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清朝开国史》 曲飞工作室解读

《洪业：清朝开国史》|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魏斐德，美国著名汉学家。在国际汉学领域，魏斐德的成就和地位都相当高。他毕业于哈佛，任教于加州伯克利，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魏斐德与另两位汉学家孔飞力、史景迁一起，被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关于本书

《洪业》是魏斐德最有名也最有分量的著作，不但通过史料还原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更深入地从全球史的高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明清政治、军事决策和精英阶层的抉择，对明清易代的影响，揭示了作者眼中明亡清兴的原因。而这种视角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是国内外同题材的其他作品很少具备的。

核心内容

所谓的洪业，不仅是指清朝从崛起于关外，到取代明朝统治中国，更指这个王朝通过儒教化，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与文化道统，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来说，就是“赢得了天命”。《洪业》聚焦于这个历史过程，并从明亡和清兴两个层面加以论述。明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在经济上、天时地利上、政治上也有着难以克服的三重困局；而清朝成功的关键就是汉化，正是实现了汉化，清朝才能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统治，并且让自己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天命的承袭者——这才是作者眼中的洪业。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洪业：清朝开国史》。这是一本美国汉学界的经典著作，中文版大约89万字，绝对的大部头，所以我们这期音频会比较长。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洪业》这本书的背景。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在国际汉学领域，魏斐德的成就和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跟另两位汉学家孔飞力、史景迁，被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而魏斐德最有名也最有分量的作品，就要数这本《洪业：清朝开国史》了。

这本书的原名是 Great Enterprise，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伟大的事业。魏斐德自己解释说，他所谓的洪业，不仅指清朝从崛起于关外，到取代明朝统治中国，更指这个王朝通过儒教化，来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与文化道统，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来说，就是“赢得了天命”。在魏斐德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并且很富有戏剧性、耐人寻味的一幕。《洪业》不但通过史料还原了这个过程，更深入地从全球史的高度，探讨了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明清政治、军事决策和精英阶层的抉择，对明清易代的影响，从这些角度揭示了作者眼中明亡清兴的原因。而这种视角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是国内外同题材的其他作品很少具备的，这也是我们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解这本书的原因。

《洪业》这本书讲的是明亡清兴，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就从这两个方面给你呈现书里的核心内容。我们先说明朝为什么会失败，然后再说清朝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能确立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并且把中国传统的帝制模式推向一个新的顶点，而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洪业，伟大的事业。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关于明朝失败的四点原因，作者认为分别是军事、经济、自然环境，以及明朝的政治生态。我们先从军事说起，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毕竟，清朝能取代明朝，首先是因为它在军事上打败了明朝。

清，以及它的前身后金，跟明朝的军事对抗，起始时间是1618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攻打抚顺，终止时间是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前后历时26年。这个时间段里，建州女真部落由弱到强，是通过一系列大小战役来实现的，作者着重讲了最关键的六场战役。总的来说，就是通过这六场战役，清从一个不起眼的边疆小部落，发展成占领大明帝国都城的新政权，而且只用了26年，可以说速度非常惊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王朝在一场场军事胜利的助推下逐步崛起，一步一个脚印。

关于这六场战役的细节，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这本《洪业》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看到了战场背后的成败得失。明亡清兴，明朝军事失败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军事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智力资源的对抗。在所有的方面，明朝都占有绝对优势，但最终崩塌，就是因为明朝末年陷入了三重困局：经济搞不好，天灾挨不过，党争平不掉。可以说，国际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生态环境，明朝都有致命伤，这才是明朝失败的更主要内因。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明末面临的这三重困局。

首先说经济方面，看看明末的经济为什么搞不好。

要说清这个情况，就不能只看中国一国的历史，而要从16、17世纪全球史的高度来讲，这也是《洪业》这本书国际视野的体现。15世纪，欧洲开始大航海时代，16世纪，欧洲的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中南美洲，而葡萄牙人控制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东南亚的贸易航线，这样一来，世界已经初步被欧洲人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来。

