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高新原解读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高新原解读
关于作者
作者李开元，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史学大师田余庆先生。此后他去日本留学，又与日本史学大师西嶋定生结下渊源。有了两位史学大师的指点，让他有了坚实的学术功底。而他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他师法司马迁，力求打通文史哲。在李开元先生的代表作《秦谜》《秦崩》《楚亡》三部曲中，他大胆地借助文学手法，用推理和想象来构筑历史的空白。而这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则采用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他将这本书称为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书籍。
关于本书
西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通过白马之盟，垄断了丞相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把控了西汉中央政府50年之久。这个阶层的存在甚至可以对皇帝所在的宫廷产生政治压力。本书以军功受益阶层和皇权的博弈为线索，为我们梳理了西汉宫廷政治的构建过程。
核心内容
由于军功受益阶层的存在，西汉初年的皇权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军功受益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皇权才能确立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副标题叫“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这个副标题其实就代表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不过，听到“军功受益阶层”这个词，你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我举几个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你就了解了。萧何、曹参和周勃，这三个人都是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我们以往去看这些人物，都是把他们作为个体去研究，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全新视角。作者把西汉开国功臣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层来研究。
那么，为什么要将他们划分为一个阶层来进行研究呢？因为这个阶层在西汉初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以往的认识，可以说，当时的军功受益阶层已经完全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层。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组是西汉初年的人口和土地数据，一组是高祖刘邦时期的官员数据。
西汉开国时，跟随刘邦创业的功臣、军吏、士卒一共有60万人，这60万人一共被封赏了3亿亩耕地。西汉初年的总人口大约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而当时的全国总耕地面积不超过8亿亩。也就是说这60万的功臣士卒，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比值还不到4%，但是却被封赏了全国40%的耕地。我们再来看下政府官员数据。在高祖刘邦时期，有史料记载的三公九卿人数有24人，郡太守有 21人，这两类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其中三公九卿全部来自军功阶层，而在郡太守中有15人是军功阶层出身。
通过这两组数据就不难发现，军功受益阶层确实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层。不仅如此，这个阶层掌控政府的最高行政权长达50年，他们的存在甚至可以对皇帝所在的宫廷产生政治压力。
我们再多说一点。作者李开元先生在书中提到，军功受益阶层不止存在于西汉王朝，这个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普遍规律。比如建立东汉的是以南阳豪族为中心的功臣集团；建立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是以中原世族豪门为中心的功臣集团，还有最著名的建立隋唐帝国的关陇集团。由此可见，类似的军功受益阶层在各个朝代几乎都出现过，因此我们对西汉王朝军功受益阶层兴衰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各朝代的创立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实李开元先生的代表作，我们每天听本书曾经解读过，比如《秦谜》《秦崩》《楚亡》三部曲。在这三部曲中，他大胆地借助文学手法，用推理和想象来构筑历史的空白。而这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则采用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他将这本书称为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书籍。
这是什么意思呢？李开元先生早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学的层次模式理论，也就是将历史学划分为三个层次：基层史学以复原历史为目的；中层史学是探讨和解释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高层史学则是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比如要考证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这就是基层史学研究，如果研究这个事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中层史学研究，而如果要研究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高层史学的研究。这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就是李开元以军功受益阶层为核心，对这个理论中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研究的一次实践。
