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与东亚世界》 朱步冲解读

《汉文与东亚世界》|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韩国语言研究学者金文京的《汉文与东亚世界》。

猛一看，这本书的名字有点抽象艰涩，但它讲述的，却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历史现象：汉语，曾经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东亚地区通用的交流语言，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明，在长时间内支撑和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汉字文化圈”，而它的影响，一直保留到今日，绵延不绝。比如，作者金文京就举例说直到今天，日韩两国的大学生，能够背诵秦汉唐宋等中国历代王朝名称和序列的，或者对《三国演义》中人物、故事如数家珍的，大有人在。

同时，日韩等国，在吸收汉语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改造与消化，最终把汉语变成了自身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中国难以斩断的文化共同基因，在全球化时代，也许会为东亚地区进一步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提供基础和契机。

在本书开头，金文京就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让我们快速理解，汉语在东亚地区的长期使用，以及在不同国家的独立变化。金文京说，近年来，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在日本，汉字可以说随处可见，不用通晓日语，有时能够单凭这些汉字，就能了解这些信息大致的意思。不过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也往往会导致张冠李戴、南辕北辙的结果。

比如，在日本火车站或者地铁站，自动售票机上会有日文汉字：“券売（卖）機”（kenbaiki），这个勉强还能理解：券，应该就是指车票，卖就是出售，机就是机器，按照日语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卖票机，就变成了票卖机。但是，如果继续往里走呢？你就会遇到“改札口”，日文读作kaisatsuguchi，虽然三个汉字咱们都认识，但连起来一理解，就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实际上改札口，就是检票口，“改”这个汉字，在流传到日本之后，逐渐衍生出检查的意思 。没有学习过日语，单靠“望文生义”来理解的普通中国游客，自然会难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日文汉字，会让我们中国人产生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呢？在古代，汉语为什么能够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流行于东亚？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我就分两部分为大家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简单回溯下，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汉语如何传入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如何利用汉字音意结合的特质，发明了“训读”和“笔谈”这两种独特的汉语翻译和交流手段，降低了汉语学习和传播的难度，推动了汉语在东亚地区的普及。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看看，汉语在被日韩等东亚国家接受后，如何与本地语言融合交汇，生长变化，滋养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首先，金文京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大国，向周边源源不断地输出服饰、艺术、制度、饮食、器物等产品、技术与文化，作为交流符号的汉字，由于其音形分离的特性，所以即使抛开字音，依旧可理解内容，从而导致虽然东亚各国语言文化风俗各异，但符号化地书写汉字，依旧能够成为东亚地区的通用交流语言，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奠定了古代中国东亚文化中心的地位。

汉字文化圈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河野六郎，于1963年创造的，主要包括今天的中日韩三国，以及越南 。

刚才在序言中提到过，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方块文字，每个汉字同时具备表音与表意功能，不过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同一个字，会因为时间流变和地域之隔，发音大不相同。由此，在汉字文化圈中就演变出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中越日韩等国虽然语言中都有汉字，但它们的发音却是多种多样，大相径庭，越南汉字音，多来自中国上古时代；朝文汉字音，则基本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发音；而日文中很多汉字的读音则同时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版本，分别是来自南朝时代的江南地区发音、隋唐统一后北方的读音，以及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发音 。本来，汉语独特的语言结构和语法，就已经让学习者望而生畏，再加上如此繁复多变的读音，实在是令人头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复杂而不统一的情况呢？作者金文京就在书里解释说，古代日本人最早接触的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吴音；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日本为了政治交往和学习先进文化技术，接连派了遣隋使与遣唐使前往中国，结果使团和留学生抵达了首都长安，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熟悉掌握的吴音，并不是隋唐王朝北方统治使用、推行的汉语发音，于是赶紧下令禁止吴音，鼓励改用汉音，但是语言的发音并不是说改就改的，无奈之下，就形成了吴音与汉音并用的局面。一般来说，在日本汉语里，有关佛教的词汇和常用词继续用吴音，其他新词和儒家经典相关的词汇，则基本上用汉音 。

所以，在汉语的对外传播中，日韩越南等周边国家，为了迅速领会和传播汉字文献承载的信息，就放弃了大规模推行汉语发音的歧途，转而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汉语学习与翻译方式，称为“训读”，训练的训，阅读的读。

所谓训读，就是在翻译书写外语的时候，保留外语词汇原有的语义，但在发音上，却采用本国语言中同义字的读音。作者金文京举例说，比如汉文“山”字，变成日文汉字后，字形和意思不变，但读音却变成了日文中山峰的读音：“yama”。 以日本为例，对汉语进行训读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把汉文中的每个字，按照日文对应的词语读出 ，再把语序不同于日语的地方，颠倒改为日语语序并做出标记 。