在16世纪中后期，中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几件事：在南美，西班牙人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山，并且发明了用水银提纯银矿石的技术，使得白银产量大增；在亚洲，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并以马尼拉为基地，发展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在中国，随着倭寇的基本肃清和财政吃紧，1566年登基的隆庆皇帝，就是万历皇帝的父亲，在上台一年后解除之前的海禁政策，开放外贸；在日本，1570年长崎港开放，吸引了来自中国、葡萄牙等国的商人。

这些看起来彼此孤立的事，其实构成了16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欧洲人在南美搞到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通过菲律宾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线布哈拉流入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另外，欧洲人的到来也带动了盛产白银的日本开放对外贸易。据统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也有一半之多流入中国。然而这么多白银的流入，带来的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这样的好事，它也使明帝国的财政和经济越来越依赖境外的白银输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明帝国就得不到充足的白银，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明朝的经济看似繁荣，其实相当脆弱。

而外部环境，果然是说恶化就恶化了。在16世纪，欧洲还发生着一件大事，就是宗教改革。围绕着新教与旧教的对立，欧洲各国也分裂成两大阵营，这其中就掺杂了各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比如，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英国海盗劫掠西班牙商船，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并且被打败，等等，这些背后都有宗教矛盾方面的原因。这些事件都让西班牙大受打击。在1618年，欧洲爆发了新教和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卷进去，足足打了30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西班牙国王历来以天主教守护者自居，所以西班牙在战争中是旧教阵营的主力之一。这场战争对西班牙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都大大下降，对中国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63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宣布，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出口；1639年，马尼拉出现排华事件，许多中国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屠杀；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从印度果阿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的白银运输通道被切断。

而更加祸不单行的是，在17世纪初，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战国的战乱，建立江户幕府，由于不用打仗了，对进口军需物资的需求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也缩水了。后来，因为担心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德川幕府索性颁布锁国令，严格限制外贸。这样，美洲和日本两条通向中国的白银通道，都在17世纪收紧，最终基本断绝，导致明朝的白银进口量大幅度跌落。历史学家肖努在《马尼拉和澳门》中，把这种情况达到顶峰的1642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前两年，描述为“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

那为什么白银输入的减少，会对明朝经济产生这么致命的影响呢？这就要从明朝的官员薪资讲起。明代的官员俸禄，一直是从实物化向货币化演变。一开始朱元璋时代，官员开支直接发粮食，多大的官领多少粮，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改用纸币，后来改成用布帛，再后来改用白银。虽然从以物易物到货币化，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当时的人还不懂得通货膨胀的原理，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它们的价格从长期来看是上涨的，但是明朝的薪俸没有随之调节。换句话说，物价在涨，工资没涨。而明代后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快速推高了物价。史学家的研究证明，从1632年到1639年，松江地区的米价上涨了2倍以上；在浙江北部，米价更是翻了4番。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又忽然锐减，这就等于说，物价已经涨上去了，生活成本全面提高了，而这个时候你的资金链断了，这还怎么活呢？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困局，搞不好的经济。可见，它取决于很多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确实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转化成了政治问题。薪俸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开销，怎么办？结果只能是，官员要么权力寻租，贪污腐化，要么懒政怠政不作为，这样一来，官场的风气和效率都全面下降。而中央财政也同样如此，已经高度依赖的境外白银断流了，而明朝庞大的政府机构、军队、宦官等服务人员，还有遍及全国的皇族，这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朝廷无力支付，只能想办法节流，裁撤一些部门。其中就包括邮政系统的缩编，一批邮政系统的从业者下岗，而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这种局面在明朝后期一直在恶化，到崇祯17年，明朝危亡前夕，太仓只有区区4200两白银，守北京的官军一年领不到饷银，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都差到了极点。

“死亡时刻”的到来，不光是因为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资金断流，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困局：挨不过的天灾。

