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王国》 裴鹏程解读
《汉字王国》| 裴鹏程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汉字王国》。
讲汉字的书现在非常多，这些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文字学角度，比如星空的“星”这个字，怎么被古人造出来的，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最初是什么含义，甲骨文、篆书、草书、楷书有什么变化，牵连着什么典故。还有一类书是从历史文化角度，介绍汉字多么独特，它承载着多么厚重的文化，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珍惜它。无论是读第一类书，还是第二类书，作为中国人，我们总会带着某种情感，可能是对古人造字智慧的惊叹，可能是对古老财富保存至今的欣喜，也可能是生活在现代仍然使用表意文字的“人无我有”的自豪。
不过，这么理解汉字，就像隔着展柜玻璃看文物，我们只能远望它，感受它的厚重，感动于它的古老，不能磕着碰着，甚至评论它都要小心翼翼。这会让汉字显得脆弱、狭隘，而汉字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除了精妙有趣的文字学视角、悠远浑厚的文化史视角，认识汉字还有一个角度，这就是关注汉字在最近一百多年间的变革历程。《汉字王国》这本书讲的正是这一点，它有个副标题叫“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作者是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石静远。石静远教授钻研的领域是中国文学与科技史，所以在这本书里，她会带我们用科技史、社会学的思维来感受汉字的生命力。你会发现，汉字不只有温润厚重的一面，它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在国际社会中展现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要特别讲最近一百多年的汉字呢？汉字太古老、太特别了，导致它从19世纪开始，遇到一个残酷挑战。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飞速提高，这些智慧成果主要用欧美的字母文字记录。而它们与汉字太不一样了。即使到了几十年前，西方不少领域的专家仍有个共同的疑惑：读写方块字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和西方人的思考方式相同呢？本书提到一位研究网络和数字时代的理论家认为：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使用字母，字母是一种概念性技术，构成了西方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基础。还有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直白地说：“字母思维”是西方一切成就的来源。
不只外国人，一百年前的很多中国学者，也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顽疾。当时的中国始终处于落后挨打状态，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似乎与中国无关，列强之间沟通谈判用的是字母文字，记录最新技术的手册用的是字母文字，传播信息的报纸、电报也是以字母为基础，整个现代世界都建立在字母之上。他们不由得发问：在这样的世界中，汉字还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吗？鲁迅先生十分忧虑，他甚至在《关于新文字》这篇文章中说了句比较激烈的话：“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藏在里面。”当时不少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放弃这个古老而陈旧的符号了。
然而，现实情况是，汉字不仅没被淘汰，相反在今天依然迸发着强劲生命力。目前，中国有超10亿互联网用户。他们浏览中文网站，使用中文输入法，在社交媒体上交换中文信息，在中文网站上买卖商品。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比美国多3倍，累积的汉字数据也要比美国的字母文字数据更多。用作者石静远教授的话说：“中国互联网生态领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守护队伍，每一个用户都是志愿者和参与者。在汉字的驱动下，中国正在建造一道可与砖泥建造的古长城相比拟的数字新长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厮杀中，古老的汉字不仅没有拖累中华文明，反而成为其发展的推力。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绝不只是发明了汉字输入法，凭借人口优势积累汉字数据就够了。《汉字王国》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离不开一代代先贤的努力。就像英国著名杂志《旁观者》评论《汉字王国》：“这本书，讲述了那些通过字典、图书馆和印刷机创造现代中国的人。”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者，回到一百年前，看看汉字一路走来所遭遇的那些重大挑战。
汉字要现代化，首要要解决读音的统一问题，也就是怎么样让使用汉字的人能听懂彼此。汉字的读法十里不同音，中国人内部交流都存在障碍，就谈不上与世界接轨了。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普通话”是汉字的规范读法，但这个方案最初的诞生异常艰难。因为，一百年前的不少人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给汉字确定标准读音，而是打算直接抛弃汉字。
我们今天觉得抛弃汉字过于极端，但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来说，是统一汉字读音，还是直接用能拼读的字母替换掉汉字，这是个关于成本和收益的简单问题。