实际上，训读的发明者，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他们在翻译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时，为了省事，克服中印之间的文化与语言障碍，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具体过程为，首先由印度僧人朗读经文，由通晓汉语与梵文的僧人先根据读音，用谐音汉字做记录，再根据词义翻译成能够读懂的汉语经文，最终再由官员加以润色，变得优美简练 。

作者金文京说，这种训读翻译法，很可能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开始和朝鲜，以及中国开展了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来自中国的儒学与佛教经典，以及陶瓷、金属锻造、驯马、灌溉等技术，就以朝鲜半岛为中转站，逐渐传入日本，而在这个过程中，由朝鲜文人士大夫发明的汉语训读法，也随着这些技术与产品，一起传入。 同时，日本、韩国前来中国访问学习的使团和留学生里，佛教僧侣为数不少，很多人也曾亲临佛经翻译现场，对训读翻译的流程非常熟悉，从而也利用这种方法来翻译汉语佛教经典 。

在隋唐时期，兴盛于中国北方的强大草原骑马民族回鹘，也根据汉语发音，草创了自己的拼音文字，而在书写文献的时候，汉文和回鹘文经常夹杂使用。为了吸收唐王朝的文化成果，回鹘人也曾大量收集唐代文献书籍，利用训读法进行翻译阅读。作者金文京就在书中举例说，比如儿童读物《千字文》，其中一句“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用回鹘语音来读，就是“yun tin u yu，lu ker vi o”，而这一句如果按照回鹘语语义来直接翻译，意思就是平实直白的“云升了，雨就下了；露水降了，霜就冻了 ”。

汉语训读法在当时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普及后，它们的文人或者外交官员再遇到中国同行，就可以在纸上书写汉语，来克服语言发音差异，进行实时交流。这种方法，被称为“笔谈”，在中日韩三国今天摄制的一些古装历史剧中，时常可见来自不同国家的宾主双方，进行笔谈的场面。

具体来说，笔谈的方法就是，交流双方对面而坐，各执笔墨，中间摊开一张纸，一方先写字句，完成后交给另一方，另一方阅读后，继续在纸上写下回应再交还。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双方都一言不发，但实际上已经在纸面上侃侃而谈。如果其中某人写下了什么隽语妙言，令对方赞叹，双方也会在阅读后相视而笑，表示心意相通。日本高僧圆仁，曾于公元839年来中国研习密宗佛教，他在归国后，写了一部游记，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其中有一段就记载说，圆仁刚到中国，跟扬州开元寺的僧人元昱，就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笔谈，圆仁向元昱请教的是唐代中国的风土人情，最后双方还互赠礼物表示感谢 。

当然，这种一言不发的笔谈，也导致，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初期，日韩等国的文人与官僚，精通的只是纸上汉语，口语水平不高。例如世纪初 ，有一位出身贵族的日本留学生橘逸势，跟随日本遣唐使团队，前来唐朝学习交流两年 ，当时前来中国学习，是日本贵族子弟在仕途上获得升迁的捷径。不过当时唐王朝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在语言发音方面，逐渐从日本人比较熟悉的我国江南沿海地区的发音，也就是“吴音”，转变为关中北方地区的发音，“汉音”，这样一来，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就明显增加了。

橘逸势，算是这一批遣唐使留学生中的后进差生，在中国待了两年，中文口语水平还是入门级，但是他的汉文书法，却写得有模有样，不仅被唐朝文人士大夫起了一个“橘秀才”的绰号，还因书法飘逸出众，与同时代的高僧空海，以及嵯峨天皇一起，被日本后世尊称为“三笔” ，也就是当时最为出众的三位书法大家。

和橘逸势同期在华的另一位日本贵族留学生善道真贞，在长安一口气苦学了十七年，据说成为研究《春秋》和《周礼》等儒家重要经典的大学问家，回到日本后担任了大学寮博士。大学寮，是当时平安时代日本朝廷效仿唐代建立的，面向贵族官僚子弟传授儒家经典的官方教育机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是留学了十七年的善道真贞，汉语口语水平也并不好，无法以纯汉语来给学生授课，只能用训读夹杂口语的办法解决。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训读和笔谈，来继续学习唐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制度法律和科技。

到了江户时代末期，也就是十八到十九世纪，日本人通过一千多年不断的汉文学习，精英阶级的汉语造诣，终于达到了跟中国士大夫差不多的水平，多数人已不必依靠训读，就能直接读懂汉语作品原文 。