天灾为什么挨不过呢？现代的气象学研究表明，在1615年到1675年这段时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到3摄氏度。别小看这点降温，这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北方的农作物生长，比往年短了两周左右。同时，水旱灾害频发，人口大量死亡，而当时的卫生条件下，这又导致了瘟疫。从1626年至1640年，明帝国发生了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和瘟疫，人口大量减少。而这个现象，不只是明朝，当时的欧洲和印度也有发生。在同时期稍后，1645年到1715年间，出现了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地球表面温度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段时间在欧洲被称为“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因为它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基本重合。而明朝遭遇的天灾，可能就是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的前奏。这种极端的气候条件，加剧了欧洲和中国的政局动荡，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来看都很糟糕，身陷其中的明朝，终于没能幸免。

说到这可能你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说气候环境和全球经济环境都是一种系统性的灾难，那为什么同一时间段的女真人没事呢？他们没受影响，反而还不断强大起来？

没错，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悖论的解释，那就是，明朝已经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份子，有超前的货币化薪酬制度，而这种先进、超前，决定了明朝对全球经贸体系的高度依赖。而女真部落呢？别说全球贸易体系，他们连货币化还没实现呢。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部族的经济来源是用人参、貂皮之类的土产，换取明朝的铁器等物品，这种非常初级的经济，跟全球经贸体系和结算体系不沾边，所以受的影响就小。而小冰河期气候，虽然也对东北的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影响，但农作物不是女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他们还有畜牧、渔猎、采摘，受的影响相对也小。至于瘟疫，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阻止了瘟疫的扩散。这样看来，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虽然艰苦，但在这个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反而成了一种保护。

以上，无论是世界经济衰退，还是气候系统恶化，还都可以算是天灾，但是明朝的第三个困局，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祸了，这就是平不掉的党争。我们来看看，党争为什么平不掉。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党”，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纪律，而更像是一种因为政见、利益、派系相近，甚至因为籍贯，而结合在一起的同气相求。说白了，是帮亲不帮理的。这种党争多数时候起到的，不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党相互制衡监督的作用，而更多时候是一种无谓的意气之争，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内耗。

明末的党争起源于17世纪初期。1604年，江南著名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曾经的讲学旧址上修复了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党人的起源。东林党人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开放地方政权、革新吏治；在经济上，东林党人提出惠商恤民、反对矿税等主张。从今天的角度看，东林党人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有的学者将东林党称为“明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历史证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是很失败的。

东林党人进入朝堂是在万历后期，很快，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主要的对手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阉党勾结权贵，党同伐异，同时实行矿税等苛捐杂税。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东林书院都被拆了，但是东林党人的主张和他们的遭遇，感染了更多江苏、安徽的士大夫和底层文人。1624年，江南几个大社团合并，成立了应社，以张溥、周钟为首。后来，应社又改名为复社。此后，复社成为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团体，人称“小东林”，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1627年崇祯皇帝登基，很快办了魏忠贤，阉党垮台。本来崇祯在即位之初还是很有抱负的，认为天下弊病的根源就是阉党，清除了魏忠贤，再重用跟阉党敌对的东林党之类的清流，就能实现天下大治。然而跟复社成员的接触让他发现，这伙人既难驾驭，又不像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私，也会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样的靠不住。于是1634 年以后，崇祯用人就不再考虑是哪帮哪派，而是希望通过不断换人来防止朋党做大。崇祯朝17年入阁的多达50人，其中还有4人被处死，这么频繁的换人，政策的连贯性就无从谈起了。而内阁官员，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被拿下，甚至被杀，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也没有谁愿意实心做事，都是混日子。于是，朝廷陷入了分裂和极度低效运转中。这样的局面虽然不能要东林党和复社来负全责，但他们一切以党派出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起了负面作用，这也消解了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性，导致他们在后世也有很大的争议。

朝廷分裂对国事的延误，在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一件事是，1641年，崇祯终于认识到不能对清兵、起义军两线作战，于是，悄悄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接触，但他本人不愿对是战是和在朝堂上公开讨论，结果，陈新甲泄露了机密，闹出轩然大波。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陈新甲也被处决了，其实他是为崇祯背了锅。而从此，清再没有给明提供议和的机会。