介绍完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概况，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下这本书。在本期音频中，我将以军功受益阶层在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朝的兴衰为线索，为你解读军功受益层对西汉中央政府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以及他们与皇权在这50年间的博弈过程。
首先要讲的是，军功受益阶层如何掌控西汉政府的最高行政权？其次，在诸吕之变中，军功受益阶层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说，汉文帝是如何削弱军功受益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汉景帝如何最终确立宫廷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我们先来讨论下第一个话题：军功受益阶层如何掌控西汉政府的最高行政权。
我们说军功受益阶层从西汉开国一直到景帝时期，政治影响力长达50年。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政治生命力呢？原因在于他们控制了丞相府。西汉的中央政治机构其实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宫廷，另一部分是以丞相为中心的丞相府。西汉刚刚建立时，皇帝所代表的宫廷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政治权利其实一直都是以丞相府为中心的，所以丞相的人选，也就成了汉朝政治的焦点。我们知道，西汉第一位丞相是萧何，他在西汉开国功臣中功绩排在第一位。萧何死后，接替他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曹参，而曹参之后一直到汉文帝末期的申屠嘉为止，这期间的10位丞相，有9人都是军功阶层出身。
那么军功阶层凭借什么能够一直垄断丞相的位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先要知道，西汉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想要成为丞相，必须先要受封列侯。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军功爵制，爵位共分二十等，最低一级的叫公士，最高一级叫列侯。而军功阶层之所以可以垄断丞相的位置，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先垄断了列侯的爵位。
那他们又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呢？公元前195年，刘邦身患重病，所以为了安排自己的后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巩固刘家对天下的统治，他安排了一次和群臣的歃血盟誓。他吩咐手下杀了一匹白马，然后让参加盟誓的人把马血涂在自己的嘴上，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规定：非刘姓宗族不能称王，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如果有违反盟誓的人，天下共同讨伐。
关于白马之盟的内容，我们以往都侧重于对第一句话的解读，也就是非刘姓宗族不能封王。在汉朝建立时，刘邦分封了9位非刘姓诸侯王，他们都是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的盟友和功臣。但是此后刘邦以各种名义将这些诸侯全都铲除掉了，同时分封了刘姓宗族成员为王。所以刘邦举行白马之盟自然是为了巩固刘姓天下的统治权，防止军功重臣擅自起兵称王。但是，刘邦在为刘姓宗族取得封王垄断权的同时，其实他自己也向军功阶层做了极大的让步。我们来看盟誓的第二句话：“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这里的有功之臣在当时自然指的就是军功受益阶层，也就是说，刘邦为了换取群臣对刘姓诸侯王的支持，他将受封列侯的特权交给了军功层。
如此一来，军功阶层就通过白马之盟垄断了列侯的爵位，又以列侯的身份垄断了丞相职位。正是“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一规则保证了军功受益阶层对西汉政府50年的支配权。
我们说，丞相府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权力中心，保证丞相一直由军功层的成员担任，也就关系到军功层的整体利益。但是刚才说汉初的10位丞相，有9人出身军功层，也就是说还有一位是非军功层成员。这个人叫吕产，其实吕产的正式官职是相国，相国在汉朝并不常设，级别比丞相还要高，但是因为与丞相职务相似，所以李开元先生在书中将两者归为同一类官职。
那么这位吕产是如何取得相国的位置？对于他的出现，军功层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在诸吕之变中，军功受益阶层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位相国吕产其实是吕后的侄子。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23岁就去世了，此后惠帝的母亲吕后就开始临朝称制。吕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强权太后，她主政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杀害刘姓诸侯王，并且大肆分封吕氏宗族成员为王。面对吕后的高压统治，刘姓宗室成员人人自危，所以在吕后死后，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马上就起兵讨伐吕氏。
而当时继承吕后权力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吕禄，吕后临终时任命吕禄为上将军，还有一位就是吕产，他被任命为相国。二人得到刘襄起兵的消息后，马上派出大将军灌婴率兵迎战。但是吕产和吕禄没有想到，灌婴竟然临阵倒戈与刘襄结成联盟。同时周勃、陈平等人也配合灌婴的军事行动在京城发动政变，结果在多方的协力配合下，吕氏宗族被一举剿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诸吕之变。
以往我们评价灌婴倒戈，以及周勃、陈平在京城发动政变的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他们对刘氏王朝的忠诚。如果从个人情感上来看，这确实是他们反对吕氏的重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灌婴、周勃、陈平他们都是出自军功受益阶层。李开元先生在本书中分析到，灌婴、周勃等人发动反对吕氏的政变，其实是吕氏代表的宫廷和军功层代表的丞相府，两者矛盾爆发的结果。
吕后主政时期，她将宫内与宫外严格分离，宫廷负责政令决策，丞相府只负责执行命令。不仅如此，吕后还把长安的两支主要军队全都握在手中，一支是南军，由吕禄统领，负责宫廷的守卫工作；另一支是北军，由吕产率领，负责整个京城的守卫工作。如此一来，京城的权力重心完全集中到了吕后所在的宫廷之中。