但是，由于中国本土的汉语发音与语言习惯日新月异，而口语白话文逐渐流行，这让习惯于汉语文言的日本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笔谈这种交流模式，依旧长期存在。例如，1897年，孙中山抵达横滨，与日本民间志士宫崎滔天一见如故， 但宫崎滔天汉语口语水平不高，而孙中山当时的日语也不好，所以交流还是只能依靠笔谈。在一份记录中，孙中山曾问宫崎，沙俄正在虎视眈眈，试图占据中国东三省，万一得逞，则西方列强恐怕就会群起仿效，瓜分中国，情况危急，该如何是好呢？宫崎写下的回答是：“瓜分之机已兆，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 。”

好了，刚才我们顺着作者金文京的介绍，基本了解了从隋唐到近代，东亚各国如何利用汉字音形同体的特征，利用“训读”和“笔谈”这两种独创的方法，来学习汉语，并进行交流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汉语在被日韩等东亚国家接受后，如何与本地语言融合交汇，生长变化，滋养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为了具体说明，广泛普及的汉字，让东亚各国的文人艺术家不仅有了共同的创造载体，更让他们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共情。在书里，作者金文京特地一口气为我们列举了三首汉文诗歌：

第一首：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第二首：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第三首：楼头秋雨暗，楼下暮潮寒。泽国何萧索，愁人独倚栏。

读完了，作者金文京就向读者发问，这三首汉诗，都写得意境深远，行文优美，但是这里面，只有一首是中国人写的，大家能辨别得出吗？这道选择题的难度，显然是五星级的。实际上，第一首，叫《闲山岛夜吟》，是16世纪著名朝鲜抗日名将李舜臣的作品；第三首，叫《游子吟》，是19世纪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所作；而只有第二首《秋夕》，是出自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手笔 。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从南北朝末期到20世纪初，一千多年来，汉语在整个东亚世界不仅是通用的交流工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积淀、价值观，以及浩繁的人物典故，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植入了日韩越南等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意识。

例如，生在17至18世纪之交的朝鲜名臣李天辅，就写过一篇《武侯论》，评论三国时期蜀汉名臣诸葛亮 。这篇文章写得纵横流利，对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提出了自己的洞见，压根看不出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李天辅在文章里说了，春秋时代，越国之所以能消灭吴国，是因为勾践善于用人，有文种负责内政，范蠡负责练兵。同理，汉高祖刘邦能够消灭项羽，建立汉朝，也是内有萧何搞行政后勤，外有韩信率领大军作战；而蜀汉呢，人才凋零，只有一个诸葛亮，其他都是庸碌之才，搞得诸葛亮恨不得把自己一个掰成两个来用，搞内政的时候变成萧何文种，领兵作战的时候又要充当范蠡韩信，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说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蜀汉的复兴大业也难以成功 。

实际上，由于汉字成为东亚地区的通用语言，中国文化精神，变成了东亚地区精英的共同价值取向，比如朝鲜曾以地区“小中华”而自居，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也感觉自己的学说和处事原则，更接近真正的孔孟之道：这种价值观上的趋同，也让东亚地区的精英，萌发出一种跨越国别的共同体意识：例如，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1597年，朝鲜外交官李睟光，在北京遇到了越南使节冯克宽，两人一见如故，以汉语笔谈的形式聊了几天，临别之际，还以笔谈形式，作诗互赠。从现存文献记录来看，李睟光这几首可以说写得意境十足，不仅平仄、韵脚都很工整，内容里对中华文化中的各种典故，也是运用自如。在这里，我就随便给大家念其中的四句，大家来听一听：

万里来从瘴疠乡，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

这四句，可以被看作是李睟光对冯克宽的客气夸奖，大体可以翻译为：阁下克服了语言不通，路途遥远等重重障碍，从环境恶劣的远方来到中国，拜见明朝的天子，我实在是钦佩之至。阁下此行的重要意义，堪比古代遥远的越裳国前来朝拜西周；当时越裳国向周公奉上珍贵白雉鸟 的举动，依旧历历在目。我祝愿阁下此行能获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你的功绩，则如同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一样不朽。

同时，这些中国周边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利用汉语创作文学作品和各类文献的同时，也在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对汉语的字义、语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变成了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古代日本独有的诗歌体裁“和歌”。实际上，早期日本和歌的体裁，来源于中国的乐府诗，写作时也基本只用汉字创作，但是这些和歌，虽然是由汉字写成，但是语法和结构，却是严格遵照日文标准，如果我们中国人直接按照字面来读，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作者金文京举例说，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和歌作品集《万叶集》里，就有一首日本女贵族，额田女王写给自己前夫大海人皇子的汉文和歌 ：“茜草指，武良前野逝，标野行，野守者不见哉，君之袖布流。”