第二件事，是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本想南迁，在南京建立临时中央重组军队，延续明朝国祚。1644年3月6日，他暗示翰林学士李明睿等人提议皇帝南迁，太子留守京师，结果北方籍大臣留恋北方家产，同时担心到了南京，自己的权势会被南方人夺取，因此激烈反对，南迁之议作废。4月初，崇祯再次就南迁廷议，这次大臣们提出太子南迁，皇帝与北方籍大臣留守。崇祯当然不愿意留下，因为一旦北京城被破，他没能跑掉，那就算能保住性命，势必皇位也会被太子取代。这种事明朝历史上就有过先例，土木堡之变之后，明英宗被俘，明朝为了稳定局势，就另立了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有这样的例子，崇祯当然不能同意让太子南迁，但又不能明说，于是干脆整个把南迁的策略给否了，还批评提议者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你们想让我抱头鼠窜没面子吗？皇上口风突变，谁还敢再说南迁呢？结果，崇祯没走成，太子也没走成。崇祯和皇室成员身死国破不说，还导致后来的南明政权为谁是正统继承者相互猜忌大打出手，无法合力抗清。

崇祯死后，党争的贻害还波及了南明政权。南明政权选出一个无能的福王朱由崧来继承帝位，史可法等人被排挤。这就是党争的余波，而这也给了清军征服南京的好机会。由于党争，明朝的残余力量没法达成合作共同面对强敌，终于，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一隅的机会也没了，福王政权覆灭后，鲁王、唐王、桂王等几个称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逐一剿灭。可以说，直到明朝彻底灭亡，党争才算落幕。

我们来总结一下党争的问题，那就是以朋党利益和个人名誉为第一追求，无视或者看不到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在手段上，把政治层面的问题跟道德问题混为一谈，从道德角度指责对手，谁占有道德制高点谁就嗓门大，往往造成因人废言，让一些听起来很崇高但没有可行性的、情绪化的主张占上风，而一些务实的意见没人敢表露，或者一露头就被喷死。比如前面说的议和、迁都，明明都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是一跟道德挂上钩，谁提议和谁就是汉奸，谁提迁都谁就是胆小鬼，这就是典型的党争思维和语境。这种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了，大家只能比着表姿态。

到此为止，我们聚焦的话题都是明亡，但在魏斐德眼中，清朝并不只是趁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捡了个漏，而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那么作为人口占绝对劣势、文化又落后的少数族裔，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开创这一洪业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核心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清朝之所以能够闯过“现代化陷阱”，靠的是迅速学会了运用儒家的文化、制度体系，迅速掌握了儒家的意识形态，而且在此后280多年的统治里，牢牢占据了儒家正统的位置。一言以蔽之，他们成功的关键就是：汉化。正是实现了汉化，清朝才能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统治，并且让自己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天命的承袭者——这才是作者眼中的洪业。下面，我们就顺着清朝征服中原的时间轴，详细叙述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以下四个关键点：1. 关外时期的民族融合基础；2. 皇太极为加强集权，对汉化制度的引进；3. 多尔衮的全面推行；4. 顺治帝对帝王之术的强化，以及对汉族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改造。

辽东地区的满汉族群融合，要从明朝实施的军户制度和开中制度说起。军户制度是指祖上是军籍，后代也是军籍，世代相传。这是朱元璋为了社会安定、让百姓各安其位而制定的一整套社会制度。无论关内关外，军队都由军户为主的人构成。到了1492年，为了保证边防军人的军粮供应，明朝又实行了开中制度。就是指，运送粮草不再官营，而是交给商人运粮到边境，国家不掏经费，而是颁给商人“盐引”，允许商人们经营盐来作为报酬。我们知道，盐业的利润那是相当大的，所以通过运粮获得盐业经营资格的商人很快就发了大财。山西商人是开中制度的主要执行者，由此也诞生了最早的晋商。这样，在辽东地区，除了边境居民，出现了两类很早就与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打交道的人：一类是明朝的军户，一类是运粮的商人。

