荡南北，共同奋斗，从身份低下的游民变成了帝王将相。所以，《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为第一主角，这和游民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之，游民中的说书艺人创造了“话本”这个艺术形式，话本的主要题材就是游民的经历。宋代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达，又为说书艺人提供了发挥的舞台。于是，游民的形象就这样进入了中国文学。那些本来就出身游民的人物，当然会成为说书话本中的绝对主角。甚至那些本来和游民关系不大的人物，也会因为说书艺人的演绎，而成为游民中的励志代表。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游民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可不是只有游民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活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下面我就带你看看，游民意识在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哪些表现？
游民的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两样，叫作“义气”和“平等”。我在前面说到，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将刘关张的关系从“恩犹父子”改编成“情同兄弟”，这其实就体现了游民当中“义字当头”的思想，这也是游民群体的根本组织原则。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江湖义气第一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究竟什么是“江湖义气”呢？游民们眼中的义气，和古代主流价值观讲究的“义”很不一样。儒家士大夫标榜的“义”，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放弃利益，所以《论语》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义和利是对立的。游民眼中的“义气”，却是和利益明确绑在一起的。《水浒传》里的宋江，在江湖上很有名气，因为他平常“仗义疏财”，见人就给银子。你看，“仗义疏财”这四个字就可以说明，游民眼中的义气和利益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互绑定的。这是因为对于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游民来说，什么都不如白花花的银子来得实在。
但是请注意，游民眼中的“义气”绝不是单向的奉献或者救助，而是有来有往的，这就要说到“义气”的另一面，也就是“报答”。中国的主流价值观讲究“施恩莫望报”，帮助别人，不要总想着报答。但在游民的世界中，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收取回报。宋江乐善好施的背后，目的是收买人心，黑白通吃，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水浒传》中还有个小角色叫“金眼彪”施恩，这个名字起得就很有意思。平常都说施恩不望报，可施恩这个人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是一个管犯人的小官，对囚犯武松照顾得无微不至，最后终于把目的和盘托出：他希望借武松的一双拳头，去夺回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总之，抱团取暖，有借有还，这就是游民们眼中的义气。这种义气，也成为游民社会最重要的组织规则。
除了义气，游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意识，那就是“平等”。《好汉歌》里唱“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说的就是游民们对平等的追求。游民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他们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很深，所以迫切要求打破社会等级，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去实现身份平等，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意人生去实现经济平等。《水浒传》中多次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语。比如第二回中，少华山头领陈达攻打华阴县时路过史家庄，见到少庄主“九纹龙”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第四十四回中，“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设酒宴款待“拼命三郎”石秀，石秀表示感激，杨林却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有什么。可见，梁山好汉作为游民的代表，都把平等作为理想。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梁山上是有寨主的啊，宋江和其他好汉就显然关系不平等啊。这话当然没错，但你记不记得《水浒传》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李逵误以为宋江强抢民女，就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大骂宋江。作者设计这个情节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即使是宋江，有时也要和兄弟们平等相待，接受兄弟们跟自己没大没小。
游民们对于义气和平等的追求，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也使他们经常本能地表现出对于社会的反抗。不要说李逵这样的好汉，哪怕是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阿Q，一听到“革命”两个字，也会忍不住想象“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游民们反抗社会，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高远的社会理想，他们只是为了个人摆脱贫困，出人头地，也就是所谓的“发迹”。
金朝有一部著名的唱本叫《刘知远诸宫调》，主角是五代时期的后汉高祖刘知远，里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刘知远曾经是个无赖，后来从军，混到了“九州安抚使”的高位。当他带着官印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李三娘接过官印紧紧抱着，不肯还给刘知远，还说你终于发迹了，这官印就让我保存吧。你不要怪我不肯还你，我是怕这最后变成一场空啊。李三娘对待富贵的这种态度，在士大夫眼中当然是丑陋的，但在游民们看来，这才是生活的真相，没人会对此加以指责。《水浒传》的第一回就讲了一件重要的事：高俅发迹。高俅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游民，后来竟然做到了殿帅府太尉，于是成为无数游民们仰慕的对象。
前面说的都是游民文学在古代的发展，其实游民文学在现代又经过了一次改造，那就是金庸的“新武侠”。所谓新武侠，新就新在金庸为残酷阴暗的游民社会赋予了道德意义，又为鸡鸣狗盗的所谓“江湖”赋予了快意恩仇的诗意。不过，金庸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却又无情还原了游民社会的本质。《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民，追逐物质利益，对女性只有纯粹的欲望。同时他又很讲江湖义气，具备平等精神。在他看来，康熙皇帝首先是和自己平等相待的“小玄子”，其次才是皇上。自己对康熙首先是朋友的“义”，其次才是臣子的“忠”。韦小宝总能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共鸣，这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残留着游民的烙印。
好的，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所谓游民，就是脱离了家族秩序，又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唐代中期以后的均田制崩溃和长期战乱导致农民离开土地，于是产生了大批流民。流民中那些习惯了流浪生活，主动选择不务正业的人，也就成为“游民”。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又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于是城市游民开始大批涌现。
第二，游民中的说书艺人将游民的故事改编为话本，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于是游民的形象开始进入中国文学。那些本就出身游民的人物，当然是话本的主角。甚至那些和游民关系不大的人物，也被塑造为游民的励志代表。
第三，中国文学中体现出游民的许多思想意识。游民的主要组织原则一是“义气”，二是“平等”。同时游民本能地具有对社会的反抗性，但他们大多没有什么高远的社会理想，只追求个人的出人头地。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讲述：卞恒沁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均田制的崩溃和唐朝后期的战乱引发了大规模流民出现。宋朝时，城镇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城镇游民人数的增加。
2.游民中的江湖艺人创作话本，在城市里流动演出。从这时开始，游民形象走进中国文学。
3.中国文学中体现出游民的思想意识，游民的主要组织原则一是“义气”，二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