理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汉字系统跟字母系统逻辑不一样，字母天然是表音的，即使是不同语言，同一个字母的发音也只是稍有区别。而汉字表意，它的首要功能不是拼读。你可能说有的汉字带着声旁部首，但这些字只占一部分，而且认字如果只认半边，常常认错。既然工业革命以来强大的西方都用字母文字，如果把汉字替换成字母文字，学生只需要学一套语言符号就够了，负担小；如果给汉字统一读音，学生不仅要记忆拼读符号，回头还得再学一遍汉字，这是两倍负担。即使费尽力气学会了汉字，它笔画复杂，书写效率低，到头来还是不划算。
两种方案摆在面前，今天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因为汉字本身就是财富，我们宁愿麻烦点，也不能数典忘祖。但没有身处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可能无法感受到一百多年前的人，有多么急切和绝望。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中国人全面感受到了列强的压迫。人们眼睁睁看着，世界清晰地不断分化成两个集团，一边是赢家，一边是输家。赢的一方是欧美，他们都用简洁的拉丁字母；输的一方是亚洲、非洲地区，这里还在使用各式各样的本土符号。汉字原本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被日本、朝鲜、越南借用模仿，而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迫不及待地甩掉它。
汉字在当时迅速落伍还有个例子。哲学家黑格尔影响力很大，他做研究的特点是无所不包，把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制度、历史都系统融入哲学思考中。但这位大哲学家却特地把有上千年历史的汉字排除在研究之外。理由是：“那种书写语言的性质，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可以想到，忧虑的中国人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
当然，只是因为焦虑和急切，人们也不至于想直接抛弃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真实情况是，汉字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这就是怎么用古老的汉字表达现代含义。
清朝打了败仗后，被频繁拉到谈判桌上。但谈判桌上西方人口中的“权利”“主权”“义务”这些现代词汇，清朝官员理解不了，因为当时的汉字中没有能够准确对应的词语。翻开《北京条约》《辛丑条约》，我们的直观感受是清朝官员被按在地上摩擦，毫无还手之力，因此索性摆烂。回到当时，有个直接的技术原因是，双方沟通有巨大障碍。语言是要传递信息的，而古老而封闭的汉字没有存储现代社会需要的含义。结果，谈判桌上汉字起不到准确、快速传递信息的作用，它失职了。
举个例子，《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朝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主要的不平等条约。英国人拿到了赔款，又得了香港，还打开了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比较满意。按照当时西方的国际规则，两国签订条约后，必须遵照执行，该赔款的赔款，该撤军的撤军。
而清政府还是按照传统思维来看这个事，他们把刚刚签订的现代“条约”，理解成过去的暂时停战协议。古人讲兵不厌诈，清朝官员认为，“条约”不就是缓兵之计，如果我不趁着签约后的空当先动手，将来英国人也会撕毁条约，得寸进尺找麻烦的。当时就有个大臣写了一篇《十可虑》，就是有十件必须值得忧虑的事，实际上基本都是臆想，比如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国对天津有兴趣，可是在《南京条约》里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居然没有天津，那英国人一定有大阴谋。
看了奏章，道光皇帝觉得有道理，下令要跟英国人重新谈判，但清朝这边还是不懂现代谈判的门道，结果是又签了一个补充条约《虎门条约》。这下可好，《虎门条约》给清朝带来了真正的伤害，例如其中有一条是给了英国人治外法权，也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犯事，用英国法律处理。这是个典型的丧权辱国约定，清政府却没有主权意识，只想着，你们英国人犯了罪，为什么来烦我呢，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好了。你看，清朝官员只想着离英国人远一点，结果把独立的司法权拱手让人。
当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一直在冷眼旁观鸦片战争，他说，这场战争不是关于成箱的鸦片和不公平的贸易，而是围绕着言辞及其含义爆发的。
作者提到，这样的背景似乎印证了一个事实，汉语书写系统真的会导致中国与世界脱轨，中国要想揭开西方财富和力量的秘密，与西方公平竞争，语言是重中之重。
站在后来人角度，我们很庆幸，汉字没有被抛弃。那前面说的那些挑战，是怎么克服的呢？
改变这种局面的第一位关键人物，叫作王照。
他参加过当年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逃避追捕，王照逃到日本。虽然变法失败了，但是变法图强的意识已经在王照心中扎根。风波过去后，王照回国，他打算再掀起一轮变革，这次变革的重点没有戊戌变法那么惊心动魄，但它的影响同样深远。
王照回国的时候，怀里揣了一本叫“官话合声字母”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正是救国之法的种子。王照想利用汉语来达成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实现语言统一。他的观点是，汉字毕竟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能量是无穷的，一些人认为汉字阻碍了发展，其实是因为汉字需要在新时代用新方法来开发。王照打算保留汉字，同时给汉字打造注音系统，希望帮助中国人跨越地域方言，甚至跨越国界，实现沟通。
具体怎么做呢？王照打算以北京一带的官话为标准语音，进行它的发音，然后确立一套符号系统，给汉字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发音标准。