虽然军户制度因为士兵逃亡，后来在内地就执行不下去了，只在关外还保留着，开中制度也因为商人获利太大，很快就被废止，但通过这两个历史渊源，很多汉人就这样跟女真人建立起了联系。在努尔哈赤组建的早期八旗兵中，至少有4800户汉人，他们其中有的人跟满族贵族通婚，比如康熙皇帝的母亲就有汉人血统，因此，康熙算是关外女真化的汉人的后代，兼有满、汉、蒙血统。不过，不是主动归附而是被俘虏的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部分被动女真化的汉人，多数被赐给女真将士充当劳工或奴隶，被叫作“包衣”。包衣虽然是女真将士的私有财产，但他们自己也可以拥有私人财产。

这样一看，我们就清楚了，虽然早期女真部落文明上还很落后，但他们不是什么蛮荒之地的野蛮民族，而是与明朝近在咫尺的近亲民族。双方的语言能够相通，技术、物产时常交换，而努尔哈赤祖孙三代都曾被明朝授职，对于明朝的行政机制、边境政策也不陌生。所以，在后来女真部落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他们的汉化过程也就相当自然。

汉满民族的长年交融，是清朝强大后得以能迅速汉化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关键，是女真贵族在制度层面上的汉化。

努尔哈赤在政治理念上，还是更接近女真部落传统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临终前制订了“八王共治”的政治原则。努尔哈赤对女真的汉化相当警惕，不过，到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努尔哈赤临死前要求实行八王集体领导制度，因此女真的第二代大汗皇太极继位以后十分抑郁，在私下场合，他需要给他的三个哥哥下拜，在正式场合，他得和三个哥哥平起平坐。而有的女真宗亲、八旗贝勒，还想脱离控制，擅自打地盘闹独立。

女真宗亲靠不住，想要集权的皇太极只能转而依靠汉族精英。他检讨了努尔哈赤屠杀、奴役汉人的错误政策，把大批汉人奴隶解放了出来，给他们划出地盘，独自居住，由汉官管理。为了制衡女真宗亲的权力，皇太极还引进科举制度，从汉人中选拔官员。1629年，他办了第一次科举，从300名被奴役的汉人中，选拔了200人当官，录取比例相当高。皇太极还成立了类似翰林院的“书房”，有80多个汉人秀才在书房工作。实施了这些政策后，皇太极赢得了关外汉族文人的信任。以宁完我、范文程为代表的汉人合作者们，也顺着皇太极的意思，提出了限制各旗权力、集权于皇太极的许多办法。比如，仿效汉制建立了六部，将六部置于八旗贝勒之上。这样，女真就初步引进了汉人的政治制度。

到1629年末，皇太极突袭北京，占领了关内的永平等四座城市之后，他亲眼目睹了关内的汉人社会是什么样的，于是下令，满汉官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必须读书。读什么书呢？就是汉人的四书五经。皇太极说：“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仪之邦。”而宁完我也劝皇太极读汉人的书，他对皇太极说：要想理解文治，就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研究《孙子兵法》；要探究王朝兴衰的原因，就求助于《资治通鉴》。可以说，从一开始，皇太极读的书就很高级，他后来的继任者也是如此。有人说，清朝入关征服中原时看不懂其它书，靠看《三国演义》打仗，这其实是荒诞不经的传言。

引进汉人的政治制度，阅读汉家经典，这意味着在清朝还没有问鼎中原的时候，就仿照明朝提前建立起了一个能够适应管理复杂社会的统治机制，引入了汉人的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做好了准备，标志就是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然后在1636年5月14日改后金为清，年号“崇德”。从此，皇太极不再是带有异族味道的大汗，而成了意识形态上完全汉化的清太宗。不过，在熟读史书以后，皇太极产生了担心：如果过度汉化，清朝就很可能失去战斗精神，就像他的女真先辈建立的金朝那样。皇太极不希望勇猛的清朝猎手堕落成游手好闲之辈，所以他推崇汉化的同时，也对满族的亲王、贝勒们特别强调，不能学习汉人的宽服大袍等服饰制度。这个政策，后来被他的继任者们通过强迫汉人剃发得到了残酷的贯彻。