这首和歌，是额田女王在天皇举行皇家狩猎活动时写的。当时大海人皇子虽然和额田女王离了婚，但是感觉旧情未了，在打猎的时候，向女王挥手致意；但女王却很傲娇，没好气地写了这首和歌来调侃自己的前夫。如果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现代汉语，这首和歌的意思就是：来到这茜草茵茵的紫野猎场，你跟我这挥衣袖套近乎，猎场的守卫都看见了！收敛点吧！

当然，在普通民众与通俗文化方面，日本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演义》系列故事的流行。

元禄二年（1689年），《三国演义》被京都天龙寺的僧人义彻和月堂两兄弟编译成《通俗三国志》，正式登上日本文学舞台。可能是为了代表对中国文化的倾慕，这两兄弟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湖南文山”。1836年，以图文夹杂形式来讲述三国故事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出版，负责绘制插图的，是浮世绘名画家葛饰北斋的弟子葛饰戴斗；作品问世之后，在日本民众中迅速普及，受到追捧 。

《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日本迅速受到热捧，首先是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市民文化蓬勃兴旺，对英雄传奇、精怪鬼神、浪漫爱情等题材的文化作品需求极大，有限的日本本土故事传说已经被改编得差不多了，急需新鲜素材。生活在17到18世纪，曾经将《水浒传》翻译成日文的日本汉语研究家，小说家冈岛冠山曾这样解释《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流行：说《三国演义》，因为发生在一衣带水，同文之国的中国，再加上描写的是类似日本战国时代的东汉末年乱世，所以能够被日本人迅速接受。不仅如此，《三国演义》的故事，发生在一片面积数倍于日本的国土上，故事中豪杰并起，猛将如云，这是日本本土的英雄传说所望尘莫及的；而书中展现的如奇想天来一般的权谋术数，以及战争规模场面的壮雄辽阔，都让日本读者为之热血沸腾，拍案而起。

不仅如此，冈岛还模仿借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创作了汉语白话小说《太平记演义》。“太平记”故事的主角，日本南北朝时代忠于天皇的武将楠木正成，在当时的日本民众心中，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可以说是十分相似，互为镜像，都是符合传统道德，值得崇拜的忠臣典范。

好了，这本《汉文与东亚世界》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金文京用自己渊博的语言研究和历史学识，以汉语的传播和使用为切入点，为我们讲述了一部生动而有趣的东亚文化交流史。

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载体，直到今日，也是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其实，早在距今大约1700年前，随着中国逐渐向周边国家地区系统输出文化与技术，增强经济与政治交流，东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归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有四大共同元素：汉字、儒学、律令制国家体系，以及中国佛教。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汉字，由于自身可以实现音意分离的特性，从而降低了使用与学习难度，迅速成为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基本工具与载体。

当然，汉字与中国文化的输入，既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共同体，也让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在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开始萌芽；从而导致，一方面周边各国与民族，都渴望学习与吸收中国发达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政治独立与文化独特性。所以，东亚世界，或者说汉字文化圈，长期呈现出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繁荣，同时政治纷争不断的独特局面。

到了19世纪末，整个东亚世界也被西方列强逐渐纳入全球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东亚各国的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都在急切探索独立救国之道；其中一些人，比如梁启超和福泽谕吉，都曾认为，欧洲除了先进的科技与政治经济制度，就连它的表音字母式文字也更加便捷精确，容易学习记忆，优于汉字方块字，于是都在本国提倡文字改革运动，绵延了上千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由此受到极大冲击。 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发起了语言革新运动，例如韩国，曾经几次尝试彻底弃用汉字，但由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已久，许多汉字与汉字发音名词已经约定俗成，嵌入了韩国语言文化与习俗的底层逻辑，所以只能作罢。

在本书结尾，作者金文京自己也很坦率地承认，在全球化时代，曾经的东亚汉字共同体究竟该何去何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倾向。我个人感觉，金文京在本书中，不断呼吁新一代东亚人，应该好好回首往事，了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兴衰过往。这种潜台词中，依旧包括一种对于东亚各国再度形成文化与经济共同体，和谐共处，扶持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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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回首往事，了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兴衰过往。这种潜台词中，依旧包括一种对于东亚各国再度形成文化与经济共同体，和谐共处，扶持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

2. 东亚世界，或者汉字文化圈，长期呈现出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繁荣，同时政治纷争不断的独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