其实，关于注音这个事情，古人已经用过一千多年，你可能听说过，是一种叫作“反切注音”的识字方法。
比照现在的汉语拼音，每个汉字的读音都由声母和韵母组成。反切法是，古人用两个比较常用、常见的字切开后，将一个字的声母，加到另一个字的韵母上合并发音。比如，“东”这个字，就是“德”字的声母和“红”字的韵母的结合。
听起来还不错，但这种反切注音系统，已经远远过时了。因为汉字的发音一直在变，一千年前，两个汉字拼在一起是一个音，一千年后，这两个汉字的发音变了，它们拼在一起就是别的音了，这不是给识字的学生添乱嘛。而且，不同地区的人发音还不一样，反切出来的音更是五花八门。还有，使用反切法的前提是，你要先认全那些注音常用字，就像你不认识汉语拼音，就没法拼读生字，但注音常用字可要比汉语拼音难写得多，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小的记忆负担。
王照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找过很多办法，但都不怎么好用。直到一次，他看到了满文，灵感来了。满族人使用的满文就是一种拼音文字，今天我们在故宫各大宫殿的匾额上，都能看到汉文名称旁边的满文拼音。而拼音文字的发音是固定的。于是，王照自创了一套符号系统，来记录当时中国北方流行的口语。
经过几轮迭代，王照的官话字母系统在1903年诞生了。他的官话字母有50个声母和12个韵母，总共62个音标。咱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共63个，总数上已经很接近了。只不过，王照的这62个音标，12个韵母直接来自满文的12种字母和音节；50个声母，借用了日文的假名，日文假名是8世纪日本人把汉字作为素材，创造的拼音文字。
虽然王照的这套拼音系统，杂糅了满文、日文，还没有自成体系，但已经基本上能把北方流行的口语发音全都记录下来了，每个汉字都有了一个确定而统一的读音。因为这套官话字母太好用了，所以很快就被清朝官方承认了。
但没过几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落幕了。中华民国成立后，对于汉语和汉字，大家有两条共识：第一，中华民国和清王朝不一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新国家需要有自己的国家标准语。第二，国家标准语基于民族文化，汉字是重要的民族文化，所以不可以再公开发表废除汉字的言论。
只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很多是南方人，那国家的标准语，到底是该采取王照所提议的，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语言系统，还是以南方方言为代表的方案呢？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来制定国音。读音统一会从全国各省召集了80位专家，王照也是专家之一。现在，他们要共同努力，将汉语从书本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什么样的日常用语最好呢？每个代表都觉得，自己的方言最好。广东代表想用粤语，当时广东与世界接触最紧密；四川代表力推四川话，因为四川话的音素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好学又好听。
你可能没想到，当时读音统一会从全国各地收集到了6500个样本。各方代表好一番争论。最终，大家采取每个省份一票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在王照等北方代表的努力下，北京官话以微弱优势胜出。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开过一次这样的会，讨论普通话的方言基础到底用哪个？结果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以52票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是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的西南话，得票51票，只比第一名少一票。如果这一票调过来，现在全国讲的就是成都口音的普通话。
如今，我们所讲的普通话，仍然是以王照当初推动的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虽然他发明的注音系统，后来慢慢被更科学、更便捷的方案迭代了，但我们依然要记得王照先生的贡献。正是王照的创举，使一百年前的中国汉字首先在发音上开始统一了，国内各地语言交流更顺畅了。
推广官话后，汉语原则上实现了全国口语的统一。这只是迈出了汉字变革的第一步，接下来，汉字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因为一种文字，除了发音，还有书写。
前面讲到，一些学者主张废除汉字，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汉字笔画烦琐，书写效率低。如果保留汉字，所有的学习者都需要记忆两套符号系统，一套是拼音，一套是汉字，时间都花在认字上了，这还怎么追欧赶美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人口有90%以上不识字，而且他们只会讲地方方言。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阻碍。我们需要更多人掌握阅读、书写的能力，然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最后实现技术、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
怎么克服这个难题呢？
新中国政府召集了12位专家，来负责汉语改革的规划、测试和推广。专家们讨论决定，咱们双管齐下：一方面，依据西方的字母，创设汉语拼音，因为不少人是认识abc的，所以这样的汉语拼音学起来要快，而且也方便外国人快速学习，这说的是读音；另一方面是书写，减少汉字的笔画数目，降低读写汉字的门槛。
需要说明，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字体简化已经流行了好几百年。咱们目前用的简体字中，有大约80%在20世纪中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80%的古老简体字中，还有大约30%在公元3世纪之前就在用了，比如时间的“时”、东西的“东”、学习的“学”、音乐的“乐”等等，这些简体字，在汉代就有人写了。