第三个关键点：多尔衮对汉人政治制度的确立。

在史书和文艺作品当中，多尔衮的形象都不太好。在清朝看来，他是一个僭越者，在汉人看来，他是一个侵略者。虽然这两个定位都很准确，但掩盖了多尔衮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是一个有相当政治智慧的人。没有多尔衮，清朝在入关后，不可能弥合满汉在统治理念、统治方式上的差异，不可能很快赢得汉人士大夫阶层的配合，对新征服的汉人土地也很难实施有效治理。那么，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多尔衮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明朝的士大夫们相信，他将重建一个文官主导的权力系统。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刻起，多尔衮就打着替明朝报君父之仇、欢迎明朝官员加入新政权的口号。这当然是出于形势需要，但多尔衮也确实有广纳人才的需求。清朝缺乏足够的人才，而人才只能来自明朝士大夫阶层。有史料显示，1644年到1645年清廷任命的9名总兵中，3人是普通汉人，6人是汉军旗人；1646年清廷任命的8个巡抚，3人是普通汉人，5人是汉军旗人。

为了吸引汉人士大夫的合作，多尔衮还耍了一些聪明手段：先重用北方士大夫，再起用南方士大夫。因为他很了解，在明末之时，北方士大夫多数不得志，同时被江南士大夫和阉党打压。1646年清朝主办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方籍占了365名，几乎囊括了上榜名额。北方士大夫的抵制情绪很快就减少了，而南方士大夫也感受到了新王朝对汉人士大夫的重视，官吏纷纷投降，士人重新赶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海宁的望族陈家，这个家族就是在这一代的陈之遴降清后开始富贵。从16世纪到19世纪，海宁陈家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3名大学士，甚至传出了乾隆是海宁陈家人的谣言。为了控制汉族士大夫，多尔衮还采取了让辽东时候归顺的汉人执掌上层、让新归顺的汉人主理地方的策略。

这样一来，汉族士大夫们觉得，清朝做了明末做不到的事。在明末，正是因为阉党干政，崇祯用人随意刻薄，士大夫们觉得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难伸；现在，宦官不再干政，党争也没有了，士大夫阶层似乎可以建立文官制度一展雄心了。这样一来，明朝士大夫一方就向清朝输入了更多、更细致的治理经验。

多尔衮做的第二件事，是按儒家的“大治”标准，清除了明朝的部分弊政。多尔衮减轻了百姓税负，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因为江南反清武装还在行动，清朝军费开支很大，新归顺的大批前明官员也嗷嗷待哺等着俸禄。多尔衮这个时候冒险压缩钱袋子，表明他有政治远见。同时，他开始丈量土地，兴修水利，这些事自明朝张居正之后就再没人做过。他还恢复了明末废弃的、导致李自成等人起义的国家邮政系统。对于明朝官民痛恨的宦官，多尔衮也表明了鲜明的憎恶立场，他宣布，凡是自己阉割想当太监的，一律斩立决。这些措施的实施，让明朝官民开始觉得，虽然清朝是异族，但完全是按儒家在行事。

多尔衮做的第三件事，是统一用明律作清朝的司法体系，允许满汉百姓有条件通婚。当时，清朝没有什么像样的法律体系，多尔衮很开放，下令一律按明律审判。对于清朝法律中与明律有不同的部分，多尔衮专门下令以明律为准。如此一来，大大减少了清朝在中原推行社会治理的成本，前明官员们发现，除了发型服饰和一些清朝色彩的政治语言变了，其他没什么变化。1648年，多尔衮又告喻礼部，以后如果满汉家庭想联姻，“听之”，只需要报备即可。他同时告诫满人，除了正式的妻子，不得利用特权另占汉族女子。所以，虽然当时满强汉弱，许多汉人还冒充旗籍谋生，但满汉之间的等级门槛还是有所降低，满汉之间的饮食习惯、民间习俗、语言等等，也开始加快融合。今天我们说的普通话里，从腔调到用词，仍有许多满语的痕迹。