面对吕后的强权统治，京城的列侯功臣已经是人心惶惶。而吕后死后，吕产和吕禄则进一步压榨军功层的权利。首先是吕产出任相国。我们说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是军功层的最核心利益，可以说吕产已经触碰到了军功层的底线。而此后，吕产和吕禄凭借手中兵权，更是将军功层完全架空。《史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陈平身为丞相，却不能处理政务；周勃身为太尉，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却连军营都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军功受益阶层终于忍无可忍，密谋发动了政变。
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层和以刘襄为首的刘姓宗族，两股力量最终组成联盟，共同消灭了吕氏宗族，而吕产也成了西汉初年第一位被杀身亡的丞相级别的官员。
诸吕之变后，首要任务就是要重新选定皇帝。因为当时的后少帝刘弘是被吕后扶上皇位的，无论是军功层，还是刘氏宗族，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与吕后有关的人再继续留在皇帝位置上。那么新皇帝要由谁来选定呢？当时京城已经完全被军功层控制，因此对于新皇帝的人选自然是军功层最有发言权。
当时在刘邦的后人中，呼声最高的当属齐王刘襄，他是第一个起兵讨伐吕氏的人，功劳最大。然而军功层并不希望像刘襄这样强势的人成为皇帝，他们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夺回的权力再一次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的皇帝是当时看来最默默无闻的人，也就是代王刘恒。这个代王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不过这些列侯功臣没有想到，他们选定的这位弱势皇帝，其实有着比刘襄和吕后还要高明的政治手腕。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话题：汉文帝如何削弱军功受益阶层的政治影响力？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离开代国来到京城，而以周勃为首的文武百官则前往城外迎接文帝驾到。这第一次的会面对两方都无比重要，对于汉文帝而言，他必须要在这些元老功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否则日后一定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对于军功层而言，他们必须要在汉文帝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且确保在新皇帝登基后，自己的权益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当汉文帝一行人到达后，军功层的代表周勃率先出招，他走上前去要求和汉文帝私下交谈。史书上并没有写周勃想要说什么，不过周勃当时能够在百官面前提出和皇帝私下交谈的要求，这就已经足够显示出他地位的与众不同。那么汉文帝一方是如何回应的呢？当时汉文帝的近臣宋昌说了一句经典名言，原话是“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要说公事，那就请公开说，如果要说私事，那么在君王面前没有私事可说。这句话一出，可以说是给了周勃和他身后的功臣元老们当头一棒。
要知道，当时军功层控制着京城，他们掌握了皇帝的废立大权，甚至连汉文帝自己都是被军功层拥立的，那么在京城毫无根基的汉文帝为什么一开始就敢于挑战军功层的权威呢？因为汉文帝不是一个人来的，他从代国带来了自己的官僚队伍。
代国在西汉初年是一个大国，疆域横跨现在的山西、河北和内蒙古三个省区。汉文帝在成为皇帝之前，在代国足足经营了15年。在这15年间，他培养出了一整套官僚队伍。这次汉文帝进京，就有6位心腹近臣陪在身边，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宋昌。凭借这些政治资本，汉文帝继位后，马上就着手构建自己的宫廷班底。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掌握了京城的南北两军；任命另一位近臣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帝的贴身警卫工作；其他4人也全都被任命为九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高官。这样一来，一个以代国近臣为中心的宫廷机构就初具规模了。
有了宫廷作为依托，汉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彻底削弱军功层的政治影响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人就是贾谊。公元前178年，贾谊为汉文帝提出了一条关键性的政策，叫作“列侯之国”。
当时的列侯都有自己的封地，比如说周勃被封为绛候，那么他的封地就在绛县，绛县的税收也就归他所有。列侯之国就是说让没有在朝廷任职的列侯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我们知道，在诸吕之乱中，吕禄和吕产已经完全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甚至当时周勃连军营都进不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功层照样可以成功发动政变，可见只要这些功臣列侯留在京城，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可估量。也只有让他们都远离，才能够消除他们对宫廷的政治压力。
这条政策一出，军功层的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让他们离开京城，那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力，所以列侯们坚决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当时汉文帝与列侯功臣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两方僵持不下。于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在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再一次下诏敦促列侯离开京城。但在发布这第二道诏书的同时，汉文帝还对三个人的职务做了调整。
首先是贾谊，他被调离了京城，派到长沙国去任国相。接着是当时已经是丞相的周勃，汉文帝罢免了他的相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最后是灌婴，他接替周勃成为了新任丞相。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这几次职务调动的关联，但是李开元先生认为他们同时发生在这个关键节点，应该并非偶然。汉文帝将贾谊调离中央，自然是为了缓和与功臣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汉文帝免去周勃的相位，则是为了让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起表率作用，带头执行列侯之国的政策。最后，汉文帝任命出身军功层的灌婴为新任丞相，这就保证他没有触及军功受益阶层的底线，也就是“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一规则并没有被破坏。