这些简体字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两个来源，过去的街头小贩和艺人为了做生意方便，写字的时候也会偷工减料。我们今天可以在博物馆收藏的账本、票据、药方和演员的戏本里看到这些简体字。还有一个来源是，古代草书书法作品。草书讲究一气呵成，运笔如飞，连笔成字，创造了不少漂亮的简体字，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简体字都可以在汉代草书中看到。当然除此以外，也有一些简体字源于道教中的画符。总之，绝大部分简体字，并不是某几位专家关起门来刻意发明的，而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考验，这些简体字无论是视觉审美上、传情达意上，还是大众接受度上，都有一定保证。
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其实第一个官方推动的具体汉字简化建议，早在1920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就提出了。1910到1920年间，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就在呼吁简化汉字，方便国民学习。民国政府也积极响应，组织专家系统收集、筛选、调查和推理简体字。
但仔细梳理汉语词汇，寻找以前用过的、对现在可能有价值的简体字，这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而且，印刷新的简体字需要重新制造排字版，耗资巨大。20世纪20年代，那是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最激烈的时代，汉字简化的事情就被搁置了。
直到1935年，政局稍稍稳定，专家们才向当时的教育部提出了324个简化汉字的正式提议。眼看着简化字推行就剩临门一脚了，这个时候却遭遇了强势反对。反对简化字的，主要是国民党高官，他们都是写繁体字长大的，都接受过不错的传统教育，颇有点自命不凡，哪怕减一笔，也坚决不同意。当时，甚至有一位国民党元老故意双膝下跪，给蒋介石难堪，要他放过汉字。面对重重障碍，汉字简化计划，只能遗憾作罢了。
不过，汉字简化的大旗被山区里的共产党人扛起来了。抗日战争末期，共产党发行的报纸上就使用了简体字。到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在使用简体字了。政府趁热打铁，在1952年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方案，推广简体汉字。
专家们研究了两年多，在1955年1月，正式推出798个简体字，这个数量要比1935年推出的简体汉字多了一倍。教育部开始向全国各地的文化组织和教育机构，分发《汉字简化方案》。
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推行简化汉字，为了确保推行的科学有效，教育部也在广泛征求反馈，当时收到了5000多封来信，20多万人的意见。
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的书写习惯是很难的，你的身边或许也有年长的人，会习惯使用个别繁体字。当时很多人也没有立刻接受和使用简体字。但在所有的出版物、印刷品上都开始使用简体字，耳濡目染下，成果很显著。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文盲率不断下降。1955年，国家开始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到了1982年，全国15岁以上公民的识字率升至65.5%，2018年更是达到了96.8%。
简体字的成功，也扩展到了国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简体字被承认是中国的文字系统。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大批华侨，这两个国家也先后采用了简体字。
统一发音、简化字形，汉字传达的信息更准确，效率也更高了。不过，汉字的现代化很快又遇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开头我们提到，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的智力成果都是用字母文字书写的，甚至计算机发明后，记录文字用的键盘也是根据字母文字设计的。在发音上、字形上，汉字可以坚持自我，开辟一条特别的道路。当信息化时代到来，特立独行的汉字系统怎么才能和字母文字接轨，实现互动交流呢？
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看看，汉字怎么应对计算机和数字时代的挑战。
我们重点介绍一位科学家的贡献，他叫支秉彝。
1940年，29岁的支秉彝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他本来获得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但还是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两所大学教过书，还参与过中国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
1968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支秉彝注意到了写在墙面上的大字。我们见过很多印在墙面上的宣传语，因为是手写的，所以涂抹油漆的时候，没法做到完全均匀。当时，支秉彝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比我们想得更深，他意识到，每个字实质上，都是同一批抽象的点与线的结合。墨色重的地方，点更稠密，墨色淡的地方，点稀疏一些，没有笔画的地方，没有点。
于是，支秉彝产生了一个念头：怎么才能把我们手写的字，变成可输入计算机的代码语言呢？
这不是支秉彝天马行空生发的个人兴趣，而是当时国家正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中国开始研制能够大规模计算、能筛选海量信息、能协调复杂操作的机器，有了这些机器，我们就可以计算控制飞机航线、确定军事目标的地理位置、跟踪农业和工业产出。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先把数据投喂给计算机。计算机只认识0和1的二进制代码，而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记录、文件和报告，都是中文。目标很清晰，为了进入计算机时代，汉字必须转化为二进制代码。