从上层建筑的用人制度、统治方式到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多尔衮主政时期有了非常迅速的交融。所以，虽然多尔衮主政期间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清朝贵族抢夺汉人的土地庄园，屠杀江南反清义士，不许汉族官员在权力架构中与清朝官员平权等等，但是建立起了一套以汉族制度为蓝本的新的统治秩序，也通过满汉之间的缓和，降低了清朝政权的异族色彩。

第四个关键，是顺治帝吃透了帝王术的精髓，完成并深化了清朝汉化后的帝王专制。

1650年12月，多尔衮在专权多年以后去世，这时候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只有12岁。福临6岁即位，在多尔衮的权势阴影下当了6年皇帝。民间对顺治皇帝的印象是多情、冲动、信佛，甚至有野史说他后来秘密出家了，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顺治并不是这样的，甚至他比被视为少年英雄典型的康熙还要早熟。接触过这父子二人的比利时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曾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说，16岁的康熙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经常自己拿不定主意，而要六部官员帮他做出决断，顺治从不这样，他“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左右”。顺治从12岁亲政，到24岁去世，短短12年里的作为足以证明，他配得上南怀仁的评价。甚至在历朝历代的皇帝里，顺治都堪称是帝王术的大玩家。他的这种素质，使得清朝完成了统治的汉化，而且发展出了新的专治制度，最终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下面我们具体描述一下顺治的帝王术。

一是将多尔衮实行满汉双头统治的权宜之计，化为了清朝皇帝绝对统治、满汉大臣相互制约的统治机制。多尔衮病逝后不久，顺治就宣布要亲政。他让济尔哈朗、苏克萨哈、索尼等多尔衮摄政时被压制的满族新贵秘密上疏议政，认定多尔衮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后来又昭告天下，说了多尔衮一大堆罪状，然后剥夺了多尔衮的尊号和家人的爵位，把多尔衮控制的上三旗直接纳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顺治还亲自阅览了所有重要官员的人事档案，然后毫不客气地说令他失望。为此，他对调了几个部的尚书职位，罢免了大批官员，通过清洗，巩固了他亲政的基础。

虽然顺治靠满族亲贵打掉了多尔衮的势力，但他并不打算重用满族贵族和多尔衮时期重用的北方汉族士大夫。很快，顺治下令南方籍贯、曾有东林党人背景的陈名夏、浙江海宁陈氏的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辽东时期降清的洪承畴执掌都察院，取代了北方大臣。顺治还刻意将部分权力转移到汉人大臣主持的“内三院”，也就是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以制约清朝贵族。清军总部和清朝朝廷从盛京，也就是沈阳，迁到北京后，北京的好房子都被清朝权贵占据了，汉族大臣一度连房子也找不到，顺治干脆让内三院大臣和家属搬到皇宫居住办公。过去，六部自己就可能决定官员的奖惩，顺治下令，所有章疏必须先交到内三院，由内三院先决定官员奖惩，包括满族官员在内也不例外。这样，实权就转到了汉人为主的内三院，而顺治再通过内三院的汇报最后拍板定夺。这样一来，内三院就如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由官僚体系的代表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专治在顺治手里得到了加强。

二是顺治以防止党争再现为名，改造了文人最高的理想，把文人士大夫的抱负从齐国平天下，变成了服务于皇家。顺治想要的是绝对的帝权，而不打算让士人们像明末那些道德英雄主义者一样行事，但这话又不好说出口，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年轻的顺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防止党争。以此为借口，顺治让文人士大夫们认识到，他们的治国理想是有天花板的，这个天花板就是帝王的绝对权威。为此，顺治展现了极高的帝王术。