在汉文帝软硬兼施的举措下，列侯之国终于得到实施，在京城没有官职的功臣列侯在周勃之后也纷纷离开京城。而远离京城的军功层在政治上也就很难再有大的作为。我们看周勃在京城权倾一时，何等威风，结果回到封地后就被人告发谋反锒铛入狱。虽然他后来被证明无罪，但他在监狱中却遭受狱吏的凌辱，狱吏其实就是管理刑狱的官吏，所以他出狱后还发感慨，说自己竟然不知道狱吏的尊贵。由此可见，回到封地后的列侯功臣们，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政治能量，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与皇权抗衡。
汉文帝时期，军功受益阶层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是被大大削弱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汉文帝还是不敢触碰军功层的核心权益，丞相的位置还牢牢握在功臣列侯手中，甚至这一特权还被传递给了他们的下一代。文帝死后，汉景帝任命的前三位丞相分别是陶青、周亚夫和刘舍，这三个人全都是开国功臣的儿子，也就第二代军功层。那么军功受益阶层对丞相的垄断权还会持续多久，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话题：汉景帝如何最终确立宫廷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我们说第二代军功层依然占据着丞相的位置，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因为在汉景帝时期，有两种新兴的官吏集团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开始占据西汉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两种官吏就是法吏和军吏。
法吏是指通晓法律的官吏。我们知道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是一个法度严密的国家。执法的官吏，在国家的日常运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汉文帝时期，随着军功层势力被削弱，法吏也就有了被提拔的机会。从数据上就能看出这点：吕后时期，三公九卿和郡太守级别的官员中，法吏出身的官员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而到了文帝时期，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21%，到了景帝时期进一步增长到了23%。文帝时期负责周勃谋反案的主审名叫吴公，他就是法吏集团的代表。
我们再来看军吏，军吏是指在汉朝建立后，通过军功一步步升迁上来的官吏。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有了战争，自然也就给了很多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军吏集团就被大规模的重用了。当时，他们已经占据了三公九卿和郡太守19%的席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卫绾，他后来成了第一位非军功层出身的正式丞相。
通过上面两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汉景帝时期，法吏集团和军吏集团加在一起已经占据了政府高级官僚41%的名额。那么军功受益阶层在当时还占有多少席位呢？答案是30%。这样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景帝时期的军功受益阶层已经开始丧失了对政府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对军功层发起了最后攻势。
汉景帝做了什么呢？他撕毁了“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两条协定，也就是突破了军功层最后的底线。公元前148年前后，汉景帝提议要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在当时，非军功受益阶层的人想要成为列侯并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让所有人信服的功绩。可是王信没有任何功绩，仅仅凭借外戚身份就跻身列侯行列，这自然遭到军功层的抵制。当时的丞相周亚夫就以白马之盟为理由坚决反对汉景帝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只能先暂时收回决定，等待下一个时机。
公元前147年，匈奴王徐卢投降汉朝，汉景帝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提议要封徐卢为列侯。这次当然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但这已经不是汉景帝的私事，而是涉及到汉朝对匈奴的邦交问题，汉朝要借助徐卢封侯来彰显对匈奴的友好和包容。因此，汉景帝力排众议成功地将徐卢封侯，而他的这次成功也意味着非功臣不能封侯这一原则从此失效。
封侯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丞相的问题。在汉景帝封徐卢为列侯的同时，周亚夫面对汉景帝的步步紧逼辞去了丞相一职。三年后，周亚夫就被人举报谋反。当时主审周亚夫的是主管全国最高司法权的廷尉，也就是法吏官员的代表。廷尉为周亚夫定罪时的说辞是，即使他活着不谋反，那么死后也会在阴间谋反，周亚夫只能含冤绝食自尽。不难看出，汉景帝当时是下定决心要将周亚夫除掉。周亚夫死后，军功受益阶层中已经再没有人能够对皇权产生压力。公元前143年，也就是周亚夫死的当年，非军功层出身的卫绾出任丞相。
至此，丞相府也由汉景帝全权掌握，军功受益阶层的所有特权全部都被废除，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以上就是为你解读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总结一下。
军功受益阶层在西汉开国时，凭借着国家的优待政策，几乎垄断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此后，“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两条原则又保证了军功受益阶层对西汉政府50年的支配权。
在这50年间，宫廷与军功层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利上的博弈。西汉的宫廷政治在吕后时期开始成型，但是因为对军功层权利的过分压榨，最终导致军功层发动政变。
到了汉文帝时期，文帝通过列侯之国等政策削弱了军功层的影响力，但最终没有触碰到军功层的底线，丞相的位置还牢牢地握在军功层手中。
再推进到汉景帝时期，由于法吏与军吏的兴起，军功受益阶层开始丧失对中央政府的支配地位。而非军功受益阶层出身的卫绾担任丞相，也就标志着丞相府最终被皇帝掌控，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撰稿：高新原 脑图：刘艳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