但汉字太复杂了，数量庞大，常用汉字有上千个，而且汉字有各种各样的笔画。除了笔画，汉字的读音也要考虑到，就像外国人学汉字，对声调以及多音字十分恐惧一样，这些问题也都给汉字的数字化带来了重重挑战。
而且这一次，小范围内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需要有一种系统的新方法，把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听得懂的语言。这套方法，要好记、好用，我们能都快速学会，能用键盘输入计算机。除了考虑使用者的感受，也要站在机器的角度考虑。汉字那么多，我们要想办法让机器储存海量信息来辨识各种各样的汉字，同时我们要设计出良好的文字检索功能，能一丝不差地把存储的信息转化为肉眼可见的汉字字符，展示在纸面或屏幕上。
当时，支秉彝已经想到了这一连串的环节，他从最基础的第一步做起，把中文输入机器。他的手头一度没有可用的纸，只有一个茶杯，于是他就把杯盖当纸用，在杯盖上写写画画，写满了就擦掉。实验进展全靠脑子记。
支秉彝的思路基于两条线索，一是表示汉字发音的拼音字母，二是汉字本身的字形；并尽可能让编码系统具有逻辑性。他想为每个汉字制定一个方便记忆，又独一无二的字母代码。
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汉字编码，仓库就是他的书房，里面存放着捡来的各种外国杂志和报纸。经过对比国内外各种方案，支秉彝想到个不错的办法，每个汉字都是由各种偏旁组成的。顺便说一个文字小知识，最初“偏旁”这个词只能描述左右结构的字，古代人把这个字的左半部分称为“偏”，右半部分称为“旁”，不过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这么讲究了，汉字各部位的部件都叫偏旁。
接着说支秉彝的方案，给每个汉字一个独特的代码，汉字有几千个，要想不乱，需要排个序，怎么排呢？可以根据汉字每个偏旁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来排序。比如请你想一下道路的“路”这个字的样子，方便的话，也可以动手写一下。“路”有四个偏旁，从左向右、从上到下依次是，第一个是口（kou）、第二个是止（zhi）、第三个是攵（pu），咱们也把它叫作“反文旁”，最后还有一个口（kou）。把“路”这个字四个偏旁的首字母拿出来就是“KZPK”，那么“KZPK”就是“路”的代码。再比如“吴”，“口天吴”这个字，它有两个偏旁，依次是为口（kou）和天（tian），那“吴”这个字的代码就是“KT”。
你看，这套方法逻辑很清晰，我为你简单介绍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办法应付大多数汉字了。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可拆解为2—4个偏旁，汉字偏旁的总数，有统计，是300—400个。这就意味着，每个汉字都有个字母身份证号，最少的2位，最多的4位。哪怕有上万个汉字，我们也能像庖丁解牛一样，用普通的英文键盘把汉字输入电脑。
而且，这个方案也巧妙地绕过了方言和同音字的问题。因为代码只取第一个字母，而不是字的完整发音，再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推广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工作，大多数的口音差别，都不是问题了。
今天，我们已经对各种高效的输入法习以为常，如果正本清源，正是支秉彝的发明，引发了汉字编码研究的高潮。他给了后人启发和思路，之后的时间里，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涌现出大量的代码输入法，包括我们熟悉的五笔输入、拼音输入等等。
好了，这本《汉字王国》就先为你介绍到这里。
从统一读音，实现全民族的无障碍沟通；到简化字形，让更多的普通人简单高效地读书写字；再到数字化转型，拥抱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时代。今天我们了解了一百多年来，汉字作为古老文明的符号系统，如何突破一个个典型困境，实现了自身的变革与创新，在现代社会仍然迸发出强劲的活力。其实，汉字现代化变革还在继续。就像我们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仍然在孜孜不倦地优化我们的输入手段。
如今，学习汉语，现代人可以借助拼音工具，不用像古代的学生一样，每学一个生字，都要被先生耳提面命。我们在打字交流的时候，输入软件可以预测你想写的内容，屏幕上会跳出一行完整的文字。除了文字，我们还能直接发语音、表情包和动图，来完成交流。从纽约发出的中文信息，可以毫无阻碍地立即显示在上海、伦敦或者首尔的电子屏幕上。我们已经对这种顺畅无碍、立竿见影的全球通信状态习以为常了。世界对于汉语的使用、学习、传播和研究也日益广泛。用作者的话说，“中文达到了任何一种文字所希望达到的“永生”状态”。但要记得，从确定国家语言，到设计出高效的汉字数字编码，这是中国人接力式奋斗了一个多世纪才收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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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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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一读音、到简化字形、再到数字化转型，古老的汉字系统完成了现代化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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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生态领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守护队伍，每一个用户都是志愿者和参与者。他们正在用汉字建造一道可与砖泥建造的古长城相比拟的数字新长城。