比如，1653年出了一个任珍案。任珍是汉军旗军官，立有功勋。他家有人不守妇道，任珍滥杀了几个家人和婢女。这本来是普通刑事案，但顺治抓住机会划分臣子的边界，显示帝权。顺治把这个案子交由刑部审理，刑部的结论是应判处死刑。顺治对这个结论不满意，两次下诏，让满朝的九卿科道一起讨论这个案件。结果满汉官员都一致认为应该维持死刑原判，但满族官员有满族官员的理由，汉族官员有汉族官员的理由。顺治抓住这一点扩大事端，他质问说，意见不同是正常的，但为什么满官的意见没有一个汉官赞同，汉官的意见没有一个满官赞同？这不是党争是什么？

于是，顺治拿有实权的汉官开刀，下令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院七品以上的官员都到午门集合，为参与讨论任珍案的28名汉官议罪。官员们一看这势头，都纷纷给这28个汉官泼脏水，最后议定：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三名汉族最高级官员死刑，13名汉官流放边疆，其余汉官降职、革职。顺治对这个议罪过程很满意，这个时候他站了出来，开始表现皇帝的仁慈，最重的处罚，不过是削官二级，罚俸一年，陈名夏等人的大学士照当。

顺治这样的帝王术用多了，多数人都明白了臣子的言行边界在哪里，治国平天下该怎么治。所以，从顺治朝开始，就再没有什么狂放的士大夫了，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自己只是帝王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工具、一个零件，只需要做好技术性工作就行。明朝帝制专权就这样被顺治完整地继承了下来，而且还有所强化。

为了彻底让天下文人不再自行其事，乖乖从属于新帝制的体制下，1652年，在几个御史提出建议后，顺治颁布了禁止党社的命令。从此，明末复社这样活跃的书社、诗社就不复存在了。以往交友，都需要明确自己属于哪个盟社，现在只能明确是同窗、同年。“同学”这个词，就是在顺治禁止结社以后，开始流传至今。如此一来，党争虽然暂时没有了，但是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也丧失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只能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已经异化。

我们再来说说那个陈名夏的结局。他曾经和辽东时期归顺的老臣宁完我在私下里提过，要想天下大治，只需要做两件事：留头发、复衣冠。陈名夏大概认为，这样异族统治给汉人带来的困扰就会完全消失，结果宁完我告了黑状，顺治亲自审问陈名夏，十天后，派人将陈名夏绞死。明末士大夫的最后一丝自由，随着帝权对陈名夏的制裁，从此消失不见。而痴迷汉文化的顺治，对于这样的结局似乎既满意也不满意。半年多以后，顺治在其他汉人大臣陪同下游览南海子，聊起了陈名夏。陪同的大臣当然是对陈名夏各种批判，顺治却沉默了半晌，幽幽说了一句：“陈名夏总归是个好人。”或许在这一个瞬间，顺治不是作为一个帝王，而只是作为一个痴迷汉文化的文化人，吐露了一点心声。

顺治看透了明朝专制统治的真谛，降服了士大夫阶层，巩固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到他的儿子康熙时期，还出现了最后一次王朝盛世，但是，顺治也阉割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同时抹去了清朝民族原有的野性和自由气息，当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相遇时，没有像隋唐那样发挥出正向的集合效应。失去灵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在清朝完成汉化的同时，也就接近走向了需要向死而生的阶段。清朝实现了定鼎中原的洪业，但是他们的统治，也让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发展走到了尽头。

通过明亡和清兴这两大主题，这本《洪业》的核心内容我们就说完了。我们讲了美国顶级汉学家魏斐德眼中，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探讨了明朝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天时地利上、政治上有着难以克服的三重困局；而清朝实现稳固统治的核心步骤就是汉化，同时通过具体的动作分解，我们讲了清政权迅速实现汉化的四个关键步骤，以及这一过程对清朝乃至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撰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刘艳 转述：宝木

划重点

1.明朝之所以失败，不光因为打了败仗，还因为在经济上通货膨胀、资金断流，在天时上面临天灾，农业减产、绝收，在政治上党争严重，危害朝政。

2.清朝成功的关键就是汉化，通过四个步骤实现了汉化，清朝才能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统治，并且让自己被视为中国历代王朝天命的承袭者。

3.清朝实现了定鼎中原的洪业，但在巩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阉割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使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发展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